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杰:金庸小说的叙事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2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0: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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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杰  

   在金庸的小说世界中,汉族被描写为弱势群体, 而异族成为强势力量,这是时时复现的历史境遇,亦是贯穿始终的潜在问题。处女作《书剑恩仇录》经由《碧血剑 》直到封笔作《鹿鼎记》,皆触及了满汉之间的复杂矛盾,“ 三部曲” 《射雕》、《神雕》、《倚天屠龙记》凸现了汉蒙等族的民族冲突,《天龙八部》则观照了宋辽两国汉族和契丹族的沧桑战事……一言以蔽之,汉、满、蒙、回、藏、契丹等多民族共存的格局, 甚至罗刹国等西方意义上之“ 他者” 的耽耽虎视, 都成为金庸小说有意面对的一种情境。

   这种情境不能简单归结为 ( 香港 ) 殖民地境遇的寓言 或隐喻,原因在于:一方面,香港不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她即将迎来的不是殖民地意义上的 “ 解放”,而是百余年后的“回归” 、 另一方面, “ 民族-国家”、个人、身份与认同等有待梳理的关键词,是鸦片战争之后方才见于中土的命题,它们不能被贸然借用到金庸小说所描写的历史时期。然而“ 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而不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金庸小说丰富凸现的“ 民族-国家” 的争端、 个人身份与认同的困境,以及历史记忆的构成等等,实际上透过亦真亦幻的古代形象与人们 当下的常识系统,反思了香港乃至广义的殖民地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置疑并局部颠覆了任何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本文即以这些命题为切入点, 探寻金庸小说的叙事张力。

  

“民族国家” 主题的多义性

  

   金庸小说的“民族-国家”的命题在如下两个层次展开:1、早期文本渲染个人意义上的侠客(小侠)借助“民族-国家”这一实体,升华成“为国为民”的大侠;2、中后期文本使“民族英雄”式的大侠走向了小侠这一个人化维度,并公开置疑了纯粹的“民族-国家”观念,批判了汉族乃至任何一族的中心主义倾向;3、从始至终,金庸小说的整套文本又借助中土武功文化的博大精深,微妙地回归了汉族中心倾向。总而言之,金庸常常选择外族强于汉族的历史时期“编织情节”[1],其微妙之处在于,小说的政治修辞倾向于淡化或者瓦解“华夷之辨”,而文化修辞却暗中凸现了“夷不胜华”的内在情结。

   在发轫之作《书剑恩仇录》中,重要的是权力的强弱之分,而非种族民族之别,同处弱势的汉族群侠与回族部落结成了天然联盟,携手对抗满清皇族的统治。民族的划分并非绝对排斥汉族之外的其他异族,而是有所选择。但是,陈家洛之所以率领红花会群豪与满清朝廷对抗,乃是临危受命,带有明显的被动与力不胜任的色彩,而且他时时陷溺于儿女私情,为“一己的情欲爱恋”所纠缠。在全书行将收束时,他与香香公主、霍青桐三人在黄沙废城读到了羊皮古卷的传奇。感佩于为杀暴君而甘愿牺牲自身贞洁的回族少女玛米儿,感佩于她为部族为丈夫所达成的双重献祭,陈家洛终于陡然认清了光复汉室的使命,使小我得到一次有限的升华,但仍旧未能挽救退隐回疆的命运。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虽然较为明朗,但仍存在多义性,郭靖与蒙古王室的亲近关系占去《射雕》大半的篇幅,而且“沙漠苍茫、雪霜扑面”的蒙古甚至一度成为郭靖母子躲避汉族奸臣追杀迫害的一方净土,直到成吉思汗由金国笼罩下的弱势者变成对中原野心勃勃的强势侵略者时,郭靖的侠义行径才终于从纠缠于局部不公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升华为优患满怀的“为国为民”。此一心态,借丘处机之口一语道破,“蒙古雄起北方,蓄意南侵,宋朝君臣又昏庸若斯,眼见天下事已不可为。然我辈男儿,明知其不可亦当为之”[2]。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及与异族侵略者的对抗姿态,正是儒家传统借助“忠”的观念,所塑造成形的典型产物,《神雕侠侣》中独来独往的杨过亦受郭靖夫妇情爱事小,“国事为重”之襟怀所感染,陡然领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含义。他原本欲图用郭靖夫妇的首级换得情花之毒的解药,以便与小龙女长相厮守,启悟之后终于抛弃了一己之念,与郭靖共抗外敌。在金庸笔下,岳飞、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3],连黄药师这样的疏狂孤傲之士,也常说“只恨迟生了十年,不能亲眼见到(岳飞)这位大英雄”[4]。由是可见,民族国家不但赋予了男人新的自我定义,同时还重振了他们的阳刚之气,而且金庸早期作品的“民族英雄”形象,甚至会使素来牵挂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藐视儒家道德伦理的精灵古怪人物黄蓉,也发生了内在性的转变:“我和靖哥哥做了三十年夫妻,大半心血都花在这襄阳城上。咱俩共抗强敌,便是两人一齐血溅城头,这一生也真不是枉了。”[5]

   这是个人得以升华的瞬间,是一个女人因为爱一个男人,爱一个以国事为大的男人,从而自身也得以超越的时刻。对于男性群侠来说,“民族-国家”是他们冲决个人窠臼,成为大侠的必经之路;而女侠,象黄蓉这样因为爱男人而进一步爱国家,在金庸小说中,实为凤毛麟角。但在金庸中后期的小说里引人注目的是,如此昭昭然与外族入侵公开对抗、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至《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已然趋于暧昧不明。在汉族与外族的多元性关系中,在异族为主、汉族为仆的情境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一个被悬置的客体。张无忌的抗元意志蒙上了一层明显的被动和软弱色彩,这种软弱与被动带有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而蒙古郡主赵敏,更是不惜叛国叛父,向张无忌一吐真情。

   女人放弃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与认同,全心全意归属于一个男人,不管他姓甚名谁,不管他何族何种,也不管他是正是邪,总而言之,男人成为女人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女人对此无怨无悔,这是金庸笔下的女子最为绚丽也最为悲哀的一幕[6],而意乱情迷的张无忌,此时此刻,简化为一个陷人情网的男人,一个溺情者,一个舍弃了其他身份的“纯粹”的情人。于是,张无忌本人的身份也一如金庸大多数的作品一样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混乱:他似乎是反抗元朝的英雄,可是他最终所选择的恋人却是蒙古权臣的女儿赵敏;他辛辛苦苦重整旗鼓的明教,却被朱元之流所篡取,他已经一反壮志骄阳的英雄气概,放弃了恢复汉室江山的使命,成为“民族-国家”矛盾之下一个个人化的逃循者。面对乱世,张无忌的那份疏懒与超然,事实上已与软弱无异,他选择归隐山林,为赵敏画眉取乐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展露出一丝纵任性情的潇洒,不如说透出几分解甲归田式的无奈。

   至于《鹿鼎记》这一充斥着多义性话语的“反武侠小说”,更使得“种族-民族-国家”的冲突一显扑朔迷离之貌,韦小宝也成为一个在多种权力、多种价值观、甚至在多个女人之间斡旋的人物。反清复明这一明确的政治主张被康熙皇帝的廉政英明所“问题化”,而且所谓的外族亦不仅仅是中华本土内部的满族,还有凶悍的罗刹国亦即俄罗斯人。经由康熙皇帝这一开明君主,以及韦小宝打败罗刹、签定拓地固边的尼布楚条约这一“抵抗外侮”的功绩,满族与汉族的内部民族冲突,被转化成“一致对外”的清政府与罗刹国的冲突,形成了空间以及种族意义上中原本土与“狼子野心”的罗刹国之间的抗衡,而满清异族统治的相对合法性获得认可。细究起来,如此倾向早在《碧血剑》中已然初露端倪,“鞑子皇帝”皇太极未得汉室江山,先关怀中原百姓的疾苦,欲为天下百姓做事,“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袁承志听了这些话,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7],《鹿鼎记》则借康熙之口,再次置疑汉族中心主义:“(我)父皇是满洲人,我亲生母后孝廉皇后是汉军旗人,我有一半是汉人,我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决没丝毫亏待了汉人,为什么他们这样恨我,非杀了我不可?”[8]

   如果此处还是异族皇帝本人的自我辩护,以及对汉人狭隘民族观念的质问,那么,韦小宝的旁述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反响,则属于汉人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满清异族统治的旁证。《鹿鼎记》行将收尾处,韦小宝告知顾、黄二人康熙读了黄宗所撰《明夷待访录》,一代大儒们“吃了一惊”,深恐“一场大大的文字狱”又将兴起。谁知韦小宝说康熙“这些日子中天天读,不住赞你做得好,括括叫”,并转述康熙自认贤于明朝皇帝的说法。群儒感慨之余,比较明清两朝皇帝的优劣,百姓生活的好坏,不禁面面相觑。他们“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皇帝崇祯,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他四人是当代大儒,熟知史事,不愿抹煞了良心说话,不由得都默默点头。”[9]于是,开明政治这一历史事实置疑了狭隘的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使种族民族的分野与偏见,让位于英政廉明的异族统治的现实。

   但是,开明政治这首悄悄呈现的叙事裂缝所引发的问题是双向的,一方面,异族统治成为一个可被接纳的事实,另一方面,金庸仍旧不忘书写汉族群侠武功和文化的的胜利,从而以曲笔的方式,再次确认汉民族的本位。换言之,作为弱势者的汉人屈从于异族统治者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维度则是异族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此时期中,谓为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为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盖华夏之文化,……夙具吸收异族灌输文化之力”[10],满清开明君主研读汉人典籍,叹服汉儒学识并隐隐有心心相印之感,屡见不鲜于金庸小说之中。皇太极虽然所学有限,自陈“我读汉人的书,始终不易有甚么长进”,但仍旧叹道:“汉人的学问,不少是很好的”[11],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康熙)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12]。中华武功以及典籍文化作为一种“物恋”对象,对于异邦异族的深刻吸引,成为武侠小说刻意染的一个母题。对中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表现于《倚天屠龙记》光明顶一战对于武功的评议中:“西域最精深的武功,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学问,相形之下,还是中土功夫的义理更深”[13];康熙最初与韦小宝比武练习,采用的是满洲人的摔绝技,后来却用上中华本土武当派的上乘功夫;乾隆本人“甚耽汉人之文化”[14],附庸风雅,到处题诗,虽被金庸解嘲为“才高六斗,诗成八步,…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15],然而满清皇帝公然以汉文诗词为喜好,这种“恋物癖”式的自我汉化行为,既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亦属武侠小说里将“异族”最高统治者加以汉化的一种“狂想”。[16]

   除此之外,这种汉民族本位思想,也表现在金庸小说汉族男侠与异邦女子的情感关系上。《倚天屠龙记》中,波斯女子小昭为救张无忌等人被迫重返故国,临别前如是与张无忌依依惜别:“此后咱们东西相隔万里,想要再服侍一次,也是不能的了”,话语之间明显透露出小昭宁作张无忌的丫鬟,也不愿成为波斯的女王,此情此景充分表露了汉族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蒙古女子赵敏献身于汉族男侠张无忌,亦舒缓了汉民族主体所深藏的受制于异邦的创伤记忆,所谓的抗元大侠形象的刻意营造,以及蒙古郡主的决然归依,正是对于这种创伤记忆的想像式治愈,它是以文化书写的方式,改写着被异族凌辱的集体潜意识。虽然蒙古元朝统治汉人、满洲清朝宰制汉人,乃是无法更改的一桩史实,但金庸小说以虚构的传奇,将其转换为汉侠个人生活的胜利,而且金庸小说中常有异族女侠对汉族男侠的深情与归依,却没有汉族女侠与异域武士的两情相悦,这仍旧带有“天朝德威远被”的汉本位色彩。

  

个人身份的“混杂”


创伤记忆历历史在心,“种族-民族-国家”矛盾迫在眉睫,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个人如何向某一群体认同并获恩准?有家有国的个人如何被安置?这是无法规避的境况。“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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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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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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