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7 17: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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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我国的史学界很重视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成果。美国自“二战”之后,中国研究学院化,东岸的哈佛大学,西岸的华盛顿大学,成为两大研究中国的中心;之后,至少有十几所大学有规模不等的研究中国的项目。经过70多年的努力,有了不菲的成果,出了许多名著与名家,包括不少知名的华裔史家在内。不过,我们在欣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同时,不宜一厢情愿,认为海外的研究就比较高明,甚至不辨良莠,尽情翻译,几乎照单全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出问题的不尽然是三流出版社出版的无名小卒的作品,而往往是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学者的著作。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之一:离谱的误读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家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但用外文写中国历史,至少要读懂中文史料吧!

   令我最意外、最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享有盛名的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居然犯有离谱的误读错误。他著作宏富,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得到西方读者的激赏,我读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不料当我读到他研究张岱的专著时,居然发现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这些谬误,西方读者因不能复按原文,无法知晓;中文译本读者也不易察觉,因译者已复原史料原文,也不会发现误读与误解。我偶尔中英本对照阅读,才发现他完全不解中文典故。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是画龙点睛的典故。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张岱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竟然曲解为不伦不类的:“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if not three fine hairs on a cheek then one light dot on the eye would suffice)张岱论史,认为“盖传神正在阿堵耳”。“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在阿堵中。”张岱用此典作为比喻,认为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典故,只好胡说:“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the key to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someone is to identify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古典也许对他太难,但有些简易的词汇与句子,他都读不懂。如张岱形容“仕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史景迁将“仕女”解作“年轻男女”(youngmen and women),竟不知“仕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史景迁将仕女们“星星自散”,说成是“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stars disperse),更是闹了大笑话。他不知道西湖的岳王坟,误认为是“古代越王们的墓”(saw her pass by the tomb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Yue)。他也不知朱熹有百余卷之多的《通鉴纲目》这部书,说是“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the hundred or more titles listed in Zhu Xi’s historical digest)。我们都知道,莫逆之交,所谓“皆敬礼先子,称莫逆”,难以相信史景迁会将“莫逆”(bestfriend)误读为“平定叛逆”(rebelpacifier)。因不知“杖履”一般是敬老语,他把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的所谓“杖履追陪”说成“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he would grab a staff,puton his shoes,andbe off to join him)。张岱自嘲“书蠹诗魔”,指自己爱诗着魔,史景迁居然说是“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poisoned by stories and bewitched by poems),非常离谱。张岱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处得知,“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指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他们不能娶,史景迁毫不思索就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according to their custom,all those engaged in academic pursuits never marry),在中国虽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如何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很普通的成语如“首鼠两端”,他竟会理解为“平衡强烈的意见”(He did not tolerate extremism,alway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strong views)。他连“卜居”“夏楚”“仲叔”等我们习知的名词也茫然无知。这些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能力的不足。读书须先识字,不识字,如何著史? 

  

   问题之二:严重的曲解

  

   误读之外,发生曲解,可见之于美国汉学家慕唯仁(Viren Murthy)的《章太炎的政治哲学》一书中。如他误认为章太炎于1903年苏报案入狱是因为“图谋推翻清帝国”,其实章是因骂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以“毁谤罪”入狱;审判地也不是上海的英租界,而是公共租界。他又将余杭误作杭州;将《史记》译为“Book of History”,不知这久为《尚书》之译名;以为“获麟”因捕捉祥物麒麟,使“天下大乱”(the world is upside down),实则祥物应出于盛世,居然出现于乱世,孔子才会说:“吾道穷矣”;甚至将太炎的《正仇满论》曲解为“改正仇满论”(Correcting the Hatred of Manchus),误译“天下为公”为“empire is common”,误将“发愤”解作“发怒”,都会错了意。太炎说“进化论始成”,他说是“进化论刚开始”(this is where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begins),不知“始成者”是已经成了,观上下文便知。更严重的是,他将“不齐而齐”译作“to see the equal in the unequal”,如何能从不齐中看到齐呢?他不能理解太炎的本意:“让他不齐就是齐”(let the unequal be unequal),亦即李卓吾(贽)所说的“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这样才能显豁绝对自由与平等之微意。还有对文本的曲解,如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驳斥满汉源出一系之说,有云“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如以天然民族为界,则何必浪费口舌于种族之辨?然而慕唯仁却说,章主张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物种原始论及其种族不平等观,偏离太炎之意甚远。如果读不懂章太炎的文字,又如何研究章太炎的思想呢?

  

  

慕氏像其他许多海外学者一样,崇尚建构理论,以成一家之言。慕唯仁的理论是:章太炎以佛学为本的政治哲学,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此说来自日本学者西顺藏与中国学者汪晖的思路,章氏源自佛学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论点,在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势里,特别具有哲学意义。这种理论能否成立呢?其实太炎的“虚无之道”并非要否定现实的物质世界,而是要破除“法执”与“我执”以臻于至善的心灵境界。所以慕氏断言太炎由佛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全然抗拒与否定现实的环球资本主义世界,明显言过其实!他说章太炎从反满到反帝,是由于因苏报案入狱的三年中接触到佛学,从佛学中领悟到他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他认为章在狱中“改信佛教”,并以佛教观点作为评论与对话的基础,发展出对现代性的哲学批判。其实,太炎反帝并非由于入狱之后的经历,其反满即因清政府不能反帝之故。太炎眼见八国入侵,清廷束手无策,他才决心割辫革命。太炎之反帝,或如作者所言之“反资本主义现代性”,又何待系上海的西牢、读佛典之后?太炎读佛典也不始于入狱之后,早在入狱之前,他即已“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盘诸经,义解渐深”,只是“未窥其究竟”,在狱中三年专修佛书,“乃达大乘深趣”而已。太炎的哲学,诚非佛教所能涵盖。事实上,慕氏也注意到太炎在日本时,除了佛学外,也接触到德国唯心哲学,特别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反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德国唯心哲学。章氏如何结合佛家唯识学与西方唯心哲学的政治哲学?其具体内容到底为何?慕氏都没有提到。难道章氏仅仅靠解释佛学来批判当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吗?他的主题既然是章太炎的政治哲学,如何能只谈佛学,不及其他,上求学理之真,下有益于民生呢?慕唯仁更别出心裁,认为太炎既然反帝、反资本主义,遂将章与马克思进行对话。然而章、马之异,实远大于同,除了章的心学与马之唯物史观南辕北辙之外,两人对革命的观点亦迥然有别,章也从来没有提过马,若谓章在思维上反黑格尔之唯心“目的论”(teleology),安知他不会以同样理由反对马克思的唯物目的论?更遑论章晚年“反赤”强烈,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无异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慕氏从马克思观点看章氏哲学,固然是创见,但是否有点离谱呢?他还将一连串的现代或当代西方哲学家与章太炎相提并论,相互比附,读来虽感新鲜,更能提升章氏思想在当代的重要性,但陈寅恪早已指出:“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足以引起随意比较中西者的警惕。慕氏又认为,章氏以佛学概念否定进步史观,又将章之批判进化论联系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认为章太炎一如叔本华,意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压力,并全面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其实,章太炎与其他晚清学人一样,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社会达尔文学说的影响。他推崇严复,俨然以师礼相待。他还曾与人合译日文本《斯宾塞文集》,并于1902年出版一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社会学》。他认为民族经过历史的进化,形成“历史民族”。后来他才意识到,西方的许多学说并非都如自然科学的定理,不是天地间的公共之理,遂于1906年发表《俱分进化论》。但此文并非如慕氏所谓完全拒斥进化论,而是对进化思想做了批判性分析,他承认知识在不断地累积,精益求精,但带来的后果不一定趋向善与乐,而是善与恶、乐与苦齐头并进;知识愈发达愈可以做大善事,享受大快乐,但同时也可带来大恶、大苦;然则,进化未必幸福。我们可以说,他接受进化的事实,但并不完全赞同进化的后果。慕氏称之为“善恶双线发展”(the two-track development of both good and bad),其实仍然是善恶单线齐进;章太炎不是要全盘反对进化,而是认为进化理论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慕氏以为章氏用佛教观点彻底否定进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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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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