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郭嵩焘:走向世界及其遭遇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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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

遥念湘阴介士魂,深寻旧梦素心存。惊涛岸拍千堆雪,定海谋开百道门。欲挽狂澜徒有志,洗磨折戟已无痕。当年远见人间变,隔世方知郭叟尊。

20世纪我久居北美,学界同仁常言:一本学术著作能有五年的生命力,已经可称幸运。这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于1993年在台北初版,30年后,享有盛名的湖南岳麓书社,认为拙著所述湘贤郭嵩焘,仍有可取之处,购得东大版权,在大陆再版,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此书。作为作者,自然十分高兴,欣然应岳麓郑龙先生之嘱,撰一新序,略作回顾与再思。

此书缘起,始自1981年,那年我于流寓海外35年后,初访祖国大陆。该年秋天到访武汉大学,得以拜识久仰的唐长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长者,和蔼可亲,我与其相谈甚欢。他言及正在研究吐鲁番文书,忽然提起近年发现大量的郭嵩焘日记,并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难得的上好史料。我听后印象深刻,很快购得四大厚册的《郭嵩焘日记》。披览之下,内容之丰富,令我大感兴奋。记得曾在清华大学教外交史的蒋廷黻,后来参与外交事务,对其乡贤郭嵩焘的外交长才,敬佩有加,特于1950年代,希望台湾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写郭氏传记。多年后由尹仲容创稿,由郭廷以编定,再由陆宝千补辑,于1971年完成《郭嵩焘先生年谱》。因当时不知有郭日记,年谱缺漏甚多。后来宝千兄利用日记再补辑年谱,出版续编一厚册,足见这部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重要。

名人日记多矣,但价值参差不齐,罕见如郭日记之翔实完备,他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未于生前或身后披露,百余年后无意中被发现,可见他原无意公诸于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间,实话实说,真情流露,少见隐晦,自是可贵而难得的史料。所以我搁下其他工作,于课余之暇,全力撰写此书。郭嵩焘留下的文献不少,诗作也多,但丰富的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生活面向与感情世界。我不是偶尔引用日记,而是做地毯式的扫描,以铺陈郭氏生平的脉络,其中有不少惊喜的发现,例如从日记得知,他是如何从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顾,有书可读,犹如“水上旅馆”(boatel),与现代的“汽车旅馆”(mo⁃tel),相映成趣。我也从日记惊喜地看到郭与陈宝箴、三立父子的真挚友谊,以及赏识留英的后辈学子严复,正如严复后来悼郭挽联所说:“平生蒙国士之知。”可见他知人之明。我在书中有专章论述郭大人如何“激赏严又陵”。亡友李国祁教授曾说,拙著颇能“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这多半要归功于精彩的郭嵩焘日记。最近岳麓书社出版卷帙庞大的《郭嵩焘全集》,日记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册。

日记之外,诗作也是绝佳的史料。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几无不能诗,故而留下的作品难以数计。郭嵩焘的诗作也极为丰富,且是高手。诗言志言情,从诗中也能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鸦片战争那年,郭正在浙海,森严门户已被摧坏的感受,见诸于诗。郭于咸丰年的鲁东之行,在诗中透露“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的心情。同治收复天京,太平天国覆灭,郭以“撑起东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开日月新”的功勋,且在含蓄的诗意中,表达功高不赏的弓藏之惧:“谁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梦醒时。”郭不讳言,曾国藩一生谨慎,对至亲好友如刘蓉与郭自己,从不荐引。他也于诗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复进取。诗也最能触及灵魂的深处,长子郭刚基,也是曾国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焘在诗中透露了哀伤的真情:“晨昏已断门闾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毁谤中辞去驻英法公使,即将回国,道出“去住两随松竹健”的孤怀。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友朱克敬(字香荪)劝郭“肯容疑谤道才尊”;不过,郭仍难以释怀,还是要“提防醉语更传讹”,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间忧患长”!

郭嵩焘的“远见”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著有《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礼记质疑》等书,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vision),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高瞻远瞩,具有深远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外国以通商牟利为要,中国只有面对已难改变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处理洋务,何莫因势利导,相互往来,师其长技,以求自立自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他更因与西方接触的经验,洞悉西方富强的根源。他更遭时忌的是——敢于说西方之长,赞赏泰西文明之高、制造之精、船炮之坚利,非中国可敌,呼吁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郭在当时守旧的中国,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

郭嵩焘在浙海体察到英国人的坚甲利炮,洞察到世局的巨变。咸丰六年(1856)他走访上海的经验,更使他感受到西洋文明的耀眼夺目。他所看到的“夷情”,大异于时流。曾国藩亦注意到,郭嵩焘归自上海,所受到的“震诧”。震诧的是:他认知到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世界已走进中国,中国必须要走向世界。然而他的明见睿识,不仅不被接纳,且被视为故意夸大夷情,而遭横加诋毁,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气愤与委屈,时可见之于日记。当清廷于光绪二年(1876)决定派遣使节前往英国,郭嵩焘自是不二人选,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主要因为出使引起舆论大哗,京师士人,乡里父老,相与咒骂。湘省乡试诸生,聚集在玉泉山,力诋郭氏出使,还要捣毁上林寺以及郭家的住宅,凌逼百端。而且他此行还要为滇案赴英道歉,使他感到何必担此羞辱,做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想要不如归去,一再请辞。不过,最后在慈禧太后的劝导下,他并未坚辞,还是在屈辱中出洋,可称忍辱负重。若有人认为他怯于赴任,纯属误解。

郭嵩焘与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龃龉,甚而成仇,固然由于郭氏择善固执,不愿委屈事人。但是曲直是非,未尝没有公论。郭与僧格林沁原无渊源,只因奉皇命助僧协防津沽。僧一意主战,而郭素主战无了局,以至于触僧之怒,鄙视郭之怯懦,连曾国藩也有所误解,曾未明曲直是非,令郭悲愤莫名,使郭不得不离职返乡。结果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僧军溃败,圆明园遭英军焚毁。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噩耗,记起不久之前的劝僧之言,居然应验,令他不胜伤感,痛悼无已。所以所谓僧郭交恶,只因郭坚持所见,不容于僧,僧因而闯下大祸,悔不听郭言。至于刘锡鸿为郭之副使,保守无知,时时打郭的小报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于郭肩,刘以郭“披服洋衣,顾盼自得”,上报总署,清廷大员听信谗言而参劾郭,使郭悲愤无已。所以郭、刘交恶,断非“意见龃龉……怀私互讦”,有大是大非在焉,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然则,若谓郭与时人不和,由于他的性格难与人相处,未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应该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见解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他是受独醒之累! 读史理当明辨是非,对古人做同情的了解。

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国荃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甚者视他为奸人。而当国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鸿藻、沈桂芬之流,时而作梗。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论,邀取时誉,既不切实际,又适足以误国。郭嵩焘曾引用一则譬喻说:“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在郭嵩焘看来,也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他面对“俗蔽民顽,君骄臣谄”,深感孤掌难鸣,有心无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叹。

一切莫急于学

郭嵩焘初次出使西方,没有受过现代外交的训练,也不通外语,但为人明察,善于沟通,又得人缘,颇能在国际舞台上周旋应对。不过外交不能仅靠手腕,还要有战略。郭嵩焘办洋务不仅很有自信,而且自负,亦有不少赏识者,如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都对他的勇于任事颇有好感。同时他在英法两国,得心应手,得到外国人的信任与赞许,维多利亚女王多次接见郭公使,并曾随同女王检阅海军。郭于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辞行时,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达期盼两国交好,并希望郭将英国愿意深固邦交之意,转达给中国皇帝。郭也回答说:“承君主盛意,谨当代陈总理衙门,奏知大皇帝。”当时英国名相是年逾古稀的“毕根斯由”(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他对郭也极为友善,并要郭回国后务必告知朝廷,英国倾心愿与中国交好,“绝无他意”。郭回称见女王辞行时已闻此说,必能“互体此心,可以共信”。英相并赠郭玉照一帧,签名后起立相赠,并说愿郭受此小像后,永念英国有此良友,“长勿相忘”,最后握手道别。郭嵩焘对这位英国伟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挚而感动。英国名相葛雷斯东(William Gladstone)也赞美郭氏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然而郭得意于外,而受扼于内,横遭廷议谴责,污蔑其夸大外国,顺从夷人,使他的外交工作做不下去,回国后失望之余,不愿重返总署,无法传达英国的善意。他的老朋友黄彭年也劝他不要再谈洋务,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务关系重大,臣僚们就因为忌讳洋务,大都相顾不敢言,以致察觉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到挫折。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只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应里格(James Legge)之邀,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 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但是中国要取法西洋的富强,须先整顿人心风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内政修明之后,才有基础取法西洋。类此见解,为时人远远不及。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挟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也十分留心《万国公法》,曾与日本公使畅谈(国际公法)。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他关心在巴黎学习公法的马建忠,垂询其学习情况。他力请总署纂成《通商则例》,明定章程,审定之后,颁发各省以及各国驻京公使,共资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

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璇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赘语

中国在19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21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 此稿成于30年前,这30年间正是中国在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年代,变化之大,犹如沧海桑田,有目不暇给之感。30年后回看,更见郭嵩焘走向世界的远见。拙撰旧书再版,虽未能增补新的材料,但自觉所论郭氏生平机遇,大体不误,感岳麓之赏音,更愿求正于读者。

(本文为汪荣祖先生为其新版《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所写序言,刊发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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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8月16日 07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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