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杰: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

——管窥金庸的小说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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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杰  

   “由秦迄今,二千余岁耳,然黄帝之子孙,屈伏于他族者三百余年;北方之同胞,屈伏于他族者且七百余年”[1],在动荡不安的“种族-民族-国家”矛盾迫在眉睫之际,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个人如何向某一群体认同并获确认,有家有国的个人究竟如何被安置,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2],而且身份认同的确立,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金庸《书剑恩仇录》中出身汉族的乾隆皇帝,被伪装、被修改并被限定为一个满族后裔,他的汉族身份将永远被否定并被禁止,只能私下题匾祭墓、修庙建园,偷偷表达对汉族父母的孝心和有限的认同[3];《射雕英雄传》中李萍在成吉思汗以性命相要挟时,谆谆教诲郭靖“不可忘本”[4],值此生死攸关之际,这个不能忘却的“本”,就是即便遭受外族强权的侵害凌辱,也仍旧不屈不挠的本土文化的“根”。这种对于“本”的执著与对于“根”的固守,一如这种宁死不屈的骨气所凸显的,并非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作为一个拥有确定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人所能展示的信念与尊严。

   即便如此,郭靖仍旧无法抹杀在“苦寒之地”的蒙古塞外曾经拥有的温情记忆,那是躲避汉族奸臣追杀、与蒙族华筝公主共同成长的体验,还有从少年时代起就与蒙族四王子拖雷、神箭手哲别建立的友谊,只有到了与蒙古大汗反目成仇之时,郭靖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纯粹性,才公然成为一个问题。但该问题及其所表露的境遇,最多构成一种痛苦的矛盾,尚不能形成对郭靖本人所承袭的价值观念乃至个体生命的真正威胁。相形之下,《天龙八部》里的萧峰所面临的以及所承担的,则要惨烈悲壮得多。他所肩负的汉人和契丹人这双重身份的重压,以及对南朝丐帮和大辽国、对契丹生父与汉族养父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处境,使得他最终以个体的生命为代价,熄灭宋辽两国十年的战火,从而“以身饲虎”般地化解了“种族-民族-国家”的冲突,身体力行了一种象征性的、富于悲剧色彩的解决途径[5]。萧峰一死,对于契丹君主和中原群豪构成了双重冲击。“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甚么?”[6]对于辽国君主耶律洪基来说,此际萦绕心中的荣辱胜败,仍旧附着在“大宋-大辽”的利益消长与两个民族的历史恩怨之上,而中原群豪则如是议论:“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7],这是明显的汉族中心主义论调,不足为训;“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8],这仍旧是从维护汉族利益的立场出发评判萧峰的所作所为,只不过在刀光剑影面前终于能够有限地突破自身的民族偏见,论天下英雄不再以种族-民族划分为前提。在考察金庸小说里汉族与异族的依存与对抗方式时,维护领土、抵御外侮的抗争行为与标榜“中原”和“汉族传统”的自恋性机制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后者有可能沦为“一种固执而恶性的中心主义的存在”[9]。

   面对萧峰之死,无论是汉人还是辽人,出于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立场,都不能理解乔(萧)峰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以天下苍生为念”、“保土安民”的动机和壮举。慕容博欲图联合吐蕃、西夏、大理以及辽国复燃战火,割据中原,不惜以坦然受死成全萧峰的杀母大仇,面对此番境遇,萧峰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他踏上一步,昂然说道:“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10]在萧峰的反诘里,宋人和辽人同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再是单纯的对立者或是相互仇恨者。边关征戍之苦所殃及的,既有宋人,也有辽人。乔(萧)峰所禀赋的汉族和契丹族的双重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慈悲襟怀,使他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民族-国家”冲突里,洞察到宋辽双方的苦难与无辜。

   于是金庸所赋予的郭靖、萧峰等人的身份,便包含着一种明显的“杂合性”(hybridity)[11]。这种杂合性以韦小宝为最。作为妓女的儿子,他从来不知父亲的种族、民族与姓名,甚至“父亲是谁?”这个问题起初他从未想过。这意味着,“父亲”永远是一个“无名者”,他在韦小宝的记忆中成为一种缺失,一片长久的空白。他是作为一个孤儿、一个被剥夺了父子血脉相承关系的弃儿、一个甘于认可这种被剥离状态的孤零零的个体而存在的。这种父亲一直缺席、父亲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暧昧不明,因而造成儿子的“种族-民族”身份模糊不清的状况,既喻示了年轻的子一代与父亲一代似乎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弥合的断裂,又喻示了子一代解决身份危机、达成血缘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将永被搁置。当韦小宝佯装被杀,重归扬州,寻访父亲的身世与身份时,他与做妓女的母亲有一段对话: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12]

   这就是金庸封笔之作最后的文字,一个明显亦庄亦谐、寓意深刻的开放式结尾。梁启超曾经区分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前者乃“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后者乃“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3]。韦春芳这样的妓女所禀赋的,便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化的“大民族主义”,一种并不狭隘的“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的东方“大民族”意识,或者说,一种广义的黄种人“中心倾向”,她所坚拒的,则是种族肤色全然不同的“罗刹鬼、红毛鬼”,是在生理特征方面差别甚大的“异类”。在她的意识表层,她毫不犹豫地将“血系、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质”[14]判然有别于汉族的俄罗斯人指认为敌人;而从韦小宝的“民族-国家”身份之谜出发,那么韦春芳面对“汉满蒙回”嫖客来者不拒的“宽容”姿态,则给韦小宝的身份永久地笼罩上一层无法辨识的迷雾。于是,纯粹的“种族-民族-国家”身份在韦小宝身上,在《鹿鼎记》这部争议极大的巨著里轰然坍塌,被质疑并被反讽。

   霍米·巴巴在讨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时,曾颇富洞见地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都带有某种“混杂性”,两者之间充斥着“含混”与对抗,这令二者之间充斥着异质性的、多元化的对抗性空间[15]。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异族统治者与汉族群侠百姓之间,不但存在着外族强势者因为主动研析中土文化而带来的内在思想空间的混杂,以及像乾隆皇帝这样本人即半汉半满的身份的混杂,而且也存在着郭靖、萧峰、张无忌、韦小宝这样的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的不纯粹性,以及对抗异族统治的含混性。

   个人身份的“混杂性”所导致的是个人认同的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不仅仅是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也表现在个人的价值观与趣味方面。金庸小说的男主人公往往存在一种爱情至上的价值观,《飞孤外传》中陈家洛一出场,便“脸色忧郁,似有满怀心事”,当胡斐将他误认为满清重臣福康安而与他过了致命的一招后,陈家洛“随手挥送,潇洒自如”地化解了胡斐的攻势,“身子微微一晃,随即坐稳,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立时又回复了先前郁郁寡欢的神气”[16]。从现代视角看,这是一个“悲悼与忧郁症”的患者,而“忧郁症患者是一个不能克服一件珍爱之物的丧失从而最终把丧失感内化的人。……忧郁症患者异于其他悲哀者之处,就是他显示出一种虚妄的自我贬毁的症状。因为丧失的本身意义对患者来说一直是潜意识的,所以丧失的感觉会向内转,使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无用,好像一个不公平地被抛弃的人一样”[17]。

   陈家洛念念不忘的是香香公主而不是恢复汉室江山的大任,杨过(《神雕侠侣》)在十六年的时间苦苦守候的是小龙女(平生心血所凝乃是一套“黯然销魂拳”),击杀蒙古大汗则是金庸“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18]有意虚构的闲笔,而最具阳刚之气的萧峰(《天龙八部》)悔恨不已的是被他亲手误杀的情人阿朱。在金庸笔下,指点江山的男性侠士的“珍爱之物”是他们所钟情的女子,这种“英雄气短”的瞬间,这种“悲悼”或者“忧郁症”的时刻,是一种个人化的征兆。而且,诸如此类的忧郁感受也无法得以外化而只能深藏于内心,甚至找不到可以发泄、控诉和斥责的替代物。于是,这种不能转化成“贬毁他者”的“自我贬毁”,便呈现为一种萎缩和无力的状态,一方面,它标示出他们是乱世、以及冤孽情缘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也提喻式地表现了“为民为情”的男性侠客无法逃避类似的挫折,亦无法融合“私情。

   如果说武侠小说这一被文学史所边缘化的文类,以及侠客这一被历史所边缘化的群体,形成了一种非中心化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那么,这些为国仇私恨所纠缠的受压迫者本身,有没有被武侠小说美化或者“神话化”的趋势呢?他们是否如周蕾所言,“通过一种独特的象征性位置——一种无权力的位置——获得道德性的胜利”[19]呢?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男性主人公这种被放逐、被拒绝的状态,并不等同于周蕾借助南茜·阿姆丝特朗(Nancy Armstrong)和列奥那德·特能豪丝(Leonard Tennenhouse)分析《简·爱》时所刻意阐发的“一种以表现自我为‘无权力’分子来支配他人的暴力典范”[20]。像陈家洛这样的被剥夺权力者,不是试图支配“疯女人”的简·爱,而是一个政治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一个出于民族大义、深挚情感而作出主动牺牲的情场失意者,同时也是叙事者所肯定的、摒弃暴力的“道德”与“正义”层面的胜利者。

在身份危机、认同困境之中,金庸不仅凸显了异族强势者的外在压制,而且触及了弱势的汉人面对中国文化之承传时所遭遇的问题。在文化征服与文化对抗的复杂过程中,异族在文化上汉化,既是有据可查的史实,也是汉人的一种幻想,外族人以认同华夏文化为归宿,成为汉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然而韦小宝的“文盲”性质却揭示了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汉族被统治者或者原住民的文化承继问题不一定必然受害于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文化健忘症一方面可以是异族统治者或殖民者所致使,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被殖民者自身的惰性所造成。《鹿鼎记》中“韦小宝用错成语,乃是家常便饭,丝毫不以为意”[21],“尧舜禹汤”被他说成“鸟生鱼汤”,反而是鞑子皇帝更熟知中国传统文化。“驷马难追”韦小宝老是说错,“什么马难追”、“那个马难追”,甚至还有迎合苏菲亚公主的“三头马车难追”。正如林凌瀚所指出的,成语的道听途说、误记误用,实际上是异族统治下文化遗忘症的具体症候[22],而韦小宝的胡说八道、道听途说的行为,其深意恰恰在于令读者联想到香港的语言混杂问题——英文的混入,英语、粤语、国语的等级差异和交互运用,正是韦小宝语言混杂的潜在寓意。而更为严重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痛史实与教训,竟被韦小宝言差语错地说成“嘉定三赌”,还暗暗嘀咕嘉定人赌术必是了得,这段文字便可揭示韦小宝的心态:“(他)年纪幼小,满洲兵屠杀汉人百姓的事,只从大人口中听到,并未亲历。在宫中这些时候,满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其余自皇帝以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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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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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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