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陈垣史学风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0 次 更新时间:2019-05-25 22: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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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内容提要:陈垣之宗教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宗教为题材的政治史。陈垣自称其历史考证“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亦不能不受其时代之影响。他以文化认同为“华化”之根本。他的考证有经世之内容,亦非徒托空言,而出之于严肃的方法,据文献而考史,文证之外,尚有理证。陈垣与陈寅恪号称“史学二陈”,然二陈之背景、学历、性情、识见诸多方面,均有所不同,俨然各具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陈垣/考证/史学风格

  

   美国耶鲁大学史家盖彼得(Peter Gay)教授有言:“风格如其人”(the style is the man),①即吾人所谓之“文如其人”。其人之内涵,形之笔墨,载诸文本,文本既然是思想的呈现,风格于焉而出,故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认为“风格乃性格的身影”(style is the image of character)。②风格不是外露的装饰,而是作品的根本,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感受到真与美的愉悦。风格必然包括文风,所谓行文技巧、用字遣句,各具特色。史家以文载史,所载之史势必透露史家的技艺与表现方式,故不仅仅是文字与修辞的处理,更在乎取材与识见。取材亦关乎识见,识见涉及史家的理念、信仰、师承,以及求真之能力。故风格足以显示史家的世界观,庶几得以窥探其内心与作品。

  

   史家风格固有其天然的禀赋,然风格非尽与生俱来。史家独辟蹊径之前,往往师法前人,勤于模仿而于不自觉间有所感悟,展示其治史之毅力、智慧与新见。吾人读其书,知其人,明其时,而后得其著作的确切内涵与精神之所寄。民国重要史学家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谢世已39年。今于其130岁冥诞之际,就其史学风格作一文以献。

  

  

   陈垣生平所写史学论著不下260余万言,以宗教史为多,约有专书7本,论文39篇。故论者认为“援庵生平著作确是始终以宗教史为主,实无可置疑”,③然其宗教史研究并不注重教义之分析与流派之传承,以及外来宗教之本土化、宗教之社会作用、寺庙秩序、宗教艺术之形成,以及信仰与日常生活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亦非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宗教社会学”(Religionssoziologie),涉及宗教伦理、救世思想、先知的社会定义、宗教小区之形成、宗教与阶级、财产的关系、宗教史之知识论,以及宗教与政治、经济、男女、艺术等关系。④陈垣实取宗教史之题材,作为史事考证之资,重点在考察宗教的历史活动,联系一代史事,不乏纠谬正误,品评人物。如其古教四考,确定也里可温乃元代的天主教,考辨与景教之异同,并追述其教士之东来,人数之推想,并涉及人物、戒律、徭役、租税与政府之尊崇、被异教迫害等史事,为本末体之述史。唯于叙事之间颇能洞察细微,若谓也里可温人物何以在镇江独盛?答案是非镇江独盛,只因《至顺镇江志》记载独详之故。⑤又如发现也里可温在元初甚盛,何以易代之后,竟然消失?解答是与欧洲人在明初之沦落有关,并以镇江也里可温所建之十字寺被毁为证。⑥陈垣首发隐藏于史料之中的也里可温史实,解决了钱大昕的疑团⑦。陈垣述论摩尼教之输入中国及其存亡之经过,也属基督教的一支,主要亦在揭露已经灭绝的史事,虽谓其教与他教杂糅,亦未深究杂糅之内涵,以及新内涵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意义,等等。⑧

  

   陈垣考证“一赐乐业教”就是以色列的犹太教,于金代在开封建寺,亦以清真为名,但与回回同源而异流,在元朝以前几无文献记载,蒙元以后教民渐改汉姓,至明尤盛,到清朝的道咸时期才渐趋衰落⑨。这主要也是史事与人物的考定,虽论及与回教之异同,但并未深入分析开封犹太教与以色列犹太教之间的关系;虽言及道经之聚散,但未细究经文的内容,更未深入探讨此教在中土流传的历史与文化意义。陈垣考证火教之入传中国,重点也放在起源、何时始通中国、唐人之尊崇火、火教与摩尼教之异同,及其遭遇之厄运与残存诸史事。陈垣又将其有关基督教之研究合为一书,分为四期:唐代景教为第一期,元代也里可温为第二期,明清天主教为第三期,近代耶稣新教为第四期;陈述基督教在华的兴衰与演变,考辨其人物与事实,历史之研究远重于宗教之研究,即其所撰与基督教相关之专题论文,如拈出雍正乾隆年间信仰天主教的宗室苏努父子与德沛,重点也在家世、奉教之由来与史实的考证,涉及政争与获谴诸事;鲜及苏努父子与简亲王德沛所认识的天主教,主要也是历史而非宗教之研究。⑩至于叙述晚明与天主教相关人士,除呈现佚闻之外,要在彰显教徒之节烈多于教徒之信仰,如谓陈于阶“义烈一门,天主教何害于人国者”。(11)

  

   陈垣之佛教史研究亦重史籍与人物,更凸现宗教与政治之关系。如《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于述论佛教在明中叶衰而复盛,以及僧徒在云南与贵州得以振兴的原因之余,聚焦于僧徒之诗文情趣、辩才无碍,以及遗民之逃禅;列举明亡后,削发为僧之文人,兵败后遁入空门之武夫,或先隐居而后逃禅之名士,均意在表扬忠义(12)。佛门也有攀附新朝之僧人,亦有反清民众焚寺报复的史实。陈垣撰《清初僧诤记》即在揭露攀附新朝僧人之真面目。(13)陈寅恪认为陈垣之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使他“心悦诚服”。(14)

  

   陈垣研究道教史也是“史”重于“教”。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分述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之起源与传授,以及教徒之制行、藏经之刊行、教史之编纂、民众之归附、官府之猜忌、焚经之厄运、末流之贵盛、元遗山之批评;更于述论道家三教史事之余,表彰金元时期抗节不仕之汴宋遗民,指出遗民因政治原因而遁迹于道,以保存文化为要义,与原教旨趣已有所不同,故称之为“新教”。(15)陈垣对回教的研究亦不例外,重点放在历法,何时始入中国,唐代中国与大食(波斯)的关系,明代回教汉化之事实,回教传播之原因,以及诸多之回乱。(16)故陈垣之宗教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宗教为题材的政治史,就像德国史学名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教皇史》(History of the Pope),基本上也是政治史。陈寅恪虽说中国有较为完善之宗教史自陈援庵始,然亦认为援庵之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17)。

  

  

   陈垣史学以考证见长,有谓“历史考据学在陈垣先生全部学术成就中,居于主体与核心的地位”。(18)早于1933年陈垣驳论胡适撰《四十二章经考》,已见其细密。胡适认为汉经已有“佛”与“沙门”等译词,但陈垣以各种汉代文献证明汉人只称“浮屠”或“浮图”而不言“佛”或“沙门”,至魏晋之际“浮图”与“佛”始互用,东晋以后才纯用“佛”,故而指出胡适所考之“四十二章经”并非汉译,因而推翻胡适将佛道之名追溯到汉代之说。(19)陈、胡反复辩证,卒令胡适敬服。陈垣能够制胜,要因更能掌握史籍,陈垣治史讲究史料之繁富,遂成为其一大风格。其考证之谨严,也为人乐道,自称“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并说“服膺嘉定钱氏(大昕)”,又有“百年史学推(赵)瓯北”之语。钱大昕为乾嘉诸儒之中于史学最有成就者,尤精于史事考证,以严谨与审慎闻名于世,陈垣服膺钱氏,可知所受影响之深。赵翼曾师从钱氏,考据之外,更讲义例,于陈垣影响亦深。就陈垣治史之志趣,求史料之完备,求考证之彻底,以及义例与文体之讲究,均与乾嘉诸儒,庶几近之。(20)然陈垣亦不能不受其时代之影响,诚如陈寅恪于1935年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21)若然,则陈垣固非乾嘉诸公所能牢笼,实已受到域外之激荡,故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陈寅恪所谓之世界思潮、史学真谛,具体而言即现代西方之实证史学,以兰克为巨子。兰克生平著史50余部,鲜为中国学者所悉。然自梁启超创“新史学”以来之中国历史学者,鲜不受兰克史学方法之影响。因其方法经由伯伦汉(Ernest Berheim)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以及法国史家郎格罗阿(Charles V.Langlois)之《史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曾广播四方。(22)兰克又以柏林大学讲座之尊,建立学院以及专业的史学研究,使史学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更令四方历史学者向风。(23)兰克最重原手史料,依据档案数据,而后致力于辨伪与考证的风气,认为必有直接证据,才能徵而可信,建立信史,重现历史真相。20世纪之中国史学,无论在史观上、方法上以及书写上,多追随西方。而兰克之实证精神又颇能与乾嘉朴学相呼应,故卓有成就的现代中国史学家几无不重视原手史料,并以考证为尚。如孟森从史料考定清室先世、满洲名称的由来,以及八旗制度的性质等,即“以异代订定史事虚实”,(24)显然在回应西方实证史家追求历史之客观真相。岑仲勉自谓:“史之为学,不外摹写实状”(25),认为既往的历史是一客观存在的“实状”,可容史家“摹写”,故其大力扩充史源,考真辨讹,亦暗合兰克“重现真实发生过的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26)之精神。胡适更将清代朴学与西方科学(实证)方法相比符,强调史料乃是考证真相的命脉。顾颉刚从辨伪入手,以建设真实可靠的古史为务,(27)向达以材料之完备与文物考订之精详著称,(28)在方法学上不出实证主义的范畴。韩儒林自西欧汉学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精于对名物制度的考证。(29)陈垣自无例外,极为重视史料与纠谬正误,无论在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以及史讳学上都做了奠基的工作,都是为了增强求真的工具。他又提倡史源学,强调原手史料之重要,致力于书目之编定,讲究文献校勘与鉴定、版本之确定、年代之断定,厘清客观真相,如直书之,也暗合兰克之实证精神。

  

  

   陈垣史学风格的一大代表作应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认为是“陈垣最精心也最满意”之作。(30)此书由美国学者译注为英文,(31)更具有国际影响。然西方学者虽惊叹史料之富,却难以理解陈垣的书写方式,认为不是现代的学术著作,且有所误解;以为陈垣只讲西域人之华化,而无视华人之胡化,也不认为蒙元华化之盛,更不以佛徒崇尚儒教为然;元代中华文化之维系,不在于少数西域人之华化,仍操诸多数汉人之手。(32)不过,陈垣之主题原仅聚焦于西域人之华化,其意以蒙元时西域人华化之实例,说明元代文化之高,且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族之标志。

  

《元西域人华化考》约7万言,初成于1923年,为当时罕见之文化史专题研究。由于取材宏富,除正史、书志、方志之外,旁及诗文集、笔记、石刻以及书画与戏曲等数据,不下200余种,得以详述130余位西域人士之“华化”。华化即常言之汉化,或因作者未与华化下一精确的定义,仅例举登进士第、习华文,改汉姓汉名、行中国礼仪、工中国诗等为华化的证据;未必能充分说明“形夷而心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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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京)2011年第第9卷期 第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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