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金庸何以超越雅俗、长盛不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18-11-03 1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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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几十年来,月有阴晴圆缺,但金庸始终没有完全淡出公众的视野。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读书人”

  

   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

   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

   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

   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镛先生,根本没必要正儿八经地注册念剑桥或北大的博士。可这正是“读书种子”查先生可敬可爱的地方。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多次听查先生演讲,说实在话,不算太精彩;但答问很得体,确能显示大智慧。现场感觉如此,回头读各种报道及记录稿,证实我的直觉。愿意认真倾听粉丝稀奇古怪的提问,给予真诚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名人来说,除了智商,还得有足够的情商。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

  

   问过中文系若干在读博士生,他们小时候也曾迷恋过武侠小说,因而对金庸其人其文相当熟悉。之前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许多人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四年前,我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是:

   “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大概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的学术价值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撰写并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同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专题课,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不过,在我的论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环,故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如此“平正通达”,影响力也就有限。

   直到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先生撰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严老师不屈不挠,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日后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在金庸研究方面,贡献远比我大。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作为上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

   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

   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

   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

   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上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

   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

   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

   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

   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

   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

   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我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

   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

   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提问: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今天看来,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很好。

   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金庸小说里有很多“学问”,比如佛道、历史、地理、琴棋、书画、茶酒、武功、中医等,可视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基本知识”。难得的是,这些知识在金庸小说里融合得很好。好的武侠小说确实在娱乐的同时,给你传递某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因此,我才会说,金庸的小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普及中国文化读本”。

   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极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比如说,他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眼光和趣味,确实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读金庸的小说,在欣赏血雨腥风、理解神奇的武侠世界的同时,最好还能对其作品中隐含的学问与情怀有所了解与领悟。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

   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

   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

   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也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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