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谈谈教育改革和“两种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 次 更新时间:2018-06-20 14: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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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警惕新一轮“教育产业化”》,同时我也注意了一下,在一所“好”小学周边,几乎全是学习辅导班,真是五花八门,说这些“教育服务产业”正在“绑架”学校教育,一点不为过。有报道说家长每月要为孩子上各种辅导班付出数千元学费;一般学校班额过大,一些基层教育管理者都计划将班额从五、六十人压缩到四十人;同时各种教育乱象不绝于耳,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去国外求学读书……。新一届党代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仔细分析当前教育上的问题,正是人们日益增长“需求”和简单落后的“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倡“供给侧”改革,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实在太突出了。造成今天教育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今人们生活有了很大提高,通俗讲就是“钱多了”,同时“少孩”和“一孩化”的理念普遍被接受,中国又是极重视小孩教育的国家,造成能投入到教育方面的资金大增,很多乱象也由此而生,形成教育上严重的“供需矛盾”。教育产业又不同于其它产业,对社会如何发展有极大影响。但人们对教育的认知受社会舆论环境影响,受历史和政治的影响都很大,应该有怎样的教育需求是众说纷纭。在一篇文章中全面理清教育上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只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从经济角度出发,看看家长们对教育的需求是什么,谈谈有没有解决的条件,解决不了的“症结”在哪里。

  

   如今家长们早已经不满足几十年都没多少变化的普通中、小学教学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新、奇、特”的专长,甚至希望提高“颜值”,这诸多“需求”未必合理,但有一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这就是教育是“多元化”的,也就是整齐划一,大一统的教育形式是需要变化的。这种需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不可能不被发现,名目繁多的各种“培训班”应运而生。这种现象颇像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满意粮食配给,纷纷去集市贸易买食品。电视小品《换大米》就生动表现了当时经济转型的情况,最终是关系每个城市人吃什么,吃多少的“粮本”被废弃,粮站或关门或转型。现在也是你想学什么,就会有人来教你什么,问题是常规教学和这些“提高班”式的专业学习必然会造成矛盾,出现诸多新问题。

  

   大部分家长和大部分关心教育的人一样,对“真教育”是什么,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只能从“经验”出发去看教育,这也是造成“应试教育”泛滥的重要原因。在人们家庭经济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但应该向那方面努力并不清楚。各种“补课”,找家庭教师,参加辅导班,是家长们普遍的选择,无非就是希望“享受”小班教育,甚至是“一对一”的教育。一个社会是否重视教育,教育投入多不多,有一项硬指标可以说明,这就是“班额”大小。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摆脱困境,向上发展势头很大,学校进行大规模调整,最主要工作就是压缩班级人数。我在的是省重点中学,1964年入学时,高中只有每班40人。从教学效果去看当然是师生比越大越好;从教育规律去看,小学班额应该不超过30人,中学不超过40人比较合适。从这个“硬指标”去衡量,中国教育落后中国经济发展至少半个世纪!如今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做到“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解决不了中小学生上课“挤”的问题,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能说明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吗?

  

   中小学教育面临的“多样化”教学和高质量的教学(即小班额教学)的需求,这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需要解决的,也是实在的、具体的两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存在没有条件,也就是“一不缺钱,二不缺人”,中国教育从“硬件”上看不是问题。所以形成问题,是“软件”问题,是教育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我们的办学理念几十年没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认为中小学教育要由国家政府来负责,学校要由政府来办。这种认知是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政府对教育只能是从“大方向”进行支持和管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直接办学。正因为在这种不清楚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的学校只能是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又和政府的组织机构不可能完全一样。我们的教师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自由职业者”;资金投入支出审批手续复杂,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快节奏变化。僵化的不符合现代常态国家的教育理念形成了行政化办学体制,而这种体制又将大量“人才”和资金阻挡于教育之外,使我们的办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具体就是家长们)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急需“供给侧”改革!

  

   教学的内容和目的是教育的核心,我们办学校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学做人”,二是“学做事”。我们先谈围绕“做事”的相关内容谈。学“做事”比较清楚简单,也就是我们在学校中学到一种技能,以便今后在社会上能谋生发展,能愉快生活。在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围绕学子今后在社会中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能”进行学习,例如读书认字,所谓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好文学修养等。但今天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这方面“技能”数不胜数。这里将“学做事”的教学内容和目的用“专业教育”来命名。“专业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个人”的,和“社会”没有直接联系;二是“功利性”比较强,学子的目的为了“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或是为谋生打下基础。同时这方面教师也是靠传授某种知识、技能和能力来获得薪金。有了这两个特点,这方面教学遵循“产业化”规律是自然的,进行这方面教学的学校就是一种服务行业,向受益者(学生)收取服务费用是理所当然的,教师应当注意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实效性,要为收取的费用负责。

  

   “学做人”无疑是办学校更重要的目的,这方面问题比较复杂,“做人”教育不同于“做事”,它不仅是个人从教育中得到“修养”,而且是要“规范”个人的品行,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教育的成果也不是仅是对个人产生影响,也将对社会的有序发展产生影响。所以“做人”教育有一定的“强制性”,我们国家就明确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说明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做人”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文化”来实现的,所以“做人”和“做事”教育是有“交集”的。同时“做人”教育也不只是在学校中,家庭,社会都有这方面责任,主要由学校实现的这方面教育我们不妨命名为“通识教育”,来和“专业教育”相区别。“通识教育”的内容都是基础性的,例如读书认字,基础数学、科学常识、道德法律、社会契约等知识的学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智、体、美、劳”五育。两种教育虽有交集,但是有区别的,也就是“通识教育”强调了“共性”,是人人需要也必须学的,属于文化的基础内容;而“专业教育”强调“个性”,是“基础”的提高,不是需要人人学,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去学的。人一生都需要受教育,但在不同阶段“通识”和“专业”教学的比例是不同的,小学阶段“通识教育”占比较大,大学阶段“专业教育”占比较大,但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只顾一方面,“做人”、“做事”偏废任何一方面就不是“教育”了。

  

   人们对“教育产业化”多有诟病,其实就是指“通识教育”上不应该收费,这是正确的认知,世界多数国家都强调义务教育的重要。但一定要注意的是认清两种教育的区别,不能指责“专业教育”上的收费,也不能把“通识教育”拔高成“专业教育”去收费。“专业教育”在大学里是主要的内容,世界多数国家都是把大学教育定为非义务教育。但今天“收费的教学”正在向中、小学甚至学龄前儿童扩展,其中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正是利用分不清两种教育,在其中“浑水摸鱼”。例如不少家长对音、体、美知识技能的需求提高了,在这些方面受到更好教育必须去找专业教师,为此付费就是合理的。现在由于考试越来越多,成绩越来越重要,孕育出了专门应付考试的各类“学校”,越来越多的家长为了考试成绩去求教于“应试专家”。“应试教育”是典型的“专业教育”,赤裸裸的“功利”现象,属于教育的异化现象,是奇葩的教育,见怪不怪的教育。如今大部分中学都有额外收取费用的现象,打的旗号都是为了考试取得好成绩,需要“加班加点”,也就需要“收费”。考试内容的不断“翻新”,为考上好高中,好大学,普通学子必须付费去受这种“专业教育”。不考虑实际条件,拔高“通识教育”的基础,不过是为乱收费制造借口,这种现象在外语、数学、文学等方面的教学也都十分明显。

  

   我们分清了教育上的两个目的,相对应教师也应该考虑分为“通识教师”和“专业教师”,在对教师管理上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通识教育”的工作者可以考虑纳入公务员或“准公务员”,应该有较高的准入“门槛”,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要求,确实能做到“为人师表”。收入以工薪为主,“灰色收入”要明令禁止,这部分人的收入突出优点是“稳定”。而作为“专业教师”的收入应该和其他行业“白领”阶层是同样的,随市场有一定波动,收入高而稳定性差,很大程度上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通识教育”要由国家政府或社会团体负责,而“专业教育”应该推向市场,管理主要靠行业组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学管理者和主要教师应该是“通识教育”系列,没有必要进行“职称”认定,但可以有行政级别。在大学、高中、职业学校中与道德教育、政治管控、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等相关的教育应该归“通识教育”系列,例如学校管理人员和班主任就应该属此类,而物业管理(也就是学校后勤、总务)人员和专业教师应该从行政分离出去,毫不犹豫做到“去行政化”。

  

   我们有了对教育工作的拆分,也就有了责、权、利的分明,就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些困扰我们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中、小学阶段,教师缺乏,我们又不可能不严格控制教师编制,可以考虑在编的教师大部分去做“通识教育”工作,而将专业技能要求高的教学,外语教学,为了升学和考试的教学,组织较高水准的运动队的工作,举办音乐演唱会的活动,统统都可以“外包”出去,也就是引入大量不占编制的“专业教师”。这种做法也容易和国家企事业单位人事改革接轨,和改革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政策对接,是有实用性的。如果这种做法运用到大学体制改革中,则作为“通识教育”的人员会很少,也意味着国家对高教的行政财政负担会大大降低,也就会使得更多教育资金流向中小学,大大加强“通识教育”。

  

   有了这种清晰的认识,教育改革应该向何方向努力也就很清楚了。例如教育产业化问题,“通识教育”应该避免产业化,而“专业教育”就不可能脱离“产业化”。再如“通识教育”工作者很可能纳入“公务员”,有行政级别,而无需专业职称;而“专业教师”的专业职称由各“专业组织”去评定,专业技术认可只是行业内部的事情,和行政又没有关系。分清两类教育后我们来看“教育公平”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通识教育”涉及面广,是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不是完全个人的事情,国家政府用于教育的投资应该主要用于“通识教育”,可以考虑设立基础教育阶段“人均教育经费”的指标,从行政制度上实现教育公平。教育经费差别过大,是政府财政分配上的问题,和教育无关。“通识教育”教学质量的最终评价体现在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劣上,不存在教育公平的问题。对于“专业教育”来讲,由于有较高市场化因素,教育“公平”问题实质是和社会的“公平”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专业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为接受某项专业教育付出代价是否能得到相应回报是极不确定的,中小学阶段不少“专业教育”学科不过是“教育消费”,常常是“锦上添花”,这方面不存在“教育公平”问题。倒是为了考试的“应试(专业)教育”会造成教育不公平,如今一个普通学子不经过“应试培训”很难取得好成绩而“榜上有名”。

  

如今一方面是对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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