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6 次 更新时间:2008-05-09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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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本文第二个论述层次从具体作品分析进入到作品与文化语境的相互诠释,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提供了理解武侠小说结构与功能的基点: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是华人世界中最普遍的文化仪式。于是进入第三个论述层次:既然武侠小说是一种文化仪式,批评就不能套用纯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系统;就必须承认幻想的合理性与意义深度,叙述模式的因袭与规范化重复等纯文学否定的东西。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8月,王一川等北京几所大学的青年学者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列金庸为小说家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几年来一直在酝酿中的关于武侠小说观念的转变,此时已明确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文学或文化观念的挑战中,价值态度是有冲击力的,但价值背后的理论背景却显得空乏。11月份冷夏采访金庸时问及此事,金庸说这只是“个人的主观看法”。他希望有人把武侠小说当小说研究1。的确如此,抬举或贬低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或一种文学类型,如果仅仅出于个人好恶或读者面大小、销售量多少,未免说服力太弱或功利性太强。批评必须言之成理。如果武侠小说很有价值,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如果以新的态度研究武侠小说,是否传统批评范式中的概念范畴能够完全适用?金庸一再表示希望人们把武侠小说当小说研究,忘记武侠。这是通过把武侠小说并入纯文学传统认同其价值的途径。许多研究已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但结论经常显得牵强。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细部分析,探讨建立武侠小说甚至整个通俗文学的理论与批评系统,寻找新基点,建设新体系。本文希望能在后一种途径上探讨某种可能性。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关于英雄的幻想形式。武之精、侠之大,旧新武侠,至尊者当推金庸与他那15部小说。因此,从金庸的作品说起,具有典范意义。

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幻想的非逻辑性掩盖了意义的整体与系统化结构。“纯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阅读视野重视的往往是有机性、整体性、简洁性等审美素质,武侠小说恰好相反,表现为浪漫式的幻想无端漫衍,为所欲为。这样就给主题的深刻化与概括化造成很大的麻烦。除非满足于一般的消费式阅读,随看随消遣随忘记。然而批评不能这样,它不仅要对叙述的表层结构做局部的思想与审美特征上的理解,而且还要去发现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一个完整的隐喻主题能把散漫复杂的,经常是不一致、不协调的各个叙述序列贯串起来,在混乱中找到深刻。

从混乱中找到深刻的途径在于符码化。符码是解读潜在于作品叙事中的“有机意义整体”的规则。它以叙事母题的形式反复出现在作品中,就像《天龙八部》中围绕着三位英雄命运反复出现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谜的母题。实际上这个母题的普遍意义还不仅限于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钟灵、木婉清、王语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阶段都陷入身世之谜的困扰之中。它是整部作品叙述的深层结构,从散乱的幻想经验世界中暗示出某种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谜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乱,这种混乱是彻底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家庭被破坏了,父不父、子不子;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也破坏了,人无法安身立命。乔峰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它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誉除了情痴外根本没有大理段氏的“正统承传”,流落中原,无所事事。虚竹身为汉家僧侣,却被招为西夏驸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应有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义,因为根源性、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存在的环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现混乱,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恶或混乱导致存在秩序的混乱,而乱世出英雄——这就是《天龙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隐的道理。

潜在的意义模式使这个幻想的奇异世界显现为一个完成的意义系统,其中隐喻的世界观可以描述为:血亲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与国家都是相通的。由血缘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这种一致性秩序构成个人安身立命的存在之链,爱恨情仇,出生入死,均系于此。我们看得出,如此理解世界秩序与个人命运,是最传统、也是最中华民族化的。它以血缘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认同为起点,一旦本质性的血缘关系出现问题,世界就陷入不可挽救的灾难中,爱别离,怨憎会,业报缘起,无端恩怨,无端情仇,无止无休。一切苦厄尽由自然秩序的错乱中来。身世之谜揭出,原来掩盖在虚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乱了,英雄在痛苦与灾难中诞生,力图以个人的力量寻找存在的意义,重建秩序。段誉的挚爱,虚竹的宽容,乔峰的正义,都是英雄作为。个人身世之谜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灾难,段誉的身世牵涉到大理国政,乔峰于万马军中胁迫辽王誓不犯宋境,并以死相报,也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国乱,孝不就,忠不成,仇杀遍野,苍海横流,力挽狂澜者,方显出英雄本色。

武侠小说,都写乱世。而金庸独到的高明与深刻则在于他关心那乱世之因,而且这种关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世之谜暗示出的血缘关系的倒错,对个体来说是注定悲剧性命运的一种原罪;对整个社会而言,则是破坏秩序的根源性邪恶。我们通常以为武侠小说是纯粹个人化的、不着边际的幻想,殊不知我们一旦揭示出其潜在的深层意义模式,就会发现武侠小说不仅不是无意义的,反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化的文化意义。它以幻想的形式,隐喻地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内在生活的秘密,告诉我们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传统中那种固有的困惑与关怀,告诉我们一些本质性的大问题、大道理,这些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变幻莫测的、朦胧不清的,只有浪漫式的幻想才能具有这般包容性与显示力,使我们领悟到文化精神隐秘部分的丰富内涵。世乱之缘在于情孽。情为天地之本、人之初,所以这种“乱”还不只是历史意义上的乱,而是存在本质上的乱。《天龙八部》在幻想形式下的隐喻性思考已经触及某种形而上的层次,婆娑世界,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佛法观照的生存本相成为武侠幻想中感悟的根据。

灾难缘起,在于身世之谜,英雄的人格不仅体现在忍受灾难,还在于一种抗拒命运的悲剧性努力上,他们力图在残破混乱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乔峰、段誉、虚竹结为异姓兄弟,挚情真性,尽消前仇。如果说旧的血缘秩序已经败坏了,那么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纯粹社会化的关系是否能够成为摆脱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异姓”是非血缘性的,“异姓兄弟”意味着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秩序、新和谐。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与价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缘身世)都是邪恶的,导致仇杀的,冤怨相报,了无尽头,那么理想的社会关系秩序“异姓兄弟”将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侠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从某一段情节、某一个事件上看,他们或者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化身;但从普遍的内在隐喻意义上看,他们都是整体性的文化价值与集体心灵的代表。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同一个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人物为核心的英雄传奇,而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运,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终极原因——身世之谜。

《天龙八部》中的意义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不断重现。“射雕”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动机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缘。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武侠生涯的决定性因素。《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为前后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无尽的江湖是非与仇杀之中。百年结仇,冤冤相报,而对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具体表现为身世源头上的冤孽,为此他们走上江湖路,旧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运被一种先在的血缘关系注定了。《飞狐外传》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注定了她的命运;又要报凤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杀凤天南为母报仇。一再重复叙述的情节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一种解读金庸的意义符码。身世或者是个秘密,或者是个揭示出的罪恶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还是被证明的邪恶身世,都是注定主人公命运的孽缘。血缘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乱与悲剧的根源。《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武不侠,但也不知其父为何人,他生在扬州丽春院,母亲是个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亲。《连城诀》中狄云无父有师,身世不明,而且师父的身份也存在着倒错现象。《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只是陈家洛的义父,《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父母双亡,《鸳鸳刀》中萧仪、《碧血剑》中袁承志的父亲均被杀,《笑傲江湖》中众望所归的令狐冲,一样的身世不明。对每一个人物来说,这都是他们走入江湖的直接与根本原因。

反复出现的故事情节必定具有某种主题性的暗示意义。在这个意义模式的基点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诠释的循环”系统。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可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符码解读金庸的某一部小说,也可以从某一种小说中显示的这种模式意义推导出金庸武侠世界的普遍意义。伽达默尔所说的用一般解释特殊,再用特殊解释一般的“诠释的循环”,可以在这里找到恰当的证明。

意义模式反复出现,它能够暗示、加强、延续作品中力图表达的主导意义,就像音乐中的赋格曲、奏鸣曲重复演奏的主旋律一样。叙事学把解读叙事作品的关键放在发现一种叙述“语法”,并根据这种语法推导出作品的意义系统,像那些语言学家一样,批评家“注意到叙述结构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明显反复出现的特征。正因为这些特征反复出现,便可以把一些易于识别的规则记录下来,这些规则最终就构成了叙述语法”2。原型批评家则致力于在对作品的线形阅读中建构或发现原型,而什么是原型呢?原型就是一些反复出现于作品中的意象或叙述母题,用弗莱的话说,这些原型是具有可交际性的,它作为一种典型化的结构因素,把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联系起来,把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联系起来,把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与整个文学传统、文化精神联系起来。批评一方面追索这样一种原型,另一方面又从追索到的原型中思考一位作家创作与民族文学传统的整体意义,洞悉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精神。我们也试图从不断重复出现于各部小说中的“身世原型”中透视金庸武侠世界的整体意义。

金庸幻想中的“侠客行”寓意何在?

血亲的自然本质败坏,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使人陷入悲剧性的存在状况中。本质是决定存在的,这些武侠小说昭示了一个恐怖的事实:血缘出了乱子,世界能不沦入无尽的冤孽报应中吗?这是身世之谜的意义模式反复表达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恐惧与焦虑的混乱事实;另一方面则是期望中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人是否能在缺憾的血缘关系之外建立一种非血亲性的社会关系,使存在秩序化?江湖是一个混乱的天地,侠客们在其中完成其“存在之行”,试图摆脱那种原始的罪恶——情孽,建立健康的、确定的秩序——“异姓兄弟”与“异姓伴侣”的关系。幻想的世界是宽广的,但并非没有一个核心,意义模式已经确定了这个核心。下面的问题就是,这个隐喻性的核心到底意味着什么重大观念与价值。

金庸武侠小说中意义模式表露出的那种关心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体现在身世之谜上的血缘问题如此重要,需要通过母题的反复一再强调?为什么幻想中体验到的“事实”,总是血缘的既定因素注定的悲剧与摆脱这种宿命的努力?为什么叙述者隐约之中又把希望寄托在一种超越江湖恩怨的非血缘的、纯洁的社会关系上?如果说幻想的世界也有一套幻想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那么这种观念为什么是建立在关于血缘关系的理解这一基点上?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已不是幻想系统内可以解答的了。意义符码的共通性使我们自然从文学过渡到文化,因为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整体内,各个领域的精神活动,诸如宗教、哲学、艺术、文学,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结构,前苏联美学家卡冈提出要在文化“统一的关联中”思考艺术问题。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在思考两种表面上看来最没有关系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了:一方面是漫无边际、甚至荒诞不经的幻想中事,另一方面却是关涉到民族文化的严肃的、功利性的思考与关怀,如果在这二者之间发现某种共通性的联系,无疑是具有启示性的。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孝文化,它以家庭为本位、宗族为中枢、国家为指归,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伦理秩序。血缘关系是基于出身的谱系纽带,它将一个人将另一个人,一个个人与集体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社会整体。它基于自然生物性的关系但又不仅限于此,血缘关系必须被社会承认并构成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关怀就是这种血缘秩序的稳定性。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这一核心。对于陈独秀、鲁迅那一代人来说,反对血缘结构的家庭制度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存在基础。我们从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到,“走出家门”的青年形象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原型。六七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血缘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社会的、法律的、契约性的秩序关系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者说正在建立中。于是我们的文化进入一种过渡性的混乱之中。我们知道建设现代文明必须完成从血缘关系向社会契约关系的社会结构的转化,但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文化否定造成的断裂使我们陷入窘境。我们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同一思维模式下荒唐的悖论:一方面是确信出身就是本质而以出身论人,另一方面又鼓励儿子背叛父亲,以对党的忠取代对父的孝,以社会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然而,这种取代的结果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断裂性的,“狗崽子”怎么也无法摆脱他狗崽子出身,血缘是根,根即是命,身世就是命运,这种传统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无意识内容,一两次革命,只能造成新混乱,而不是摆脱旧传统。当大陆这些故事实际发生的时候,金庸正在幻想中虚构着这些故事。《天龙八部》与《侠客行》写于1965年,“文革”爆发在第二年。我们突然感觉到叙述现实有如幻想,叙述幻想有如现实。

在中国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秩序中,血缘关系自然成为文化的结构性因素。我们与其去不厌其烦地列举种种文化的现象特征,不如去发现潜在于种种文化事实背后的结构性原则。总有一种最基本的、最内在的关怀与价值,将个体的行为与事件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具有统合形态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内在的、核心性的结构因素就是血缘关系与观念,文化中的终极关怀的焦点都在血缘秩序问题上。在该文化的肯定性历史阶段,人们的焦虑与希望集中体现在如何维持这种关系的正统性与纯洁性;在其否定性历史阶段,人们的焦虑与希望又自然转移到血缘关系对存在秩序的威胁,以及如何摆脱失去纯洁性的血缘关系对个人命运的注定力量。如果血缘关系陷入混乱,存在将是可怕的,这是焦虑所在;如果血缘关系是一种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么人就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宿命因素,用自己后天的努力重建秩序,这是希望所在。可这种文化超越性的事业毕竟不容易,所以我们文化系统内的终极关怀直到今天依旧很迫切。

在历史的某一个时代,似乎很多人都在等待这样一种人:他们能体悟到时代的核心问题,能承担起民族精神,以真正的勇气与智能探索超越之路。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英雄”,他们昭示了历史中最大的机会与幸运,哪怕只在幻想中。

江湖是混乱的象征,侠客们由于身世命运走入江湖,试图在混乱中重建健康的伦理秩序。武之精、侠之大,幻化之事,却有真实之情理。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幻想形式中感悟到的问题,恰好也是我们文化中终极关怀所在。怎样才能摆脱旧的血缘秩序造成的文化困境,建立一种现代文明中普遍的社会契约化的文化制度,使中华民族走向自新自强?

漫无边际,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武侠小说突然获得了一种严肃甚至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武侠小说在幻想中感悟到的意义要比许多貌似精辟的理论观念深刻得多。当我们的某些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我们可以断然否定传统,通过革命的途径进入现代文明制度时,武侠小说却在暗示我们,这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路该是多么艰难,革其命谈何容易。身世之谜已被揭开,存在的根源是不纯洁的,可是人又很难超拔于这种冤孽的根命注定的生存环境。侠之大者乔峰最后的自杀与《侠客行》主人公痛苦的结局都发人深省。

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关于文化英雄的故事。其中浪漫的幻想透露出来的那种关怀恰恰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关怀所在。因此对小说与文化中共通的精神结构的诠释是双重印证的。《天龙八部》等金庸的武侠小说通过“身世之谜”揭示的结构信息,具有一种微妙的启示意义。批评一方面要探讨小说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发掘组织这种象征意义的构成原则。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在于暗示传统文化中血缘机制的罪恶,并试图超越这种先定的身世——血缘秩序。同时,小说的意义模式似乎又落入已否定掉的秩序:血缘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们只有在血缘结构中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血缘是这个世界的意义原则,也是其秩序原则,当人们想探索这个时代的文化意义时,他的意识活动又在一种被他否定掉的模式中进行,这种潜在的悖论暗示出我们的文化至今仍难以摆脱的困境的根源所在。我们否定传统,可我们是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否定传统;我们否定社会结构中的血缘秩序,可我们依旧以血缘秩序作为解释人的存在意义的根据。思维的悖论造成文化的困境,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这种困境。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尝试通过一种内在的阅读,发现金庸武侠小说意义模式对特定文化结构的说明。幻想文学是一种文化中最具有大众化形式的意义载体,它以共通性的意义符码戏剧性地表现出这种文化中所信仰、所期望、所焦虑、所恐惧的东西,再次确认了文化中的核心关怀与问题。武侠小说在幻想的形式中创造了一种可能的秩序,它有助于反映或反衬出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系统,它可以进一步认同、确证这种价值,也可以否定这种价值,指出这种价值系统内在的混乱与潜在的灾难,并探索某种可能的新秩序。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学的普及形式,为我们理解文化问题提供了理想的钥匙。

从武侠作品到文化传统的解读研究意味着一种新的武侠观念。以往排斥武侠小说甚至通俗文学,价值根据在于一种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成见”:文学应该反映现实,武侠小说的幻想不仅不“反映”现实,反而背离现实。不现实就不真实,不真实就没有意义。实际上,这种“成见”是建立在某种误解基础上的,它把反映的关系落实到话语的指称功能上,认为只有直接指涉现实的文学作品才会有意义。可事实上文学是虚构,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通俗的还是高雅的,只要是文学就离不开虚构。我们又怎么在虚构的话语中追求指涉意义呢?如果说现实主义叙事作品还经常会让我们产生指涉的错觉,武侠小说则完全找不到可靠的指涉根据,幻想文学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建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找到这种关系,梦想就会变成现实;找不到,现实也会变成梦想。

我们一直苦于找不到幻想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武侠小说的意义与现实性正名。如何把武侠小说的想象力变成文化的观察力?我们的工作从内在阅读开始,由此建构的文本意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我们以隐喻的形式将意义模式推演到文化的关联环境中,发现意义可比的共通性,于是武侠小说的功能与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在武侠小说这种表面上看来与现实最不相关的幻想形式中,我们找到了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对应性的意义模式。武侠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隐喻模式的文化共通性。以往我们都从不切实际的角度上轻视或否定武侠小说,殊不知对一部优秀作品的内在解读所发现的意义模式,却具有非常的现实性与文化价值——武侠小说幻想的意义结构与现实文化的意义结构是一致的。幻想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似乎重要的不在武侠小说,而在文化秩序对武侠小说这种大众传播形式的利用。武侠小说:现代人的神话?游戏?文化仪式?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武侠小说的意义与价值,至少金庸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

从某种角度上看,武侠小说是华人内心生活中最隐秘的、最基本的内容的戏剧化,是民族梦幻的表现。在侠士们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涯中,作者表达了、读者体验到了关于人生浓缩的事实与意义,人在世界上行走的命运,特定文化传统对个性存在的规定,人的欲望、焦虑、缺憾与痛苦。我们找到了能够代表我们的“英雄”,关于他们的故事,或者还有现实的影子,或者完全是虚幻的,但不管怎么样,它都通过象征形式把华人生存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深层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理智尚无法清楚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呈现出来,让我们在幻想中感受到,在幻想中准备好,在幻想中觉悟,在幻想中成长。

对金庸小说的文化解读是富于启示意义的。这种意义还不仅在于揭示了作品隐喻的文化内涵,或许,更重要的还是发现了金庸小说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同构性关联形式,后者对尝试建构武侠小说的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作用。

身世之谜的母题并不足以说明其它武侠作品,梁羽生、古龙、卧龙生、温瑞安,他们的武侠小说可以处理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意义或伦理关怀,但他们的武侠小说在整体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实现这种功能的形式却是共同的。对金庸作品的分析从结构——功能角度看具有典范意义。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批评的两个层次:一是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层次,它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关心的是文学作品表达了什么,诸如金庸武侠表现了身世之谜这一意义模式;另一个则是结构与功能的阐释层次,关心的是作品如何表达,如何被人接受并广泛传播,也就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则等形式方面的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语言学中的语义学与语法学,前者解释意义与意义的渊源与流变,后者解释意义的生成规则。金庸小说“身世之谜”的文化隐喻只能说明意义与价值问题,说明的范围也有限于金庸的作品;而从对金庸作品的解读所发现的幻想的现实意义,却能印证武侠小说运作的基本原则,因为所有的武侠小说在幻想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武侠小说通过幻想把纯粹虚构的故事与现实的文化精神关联起来,不同作家的创作成就有大小,读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蕴涵亦有深浅,但其中幻想的现实意义,文化寓言与补偿功能,故事类型的程序化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华人圈内起到的文化认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仅限于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说。在幻想这一概念上,我们找到了武侠虚构与文化现实的关联点,也找到了从解读金庸到探讨武侠小说批评的一般理论的过渡点。

武侠小说把虚构与现实的关联点建立在幻想上,一般“严肃小说”的关联点则是摹仿或反映。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幻想就可能成为武侠小说批评的第一概念或核心概念。解读金庸已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例证。为幻想找到严肃的意义与独特的文化仪式功能,无疑也为武侠小说的存在与批评找到了合理的基础。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没能为武侠小说甚至通俗文学建立一套独特的批评体系。我们意识到它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不同,甚至也愿意公正宽容地承认它们的存在价值,可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批评理论去理解它、解释它呢?正统文学理论中的概念范畴显然有些不适用,摹仿与反映,现实与真实,独创与个性,试想用这样一些范畴去研究金庸或梁羽生,结论不是否定,就显得牵强。如果我们尝试建构武侠小说的批评理论,什么概念可以作为其逻辑与历史的起点呢?我想应该是幻想。从幻想出发,从幻想的合理性出发,去理解武侠小说重复的主题、类型化的情节、文化隐喻与仪式功能、通俗普及性与大众传播效果,去理解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个性特征。

武侠小说是幻想的叙述,也正是在幻想的形式上,武侠小说完成了它的文化寓言功能。然而在纯文学或正统文学观念中,幻想却是被排斥与贬抑的因素。因为纯文学观念传统中的核心概念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摹仿”。从摹仿角度看,幻想是不真实的,逃避现实的,微不足道的。兰瑟姆曾指出:“摹仿理论是古希腊美学的基础,大概也是所有美学的基础。”3西方美学史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古典时代、基督教传统、近代理性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崇尚真实,否定幻想是个一贯的传统。以认识论为思考方式的批评始终以文学与现实的相似关系为前提,尤其对叙事文学,这种尺度的应用就更为严格,自然主义小说是摹仿传统的极端化例证。20世纪中国几乎全面接受西方摹仿传统,加上原有的文以载道的正统观念,形成了一套正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批评观念。从20年代“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的主张,到50年代以后完成的意识形态化确立,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一种权威的尺度。幻想性文学越来越无地自容,很长一段时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甚至完全被禁止。直到今天,很多人研究武侠,依旧牵强附会地从幻想的叙事中寻找反映现实生活的影子,希望以这种“投靠”形式为其存在辩护。这是历史的误会。

我们只有承认幻想的合理性,才能合理地证明武侠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幻想是所有通俗文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武侠小说批评的历史与逻辑的起点。

作为一种文化仪式,武侠小说正是通过幻想形式与现实建立一种“间离效果”。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幻想的叙事关心的是如何为我们创作一种令人满意,或充分体验到人性中欲望因素的境界:一种体认危机并解除焦虑,维持文化心理平衡的境界。罗伯特·舒尔斯提出:“有人会认为小说的这种功能(指幻想的虚构——引者注)是不登大雅的,是‘逃避主义’。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总不能说睡觉对醒来是逃避,梦幻对非梦幻是逃避,梦幻对睡眠是逃避。睡眠与梦幻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侧面,有醒就有梦,健康的人睡眠、梦幻,是为人醒来时更精神。梦幻是一种精神升华。小说将人类的恐惧与欲望有效地组织起来,秩序化,赋予其意义与价值,从而减少它们的破坏力。”4

如果说纯文学批评的第一概念是摹仿,那么武侠小说或一般通俗文学的第一概念则是幻想。我们将在幻想的合理性前提下思考武侠叙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指涉性的直接反映,而是幻想与现实之间深层意义模式上的同构;这种关系不是直接、正面维护加强现有秩序,而是体验到现实秩序中精神维面上可能存的危机,以轻松的形式化解由危机造成的文化心理中的焦虑,补偿文化的缺憾。

幻想是理性文化的补偿,它发现并揭示出我们这个共同的意义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象征地解决它是一种超越,即使没有这番感悟,表达出来也是一种缓解。于是,我们发现,武侠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同一类故事,情节类型化,意义结构重复。这种程序化的东西如果从纯文学角度看,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从文化角度看,武侠小说的程序化却有着重要意义,文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具有共同性的意义世界,它必须在其自身结构上维持一种延续与创新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平衡一旦失去,整体文化的断裂与个体存在的失落就不可避免。如果说充分文人化的“纯文学”更多地扮演着文化中的创新角色,它随时以一种批评的态度打破现实秩序,通俗文学则在大众化的幻想中反复加强与维持文化中固有的那种因袭性与延续性。钱穆先生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如此看来,纯文学是“革命”性的,通俗文学是“复命”性的。通俗文学的意义首先是文化的,而不是文学的。我们应该从大众化的文化仪式意义上理解它。就像基督徒做礼拜、华人过春节一样,在一种程序化的形式下重复进行,使每一位参与的个体都能从中感觉到文化中源远深长的那种博大厚实的延续性,感受到共同生活的意义以及潜在或出现了的问题。这样,程序化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仪式,其文化功能就在于反复进行。

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说讲叙一个基本意义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许多武侠小说,新的、旧的、港台的、大陆的、梁羽生的、古龙的,叙述的情节也经常重复,诸如比武论剑,夺宝争霸,别离的爱侣,聚会的冤憎。一边是作品不断重复的程序化故事,一边是无数大众不厌其烦、如痴如醉的阅读。我们不能指责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虚,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与人生观灌输到大众的头脑里,使他们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活着。于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而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

武侠小说与其它通俗文学类型一样,其微妙的幻想形式有助于维护文化的平衡,这种文化角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隐喻地表达华人文化视野内在的价值与观念冲突,并启示某种可能的超越方式;二、缓和困扰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的某种紧张状态;三、在幻想的情境中重复体验,并认同加强文化内在的核心关怀与价值。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它把文化精神中梦幻、游戏、仪式的因素综合在一部作品中,通过个体的阅读实现它。民族文化就像我们的身体,只有在得病的时候才能最真切地感觉到它。本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陆的华人身处传统之中,关心的是文化革命的问题,待到盲目的革命造成传统的断裂,个人存在价值无以附着时,才感到寻根的必要;海外华人身处传统之外,很清晰地感受到文化疏异给个人造成的身世飘摇感,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关注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这种核心关怀表现在理智层次上,就是新儒学;表现在情感与社会无意识层次上,就是武侠小说。后者在幻想中缓解了文化传统中内在的、不可避免的挫折感与紧张情绪,帮助人们在幻想的解放过程中超越文化断裂给个体造成的严重的存在局限,使被文化与社会隔绝的个体从参与一种集体梦幻中获得文化认同感。我们是那些共同的英雄的后代,华人拥有共同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从五千年前到五千年后,是延续贯通的。

金庸武侠小说是现代华人共同的神话。它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意义世界,由幻想构成。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他实际所在的世界,即自然世界或客观环境,这是一个必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人们向往从自身的环境中创造出的,或想象维持在现实之外的世界,是一个愿望的、偶然的世界。两个世界,前者踏实,后者凌空。踏实的意义世界是由种种事实、证据、描述构成的理性世界,所谓事实的话语;凌空的则是个幻想世界,它由欲求、希望、信仰、焦虑、恐惧构成,所谓神话的话语。它与文明的理想形式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囊括了文化范围内绝大部分内容。幻想的世界还可分为两种,一种假设存在于时间的未来,经过人的努力、历史的进步可以转化为客观世界,我们更常用理想来说明这个世界;另一种是完全没有希望与理由转化为现实的世界,它永远处于现实之外,人们不相信它的进化或转化力量,而只相信它的超越力量。前者介乎于幻想与历史之间,后者介乎于幻想与白日梦之间。武侠小说就属于后者。发生在江湖上的事不关心事实与理性,人物是虚构的,连江湖的背景也是虚构的,《天龙八部》开篇释题:“‘天龙八部’,都是非人”,而这部洋洋大书就是关于“形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没有疑问与反思的幻想世界,它的意义核心是严肃的、深刻的,而它寄寓的故事却是由纯粹演绎逻辑组织起来的“莫须有”的人与事。非人间的场景,非人间的人事,透示出的却是人间的道理。武侠小说没有现实的指涉性,但不一定没有文化的启悟性。它是现代华人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升华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武侠小说的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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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夏:《文化侠圣》,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406页。

2.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5页。

3.J.C.Ranson,The Minetic Principle, The World’s Body, 1938。

4.Robert Scholes,,Structural Fabulation,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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