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雄:我们终于站在了田野里——给当代教育家大会与会者的一封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0 次 更新时间:2024-01-16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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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 (进入专栏)  

各位老师、各位校长、各位嘉宾

大家好!

当我们远离城市的高楼与喧嚣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可能依然不平静,难以忘怀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难以放下林林总总的人和事,难以割舍那么多的名和利。请允许我对你们提出一点点要求,就着这样一个伫立在田野里的会场,就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会儿,静静地听一听秋虫鸟鸣,欣赏一下田野风光,让我们暂时放下肩上的担子,让思想无拘无束地飞翔。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众所周知,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只有深入地理解过去,才能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也才能为未来做好准备。而重新回顾历史,决不是回顾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或解释。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教育曾经为我们设定的知识框架,摆脱曾经设定好的推理模型,站在当今时代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的位置上,回答国民对教育的质疑。我们应该以开放的胸怀,虚心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等学科的新成果,来重新建构我们看历史,看教育,乃至看世界的思维模式,并且,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去衡量,去掂量,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关键问题?什么才是对未来真正的责任?什么才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和方向?

作为教育界的人士,承担着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公共责任,我们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这个多元化、多样性的时代,表达教育者对正义、良知和道德的坚守,表达教育者面对重重困境,依然努力追求理想的精神气质。

百年国史中的社会转型

过去的一百年,我们的国民经历了太多急切的事情。1840年以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人们曾经为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而流血牺牲, 1949年以后,为了国家实力的强大,国民们建设的热情高涨,战天斗地,废寝忘食。但是,政治斗争的烈火取代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为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而加班加点。教育曾经为革命服务,教育也为经济发展服务,教育却没有确定教育自己的目标,或者说教育很难回归教育自身,即人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这个阶段曾经有过民主与科学的启蒙。然而,有一个历史的细节曾经被人们掩盖。1919年5月4日的那天早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干什么?他走到校园,极力劝说学生不要去游行,这位经历了多次战争洗礼的斗士,希望学生不要因为过激行动而断送了刚刚站立起来的北大。结果大家都知道,救亡太急切,启蒙让开道。虽然,他曾经为营救学生而愤然辞职,但是,人们忘记了或者说不愿记住他所希望的渐进的启蒙。

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国家层面的大问题未能解决,只能牺牲一下教育。也有学者认为,是我们单一性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似乎我们只能做一件事,不能同时做几件事。还有学者认为是教育缺失自己的独立性造成的。看看当年的西南联大,要钱没钱,要大楼没有大楼,连安静的环境都没有,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可是,为什么那样艰苦的环境却能够产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呢?有人说是能吃苦的意志,有人说是爱国的志向。不过,用亲历者(清华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从学校的层面看,自由意味着是自治。从学生的层面看,自由意味着是充分的自主选择。从教育的层面看,自由意味着教育的独立发展。

1949年以后的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转型。当时有三个目标:第一,克服近代长期以来的内外危机,社会学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因为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启动全面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第三是整合教育与文化资源,将全体中国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除外)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那么,这三个目标完成了吗?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相关报告(2008),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就第一个目标而言,1949年以后的政府利用在全国的严密系统,集中了全国的物力和人力,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动员体制,传统的、无序的社会危机被一个个克服,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被整合到总体性社会中来。然而,这种体制有一种很大的危险,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且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一旦高层决策失误,总动员体制就会僵硬地持续错误,而缺乏纠错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第二个目标应该说完成的较好,新中国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基础教育体系,提高了全民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当然,因为体制的因素,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体制的僵硬导致缺乏对劳动者的奖励机制,产权的排他性进一步导致体制的僵化,文革后,偷懒、搭便车、走后门等行为增加了成本,侵蚀了效率,体制的弊端尽显。

第三个目标是最失败的。它依靠一系列运动,开展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教育,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可能性,一切皆用集体主义压抑个人,甚至每个人的人生理想都是整齐划一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崇高的道德要求与现实政治的勾心斗角产生极大反差,由此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和相互为恶的行为。

上述负面的结果在“文革”的社会狂飙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传统中国的文化几乎毁灭,近代形成的文化也丧失殆尽。亲历者杨东平先生在《小的是美好的》这篇文章中说“文革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去关心国家大事,七亿人民都是大批判家,肥皂草纸这些小事却无人关心,几乎断档,生活的粗鄙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改善、精致和讲究成为姓资的危险词汇。”如此境况,教育能够独立发展吗?

近三十年的发展与国人心态

严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促使中国开始第三次转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年,中国社会向着新的方向转变。这次转型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并且有深深的体会。记得当时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唱着这首歌,满怀豪情地开始了现代化建设。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实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经济建设目标,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希望呢?钱文忠教授最近说:“你们相信中国教育还有救吗?我个人不相信。”我在网上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五的老师也说“没希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已经超越了目标,可是大家并没有增加幸福感,相反却充满忧虑和不安?

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第三次重大变革。经济改革的启动结束了一切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时代。原本视金钱如粪土的国民在政府不断推动的经济变革中,完全改变了对金钱的态度。金钱这个东西比政治厉害多了,它化为资本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和地产结合,炒高房价,逼得人们花费所有积蓄并大量借债;可以和权力结合,拆掉居民区内的学校,在远郊建立全新的校园,逼迫小孩子离开父母去住宿;资本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侵蚀仁爱与良知,将冷血与虚伪看成理性,将只顾自己与罔顾他人看成是英雄,于是,教育从政治的仆从,堕落为资本的奴婢,教育当然会丧失自己的道路。

资本的力量并不全是恶果,资本本身是中性的,要看使用它的人如何驾驭它。近十年来,资本推动着世界的发展,信息时代、3G时代、高铁时代无处没有资本的身影。我们的城市都在不断地膨胀,这是一个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特有的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谁也不愿意留在农村,都在想尽办法进入城市。这就像人口的发展一样,曾经是多子多福,一下子又到了独身子女的时代。某一项全国推进的政策往往将它的负面后果延续10-30年展现它的破坏力。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总额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可是,很少有人庆贺我们的成就,因为在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民族的文化、社会的道德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随同经济迅猛发展是每个人的欲求。甘地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绝对养得活全体人类,但是,满足不了人类无限的欲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企业家、金融家能否有更为长远的眼光?能否具有更多的仁慈之心?甚至能否具有更为专业的治理才能?这都需要教育来改变。

怎么可能靠教育来改变呢?

一定会有人质疑这个问题。注意,这里说的是“需要”,而不是“只要”。我们作为教育界的人士当然首先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能只是政治独大,一马当前。也不能只是经济,人需要吃饭,但不能只吃饭。1949年以后的六十多年中,前三十年基本是政治家领导一切。后三十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发挥出来,金钱的力量在驱动人们发展。但是,从中共十七大开始,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出现了。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具体目标。前三十年的口号大多是革命、战争、不怕牺牲;后三十年的口号是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GDP;现在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绿色环保。这些名词口号反映了国家发展的转型,预示着整个社会发展方向及其价值取向的改变。

2007年以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涌现出很多公益组织、公益基金会,汶川地震、奥运会,今年的渤海石油泄漏、贵州曲靖镉污染事件,第三方公益力量开始显现出社会力量的独特魅力。不为钱,也不为权,只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社会力量的强大才能平衡单向度的发展,也只有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教育才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教育不应该被金钱和权力掌控,教育原本属于公益,教育是需要心灵的滋养才能发展的事业,教育应该回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上去。

早在2002年,一批教师汇聚在朱永新老师周围,在他感召之下,开启新教育,短短几年就迅速发展到37万人,参与实验的教师遍布全国。朱老师说:“什么是新教育?简单点来说新教育是民间教育改革运动,不是教育部发起,是我们民间草根的教育改革实践探索。它是以教师发展为起点,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完美幸福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践。”这是民间社会力量在教育界的展现,新教育没有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钱,却成功地培养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教师,改造了几百所学校的校园文化,为上百万的学生提供了优质教育,这是社会力量成长的最典型的案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成立于2002年,这是一家民间教育智库,它以杨东平老师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国内教育界学者,其宗旨是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进步。它注重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致力于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研究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样,这个机构通过《中国教育蓝皮书》、各类论坛、地方政府创新奖等项目,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已经成为国内不可忽视的学术阵地。

新教育的落脚点在基础教育,研究院的重点在教育政策,他们开展的许多项目我都是亲历者。从2009年开始,我本人也投身于公益教育中,在中小学推广中国儿童幸福课程,这个课程以教师培训为途径,依托活动、游戏、课堂戏剧、小组学习等参与式教学的方法,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融入课程,真正实现以儿童为中心,让教师与学生感受到当下的幸福快乐与成长改变,短短两年已经发展到17个城市80多所学校,惠及15000多名学生。在此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教师们发自内心的公益精神是教育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应该怎样?”只是属于“应然的理论世界”,在现实中,虽然有民间力量在推动教育的发展,但是,更多的学校依然处在惯性的列车上观望与等待,当然,现实的困境这个“实然的现状”让他们裹足不前。教育要发展成为改变社会的中坚,必须看清楚困境中的关键问题。

当今教育面临的三大困境

第一个是学校教育中价值观扭曲的困境。教育危机的核心是文化危机与道德危机,说得更直接一些是伦理价值的危机。这个困境并不仅仅在中国,它属于全世界的。当代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早在1985年就指出:教师的困境来自两种不同的使命,一个是社会与教育体制赋予教师的要求;另一个是教育真实本性赋予教师的使命。前者是将学生塑造成社会有用的各类人才,并尽可能符合社会的需要;后者则应该按照学生的秉性,发展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发掘内在的善良和潜能,并逐步形成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信念。前者是急切的,后者是需要等待的。前者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能够上到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进入生活优裕的成功人士阶层。而后者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理解社会与人性,体会自身的特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很难的,需要走很多弯路去尝试。

在目前国内的学校中,学生们都在向着第一个目标前进,很少考虑第二个目标,也没有时间自己探索,自己体会。于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风靡,急切的学校、学生和家长恨不得10岁就读大学,最好读完博士,就能得到好工作,挣到很多钱。那么,知识与能力之外的爱心、责任、诚信、友谊、谦逊、宽容等等价值观呢?统统不去考虑,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学生也耗尽了青春最好的年华,但是,其结果得到的是没有幸福感的“空心人”。

学校最大的价值观困境是:一定要靠强制的纪律约束和优胜劣汰的方式来稳定秩序,任何矛盾冲突鲜有通过规范的“听证会”、“协商会”来解决。说得更为直接一些,即学校公共生活是目前学校的短板。有几个学校能够做到每年定期进行学生会和教代会选举?有多少学校能够制定并遵守学校宪法(即《学校章程》)呢?有多少学校能够依靠明确的规则来处理学校的人际矛盾?规则、平等、正义、相互尊重与宽容在我们学校生活中能够体现吗?我们有的都是个人的奋斗,鲜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我们有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一个人在他的学生时代对平等、民主、法治没有体验和参与,长大以后,如何成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让一批批没有公共精神和公共才能的人进入社会,他们怎么可能建设好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园?

第二个是官僚化体制的困境。这几年,在公办学校的制度改革中,特别是绩效工资实施后,学校财政、人事权力被地方政府的各级部门掌控,学校可以得到生均办公经费。以江苏省为例,大多数地区小学生均在150-300元,一所1000人的学校,也就是一年15-30万,如果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到位,教师培训也是免费,那么,这笔钱应该够用了。可是,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谈别的,仅仅是各类评比验收、大小会议就耗费很多,没有哪个学校能够靠生均经费活下来,于是,好一些的学校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收钱(择校费是最重要的一项),以保证一年的行政开销。因此,权力与金钱的力量一定会影响到学校的管理。《校长》杂志刚刚报道的淮安教师郭艳东自杀的案件凸显了学校面对权力的悲哀。当然,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在政府权力缺乏监督的背景下,学校更需要迈向潜规则的路径。于是,招生规模、学生评比、教师的配备、教师职称的评审、师生矛盾的处理,等等利害冲突的背后无不展现出潜规则的力量。

另一方面,地方行政经常统一要求配合政府的举措。某地举办经济洽谈会要求学校调整周末休息的时间,政府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要求学校举办一系列活动予以配合,各城市举办大型活动都会严重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有些地方政府不顾不同类型学校的情况,要求统一课程设置、统一考试、统一课时安排、统一宣传活动,甚至教师会议、学生会议、家长会议也要统一,学校成为教育部门的直接下属。统一化的背后正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性政府动员模式”的翻版。政府向着服务型方向转变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一定会有种种逆境存在。官僚化体制缺乏纠错机制,缺乏法治意识,缺乏专业的服务精神,导致学校片面的教育质量观,从小学就开始的“只看分数不看人”应试教育已经成为损害师生健康,扭曲师生心灵,危害民族发展的祸害。那种“应试也是素质”的诡辩与一百年前清朝遗老维护科举反对科学的言论如出一辙。专制历史从来不会过去,它总会以各种方式回到现实,阻碍人们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发展。

第三个是教育界言行模式的困境。教育界除了找不到自己独立的方向之外,在言行模式上也有不少缺陷。央视二套经常邀请财经评论员叶檀点评国际经济的重大问题,如美国债务危机、欧元区的稳定、石油价格的涨幅等。这个现象说明了专业人士言论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政府官员。那么,教育界呢?非常缺少一批专业的学者对国民关心的公共教育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教育界总体上对理论的偏好甚于行动,对高层的尊重甚于基层,对国外的偏好甚于国内,这就导致基层教育的溃败。小升初、负担重、体质差、考试水准低,等等最基本的问题,延续多年竟然无解。有人戏言,今天我们能登月,能潜海,却解决不了小学生书包过重的问题。

其实,“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回归常态。农民原本会种田,小岗村的农民没有改革,只是想回到几千年一直存在的家庭耕作方式,中央领导也觉得人民公社的方式问题很多,还是回归常态吧!农村改革便回到了传统形式。后来的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学校呢?过去弄出的很多官本位的学校制度并不适合学校的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有很多制度的创建,与国际接轨,也传承古代的书院精神,现在,我们要做的实际上还是回归常态。教师原本会上课,学生原本会学习。因为折腾太多,所以,师生似乎什么都不会了。

我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过去,我们如果遇到困境,会责怪外国人侵略,或者反动派太坏,有一段时间,教育困境可以怪罪于国家太穷。现在呢?我们还是能够找到种种原因来掩饰教育的满身疤痕。只是很少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责任。客观地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与以往比较应该是较好的时代。我们虽然面临种种困境,但是,过去除了这些困境还有更为艰难的问题未能解决。

今天,我们终于站到田野里,这个会议所选择的场地有着许多隐喻。首先,它隐喻着教育应该回到最基本、最务实的问题上来。让学校成为学校,即成为追求真理、展现人性的文化圣殿;让学生成为学生,即成为纯真好奇,生龙活虎的幸福儿童;让教师成为教师,即成为拥有爱心,自信乐观的专业团队。

其次,田野的隐喻说明,教育不是统一模式的工厂,不需要施化肥农药,不需要瘦肉精和添加剂,不需要生产标准件。教育需要的是回到本源,回到精耕细作的农业,为孩子最质朴的心灵提供阳光、雨水、土壤和园丁的期待。

再次,这个隐喻还意味着我们应该摆脱说教和空头理论,让自己的每一个设想或思考经过实践的检验,就像我们都认为低碳很重要,但是,我们为低碳做了什么?这里正是我们开始言行一致的地方。

第四,田野也意味着希望,哪怕还是春寒料峭,还有寒风凛冽,教育者必须拥有理想,必须对这块土地拥有期待,耐的住寂寞。教育的发展是慢的艺术,而非拔苗助长。抱有希望,勤于耕耘,勇于探索,承担起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教育就会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当然,有人会否认教育真能做什么,否认在一定的体制下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历来都是如此。具有独立思考与创造力的人总是少数,一个时代总是有少数来引领多数人。不过,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样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大多数人所缺乏的不是知识与信息,缺乏的是面对事实和改变现状的勇气。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教师专业领导力,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首先是唤醒每个教师的人性,要唤醒教师的人性,就需要校长们敢于乐观地面对现实,敢于对错误的举措做出机智的反映,以坚守教育自身的价值。具体而言,校长们能让教师真正参与学校的章程和发展规划吗?能够真正让教师们评议学校的工作吗?能够坚持召开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代表大会吗?能够真正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建立具有自治精神的社团吗?如果您有勇气去尝试,有智慧去解决其中矛盾或困境,您将会为中国六十五万所中小学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必将为亿万中小学生的健康人格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终将为这个艰难的时代提供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方式。

30年以后,或者在更为久远的未来,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如果能发现在2011年有一批教育者不满于现状,不甘于现状,勇于挑战现实,首先在自己的学校为学生们减负、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课程,为他们提供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机会,那么,他们可能会说,还不错,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人有血性。

江苏省历史特级教师   

2011年9月7日 初稿、9月14日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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