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大钊（1891[1]—1927）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生得仪表不错，身长面白，留有两撇胡子，河北话说得干净而响亮，待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2]，但历史声名不如胡适与陈独秀；他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而声名也不如陈独秀与毛泽东，这主要是因为他英年遇害，出师未捷身先死，较易为后人淡忘。新文化运动原是思想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他原想凭借思想革新改变旧中国，但因1919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的山东权益，引发5月4日的爱国运动，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杂志《新青年》原来广泛介绍西学，而于1919年5月出版马克思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传略》《巴枯宁传略》诸文，还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斯主义观》。《新青年》杂志的两大编辑陈独秀与李大钊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奠基者。这两位最积极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参与领导了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果陈独秀饱受牢狱之灾，而李大钊则牺牲于刑场，最为惨烈。

　　 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1908—1987）曾说：“史家不宜仅见历史人物的本身，而应去理解其人及其背景和时代的关系。”[3]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成为中国第一代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已无纠葛。他早年就读于北洋新政设立的法政专门学校，除学习英、日文外，还选读了政府与法律、行政学、司法程序、宪法、选举制度、政治思想等课程，已经熟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4]。他在西式的法政学校，已学到广泛的西学[5]。他尚未毕业，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对民主宪政的实施寄以极大的希望，自也不免对民初乱局感到沮丧[6]。他在学校时已是《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部长，开始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7]，但他对共和始终寄以厚望，所以当袁世凯聘请美国比较政府行政法专家古德诺（Frank J. Goodnow，1859—1939）为他制定称帝宪法时[8]，李大钊不仅发表文章而且组织神州学社，维护共和、反对帝制复辟[9]。

　　 一、李大钊与托尔斯泰

　　 李大钊的思想倾向于西方，一如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视西方文明为现代，认为传统必须现代化。李大钊的西方偶像，初非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而是俄国大文豪、西方文学史上的巨子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李大钊尊崇托尔斯泰，称之为“托翁”。托翁在文学上的高超造诣，涉及敏锐的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深感两千年来的历史，一直是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政府亦由一小群奸诈之徒控制，既不道德且又暴戾，而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道德发展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觉醒。托尔斯泰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反对教会，视之为不当的威权，认为真正教徒的永久快乐来自内省、纯正与大爱。他呼吁自由、理性与爱情，但反对婚姻制度与私有财产，认为是对自由的束缚。他身为贵族，但站在被迫害的多数穷苦大众一边，展现出他的人道主义（humanism）；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乃是基于爱与个人道德以迈向无阶级、无政府的进程。他痛恨一切的压迫，故亦同情庚子事变时期被镇压的拳民。他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特别批评德皇威廉（Friedrich Wilhelm,1859—1941）和他本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 I,1868—1918），指两人为罪魁祸首[10]。他因而关怀中国，读孔子、老子书，并与辜鸿铭有书信往来，建议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以维持纯正的农业社会[11]。他晚年借《复活》（Resurrection）[12]这本小说，怒斥他所立足的世界社会不公，暴露司法缺乏正义，鞭笞教会的虚伪；在经济思想上，他倡导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7—1897）的社会利益归公说，自愿将所有私产归公，他的理想是没有拘束的、自由自在、祥和乐利的地方小区。他反对暴力，认为唯有一种永远的道德革命，使人类内心不断更新。对教会的抨击导致他被开除出教，但他的公众声望不减。他对宗教的看法有其冷静观察，能看到当时邪恶的政教关系。他深信生活的目的存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行文多引西方学说，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他较完整介绍的外国学说，唯有于1913年自日文译出的《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文[13]。李大钊所谓“托尔斯泰主义”（Tolstoyism）一词，非其杜撰，西方原来就有此名词，指的就是托氏之思想与主张。“纲领”也就是托翁学说的结晶，所揭八点，最主要指出当前是一没有正义的世界，因是“淫乐”的少数阶级统治 “饥穷”的下层阶级，李大钊译之为“虚伪之文明”，虚伪的背后是国家暴力。要消除虚伪的文明，“革命必不得不至”。托翁平生既然主张非暴力，革命暴力自不能为其赞同，故其所谓革命，实乃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14]，也就是托翁所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道德发展与觉醒。纲领中的“悔改”与“悟道”应即“觉醒”之意，纲领中的“劳动者”即托翁心目中穷苦的大多数人民，是人间理性与良心权威之所在，也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托尔斯泰谴责国家暴力与制度的迫害，关怀人民大众的苦难，嫉当权派之恶如仇，最得李大钊的认同，因其亲眼目睹的民国初年，正是军阀乱政、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期，一般老百姓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都受到严重迫害。他在民国二年四月发表的《大哀篇》，一开头就说：“嗟呼！斯民何辜！天胡厄之数千年而至今犹未苏也！”[15]将 三千年中华帝国比作托翁所说不道德的、压迫人民的国家体制。推翻清王朝、共和建立亦未给人民带来幸福。政党与议员以及“狡猾万恶之官僚”图利谋私，不惜“敲民之骨，吸民之髓”，而武夫又拥兵自重，各地都督成为一方的专制，“满地兵燹，苍夷满目，民生凋敝”，斯乃“少数豪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16]。不久他又表达对其所处之中国的隐忧：外敌环伺，造成“边患”；兵员不易遣散，造成“兵忧”；外债难以偿还，造成“财困”；南涝北 旱，造成“食艰”；事多人少，造成“才难”。更可忧虑者，一有“党私”，不争政见而闹意见；二有“省私”，地方畛域，使神州有瓜分之虞；三有“匪氛”，一般盗贼之外，兵在伍时抢掠，退伍后为寇，几成盗 贼世 界。他遂“环顾神州，危机万状”[17]。于此可见，李大钊的时代关切，丝毫不亚于托尔斯泰，两人均表现出同情受压迫者、谴责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有学者认为：李大钊对人民困苦的关切，应源自肩负社会责任的儒家仁道思想，而这种思想深植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乃是“李大钊倾向俄国革命的因素之一”[18]。然而李大钊并不尊儒，甚且反对儒家，认为儒教使得中国衰落，可见之于其《民彝与政治》一文[19]，毋庸置疑，他反儒近似托翁之反对基督教会。更何况儒家民本思想乃基于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为统治者的设想，而李大钊似更欣赏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两人均站在人民一边，反对国家与政府的暴虐。

　　 李大钊一如托尔斯泰，亦重视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可见之于其对精英政治的针砭。他既批评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英雄崇拜”（hero worship），又批评爱默生（Ralph W.Emer-son,1803—1882）的“神化英雄”（hero myth），宣称英雄主义有碍人民大众的利益，20世纪不应再有英雄主义[20]。李大钊之“唯民主义”针对当时挥之不去的精英社会观念、威权思想与政治，明显基于关怀穷苦大众的思维。他于1913年秋赴日留学时，体验到在野的“自由民主运动”如何对抗在朝寡头政府的威权统治，在早稻田大学念书，又受到多位主张民主与宪政的教授的影响，回国后即以民主自许，以帮助贫苦与抑制豪强自命[21]。

　　 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李大钊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在于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进化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举世风行，严复译之为“天演论”，遂亦在中国流通，影响广泛，认为生物固有生死，而国家或文明之兴亡，亦如有机体之有生有死。青春与衰老相对，以李之见：就相对而言，“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以至于死亡；但就绝对而言，可有永续之青春，若谓：“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以“无尽”统“有尽”，使青春无尽乃“回天再造之精神”。李大钊认为有此精神与气魄，才“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已是“老大之邦”“濒灭之民族”，欲使之起死回生，“重返于无尽青春之域”，则有赖于“青年之自觉”[22]，近乎托尔斯泰所说：“吾人为了生活必须再生（born again），经过理性自觉（rational consciousness）而存在。所谓理性自觉，乃‘知需要别求个人之外的快乐’。”[23]也就是要追求大多数人的快乐。托、李两人要求自觉，均意在再生，差异仅一里之遥耳。

　　 李大钊特别重视青年，不仅因青年最具青春活力，且其本人当时仅二十出头，也属青年之列。他亲眼目睹从濒临灭亡的古老帝国到纷扰的初建民国，油然产生“汲汲孕育青春中国再生”的雄心壮志。其壮志又不止于青春之中国，而是欲以理性与努力，求“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24]。度其意，岂非要创造青春人类之新文明以取代腐败虚伪的旧文明？所以李大钊呼吁青春之中国并非仅仅是国族主义的要求[25]。

　　 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李大钊在1917年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来自俄国的大革命。之前，托尔斯泰在给辜鸿铭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世界的伟大革命必将成功，而中国在此革命中会在东方各民族之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26]李大钊显然以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就是人文世界的伟大革命；其实，托尔斯泰与马克思都在追求人类迈向无阶级、无国界的进步运动，差异的是托尔斯泰要求每个人以爱为最高原则，摒弃暴力，而马克思则主张经济决定论以及阶级斗争。李大钊只见其同，未能辨 别差异，可从他所得到的俄国大革命的讯息而知。李大钊所了解的俄国大革命不是暴力的，而是庶民的胜利、人道的胜利。他所认识的马克思，近似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何克（Sindey Hook）所说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以及人类自由的斗士。”[27]

　　 二、迎接俄国革命

　　 按照夏济安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没有“亲俄派”（Russophiles）[28]。不过中国知识分子自清末民初以来注意到俄国文学为被压迫者发声，与侵略中国、欺凌俄国人民的沙皇政府呈强烈的对比，二者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区别[29]。当俄国爆发革命，革命党被视为对抗政府的“民党”。俄国民党对抗沙皇政府之际，中国的北洋政府正提倡“贤人政治”与“孔子教育”，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主张者视为意在巩固专制政府，与俄国民党有意气相通之势。所以当1917年听到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时，不满北洋政府的中国知识分子得到鼓舞，李大钊即认为俄国革命将有助于自由与民主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30]。

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夺权后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就报导了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以及将与德国议和的消息[31]。李大钊的回应七个月后始出，要因事出其意料之外。《民国日报》的报导称十月革命为“政变”（coup d’état），当时也有担忧政变后内乱的言论。李大钊之响应虽然略晚，但反应非常积极和正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承袭了俄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才能一方面唤醒其国人，另一方适应新世界。他强调若无人道主义，便无十月革命，甚至说俄国的人道主义最能感动人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