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9 次 更新时间:2008-05-09 00: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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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本文第二个论述层次从具体作品分析进入到作品与文化语境的相互诠释,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提供了理解武侠小说结构与功能的基点: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是华人世界中最普遍的文化仪式。于是进入第三个论述层次:既然武侠小说是一种文化仪式,批评就不能套用纯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系统;就必须承认幻想的合理性与意义深度,叙述模式的因袭与规范化重复等纯文学否定的东西。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8月,王一川等北京几所大学的青年学者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列金庸为小说家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几年来一直在酝酿中的关于武侠小说观念的转变,此时已明确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文学或文化观念的挑战中,价值态度是有冲击力的,但价值背后的理论背景却显得空乏。11月份冷夏采访金庸时问及此事,金庸说这只是“个人的主观看法”。他希望有人把武侠小说当小说研究1。的确如此,抬举或贬低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或一种文学类型,如果仅仅出于个人好恶或读者面大小、销售量多少,未免说服力太弱或功利性太强。批评必须言之成理。如果武侠小说很有价值,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如果以新的态度研究武侠小说,是否传统批评范式中的概念范畴能够完全适用?金庸一再表示希望人们把武侠小说当小说研究,忘记武侠。这是通过把武侠小说并入纯文学传统认同其价值的途径。许多研究已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但结论经常显得牵强。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细部分析,探讨建立武侠小说甚至整个通俗文学的理论与批评系统,寻找新基点,建设新体系。本文希望能在后一种途径上探讨某种可能性。

  

  一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关于英雄的幻想形式。武之精、侠之大,旧新武侠,至尊者当推金庸与他那15部小说。因此,从金庸的作品说起,具有典范意义。

  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幻想的非逻辑性掩盖了意义的整体与系统化结构。“纯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阅读视野重视的往往是有机性、整体性、简洁性等审美素质,武侠小说恰好相反,表现为浪漫式的幻想无端漫衍,为所欲为。这样就给主题的深刻化与概括化造成很大的麻烦。除非满足于一般的消费式阅读,随看随消遣随忘记。然而批评不能这样,它不仅要对叙述的表层结构做局部的思想与审美特征上的理解,而且还要去发现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一个完整的隐喻主题能把散漫复杂的,经常是不一致、不协调的各个叙述序列贯串起来,在混乱中找到深刻。

  从混乱中找到深刻的途径在于符码化。符码是解读潜在于作品叙事中的“有机意义整体”的规则。它以叙事母题的形式反复出现在作品中,就像《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潜在的意义模式使这个幻想的奇异世界显现为一个完成的意义系统,其中隐喻的世界观可以描述为:血亲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与国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缘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这种一致性秩序构成个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链,爱恨情仇,出生入死,均系于此。我们看得出,如此理解世界秩序与个人命运,是最传统、也是最中华民族化的。它以血缘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认同为起点,一旦本质性的血缘关系出现问题,世界就陷入不可挽救的灾难中,爱别离,怨憎会,业报缘起,无端恩怨,无端情仇,无止无休。一切苦厄尽由自然秩序的错乱中来。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

  武侠小说,都写乱世。而金庸独到的高明与深刻则在于他关心那乱世之因,而且这种关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世之谜暗示出的血缘关系的倒错,对个体来说是注定悲剧性命运的一种原罪;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破坏秩序的根源性邪恶。我们通常以为武侠小说是纯粹个人化的、不着边际的幻想,殊不知我们一旦揭示出其潜在的深层意义模式,就会发现武侠小说不仅不是无意义的,反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化的文化意义。它以幻想的形式,隐喻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内在生活的秘密,告诉我们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传统中那种固有的困惑与关怀,告诉我们一些本质性的大问题、大道理,这些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变幻莫测的、朦胧不清的,只有浪漫式的幻想才能具有这般包容性与显示力,使我们领悟到文化精神隐秘部分的丰富内涵。世乱之缘在于情孽。情为天地之本、人之初,所以这种“乱”还不只是历史意义上的乱,而是存在本质上的乱。《天龙八部》在幻想形式下的隐喻性思考已经触及某种形而上的层次,婆娑世界,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佛法观照的生存本相成为武侠幻想中感悟的根据。

  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反复出现的故事情节必定具有某种主题性的暗示意义。在这个意义模式的基点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诠释的循环”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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