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

——敬答姚大力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6-04-17 22: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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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十多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台湾长住后,在华语世界里努力提倡写书评的风气,并自愿担任某学术期刊的书评编辑多年,更喜读《上海书评》,每周日一见,办得有声有色,为之鼓舞不已。书评之所以值得提倡,不仅因发达国家的期刊登载大量的书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书出之后有人读、有人评,才有意义,学术才会因商榷而后有进步。

   书评的写作有其基本规范,要评论一本书必须要先介绍一下书的内容,评论书中内容要针对议题,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不作说明,才能对作者与读者有所交代。然而姚大力先生评拙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既不介绍全书的内容,又不认真对待书中提出可资商榷的议题,仅偶尔一提作者及其论点,他的基本心态是认为我们的“商榷”是无端的“攻击”,应该虚心向“新清史”学习,完全不理会我们针对“新清史”所回避的问题,以及扭曲基本事实的缺失。他说“收入本书的八篇论文里,只有一篇对‘新清史’有比较具体的正面肯定,还遭到主编者在‘导论’中的长篇批评”。这话是针对我而来,却不敢明言,如何肯定、如何批评、批评是否有理,皆一概不论,这不是论学的态度。总的来说,姚先生长达两万余字的书评,极大部分是借题发挥,并无新见,欲为“新清史”辩护代言而已。我们也欢迎代言,但代言者至少要懂得被代言者的立场、所思与所言。打个比方,律师要替被告辩护,总要了解被告的种种,才有可能打赢官司。要为“新清史”代言,至少要读懂“新清史”作者群的原书。

   姚先生认为汉化是“旧故事”,不值得再说,这可不是“新清史”作者们的认知。他们面对“汉化”如临大敌,因为不仅中国学者有此说,而且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也持此说。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必须要批判的“大议题”,要纠正的“错误故事”。例不细举,便知他们是不认同“汉化”的用词与概念的。请看欧立德 (Mark Elliot)说:“尽管满洲的同质化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象征,必须说:用‘汉化’一词来描述此一过程,是相当错误的。”(Despite the many and varied signs of Manchu acculturation, it must be said, however, that using the word “Sinicization” to describe this process is rather misleading.)(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p. 28)克劳丝蕾(Pamela K. Crossley)女士拒绝汉化之说最烈,她痛斥此词“观念不清,思维乏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上没有价值”[见她所作“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文,载 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1, (1990)p.2]。她又说:“继续不断地用此词(汉化)模糊了清朝许多政治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势必有将中国认同束缚于二十世纪早期极其夸大矫饰的民族主义之虞”(The persisting use the term has obscured man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more important, threatened to shackle Chinese identity to the rigid conceits of nationalist rhetoric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223-24)。克劳丝蕾汉名柯娇燕,我认识她,知道她早已放弃这个汉名,很不愿意再听到它;她连汉名都不要了,可略见她厌恶汉化之甚。姚先生认为她不是“坚定的反汉化论者”,既不知其人,也未读懂其书。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其《最后的皇帝们:清帝国制度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更引用柯娇燕之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Sinicization model)是清朝终结之后,于1912年在讨论国家定位时才出现的 (见罗书第2页)。足见这几位“新清史”健将是不认同“汉化”这个名词与概念的,大有去之而后快的意思。姚先生认为“汉化”是被新清史所接受的结论,是严重的误读与曲解。

   姚先生认为“罗友枝发表于1996年的《重新想象清代: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标志着‘新清史’在学术界现身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是无知乱道。其实,罗文引用了许多新清史的观点,有很长的书目。罗女士发难抨击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在著名的《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却粗心地将此文误作何先生于1975年当选为亚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辞,更不当地从何先生所论清代的五项重要性中仅抽取“汉化”一项而加以抨击。何先生论文所举的五项重要性,“汉化”仅是其中的第三项。列为第一项的就是满族统治者在二百年间开创了“一个最庞大稳固而行之有效的多民族帝国”(the largest consolidated and administratively viable multiethnic empire),认为是绵长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a unique contribution)(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 123)。罗女士单挑“汉化”,足见她并不如姚先生所认为的,汉化是可以接受的老故事,而是急切需要针对的重要故事。否则,何先生何须以“维护汉化”来回驳?遗憾的是,姚先生未细读两位的原文,贸然为罗友枝女士撑腰,矛头指向何炳棣先生,认为何先生是一极端的汉化论者。姚先生甚至认为他比何先生更能读懂罗女士的原文,未免过于自信,甚至扭曲事实说,罗女士“对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提出了委婉而完全正确的批评”,若真正读了何先生的文章,能说“何炳棣偏执于一种视角的立场”吗?在此不妨略说我所知的内情,何先生有力的驳文,被期刊编者当作正式的论文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Feb., 1998, pp. 123-55),不料罗女士虽经编者一再催促,终未能回答。罗女士挑起笔战,却又拒绝应战,在有理必须说清楚的西方学界,实不多见。何先生曾对我笑称:“大水岂能冲倒龙王庙!” 没想到,十余年后,他的祖国居然有人认为“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若他尚健在,必会大发雷霆。按大清帝国的疆域涵盖内亚,没有错,“清王朝代表了内亚和东亚相统一的最高阶段”,或“清的统治模式是内亚和东亚的统一”,也没有错。既没有人“只见内亚、不见东亚”,也没有人“只见东亚,不见内亚”,问题是中心在东亚还是内亚?姚先生似乎是认同“新清史”所说,元和清是两个内亚边疆帝国,那帝国的中心在内亚了?所以他相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说是“元、清在创制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实则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又说清帝“心目中,汉、唐、宋、明是一种一统,元、清又是另一种一统”。这是附和“新清史”的主张,满清帝国是属于满族的内亚帝国,有异于中华帝国,所代表的是“大满洲风”(pax Manjurica)而非“大中国风”(pax Sinica)。中国历史上居然有“两国论”,符合历史事实吗?满清入主中原后所缔造的内亚帝国乃中原之延伸,中原与内亚既非对等的实体,也非可以分隔的两区,而是一个大一统帝国。雍正皇帝正式批驳华、夷之分,中外之别,“尊崇孔子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姚先生居然把雍正帝所言“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说成清仅继元之一统。雍正明明是说合两者的大一统为一。乾隆皇帝更以中国历史为己任,修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将“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视清朝为四千余年中国历史的承上启下者,中华史学传统之执行者,以大一统为中国正统之继承者,并强调大一统政权就是“为中华之主”。清代重修的辽金元三朝历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乾隆所谓“海寓同文”,何来不一样的大一统?包含汉族以及许多其他族群的“大中国”,正是包含何炳棣在内的我们,视为当然之事,“新清史”能接受吗?显然不能。他们明言要以“大满洲”取代“大中国”,他们眼里只有“大满洲”内的“小中国”。

   “新清史”的“内亚视角”固然有其价值,有助于认识多元中国,但不能说有了内亚,中原就成为内亚的附属,边缘成为中央,中央反成为边缘,说得通吗?元、清两代的蒙古族、满族皇帝入主中原,都想当中国的皇帝,建都于北京,显然主要立足于中原视角,而非内亚视角。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领土扩充到全球,虽号称日不落国,但仍然是大英帝国,号令发自伦敦,中心仍然是英伦三岛而非印度或澳洲,并未因“世界视角”而改变了大英帝国的本质。美国立国时不过十三州,不断西进后才抵达太平洋海岸,比最初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二,后来又并吞了夏威夷与菲律宾,但首都一直在东岸的华盛顿,并未因西进而改变美国的本质。那么,为何中国的西进必须改变中国的本质呢?清朝建都北京,上承明朝,下开民国,中心在东而不在西,无可置疑,无论政、教、经、社、文等重大方面,都难以抹去汉化的烙印。清帝不仅以中国自称,而且每年长时间居住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没有汉化,何以今日满族及其文化几乎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汉化一如西化,并不随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存亡。

   姚先生说“抵制全盘汉化当然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汉化的全盘否定”,但何、罗辩论“汉化”所用的英文字都是“Sinicization”,从未有过“全盘汉化”(wholesale Sinicization)的提法。姚先生要为“新清史”辩护,加上一个“全盘”来曲解“汉化”,可谓用心良苦。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事实上,如何炳棣所说,汉化乃是一漫长过程,可追溯到史前;在这一过程中,多数所谓汉人也难免不染胡风,甚至有胡人的血统。换言之,在理论上,即使是汉人也不能说是“全盘汉化”。何炳棣当然也不是什么“全盘汉化”论者,他认为中国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很清楚地肯定满族皇帝开拓疆域,建立了包括内亚在内的大帝国,以及增加人口与财富的伟大贡献。姚先生没懂得“何炳棣的做法”,就妄加指责,太不公平了。姚先生以“学术气量和为人态度”责备别人,而硬将“汉化”拗成“全盘汉化”,是哪门子的学术态度?

说到中国西进,可一提濮培德(Peter C. Perdue)的《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此书主要探讨大清帝国之征讨蒙古、新疆与西藏,以及与沙俄在绵长边境上的对峙与交涉。他批评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将近现代中国的疆域视为当然,将内亚各民族统一于多民族的现代中国视为当然。他理解现代中国建立于被否定的过去并不特殊,也不愿以善恶来定帝国的是非,并联想十九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但他并未指出,现代美国疆域之建立也是以征服与残杀为手段,而此运动也具有以“天命”(Manifest Destiny)自许的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今日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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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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