周枫: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7 次 更新时间:2008-07-01 15: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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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摘要:施特劳斯的核心问题是虚无主义,其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就在于认定它们导致了虚无主义。而他之所以批判恰恰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也在于认定施米特思想的基础仍然是虚无主义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才能够理解施特劳斯所表达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然发生于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这一话语的义涵。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却是不正确的,自由主义并非虚无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与施特劳斯的道德基础不同而已。

  关键词:自由主义、虚无主义、中立、决断、绝对主义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的今天却声名大噪。他对美国思想界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尤其是,作为学院派的施特劳斯思想起初只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可是到80年代,它与政治上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迅速结合,从思想运动走向政治运动,并最终从边缘走向中心。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施特劳斯的思想已经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随着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意识形态,施特劳斯主义从90年代末以来甚至成了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

  以施特劳斯主义为理念形态的新保守主义为什么会异军突起,迅速占领意识形态高地?施特劳斯提出了什么问题使其广播影响?综观施特劳斯的学术生涯,我们发现,早在他30年代初出离德国之前,他在发表的论著中表达的观点就已经奠定了他后来全部思想的基调。尤其是他于1932年发表的针对施米特而写的《〈政治的概念〉评注》所表达的立场,为我们追踪其思想轨迹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线索。在这篇评注中,他对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提出了批评,但不是为了辩护自由主义,而是要超越自由主义。他后来的所有思想都是以此为目的,正因此,他迎合了当代北美的正在与自由主义作斗争的新保守主义。随着80年代里根的上台,自由主义成为倍受批评的对象,自由主义的实践暴露了诸多问题。

  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对恰恰是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不满?在什么意义上他指出了后来一再重复的一个观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包括卢梭、尼采、海德格尔及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并没有超越自由主义,或仍然局限于自由主义?

    

  一、施特劳斯为什么批评现代性和自由主义

  

  施特劳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不是从中世纪或基督教这个一般保守主义所维护的传统出发,而是从西方古典传统的视野来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性和自由主义。1在他看来,现代人的全面胜利导向了“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性的正当性究竟何在,现代性究竟把西方文明引向何处,是一个必须予以澄清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对现代性的批判几乎伴随现代性本身而来,但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继承人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现代性,因此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2因此,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必须具有一个不同于现代性的基地,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首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3这个超越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基地或视野在他看来就是西方古典思想。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盛行。所谓虚无主义,实质上就是自由主义所经常强调的价值中立,在公共生活中对道德或价值不作判断,不去追问关于“何为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

  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4

  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尔斯与施特劳斯一样,看到了现代人与古代人生活方式的断裂,只不过他不认为这是虚无主义,而认为是道德价值重心的转换:从“善”转向“正当”。他这样写道:

  古代人探讨着达到真正幸福或至善的最合理的途径,他们探讨着合乎德性的行为、作为美德之品格的诸方面······。现代人首先问的问题是,他们视什么为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关于理性的这些规定导致了权利、职责和责任。只是在此之后,他们的注意力才转向这些规定允许我们去追求和诊视的善。5

  可是,现代人道德重心转换的原因恰恰是现代性的起点,这就是价值(确切地说是善价值)之绝对性的丧失,生活之终极意义的失落。现代生活的虚无主义也就是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意义丧失”或 “除魅”,其根源是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对世界和人生终极意义的瓦解。在韦伯看来,在除魅了的现代世界,价值成为个人的选择问题,而与客观性没有关系。韦伯此论源于休谟关于“是”和“应该”或事实和价值的区分。这一区分认为,价值并不蕴含于事实中,不能从事实中推出来,因此,关于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理性所能触及的。其含义是,价值之间的歧见、冲突不可能被理性地解决,对于价值和意义问题我们无法获得答案,我们或者把这个问题交给个人自主,或者交给历史和民族。

  现代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的,相信理性的权力;这样的文化一旦不相信理性有能力赋予自己的最高目的以效力,那么这个文化无疑处于危机之中。6

  施特劳斯认为,放弃理性在价值上的效力实际上就是放弃对价值问题的关切,以相对主义来勾销善与恶的道德选择问题。他就此写道:

  一旦认识到我们的行动原则除却盲目的选择而外别无根据时,我们就再也无法信赖它们了。我们不再能够全心全意地依据它们而行动。我们不再能继续作为负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下去。为了生存,我们把那些很容易就能平息下去的理性的声音平息下去了——它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依据的原则本身和任何别的原则并无好坏之分。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虚无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实际后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7

  自由主义者不相信有永恒客观的绝对价值,坚持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有其相对合理性,“他们似乎认定,既然我们无法获得有关什么才是内在地就是善的或者对的真正的知识,这就使得我们被迫容忍各种关于善的或者对的意见,······拒绝或谴责所有不宽容的或‘极权主义的’立场。”8 可是,自由主义者又把人类根本没有什么绝对价值这一点当作是绝对的价值来接受,这种价值中立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原则。于是,自由主义陷入一个悖论: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是否就是一种绝对主义?如果否定了这种绝对主义,自由主义就会被其它主义压倒以致消灭。自由主义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唯有自由是绝对的,这不正是一种专制——强迫人们去“自由”的专制吗?

  施特劳斯指出,虚无主义的结果是以“社会或历史的正当”取代“自然的正当”(nature right),9以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义,以宽容一切价值取代价值批评。虚无主义的世界不再有高贵与卑贱、聪明与愚蠢、优美与丑恶、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好诗与坏诗、经典著作与垃圾作品的区分。一切都被拉平了,一切都是平等的。德沃金就这样主张:

  人们(包括色情小说家、吸毒者、性施虐受虐狂等)有权不受社会物品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对待,······他们的官员或同胞不能仅因为认为他们对何谓自己的正确方式的观点是不高雅的或错误的,就不平等地对待他们。10

  这种价值平等的结果是:“德性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应该以其为基础的超历史的标准。现在,反而把社会的标准当作道德的尺度。······与此同时,与德性相对的私欲和激情获得了解放,它们自以为是,不再受德性的限制和调节”。11施特劳斯把这种价值拉平了的生活方式称为“堕落的自由主义”,在其《古典与现代的自由主义》中,他呼吁道:

  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12

  施特劳斯对现代性或虚无主义的批判不遗余力。他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他力图从古典西方的视野来检讨现代性的问题,并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必须由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来矫正。这是因为,只有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才能寻找到具有绝对意义的“自然正当”。

  但是,施特劳斯对待自由主义是否也如对待现代性(尽管他经常把二者相等同)那样批判有加?施特劳斯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不同于一批被称为共同体主义者的思想家(如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等),不是从针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批判自由主义,而是从针对价值中立、多元主义和宽容的角度来批评自由主义;不是把个人回归共同体作为人类危机的救治之道,而是认为回到古典时代的自然正当和绝对理念观才是挽救之途。共同体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可以纳入一般保守主义的范围,但是他们的批评恰恰是针对自由主义不够多元、不够宽容而来的,带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而施特劳斯主义坚决拒绝历史主义,为绝对的、一元的、高贵的价值辩护。同属保守主义,施特劳斯主义者谴责文化多元主义,而共同体主义者维护文化多元主义,一右一左。这说明,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未必是要放弃自由主义,而是主张一种不必宽容的自由主义,用当代的现象来称,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自由主义。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并非虚无主义的、并非价值中立的、并不“堕落”的自由主义为施特劳斯所赞同?我们经常可以从施特劳斯的文本中读到他为自由的价值辩护。他对自由主义既主张价值多元主义又坚持自由价值之绝对性的悖论的批判,包含了自由主义只有放弃价值多元主义才能坚持自由价值之绝对性的含义。这说明,施特劳斯实际上是在为一种不违背古典精神的自由主义辩护。他指出,正是由于蔑视某种绝对的价值,彻底拜倒在历史相对主义脚下,德国的哲人们才在1933年没有能力对德国的政治命运作出道德裁决,纳粹极权政治的上台正是自由主义者抛弃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13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在1933年的失败是没有坚持自由主义价值之绝对性的结果,是宽容、尊重多样性、尊重民主而迁就大众、或承认了每一种民族文化机体的伦理理想都有价值的结果。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一文中就此写道:

  一种主张放弃价值裁决的政治哲学,等于主张政治制度对恶“中立”。某些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民主政制的正当性原则是价值中立或多元价值的宽容,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设立自由的民主政制,无异于肯定了自由是生活中更美好、甚至最美好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自由的民主政制同样是一种专制——价值的专制:强制人们“自由”。这种强制基于哲人的价值决定:自由是美好的价值。正是在这样意义上说:专制并非等于暴政,“有的人因统治的权力而腐败,有的人因这样的权力而上进。”14

  坚持自由主义价值的绝对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施特劳斯要把善恶的绝对区分问题重新纳入自由主义的范围内来。这意味着,他拒绝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拒绝正当优先于善,而坚持善优先于正当。而这种价值秩序的重新倒转(回到古典),其前提必须是善恶可以分明,善具有绝对、客观的标准,否则,如果像现代自由主义那样持善价值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立场,善优先于正当只会导致明显的思想专制。刘小枫上述言论表达的施特劳斯的所谓“专制”其实恰恰是宽容,因为宽容的前提是对不宽容的限制或压制,否则宽容无以为立。施特劳斯认为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未必以宽容来解决,而是以善对恶的战胜来解决,这才是极易导致真正的专制。这与自由主义的所谓“专制”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不可混淆。

  

  二、卡尔·施米特为什么批评自由主义

  

  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然会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保守主义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对自由主义的责难。

  施米特在施特劳斯之前就对自由主义的“宽容”、“中立”立场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抨击自由主义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价值中立”来不惜一切代价地与各种价值理念达成妥协、一致与和平,以“宽容”来决心与敌人共存。15这是一种懦弱的、不愿面对现实的态度,它陷入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之中,畏缩地不问政治,以致不辨敌我。施米特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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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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