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身处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当时饱受诋毁，却被后人视为先知，最能体现一种正在发生发展之中的根本性转变。如何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郭嵩焘善于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既回向经典去寻找思想资源，也从西方的经验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他提出了一个立章法以变风俗的在地治理模式，以“通绅民之气”的取向达成地方安则上下相安的局面，使中国由衰转盛。最重要的是，郭嵩焘立足于“道”的高度，开后来从文化竞争看待中西交往的先河。他强调中西相通而非相异的一面，在一个崇尚物力的时代，开辟出一条回归政教人心的新思路。

　　 关键词：郭嵩焘；近代中国；西方冲击；太平天国；天下与世界；民族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1818—1891）是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出身翰林，却以书生统领湘勇，随曾国藩作战，也曾在皇帝身边侍从（咸丰八年曾入值南书房），既出任过方面大员，又代表国家出使，然大多任职不长，郁郁而归。以旧标准言，郭嵩焘是一位立功兼立言的人物，而立言胜于立功，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更多在思想史上。尽管在其时代就饱受诋毁，他却被后人视为先知。或可以说，郭嵩焘改变历史似少，提醒后人实多，是理解近代史上思想转变的一位关键人物。

　　 学界对这位历史人物其实关注较多，既存研究不少，但也存在一些误解。过去基本以近代需要改革而郭嵩焘走在时代前面为基调，论述其历史作用及其不足，多少带有答案先于论述的倾向。其实郭嵩焘所处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当时的“时代问题”究竟是什么，郭嵩焘与其时代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我们的认识仍较模糊。李欣然的《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一书就此提供了开拓性的新见，我有幸得读其定稿，对郭嵩焘其人及其所处的转折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由于其经历形成的敏感心性，郭嵩焘常与周围之人事格格不入；又因身历世变，多参机要，且博闻多思，他善于从根本处体察时代的脉搏，呼应最重要的时代议题。以前人常说的“孤怀宏识”四字，对郭嵩焘而言真乃名副其实。孤怀是他自己常有的感觉，不仅当世知音难觅，甚至“前不见古人”；而他思想上的宏识则的确“后常见来者”，尤其容易被具有后见之明的旁观者看到。但郭嵩焘身处一个转折时代，不少后来的“肯定”常是基于已经转变的时代认知，未必近于当时之本事。或可以说，郭嵩焘是一位被时代和后人都误解的人。他何以被后人误解，揭示出后见之明如何使我们在无意中倒放了电影；而他何以被时代误解，则最能体现一种正在发生发展之中的、带根本性的转变。

　　 要把这样一位思想活跃、经历曲折的历史人物展开于变幻难测的近代历史之中，特别需要遵循孟子所说的“论世知人”取向——必“论世”然后能“知人”，而“知人”也有助于“论世”，两者本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理解郭嵩焘，我们先要了解他的时代。

　　 一、郭嵩焘的时代

　　 郭嵩焘的主要事功是在咸同年间到光绪初年的二十多年里，这段时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西方冲击带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时已经开始显著。借用前些年的术语，甚至可以说是中外矛盾大于内部矛盾。然而在时人眼里，或许更直接也更严峻的危机，是几乎灭了清朝的太平天国。当时清朝大体是一个物已自腐而后虫生的局面，恰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从长远看，西潮冲击带来的中西竞争显然是更大更深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太依靠后见之明看历史，还要重视当时当事人自己的想法，认清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威胁究竟何在。

　　 清朝的盛世刚过，嘉庆元年（1796）就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川楚教乱”（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半个世纪后，终发生了太平天国的大“乱”，沉重摇撼了大清的江山（且余波久远）。过去较多注意太平天国建立了政权，提出了一整套纲领、制度和政策，然而它也揭示了一些清朝久已存在的基本矛盾。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很多在地的绅士未能化民成俗，而这是一个政策性的后果。

　　 在传承既有的小政府模式方面，明清无大差异。而明清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人口激增，尤其清代版图大增，进一步凸显了广土众民与小政府之间的体制性紧张（tension）。如果不依靠在地的士绅，连维持常规的治安秩序都感困难。然而绅非铁板一块，劣绅乃常见而不稀见。在晚明的一些地方，士绅确有“跋扈”的现象。清与明的一大不同，便在于持续制约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

　　 从康熙朝晚期到雍正年间，对士绅的打压不遗余力。监生出身的田文镜和捐资出身的李卫，不仅官至总督，还受雍正帝委托编纂了著名的官箴书《州县事宜》，由朝廷“钦颁”。在重视“正途”（即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时代，这是相当特异的现象。清代又特别注重保甲，也是想制约士绅在地方的“势力”。从今天的眼光看，清廷非常想强化“国家”对地方的控制。然而保甲既不能代表朝廷，也不够争气，朝廷的掌控很难到达基层。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承担着化民成俗责任的绅士若不得不消极，地方自然容易不靖。

　　 至咸丰年间，地方的不靖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曾国藩在咸丰三年（1853）描述的现状是，“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而“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使顽悍者更加“嚣然不靖，痞棍四出”。所谓“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更多是形容纷扰的广泛，这样的问题在某些地方尤其严重，并从失序发展到大乱。前述“川楚教乱”与太平天国有些相似性，一是都有“教”的凝聚，二是揭示出一个朝廷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区域都难以履行维护治安的职责。两者都提示出士绅缺位的负面影响。

　　 与京师及其辐射区域和江南这类中心区的风尚不同，从四川、两湖到两广及其接壤的他省边境这一广阔区域，是治理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区，常以民风彪悍、刁顽、顽悍等著称。这当然只是宽泛之论，在那广阔的区域中也不乏人文荟萃之地，然整体民风偏强悍，则是比较显著的。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出现“民变”，却也可能经严刑峻法的治理和移风易俗的改造，造就能战之军。太平天国的造反者和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多出自这些地方。

　　 然而清人入关统治已二百年，治下尚有那么广泛的区域都民风彪悍，提示出打压士绅的严重后果。官绅民之间的关系从来带有某种紧张，在一个因承上启下的士绅受到压抑而缺乏教化和楷模的地方，顽悍者的“嚣然”可以针对官方，也可能针对士绅。据郭嵩焘的观察，咸丰年间已出现“武夫悍卒，乘势罔利，以凌藉搢绅”的现象。解决之道，固不得不施以严刑峻法，然仍须落实在移风易俗之上。

　　 在郭嵩焘看来，当时根本问题有三，即“吏治之敝坏、人心之偷薄、风教之陵夷”。部分官员对此已有所因应，如道光时朱孙贻在湘乡县“诛戮近千人，而后湘乡强悍之气一变而为忠义”；魁联在宝庆府“诛戮数千人，而后宝庆强悍之气一变而为忠义”。惟仅凭“诛戮”并不能使人变为“忠义”，更重要的是两人身当“吏道否塞、上下蒙蔽之时，独能力引绅士，求通官民之气，遂使奸民无所容”，而“通上下之情”。故这一取向的重点并非不得已而为之的“诛戮”，而在于“力引绅士”以化民成俗。

　　 后湖南巡抚骆秉章沿用此取向，得以“转移吏治、振兴士气，以赞成中兴之业”。然而“一二贪污之吏”乃“创为绅士跋扈之说”，并上达朝廷，使“湖南士绅侧足而立”。于是“州县恣为睢盱，绅士一切退听，而盗贼始横行”。这就点出代表国家（state）的地方官、绅士和“盗贼”之间的关联互动。其间的关键，正是官民之间的士绅。由于地方官并不都像朱孙贻和魁联那样愿意“力引绅士”，有些反而看不惯“绅士跋扈”，遂造成“盗贼横行”的后果。

　　 重要的是，郭嵩焘所说的骆秉章事已到太平天国时期，因官军在“靖乱”方面的无力，朝廷不得不大量用绅办团练。最初起用的基本是缙绅（即在籍官员），后来就逐步扩大到一般的绅衿。就朝廷的既定政策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退步，等于承认过去打压士绅的举措出了大问题。然而湖南情形的反复表明，“力引绅士”的取向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阻力中逐步推进。

　　 清廷因事急而回头重用士绅，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许多士绅因军功而以保举的方式超擢上位，实际挑战了科举任官的常规途径，减损了“正途”出身的正当性。绅办的团练一度形成一个常规官僚体系之外的系统，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过正式官员。郭嵩焘曾表彰“湘淮各军所以能战”，皆出曾国藩“整齐约束”之功。但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操生杀大权，不遵朝廷“司法”程序，以严酷杀人著称，致民间有“曾剃头”之谓。改造“顽悍”的工作因战事太急而实际偏重严刑峻法，放缓了根本性的移风易俗，为事后的“复员”留下了隐患。

　　 结果是绅士缺位则盗贼横行，绅士上位又不得不靠杀人来解决问题。如此张弛皆失，尤凸显出郭嵩焘所见之重要，即上下之“通”须自下而上，以“下”为基础。若人心、风教良善，地方治安便不成问题；绅民关系融洽，官民之气自通，吏治也非难事。这一睿见在太平天国的大乱面前似乎显得缓不济急，其实表出了清廷打压士绅的积重难返。

　　 惟太平天国所揭示的清朝既存基本矛盾并不止此，它更明确提出满人是夷狄，汉人当共逐之，点醒了满汉差别的存在。中国向有食毛践土的传统（如明末一些大儒自己不仕清，却不反对后代参加科考），倘若清取代明只是所谓“易姓”，本不是问题。但若是夷狄入主，情形就不同了。且满人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包括单独的“司法”，也禁止满汉通婚，可知满人并不想掩盖其外来者的身份（在乾隆朝特显的“文字狱”，更是惩处一次就提醒一次）。所以满汉矛盾一直存在，不过久处隐伏而已。

　　 到太平天国之后，满汉问题已经是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问题，附着在其他宏大的话语结构中，时隐时现。而太平天国最大的思想冲击，即在提醒满汉区别存在这一现实的同时，更揭示所谓“列强”对中国的深远威胁。对中国以及大清来说，能不能继续存在，如何存在并继续，都成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存亡更多是中外问题，而大清的存亡则同时牵涉到满汉问题。两个相关却又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增强了解决的困难。

　　 太平天国是第一次利用西教造反却遭到中西共同镇压的变乱。让清廷非常头痛的外国使团得以驻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各国愿意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实际是清廷和太平军双方都利用了洋兵参战）。清廷或也知道洋夷并非疥癣之疾，然而太平天国似乎更是眼前的心腹之患，不得已而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当然，从文化看，既然太平天国尊奉西教，则利用西洋力量镇压，也可以算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略。

　　 如何思考和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就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在满汉问题被正式揭出后，朝廷不论是对内对外，都不能不直面这个问题并拿出解决方案。而正如西学的冲击导致了“中学”的产生，日渐显著的外来威胁提示着还有一个大于满汉的“中国”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解决满汉问题的思路。进而言之，中国是否不得不与西方竞争，如何竞争？是否能与西方共处，如何共处？都是必须要认识到并回答的问题。

　　 据说胡林翼在打太平天国时观西洋轮船而呕血，可知并非没有人认识到西洋乃心腹大患。不过那时朝野都不可能有后出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在尚未引进西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也不会有后来的“黄白种争”一类宏观想法。故尽管从长远看西洋的威胁显然更大，当时朝野的共同认知是先全力对付直接危及江山的太平天国。然而在急务解决后，被遮盖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晚清朝野做出的是一种安内然后攘外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