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读史治史6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7 次 更新时间:2019-10-02 23: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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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1959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汪荣祖和同学们在老师吴相湘的带领下,前往位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拜访胡适。两年前的1957年,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直到1962年2月逝世。汪荣祖清楚记得那天的情形:胡适站在他新居的门口,用英语和蔼地对同学们说:welcome!welcome! 在胡适家里,汪荣祖趁机问他如何能学好文言文?胡适的回答是文言根本不必学。“这证明他到老还是坚持当年文言是死文字的想法,对孔子、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到了晚年仍然没有改变。胡适晚年在台湾受到‘围剿’就是这个原因”。

  

   在前几年北大举行的纪念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会议上,汪荣祖提交的论文主题就是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汪荣祖认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是浪漫情调,并非代表启蒙精神。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思想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

  

   从小在传统文化中浸润长成的汪荣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遭际最感痛惜的,莫过于文言传统的断裂。他的看法是,假设当年胡适不是以白话取代文言,而是保留文言这一活水源头,那么今天文白合一,中文会变得更加精美。“现在的结果是中文书写越来越糟,尤其是受到外文影响之后,连语法都西化了”。作为五四后的一代人,汪荣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少年时,得到前清翰林许承尧弟子吴博全的指点,读古诗文。青年时代求学于台大历史系,师辈尚有不少学界翘楚,中年留学美国,又有机会亲炙萧公权、何炳棣这样的大家。

  

   今年6月份,他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的邀请,以章太炎、陈寅恪、萧公权和何炳棣为题,连续四周担任“比较文明系列讲座”主讲。接下来,他又为首师大的学生授课两个星期。在美国教了30多年书,汪荣祖2003年提早退休,应邀回台湾任教,讲授20世纪世界史、中西史学史等课程。这一讲就是10年。去年暑期,他结束了在台湾的课程,这一年来,年近80的汪荣祖终于有较多的空闲,频繁往来于大陆学界,作学术报告,开讲座,讲课。

  

   和大陆的学风相比,汪荣祖觉得,台湾小圈子很多,这些圈子掌控了台湾的学术资源,形成派系。“这种情况美国也有,但没有这么厉害。学生跟以前比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我出国之前,还没有电视可看,更不要说电脑和网络。现在的学生都喜欢上网,不好好念书,这是个大问题,在大陆不知情况如何?在台湾,我有10点钟的课,到10点10分还有人姗姗来迟,还有人在吃早餐。可是在首师大上课,9点上课,8点50全部到齐了。看起来大陆学生比台湾学生认真”。

  

   早年,汪荣祖在美国用英文写作,回台湾后中文写作比较多,而近年来几乎全是用中文写作。在台湾出版界,一般的学术书差不多印五百本左右,汪荣祖的书情况较好,大概能印一两千本,可是在大陆出简体本,却能卖到上万本。去年,他在南开大学讲课时,曾参与叶嘉莹先生助手张静教授主持的吟诗慕课录制,很有趣味。他客座南开,也得以有和叶先生交往的机会,接续了当年台大错失的因缘。“我在台大读书时,叶嘉莹先生在台大教诗词,当时我看她是年轻的女老师,总觉得古诗词应该由老先生讲,就没有去听她的课。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老师道行更高,不但古诗词讲得好,而且也能做非常好的古诗词”。

  

   对于治史,历代史家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如刘知几概括的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再增史德一项。汪荣祖认为,“或可再增史文,史以文传,中西不异”。汪荣祖说,史笔留下真实的兴亡,成败有故,应该是理性与客观的,社会科学对此有所帮助;然而文笔才能刻画出来生动可读的历史叙事。史笔的刚断加上文笔的柔情才是理想的史文,所以他认为“社科是史学的近邻,而文学则是史学的近亲”。炎夏之际,中华读书报专访了汪荣祖先生,听他讲述读史治史60年的经历和心得。


初返祖国

  

   我1940年生在上海,家住在法租界的万宜坊,当时已经进入抗战时期,但要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本人才进入上海的租界,之后我们一家到外公居住的崇明岛避难。1946年抗战胜利后全家去了台湾。1981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上海,由于1979年中美建交,第二年中美开始学术交流,美国科学院跟中国科学院互派学者,一年一届,每届约20余人。我申请到第二届,申请入选的学者要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我报的章太炎研究。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需要一个单位落脚,我就找了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是历史系思想文化组三位杰出的年轻学者,带头人是蔡尚思老教授,蔡尚思当时还是副校长。当时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锦江饭店,每天坐车往返到复旦。记得第一次到复旦,蔡尚思居然在门口迎接“外宾”,他那时已经是老先生了,我很感不安。我第一次回来看到的上海,跟我7岁离开那会几乎没有改变,引起我很多童年生活的回忆,心情很激动,在上海不期遇到唐德刚,他也有同样的经验,初抵国门时偷偷到洗手间拭泪。记得1980年代初,大街上人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中山装。后来我也买了一件。

  

   本来我计划1981年9月份来大陆,因为复旦历史系靳文翰(1979年曾选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首届会长,也是同年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教授约我提前两个月来,他在复旦组织了一个暑期夏令营,在全国范围招了40名教美国史的年轻教师来学习。那个时候美国史教材都是用苏联的,靳先生说想听听在美国是怎么讲美国史的。由于时间短暂,整天密集上课,当时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大家都很辛苦,但相处很好,还录音整理了我的口头讲稿,油印两册。

  

   乘首次来大陆的难得机会,我到处走了走看了看,还找到儿时居住的地方。秋天时,我从上海坐船到武汉,正好赶上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会上遇到何炳棣先生,他在长江边上舀了一瓶水带回美国,我给他拍了一张正在舀水的照片寄给他,他写信谢我说:“蒙摄扬子江边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兰天才音乐家萧邦远赴巴黎时携故乡沙土一袋。余以炎黄子孙决心一亲长江之水,正此意也”,他的游子故国之思,令我十分感动。本来我还想带妻儿入川,内人是在四川出生的,因为大水没有去成。武汉会议结束后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剩下的时间,除去了皖南祖里一趟外,大部分都在上海。我也趁回国的机会,认识好几位陈寅恪的学生与家属,收集到不少陈寅恪的资料。早在1976年,我于研究所毕业后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史家陈寅恪传》。当时见到的材料很少,正好乘机增补。回美国以后完成研究计划,我用英文写了《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同时将《史家陈寅恪传》增补了差不多一倍多的内容,由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出版,后来有好几种大陆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将再出新版。

  

   陈寅恪的学生很多,北京也有不少,比如大名鼎鼎的周一良教授。当年我在台湾读书时,虽然他的书被禁,可是通过香港、澳门的侨生带过去,台湾的学生也能看到。周一良、唐长孺的书在台大一直有人看。可是我没想到有机会见到周一良。就在1981年的秋天,我拜访北大历史系,记得在湖心亭的房间内,看到一个白头发穿中山装的人,经介绍原来就是周一良,当时很惊喜。他也看过我那本《史家陈寅恪传》,对我谈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事情。从此以后,我跟他通信、来往很多。后来他去美国,我邀请他到我教书的学校做演讲,还请他在我家住了两天。他用英语作学术报告,流畅无碍,他日文也好,从小就有日文家教。他谈过去的事,毫无隐晦,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白的人。

  

   在复旦研究期间,我主要是查找资料,与朱维铮、姜义华等人讨论交流章太炎研究的相关问题。朱维铮和姜义华都是周谷城的学生,我跟周老教授来往也很多,他曾提到如何教学生读吉本的《罗马衰亡史》,令我印象深刻。很遗憾的是,朱维铮、姜义华两位好朋友交恶,交恶好像是为了章太炎研究。朱维铮去世之前我还跟他见过面,他也到过台湾。与姜义华也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他也到过台湾,我曾介绍他与李敖见面。


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我到上海之前,美国科学院给我买的机票是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此前我就跟钱钟书先生通信,来之前我就先告诉了他要来大陆的消息。那时候北京少见高楼,我到北京后住在宣武门的向阳宾馆,半夜抵达宾馆的时候,宾馆大门口有几个人坐在地上下棋。第二天清早,我叫出租车直奔三里河去见钱先生,车资六元。钱先生开门一看是我,很惊讶,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外宾不可以随便串门子,需要预先通过外办联系才行,但钱先生很热情,我们聊得很开心,杨绛先生也在坐。

  

   钱钟书在年龄上是我的父辈,我们相差30岁。我常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很有趣,有一种化学作用,有不少不容易相处的人,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何炳棣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是不喜欢交际应酬的人,又是我的长辈,能成为他们的忘年交,很感荣幸。当时没有人知道我,有人问钱先生汪荣祖是谁?他回答说,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年轻人,我听到后很感愧。我一共见过钱先生四次面,而且一直保持通信,我保存他所有给我的信,还有杨先生与女儿钱瑗的信。钱先生给我的信,不是无谓的寒喧,而是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人与事,我珍藏如宝。

  

   后来我又到北京去,见了他两次,我曾提起希望能够写他。他说向来不喜欢别人写他,但是后来他居然说不反对我写,心甚感之。但以钱先生的博学,要写他并不容易,直到2014年台大出版社才出版我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其中最宝贵的材料就是我与他四次聚谈以及内容丰富的通信。钱先生过世,我跟杨绛先生还见过好几次,有一次她请我与内人吃饭,同桌的吴学昭女士说:杨先生这几年来请人家吃饭就两次,一次是亲家母,一次就是你,我听后很感愧。

  

后来因为香港曾有人把钱先生的信拿出来拍卖,她很生气,打上官司,获得胜诉。此后他对别人用钱先生的信,十分敏感。我的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之后,立即寄一本给杨先生,她见到我用到钱先生的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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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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