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先生在其《金庸作品集》新修版序的开头写道：“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
这里所说的“人”除了第一句提到的读者，更主要指小说里写的“人物”，但唯独没提作者自己，或者说将作者隐身了。
当代由金庸作品生发出的影视、游戏等媒体产品不计其数，虽然查先生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研究“金学”的论文和著作却汗牛充栋。仅在华人世界，金庸的个人传记就有数十种，其中傅国涌的《金庸传》集前人所成，史料扎实，文史互证，可以概览查先生的传奇一生。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虽不是专门研究金庸的著作，但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金著所代表的武侠精神有清晰独到的梳理和激越飞扬的表达。孔庆东的《金庸评传》文辞恣肆，知人论世，对金庸及其著作有更为全面和精彩的评论。
适逢查良镛先生诞辰一百年，这百年来，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迭代、家国的纷争、社会的变迁、观念的碰撞，均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今天的读者喜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称为“成人童话”，这是只着重于和现实所对立的文学幻想层面，却容易忽略外在真实世界对写作者自身的影响。金庸武侠虽然有其超越于时代的价值，也可以从不同时空、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但或许回归到写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及所处的历史情境，关注“其人其文”在“当时当地”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语境，更有助于理解“时代—作者—作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纪录片领域有“记录者被记录”的说法，文学创作领域又何尝不是“叙事者被叙事”；所以，即使是虚构的武侠小说，也可以视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特定人群的精神样本。
大时代的国民神话
什么是“侠”，历来众说纷纭。陈平原在《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一文中总结道：“急公好义、趋人之急是侠，锄强扶弱、借交报仇是侠，狂放不羁、慷慨好施是侠，被酒杀人、鸡鸣狗盗也是侠。”此是源于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对游侠的诠释。可实际上千古传颂的“侠”，“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
今人说到侠，或是深受《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影响，首先会想到“行侠仗义、锄恶扬善、替天行道”，或如金庸小说里描绘的思想境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但秦国自商鞅变法始，鼓励民间“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韩非子·五蠹》所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或许更能代表统治阶层对“侠”的看法。在一个日趋统治稳固的官僚体系下，“侠”被指为主流政治秩序的挑战者、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荒诞怪异的存在；甚至在太史公之后，关于“侠”的记载被逐步排除于官修史籍。
有趣的是围绕“侠”的书写却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异、唐宋传奇和元明清戏曲小说中得以延续。“侠”的人物类型由具有社会身份标识的“游侠”转变为具有特异才能的“武侠”和“神侠”；武侠故事的价值主题从“平不平”、“立功名”到“报恩仇”逐步演化。不过，一直到近代之前，围绕“侠”的记载和故事，始终被排除于主流叙事之外，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从未获得过今天这样的广泛传播和追捧。
近代以降，外族入侵，政权衰落，民生凋敝，一方面是让国人见识到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强悍力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晚晴王朝从政治、社会到思想控制力的全方位衰退，给予了具有叛逆性的“武侠文化”生长扩展的社会空间。
陈平原曾从“游侠之逍遥法外”、“中国之武士道”、“对于流血的崇拜”、“暗杀风潮之鼓吹”、“联络会党的策略”等角度总结晚清知识分子阶层的尚武尚侠之风。在“救亡”、“反清”和寻求“富强”等时代主题下，社会变革者们或反思传统，或挑战主流，从中国武侠文化中寻求勇毅刚健的精神资源，“侠”甚至一度成为他们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想象。而在民间，“武侠”文化的复苏更指向鲜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主张和“刀枪不入”的神话，孙禄堂、杜心武、霍元甲、陈真等武林高手挑战东西洋大力士的都市传说，均可视为社会民众面对西方侵略和近代文明时应激心态的产物。
时至当代，黄飞鸿、李小龙、叶问系列电影里仍常见中国功夫对决洋枪洋炮的场面，香港导演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还有“十二路谭腿”、“五郎八卦棍”、“洪家铁线拳”逆袭穿西服、执洋枪黑社会的桥段，都是集体记忆的投射与延续。
中国武侠文化走向复兴，甚至成为新的国族神话，几乎就是源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推波助澜；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进入社会主流叙事，以及金庸著作能够广受推崇的时代背景。查先生曾自陈：“想要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而在金庸小说里，萧峰、郭靖、袁承志等主人公在民族或家国之间的纠结、徘徊与选择，皆是以文学隐喻社会，并与时代心理同频共振。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的变迁亦可提供武侠故事上升为民族神话的另一解释维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为英人统治，一口通商转为五口通商，事实上刺激了上海、香港、广州、厦门等近代口岸城市的崛起。新兴城市为民间武侠故事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现代媒介与公共空间，而近代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催生了更丰富的文化消费需求。如霍元甲、陈真、马永贞的故事之于上海，黄飞鸿、洪熙官的故事之于广州，叶问、李小龙的故事之于香港，可以说，没有近代新兴城市，武侠故事就不可能有生发和传播的土壤。
与之相伴的重要因素则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与普及。在金庸武侠小说出世之前，近代印刷业已让民间自印书籍得以广泛流通，但“武侠”故事最主要的传播平台与传播者则是报纸和电影等大众媒体及其所吸引、塑造的市民受众。
查先生在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就读时曾与两位同学合编了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查良镛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傅国涌著《金庸传》）。或可视为日后的传媒巨子第一次借助近代出版业的“创业”成功。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办报兴起，而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电影的上映则开启了中国的武侠神怪片热潮。金庸最早的作品《书剑恩仇录》开始于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虽是初次试水，却广受好评。报刊上的武侠小说可类比当下电视和网络上的连续剧，虽传播媒介不一样，但受众需求异曲同工，作为报人的查良镛抓住了由新兴媒体和新兴受众所创造的市场契机。
有趣的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于1972年9月写完，十五部长短篇小说写了十七年，正好承接了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逐渐进入华人社会的过程。查先生自己曾为电影编剧，小说叙事不乏“电影化”“视觉化”的场景描写，其长篇小说更容易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幕。电视机发明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于四十年代末进入香港市民生活，并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缔造了电视传媒业的繁荣。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普及，1983年由金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热播，和《少林寺》等系列电影一道创造了八十年代的“武侠热”、“功夫热”。
如孔庆东《金庸评传》中所言：“一方面，通俗小说是低级的文类，一方面又人人喜欢读。”近现代的大众媒体，因为以市场化为目标，本身就消融了高雅和通俗、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的界限。金庸小说虽集传统武侠文化之大成，实则更受益于近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是被现代城市、现代媒体、现代市民生活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所共同塑造的国族神话。
时代的因缘际会，让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所开创的新派武侠成为不可复制的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孤岛上的遗民隐士
读金庸小说，可纯作娱乐消遣，亦可读其文思其人，揣摩作者心态和历史变迁之间的勾连。金庸武侠的产生有其大的时间背景，也有其非常突出的地缘因素，显然正是香港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城市孕育了金庸小说的生长。
近现代史研究曾形容上海的一段历史时期为“孤岛”时期。所谓“孤岛”指的是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日本占领期间的上海公共租界（不包括虹口、杨树浦两区）和法租界。但毫无疑问上海的“孤岛时期”是短暂的；从1841年1月26日被英国占领，到1997年6月30日之后回归祖国的怀抱，香港虽一度为亚洲金融贸易的中心，也没有完全切断与内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像是悬置海外的一座百年孤岛。正因为如此，在与香港有关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里常见到一种独特的“孤岛“心态。
所谓“孤岛”，它既可能是黄药师苦心经营的人间仙境桃花岛，也可能是韦小宝被流放软禁、人迹罕至的通吃岛。从时间上来说，孤岛处于主流历史时间之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空间上来说，孤岛和故乡隔着千山万水，既非来处，也非归处。
在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佛山富家少爷叶问沦落香港以教拳为业，来自北方的武学奇才宫若梅栖居岭南市井办起了医馆，中统特工出身的“一线天”改行开了理发店，关东豪客丁连山隐藏于食肆后厨，每个颠沛流离来到“孤岛”香港的武林人物背后都有一言难尽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人物及场景设定在香港电影里并非个案，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是一个社会动荡、黑帮横行的年代……唯独一些连黑帮也没兴趣的贫困社区，却可享有暂时的安宁。”肮脏、混乱、吵闹、狭窄的“猪笼城寨”几乎就是照搬香港的标志性社区“九龙城寨”，更构成了对香港这座城市孤岛的隐喻。被遗忘的“猪笼城寨”里居住着四面八方逃难而来的人，有以金庸小说人物杨过、小龙女自命的包租公、包租婆，亦有身怀绝技但甘居下流的苦力强、裁缝和油炸鬼。时代车轮之下，新旧交替，大浪淘沙，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选择在孤岛栖身，但依旧会思念着吾土吾民，期望着叶落归根；而现实的境遇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专注于眼前的日子，为揾食而苟活。
《一代宗师》和《功夫》虽然拍摄于二十一世纪初，也属于不同类型的武侠片，却承载了香港导演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想象。二战结束后，身处于冷战夹缝中的香港在港英当局统治之下，政务腐败、治安恶化、黑道横行，但一些名流显贵或文人雅士却阴差阳错在这里落脚。流亡的人群里，有杜月笙这样的青帮大亨、孟小冬这样的京剧名伶，也有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江誉镠（香港电影《南海十三郎》的人物原型）这样的戏曲编剧。金庸、倪匡、黄霑等日后名噪香江的才子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抵达香港。世道混乱的“孤岛”香港一时成为藏龙卧虎的江湖，各方政治势力在此明争暗斗，东西方文化也在这里碰撞交融。
曾经胸怀外交家梦想的查良镛一度期望为新中国贡献力量，却在几经辗转之后成为了“孤岛”上的一名报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显然由此融入了小说里，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状态，也为诸多主要人物提供了命运的终局。
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是查先生的海宁同乡，富贵齐云的汉家官宦子弟，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反清复明”的使命，然而功亏一篑、壮志未酬，最后远遁回疆，孤独终老。第二部小说《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是明末名将袁崇焕的遗孤，身负国仇家恨，兼具绝世武功与仁厚心胸，有领袖群伦的天然禀赋，却因时势所趋，最终避身于海外孤岛。这两部作品中，查先生写出了一群前朝遗民沦落天涯的失落和感伤。到《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那个追随前朝而逝去的“武林”仍然在若隐若现。及至最后一部“反武侠”的作品《鹿鼎记》，查先生在小说开端便不厌其烦地讲述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遗民的往事，作为整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小主人公韦小宝虽出身低贱，但身兼天地会要职，与李自成、陈圆圆、九公主等前朝故旧皆有交集，其“反清复明”的主题虽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却依旧在延续。
所谓“遗民”就是难以割舍旧时代的身份和记忆，又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环境。当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终于落幕，若不能为旧朝殉葬，又不肯（或无法）为新的政权效命，就必须别觅谋生之所。遗民多半成为了流亡者，他们只能在“孤岛”、“边疆”或“海外”重新开始，做个远离故土，也远离了主流社会的“隐士”——如藏身古墓的小龙女或思过崖上的风清扬。
《论语·泰伯篇》有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而“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老庄隐逸思想也为历朝历代士人阶层提供了精神避难的渊薮。中国的传统武侠文化更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潇洒身姿，不屑于追逐现世功名利禄，所以，“侠”和“隐”始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都构成了金庸武侠的重要精神资源。
《书剑恩仇录》第一回，金庸就让武当派大侠陆菲青忽然想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理，混到李可秀的官府中设帐教读，看似闲闲一笔，实则开启了此后的“隐侠”生态。《射雕英雄传》里江南七怪的出场段落堪称金庸作品里最为大放异彩的华章，“江南七侠”皆屠沽贩屦之辈，鸡鸣狗盗之徒，然身怀绝技，却甘居下贱，耻于和官府同污，亦不与外族苟且。《笑傲江湖》里，令狐冲无端遭遇师门的怀疑构陷，落魄潦倒于洛阳街头，幸遇藏身市井的绿竹翁和“姑姑”（任盈盈）相助，并学会了《笑傲江湖曲》。此段落对整个小说结构而言非常重要，其一是构成了人物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其二是揭开了所谓“名门正派”都知之甚少的另一重隐秘江湖。至此，“侠”和“隐”的主题合二为一，才成就了少年侠客笑傲江湖的传奇。
查先生曾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这固然基于其骨子里的快意恩仇、自由洒脱，但又何尝不因为造化弄人、世路坎坷，才逼出了英雄本色。令狐冲虽常有轻薄无礼之言、顽皮放诞之举，然“时穷节乃现”，终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物。《笑傲江湖》里最令人豪气盈胸的段落，莫若方证大师欲授令狐冲《易筋经》以救其性命，条件是从华山派转投少林门下，却被令狐冲慨然拒绝。
小说写道：“令狐冲出得寺来，心中一股苍苍凉凉，仰天长笑，心想：‘正派中人以我为敌，左道之士人人要想杀我，令狐冲多半难以活过今日，且看是谁取了我的性命。’一摸之下，囊底无钱，腰间无剑，连盈盈所赠的那具短琴也已不知去向，当真是一无所有，了无挂碍，便即走下嵩山。”
《笑傲江湖》虽写于1967年至1969年，但这般英雄豪气，想必是查先生读书遇阻、求职未果、或迈出《大公报》大门准备创业时的心态。回望查先生的成长经历，生逢乱世，虽享有温暖宁静的童年，却因日寇入侵，家国巨变，十三岁就开始颠沛流离。曾因仗义执言而被中学开除，读大学的理想几经挫折。成年后虽卓有才学，却报国无门，有家难归，只能流亡香港。后告别《大公报》，独自创办《明报》，办报纸写时评皆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自认，故为左右两派所攻讦；其小说虽在华人圈影响力巨大，但改革开放之前不能在内地出版，在台湾地区亦屡遭封禁……今人只知一代“大侠”功成名就时的富贵荣光，却无法体会其不见容于各门各派而浪迹天涯、走投无路时的落寞与孤独。
如此人生际遇让查良镛成为了金庸，并写出令狐冲、张无忌、杨过、萧峰、袁承志、陈家洛、韦小宝这样在不同阵营夹缝中挣扎、抉择、游离不定的角色。大时代之下，不仅仅是谋生艰难，最难找到的是内心的自洽与平衡；所以其笔下如《天龙八部》的虚竹、段誉一般安享太平富贵者寥寥，大多数主人公虽性格各异、因缘不同，皆以流亡孤岛或归隐江湖为最终的宿命。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他们都是哈姆雷特。
一个金庸就在小说里创造出了无数的英雄侠客，对应的却都是某段人生经历或某个人生侧面的查良镛。
乱世中的江湖儿女
近人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常会论及他的悲剧意识。传统武侠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多能善终，拥有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实现善恶有报的道德闭环，也迎合了普通民众的情感需求，但金庸武侠中却常见悲剧人物，或者叫“失败者”。
如在辽宋冲突中选择自戕而亡的萧峰，功败垂成又痛失爱侣的陈家洛，以及香香公主、霍青桐、程灵素、袁紫衣、纪晓芙、周芷若、岳灵珊、宁中则、小昭、阿朱等命运多舛的美好女性。
其他正反派人物不得善终者更是数不胜数，如谢逊、张翠山、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刘正风、林平之、慕容复、游坦之、金蛇郎君、丁典、李莫愁、梅超风……若以现实功利标准来衡量，金庸笔下几乎就没几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大部分都是时代的失败者，即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是在自我质疑中怅恨而亡。乱世里似乎只有隐逸和逃亡才是唯一的出路，但逃过了武林纷争、江湖劫难，最终觅得的结局也不过是苟活而已。
当下的读者承平日久，在便利、舒适却格式化的现代生活里已然麻木，多沉醉于武侠小说的离奇因缘和神妙武功，以作为庸碌日常之外的释放与补充。其实金庸能让武侠小说这一通俗门类进入文学殿堂，还是因为他对历史的深邃思考和他准确描绘出的人心人性。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读之会心，有时又很难共情，有时是行为乖张，有时却又善恶难辨。
须知“乱世”才是孕育这一切的时空。乱世里才会有那么多家破人亡、骨肉相残、师徒反目、禽兽当道的极端情景；乱世里人人皆是“活命”为先，稳定的道德伦理纷然崩解，必然会模糊善恶的边界，催生扭曲的人性。
在写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的时候，金庸显然尚未从传统章回小说和剑仙神侠故事的窠臼中完全跳脱而出，所以常见《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式的人物类型与戏剧场景；故事情节虽曲折动人，但人物心理过程则相对简单平顺。若说有深入人物心理或人性深处的描写，其一是陈家洛与香香公主、霍青桐姐妹的爱情纠葛，其二反而是余鱼同对兄嫂骆冰的不伦之恋；但总而言之人物都是类型化和扁平化的，正邪人物也都界限分明。
及至第二部长篇《碧血剑》，开始出现金蛇郎君这般武功卓绝却亦正亦邪、爱恨极端的人物，温青青这样性格乖戾但用情至深的女性。道貌岸然却多行苟且的温家五老当为此后的公孙止、岳不群、戚长发等伪恶之徒的先声。小说的后半部分，查先生真正开启了其“历史写作”的功力，尤其是崇祯自尽和闯王进京一段，写出了兵荒马乱时代的血腥与残酷。写到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李岩等起义军领袖在权力和欲望面前的蜕变、内讧，更活脱脱还原了乱世政治的黑暗与无情。查先生在《碧血剑》小说之后附录了万字《袁崇焕评传》，虽是扎实的学术研究，却对人物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尤其写到袁崇焕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冤屈之苦和被百姓生食其肉时的惨烈场面，一股绝望之气填塞于胸。忠臣良将的悲惨孤独和愚昧群氓的平庸之恶，正是乱世中常见的真实情景。
《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一般被视为金庸的过渡期作品，然而除了苗人凤、胡一刀、胡斐、程灵素、袁紫衣等正面人物之外，已经很难见到一个良善之辈，甚至是拥有正常人性的人。影响力最广泛的“射雕三部曲”或许更具有阳刚之气，可亲可爱的正面角色较多，也更接近于“童话”。但除去欧阳锋、欧阳克、裘千仞、公孙止、李莫愁、成昆、霍都、玄冥二老等明确的反派角色，所谓立身于名门正派的灭绝师太、周芷若、丁敏君、何足道等辈毫无人性的表现同样令读者心寒齿冷。
《倚天屠龙记》里写到天真烂漫的张无忌初入江湖，便被“名门正派”的朱长龄、朱九真父女算计。朱长龄满口道德侠义，朱九真则以美色相诱，朱家不惜烧掉自家豪宅以骗取张无忌的信任，几乎让饱经疾苦又涉世未深的张无忌错以为幸福降临，直到撞破真相，幡然梦醒。此处是为了写一个少年人的成长，但何尝不是写出了在一个少年面前世界的坍塌。虽说只是个小插曲，但每读至此常有窒息之感，查先生哪里写的是“成人童话”？他是在毁掉所有人心中的童话。小说中的人心叵测、江湖险恶，已远远突破了常情常理与正常人性。
此后，查先生沿着人性暗黑的道路越走越远。《连城诀》可以视为《笑傲江湖》的预演，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完全由伪恶之徒占据的暗黑世界。质朴无知的狄云在懵懂中成长，无端身陷囹圄，倍尝人间苦难，最后才发现自己是被恩师戚长发、万震山、言达平等人所构陷利用，即使“落花流水”等江湖名侠也不过是猥琐自私的伪君子；与之相比，血刀老祖这样的真恶人反而增添了几分可爱之处。
《笑傲江湖》应是查先生勾画乱世人性的集大成之作，小说里的“江湖”首先实指那个争权夺利的武林，但是往大里扩展构成了对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隐喻，往小里延伸则指向深不见底的人心。李慕白曾说“江湖中卧虎藏龙，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从青城派余沧海屠戮福威镖局开始，到左冷禅和岳不群为了武林盟主之位明争暗斗，再到日月神教的任我行和东方不败不可遏制的人格异化，令狐冲的个人成长过程正是对人心人性之伪恶的逐步体认过程。但最令人惊悚的却是林平之的转变，让人感觉整个江湖都中毒已深。
但若说查先生有嗜痂之癖，只喜欢写坏人，那是不准确的，金庸对“伪”的厌恶显然远远大于“恶”。《射雕英雄传》里的黑风双煞，《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虽挂以恶人之名，除了天生猥琐的云中鹤，皆有其行凶作恶的根由，难免会让读者产生同情之理解，而金庸对那些“伪徒”则会不留余地地揭露和嘲讽。
《笑傲江湖》里最精彩的一段莫过于在紧张激烈的比武大会现场，“日月神教观摩团”的任我行和向问天说了一段相声：
向问天道：不错。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尽集于此……
任我行道：其中一位，更加了不起。
向问天道：是哪一位？
任我行道：此人练就了一项神功，令人叹为观止。
向问天道：请问是什么神功？
任我行道：此人练的是金脸罩、铁面皮神功。
向问天道：属下只听过金钟罩、铁布衫，却没听过金脸罩、铁面皮。
任我行道：人家金钟罩、铁布衫功夫是周身刀枪不入，此人的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却只练硬一张脸皮。
向问天道：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不知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功夫？
任我行道：这功夫说来非同小可，乃西岳华山，华山派掌门人，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君子剑岳不群岳先生所创。
向问天道：素闻君子剑岳先生气功盖世，剑术神妙，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这金脸罩、铁面皮神功，将一张脸皮练得刀枪不入，不知有何用途？
任我行道：这用处可说之不尽。我们不是华山派门下弟子，其中诀窍，难以了然。
向问天道：岳先生创下这路神功，从此名扬江湖，永垂不朽的了。
任我行道：这个自然。咱们以后遇上华山派的人物，对他们这路铁面皮神功，可得千万小心在意。
向问天道：是，属下牢记在心。练得脸皮老，谁也没法搞！
或许因为《笑傲江湖》里的江湖太压抑、人心太阴暗，金庸不得不经常用这种喜剧方式破解一下叙事里的悲剧气氛。更有趣的莫如桃谷六仙这样的角色，不时出场表演一段群口相声，其说话特点是“童言无忌”，借他们之口挑破了多少伪恶之徒不可告人的诡计和隐情。
与“伪”字相对立的就是“真”了，金庸笔下个性鲜明的主人公令狐冲、杨过、郭靖、张无忌、狄云、石破天等皆以“真”取胜；顽劣下流的韦小宝也有真诚可爱、讲义气的一面；能够冠绝武林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虽然有善有恶，俱为真人，“华山论剑”最后恰是被最纯真无邪的老顽童周伯通拔了头筹。
金庸武侠之所以写尽人间伪恶，却并不让人感觉绝望，就因为在暗黑的江湖乱世里始终高扬着天真、纯真、率真的人性辉光，以及他对于“信义”的推崇，对于“利他”精神的歌颂。饶有趣味的是，查先生笔下固然有李莫愁、周芷若、梅超风、何红药、关明梅、叶二娘、阿紫、天山童姥等因爱生恨、偏执古怪的角色，更有大量人格完美的女性，她们居于乱世中，却恪守自身所笃信的价值观念。
除去香香公主、霍青桐、黄蓉、赵敏、任盈盈、小龙女、阿朱、王语嫣等光彩夺目的主角，在查先生内心最欣赏的应该是为了成全胡斐和袁紫衣而牺牲自我的程灵素。他在《飞狐外传》后记里曾特意写到：“程灵素身上夸张的成份不多，她是一个可爱、可敬的姑娘，她虽然不太美丽，但我十分喜欢她。她的可爱，不在于她身上的现实主义，而在于她浪漫的、深厚的真情，每次写到她，我都流眼泪的，像对郭襄、程英、阿碧、小昭一样，我都爱她们，但愿读者也爱她们。”
《飞狐外传》并非金庸最具影响力的小说，程灵素在《飞狐外传》里出场的段落也不多，但她会让人想起法国名著《悲惨世界》里的艾潘妮。在一个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大时代里，大部分人都挣扎、纠结在善恶之间，出身低贱的艾潘妮曾跟随父母德纳第夫妇做过鸡鸣狗盗之事，但因为爱上青年革命者马吕斯而改变了自己。为了成全马吕斯与珂赛特的爱情，艾潘妮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由此让她成为《悲惨世界》里出场不多却最为动人的角色。
当代人多自我和功利，敏感、矫情而斤斤计较，也许无法理解这种爱情与牺牲，殊不知人类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不完全只为自己活着。唯有笃信人世间尚有爱情、亲情、友谊，有令人敬仰的利他和牺牲，“人”才能成为高尚的生灵。
让我们完整转述查良镛先生的这段话以为本文的结尾：“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的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这就是查良镛先生理想中的“江湖”，也是他理解、描绘和创造出的现代“侠义”精神，既承续了传统文化，亦融汇了现代文明。当然，生活于现代性“荒原”之上的人们已经距离“金庸”越来越遥远，他们的生存状况也许更像是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隐喻。新兴媒体不断创造神话，又解构神话；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座孤岛，只沉溺于虚拟的江湖；即使没有身居乱世，却人人都让自己的内心兵荒马乱。终有一天，金庸和他的“武侠”将成为被萃取、被扭曲、被肢解的历史符号，或者被新的离奇故事和幻想人物所取代。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正所谓，“荒原寒日嘶胡马，万里关山归路遐。”
汪洋（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