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明代长城与它背后的政治逻辑的困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5 次 更新时间:2023-05-03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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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  

 

万里长城,被后代称为世界的奇迹,也被众多的爱国主义者捧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的文化象征。当年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的危急关头,诗人田汉写出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此诗很快由年轻的作曲家聂耳谱曲,铿强有力,激昂奋发,唤起了众多的国民拿起刀枪,走上抗日斗争最前线,慷慨奋勇,舍生忘死,可歌可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将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遍中华大地,融入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细细品味,由田汉先生写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确实汇聚了国难当头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

但是,当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致使东边一个岛国——日本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长驱直入,进犯我湟湟大国?很简单,小国敢于冒犯大国,是我们当时的国力太弱了。中华民族真的做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是,我们每个人发出“最后的吼声”,却一直打了14年,其间牺牲的中华同胞成千上万,血流成河,直到美、英、苏等强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之后,给予德、日、意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才迫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想,古人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惨剧背后的原因不应该轻轻遗忘,我们应该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竟落到如此境地?为什么东洋小国竟敢如此嚣张?说到底,是因为面对当时世界变革的汹涌浪潮,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掀起一股朝野思变的变革浪潮,而我们却在满清权贵们的把持下死守顽固的皇权专制主义逻辑不放,屡屡错失时机,致使国力衰弱,民生维艰,因而招致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一顿痛殴。如果不从我们自身的原因找出我们民族的顽症,我们这个民族哪天才能觉醒?

由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在许多人长期迷恋追踪长城遗迹的同时,有必要廓清明代长城背后的政治逻辑,反思当时明代当政者陷入的困境,给热心的人们提供另一种思考的线索。

一、明代统治者遵循的政治逻辑

众所周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一个靠讨吃要饭的无业流民,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位标准的无产者。史料记载,朱元璋生在一个安徽凤阳县孤庄村一个贫苦农家,在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旱灾、蝗灾,加上瘟疫。朱元璋一大家人,死了三口,不过半个月,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死了,三天后,哥哥朱重四死了,以后几天,朱元璋的母亲陈二娘也死了。只留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朱重六。兄弟俩向同村人刘继祖求告,刘继祖发了善念,给了他们一块地,于是兄弟俩将父母和哥哥和尸体抬到了坟地,正好遇到一场暴雨,他俩躲在树下避雨,等到雨停之后,到坟地一看,尸首不见了,原来是大雨将山坡冲垮,将父母的尸首埋掉了。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了一篇《皇陵碑》:“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朱元璋跑到皇觉寺当了小沙弥,不到五十天,因为饥荒,寺庙也养不起了,只好提了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当了游方和尚,到处讨吃要饭。在他游方的几年中,接触了由彭莹玉秘密传布的明教,教徒用红布裹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红巾军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闹起了起义。在汹涌澎湃的起义浪潮中,朱元璋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此后,朱元璋机智、果敢,有决断,很快由一个小亲兵得到郭子兴的赏识,做了郭子兴的女婿,从此青云直上。他对形势判断很准,总能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功劳推给大家,赏赐分给众人,很受拥戴,终于由一个亲兵成了大元帅、大丞相。朱元璋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元末大混乱的军事战争情形下,首先消灭陈友谅,其次攻取张士诚。最后南征北战,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

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战,宣传标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弥勒降生”的预言。朱元璋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这类秘密组织的意义的。他自己从这一套得到机会和成功,成为新兴的统治者,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传之子孙,再也不愿意别的人也来耍这一套,危害治权。为了这,建国的第一年,朱元璋就用诏书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莲教、大明教和弥勒教。接着把这条禁令正式公布为法律,《大明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众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打着农民起义和推翻蒙元民族统治者旗帜成功登上皇位的朱元璋,并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的梦想,而是紧步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后尘,处心积虑地构筑了一套禁锢人民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皇权制度,像秦始皇那样妄图将朱家王朝传之万万代。为了组建新的统治集团,朱元璋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他利用各地有学识、有社会声望的地主,将其任命为各级官吏和民间征收租粮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机构,分别任为地方县令、知州、布政使,乃至朝廷的九卿。对不肯合作的地主,则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使地主离开原来的土地,集中到濠州、南京、山东、山西等地。众多的百姓在官府士兵的押送下,挑着扁担,一路哭泣,拖家带口被迫流浪,这就是后来所谓洪洞大槐树寻祖问根的由来。这一招,釜底抽薪,根本消除了大批地主原有的势力。其次,朱元璋以削除政治势力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屠杀了几万家有影响的地主豪强,株连牵及,一网打尽,灭门抄家。甚至地方上一个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这件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潥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潥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脏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潥阳节次递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家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首,抄没其家。”依靠如此残酷的办法,朱元璋将不顺从的豪民尽皆诛戮,抄没的田产当然归官,再由皇帝赏赐给新贵族。据可信的资料,三十多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到了被肃清的地步。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朱元璋用了二十年的工夫,大规模举行土地丈量的人口普查。全国土地,编列字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名为鱼鳞图册,政府据以确定赋税标准。人口普查的结果,编写了赋税黄册,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地主十户作里长,剩下的百户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里甲的组织,除了精密动员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布置全国性的特务网,严密监视并逮捕危害其统治的人物。朱元璋制定了路引(通行证或身份证),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处刑的办法:“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这制度把人民的行动范围,用无形的铜墙铁壁严密圈禁。

为鼓励人民互相监视,朱元璋于洪武十九年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监视的意思。此令内容为:“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或异四业而释道者,户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必然有效。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他还规定:“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际,辩人生理,验人引目。”朱元璋就是用这样严酷的办法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的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为了培养忠心耿耿为统治者服务的奴才,朱元璋创办了国子监,训练大量的新官僚。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校长)、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国子监派有两名皂隶,负责对违反规矩的学生行刑,初犯记录,再犯决竹篦五下,三犯决竹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开除、充军、罚充吏役)。国子监的功课内容分《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书。《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还有续编、三编、大诰武臣。一共四册。主要内容是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另外有教人民守本份,纳田租,出夫役。老老实实替朝廷当差。学生上课,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五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都是痛打。管制学校的监规,都是皇帝亲自规定的,前后增订一共56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禁止团结组织。甚至班与班之间也禁止来往。国子监宋讷是这条监规的起草人,极其严酷。监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学录金文徵反对宋讷的过分残暴,向皇帝控诉说:“祭酒办学太严,监生饿死不少人。”朱元璋不理会。文徵又与同乡吏部尚书余熂商量,由吏部出文书令宋讷以年老退休。这年宋讷75岁,不料宋讷在辞别皇帝时,说出并非真心要辞官,朱元璋大怒,追问缘由,立刻把余熂、金文徵和一些关联的教官都杀了。

朱元璋在谋士刘基的帮助下创立了卫所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军人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单独有“军籍”。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人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分开的。军队组织分为卫所两级。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17个都指挥使,内外卫329个。军队的粮食出于屯田,在边塞开屯,一部分军士守御,一部分军士受田耕种。由于军士屯田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只好逃亡,只好兼营副业,作苦力,做买卖,军营就空了。军权分作两部分,统军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权则属于兵部。武人带兵作战,文人发令决策。平时卫所军各在屯地操练屯田,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军集合成军,临时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将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立刻复员,卫军各回家乡,将军交出将印,也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这样,避免了唐宋以来军队叛变的弊端。为防范军队哗变,朱元璋在各个部队派心腹监军,还下达了军队纪律,禁止军官军人接受公侯给的信件、金银、缎匹、衣服、粮米,军人不得在公侯门首侍立。违者即遭惩罚。公侯立了功,赐卒112人作卫队,事实上这些人是用来监视功臣们的。

为了强化皇权,朱元璋将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三种治权分别独立,由皇帝亲身总其成。百官分治,个别对皇帝负责,系统分明,职权清楚,法令详细,组织严密。而在整套统治机构中,互相钳制,以监察官来监视一切官僚,以特务组织来镇压威制一切官民。历史上的君权和相权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职务,皇权由之达到顶峰。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祸害。他以为汉朝、唐朝的祸乱都是宦官作的孽。这种人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只能做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他立下规矩,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不能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有公文往来。对外戚的干政的对策,是不许后妃干政。

为了强化皇帝对全国的控制,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子弟分封为王。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第二子到第十字为亲王。可是诸王的就藩,却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从封王到就藩前后相隔九年,原因是诸子未成年和都城未定,牵连到立国的制度也不能确定。到京师奠定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三子晋王建国太原;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分王在沿长城的国防前线。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十五年七子齐王建国青州,十八年潭王到长沙,鲁王在兖州。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建国,星罗棋布,分驻在全国各军略要地。诸王国的建立分作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诸王的任务在防止蒙古入侵,凭借天然险要,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诸塞王沿长城线立国,又可分为外内二线。外线东渡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元,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今河北苏县)、卢龙(今河北卢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道路,以大宁(今热河平原)为中心,包括今朝阳、赤峰一带,建宁国;北平天险,是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蔽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廊,控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沙,联成一气。内线是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开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齐王,长沙有潭王,兖州有鲁王,成都有蜀王,荆州有湘王等国。

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王要俯首拜谒,不许钧礼。地位虽然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更没有人民,不能干预民政,王府以外,便归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吏统治,每年有一万石的俸米和其他赏赐。唯一的特权是军权。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内地各大都会,也以皇子出镇,星罗棋布,护卫朝廷,国都虽然远在东南,也安如磐石,内安外攘,精于谋划的朱元璋自以为万无一失了。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经验,打定主意,不向海洋发展,要子孙遵循大陆政策,特别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蒙古)与中国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朱元璋的大明帝国政权就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这个时代,尤以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最为触目惊心。

胡惟庸跟随朱元璋多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胡惟庸干练有力,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年代久了,大权在手,当了十年丞相,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力量。反观朱元璋自己,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拼上命得到的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怎么能甘心?于是,朱元璋就捏造了一个擅权枉法的罪名,将胡惟庸杀了。胡惟庸之死只是一个开头。以后,朱元璋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作底子,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诸如私通日本、私通蒙古、串通李善长谋逆、蓝玉谋逆案。罪状越多,牵连的罪人越多。转弯抹角像瓜蔓一样四处伸出去,一网打尽。户部侍郎郭桓被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为郭桓通同舞弊,朱元璋也不做详细调查,就随意下令将六部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七百万。供词牵连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中产之家差不多全被这案子搞得倾家荡产。有人为此喊冤叫屈。朱元璋又下诏列出郭桓的多条罪状,又把原审官杀了一批。

在剥皮、苦工、鞭笞、抽筋以至抄家灭族的恐怖气氛中,凡是做官的,不论大官小官、近臣远官,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之祸,人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辞官,回家当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讳,说是不肯帮朝廷做事,大不敬,非杀不可。没有做过官的儒士,怕极了,躲在乡间不敢出来应考做官。朱元璋又下令地方官逼他们出来,“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他还下了一条法令,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师面审,朱元璋气呼呼地发问:“昔世乱居何处?”回说:“红寇乱时,僻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不料,“红寇”这名词正刺着皇帝痛处:“朕知伯启心怀愤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仿效之风。”特命法司押回原籍处决。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处死,全家籍没。

大明帝国的第一代皇帝,从小失学,虽然曾经在皇觉寺混了些日子,从佛经里生吞活剥认了几个字,后来在打仗过程中和读书人搞在一起,死命记,刻苦学。可是到底根基差,认字不太多,由于自卑护短的心理,凭着百万大军的威风,滥用权力,随随便便就杀了无数文人,造成明初的文字狱,触目惊心。

地方三司和知府、知县、卫所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喜庆所上的表笺,照例委托学校教官代作。虽然都是陈词滥调刻板一套颂圣的话,朱元璋偏喜欢仔细阅读,挑出恭维话来愉悦自己。他当然知道这些话也是文字的堆砌,没有真感情,不过时间久了,他却从这些颂词里发现不对味了。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疑心特重的朱元璋把所有的“则”都念作“贼”。所有这些,凡是能疑到朱元璋曾经是和尚、秃、贼的词,都被一概处死。

朱元璋用残酷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组织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造成专制独裁政治。接连不断地制造大狱,杀了几十万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查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在三十年为一世的长期统治下,开国功臣被杀光了,谋臣策士一个个被消除了,豪绅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束手服从。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当局,也是最高的统帅,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坏者,具有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他用学校和考试制度造成忠顺的干部,用里甲轮役的方法动员全部人力。他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皇帝。

二、朱元璋强化集权主义政治的演化路径

依靠农民起义夺取江山的朱元璋尽管原来文化程度很低,但是,凭借他机敏的政治头脑,也凭借他吸纳的李善长、刘基等一批出类拔萃的儒士,总结吸取了历代专制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在政治、军事、民政、教育、特务监督等诸方面都作了一系列为巩固集权统治的创新,可谓机关算尽。然而,机关算尽的朱元璋却给他的后代埋下了祸根。他的制度设计自以为可以保证朱家江山千秋万代永续传承。在他在任的31年里,他可以依靠蛮不讲理的威权随意诛杀他认为构成威胁朱家王朝统治的功臣宿将,他可以设置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络监控他的臣民,他可以将朱家血脉的25个儿子摆布在各个军事重镇,他可以建立“内官不得干政”和后妃不得插手政事的规矩,他可以设置《皇明祖训》必须让后代遵循的铁律,但是,他恰恰忘记了,这一套规矩离开他强大的政治威权是一天也不能贯彻下去的。他把仇恨已经渗透到大明帝国的每一根神经中去了,这种对权力的觊觎是他无法阻止的。于是,他死后,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权力争斗顺着他的专制集权逻辑一幕又一幕地上演了。

他的大儿子朱标忠厚仁慈,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好容易皇太子的学业和政治训练都够满意了,朱元璋以为这份家业牢靠稳当,放得下心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病死。65岁的老皇帝受了这致命的打击,糊涂了大半天说不出话,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头发胡子全白了。

太子死后,立太子嫡孙允炆皇太孙,才16岁。

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年纪又小,没经过训练。祖父虽然也让跟着办事,终是替他发愁,怕他挑不起这副担子,诸将大臣将来不服调度。只好又动狠手段,找理由大批杀人,杀得将帅一空,连傅友德、冯胜那样仅存的开国元勋,说不出一点道理,也给杀了。

皇太子正位之后,为了使诸王安分,保护扶持大宗,洪武五年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的,编作一书,名为《昭鉴录》颁赐诸王。皇太孙正位以后,用同样的意思编了一书,叫做《永鉴录》。二十八年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把一切做皇帝、做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该做的事,都详细记载,并定制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杀无赦。希望用教育、用制度,使各藩王忠心服从这未来的小皇帝。

可惜这一番心思都白用了,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晋王雄武有野心,见太子仁懦,都不肯安分,先后被发觉,朱元璋要治重罪,太子尽力解救,才得无事。太子死后,二十八年秦王死,三十一年晋王死,都死在老皇帝之前,算是没有闹出大花样。猜疑病、迫害狂,愈来愈重,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他已经71岁了,五月间病倒,躺了30天,安静地死去了。

刽子手死后还杀了一批人,侍候过他的宫人一律殡葬。

朱元璋死后,他生前苦心孤诣的专制暴力体系很快出现了大塌方,塌方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他精心培植的皇权体系内部发生皇权争夺战。这场皇权争夺战主要由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与燕王朱棣展开。经过历时4年的征战,燕王朱棣率兵攻入京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燕军进入南京后,朱允炆在皇宫放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终;此后其下落成为谜团。

朱棣在靖难之役获胜后,向京城军民发布公告:“固守封地的藩王因左班奸臣挑唆导致骨肉被其残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诛杀他们,以此来扶持江山社稷和保安亲藩。今次拟定的京城奸臣,有罪者不敢赦免,无罪者不敢诛杀,如若误伤受到牵连又祸及到伤亡,绝非靖难本意。”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二十五日,朱棣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灭其族。其中方孝孺受牵连而死者共873人,充军等罪者千余人。因黄子澄受牵连的有345人。此外,众多建文旧臣如卓敬、暴昭、练子宁、毛泰、郭任、卢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谢升、丁志方、甘霖、董镛、陈继之、韩永、叶福、刘端、黄观、侯泰、茅大芳、陈迪、铁铉等,他们的家属和亲人也被牵连,死者甚众,流放、被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惩罚的人也不少。直至明仁宗即位后,大部份人始获赦免,余下的人的后代却迟至明神宗时始获赦免。在大肆诛杀之外,当月,朱棣将魏国公徐辉祖下狱,后释放并削其爵位。

铁铉,割其鼻耳塞入口中,然后问:“甘否?”铁弦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凌迟,灭族。方孝孺惨遭凌迟灭族。野史称方孝孺大书“燕贼篡位”,朱棣见他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正严辞地斥责说:“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怒不可遏,于是大肆搜捕方孝孺的亲属,还包括他的门生和朋友(即第十族),在方孝孺面前一一杀害,被杀者共达八百七十三人,而方孝孺则被腰斩于南京聚宝门外。

由于朱棣自己是武装夺权的,为了保证中央政权稳固,他即位后先将诸边塞王改封于内地,然后逐渐解除诸王的兵权。洪武朝带兵的十三位亲王,永乐朝削去了六个护卫。与此同时,大封靖难功臣,将大批有经验的武臣保留下来,加强中央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和诸藩的军事力量对比 。

由于朱棣是造反称帝的,对大臣有所猜忌,故恢复了洪武年间废除的锦衣卫,重新开始实施明朝的特务统治。随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又设立了东厂,令亲信太监掌权,加强特务统治的同时提高了宦官的地位。有明一代,特务统治几乎贯穿始终,成为一大特点。

由于靖难之役时,京中宦官提供的情报帮助成祖击败惠帝,成祖即位后便改变太祖以来禁止宦官干政的政策,开始重用宦官。司礼监、东厂等宦官掌权的部门地位提高,且地方镇守、监督采办等重要工作皆由宦官担任,埋下了日后宦官祸国的种子。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名顺天府;随后迁徙各地富民于北京 。称北京为行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的准备一直在进行,如建北京城、建宫殿、疏通漕运等;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即紫禁城,故宫)和北京城建成,遂下令迁都,以南京作为留都。北京城今日的荣耀,应当归功于明成祖朱棣的成功篡位,十三陵源源不断的门票收入,更应当归功于朱棣的“深谋远虑”,但是这些辉煌,恰恰是专制统治者耗费大量民力物力的杰作。

“靖难之役”以后,开国功臣集团地位急剧下降。南京是开国功臣集团的巢穴,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更加削弱了开国功臣的影响力。伴随着开国功臣集团地位的下降,靖难功臣的影响力迅速攀升。英国公张家成了此后明朝政坛的不倒翁,长期处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列。

此后发生的事件越来越荒诞。

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山西蔚县一个穷苦潦倒的落弟书生王振终于窥见了皇家统治的秘密,忍着巨痛,阉割了自己的生殖器,成为朝中的一名太监。当曾经侍奉过朱棣儿子朱高炽和孙子瞻基的大太监裴可烈向王振传授宫中的秘密之后,茅塞顿开。此时,明宣宗的宠妃吴贤妃刚刚生了一个儿子,这回不是孙皇后换回来的假儿子,而是真正属于皇帝的种。于是,宣帝下诏,把原先那个“太子”移出东宫,除去“太子”名号,改封为郕王,并废除其原名,重新赐名朱祁钰。封贤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搬进东宫,仍然赐名朱祁镇。这一切,王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的目标,就是服侍真正的太子朱祁镇。他略施小技,就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些和太后说得上话的女官,她们众口一词都说王公公好。太后还不放心,特意将王振叫来讲了一通,听下来果然非同一般,决定向宣宗推荐。宣宗听说张太后有推荐王振担任太子伺奉官的意思,便向裴可烈征求意见,裴可烈担任过朝廷中两任太子的伺奉官,对朝中情况十分熟悉。听了宣宗的话,他立即表态,举荐王振,王振于是就达到了目的。从此以后,王振与太子形影不离。宣德10年(1438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将天下交给了9岁的幼帝朱祁镇。此后,王振将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英宗朱祁镇登基后的第六年,也就是朱祁镇14岁的时候,太皇太后决定正式让英宗亲政。就在这一年,王振被正式任命为司礼太监。这是王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转折点。

在明代永乐年间,依靠朝廷宦官的支持夺得天下的朱棣将父皇朱元璋关于不许内官干政的遗训搁置在一边,他为宦官设置了24个衙门,包括12监、4司、8局。其中司礼监成为24衙门的首席衙门。这一套衙门,掌管了皇室的衣食住行、礼仪、印玺、文书、武器制造、金银首饰的打造,乃至各种衣物的织造、酒醋面、各种烹饪调料的制造,都由宦官机构来完成。如此完整的宦官机构,在历史上是根本不曾有过的。宦官24衙门中,每一衙门都设有太监一人,这就是“太监”作为一个官僚衙门最高负责长官名称的由来。自朱棣执政后,司礼监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司礼监的职能,除了掌管宫廷礼仪之外,增设了秉笔太监一职,掌管章奏文书和按照“阁票”“批朱”的职能。这样,朝廷的构成形成了典型的内外朝并举的局面。作为执行宰相权力的内阁,每天必须把需要办的事情以请示报告的形式写成文书,经过“票拟”的文书必须送到皇帝的办公桌上,由皇帝作出批示。皇帝的批示按规定是用红笔批写的,所以当时人称为“批朱”。然后,经皇帝“批朱”的“阁票”再送回内阁,由内阁分派到六部去执行。司礼太监的奥妙就在“批朱”上。因为,从明成祖朱棣以来,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当个“工作狂”,每天平均要在那里坐冷板凳批阅多达200多件的文书。他们往往把这一重要的要害部门交给太监,把本应该由皇帝做的“批朱”职能,实际上交给太监去代劳。这样一来,太监就可以勾结外朝官员弄权,甚至假传圣旨,或利用锦衣卫和东厂陷害政敌。永乐以来,内官手中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开始握有兵权,朱棣把提督“京营”的重任交给了内官。提督内臣是三大营的主要当权者。虽然三大营中同时也设有武臣,但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并且处处受提督内臣的节制。京师之外,还有大量驻扎在京城之外的中央禁军和地方部队。皇帝对他们一般是不太放心的,那么,靠谁来监督他们呢?在皇帝眼中,最信得过的,当然只有内官了。所以,从永乐以来,派遣内官前往监军的情况多了起来。与此同时,皇帝还对外贸口岸派出市舶太监,对户部派出内官掌管中央的主要库藏,派税使到各地监督检查税务缴纳情况,派矿监去监督矿产开采税收,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腐败利益链。

王振依靠自己拥有的炙手可热的权势,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利益圈子,甚至兵部尚书马巍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竟拜30多岁的王振为干爹。此后,50多岁的工部侍郎耿宁也拜王振为干爹。在接受这些“义子”、“孙辈”门生的过程中,王振手中的财富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下子成了暴发户。

为了达到控制六部官员的目的,王振煽动英宗抓捕了兵部尚书王骥。王骥出狱后,就站到了王振一边,对王振惟命是从。户部尚书刘中敷个性软弱,王振借故找茬,在英宗面前进谗言,英宗大发雷霆,将刘中敷等人逮捕下狱,一年后被削职为民。兵部右侍郎于谦有德有才,有勇有谋,在宣德年间以朝廷御史身份巡按江西期间,曾经以不凡的胆略,为地方昭雪冤案达数百件之多。于谦秉性耿直,从来不巴结王振。王振对于谦的傲慢,简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为了教训于谦,王振找了个借口,把于谦投入监狱,一关就是三个月。王振巧妙地运用韬晦策略,稳住了朝廷中威望最高的张皇后,直到张皇后一命呜呼。他抓住朝廷内阁中权重最高的“三杨”的把柄,迫使他们不敢轻易冒犯。

为了取得英宗的高度信任,王振提出大规模扩建紫禁城新殿,新殿落成之后,英宗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庆典仪式上,英宗突然发现少了王振,他便把礼部尚书唤来,询问新殿落成仪式上为什么少了新殿的策划和实施者王振。礼部尚书说:“按照朝章惯例,宦官虽宠,却不能参与朝廷宴会。”英宗觉得对不住王振,立即传令:“开东华门中门,请王公公进宫赴宴”此令一出,在场的文武百官无不感到惊愕,它预示着司礼监为首的这班宦官要爬到朝官们头上作威作福了。要知道,这东华门一般是不开的,没有重大的礼宾活动,不可能有如此大礼。借此,王振率领他的一班死党将朱元璋立下的“内官不准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至此,王振遂了心头之愿,想怎样干就怎样干。

公元1449年7月11日,瓦刺军队在也先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向大同边境大举进攻。在明朝的北方边境上,四路瓦刺军队向明朝展开全面的大举进攻。一份份加急的前线告急文书频频传来。严峻的军事形势震撼着紫禁城。在此危急时刻,明英宗下令,决定采纳司礼太监王振的提议,由皇帝御驾亲征。7月16日,50万大军在英宗朱祁镇和王振的率领下从北京出发。队伍出发之前,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一批大小官员,在紫禁城外跪请皇帝留京,不要贸然亲征。8月13日,明军主力且战且退,到达宣府附近的土木堡。这里只是一个驿站,根本没有什么城堡之类借以抵挡的地方。不少将领一看这地形,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能驻留,尤其是不能驻留这么大数量的队伍,他们纷纷向王振提议,要求到离此处20里左右的怀来城去驻留。可是王振最关心的是他那存放在大同的1000多箱的财产。当这些将领建议他到怀来驻留时,他又是一口回绝,原因是他要在这里等候他的财产。不得已,队伍只好在土木堡驻留下来。这么多人驻扎,上哪里弄水去?将领们连夜组织打井,却没有成功。打井不成,只好组织力量到山坡下取水,结果发现,山坡下的小河已经被瓦刺军队控制了。数十万大军被瓦刺围困在没有水源的土木堡,明军与瓦刺整整战了一天一夜,可是瓦刺军队却是越打越多。到了这个份上,英宗提出与瓦刺议和。然而,就在明军撤退之时,瓦刺骑兵追了上来,不到多久,明军50万人全军覆没。英宗被押到了也先的弟弟、瓦刺赛刊王的营垒里。而此时的王振,却坐在马背上嚎啕大哭,被御前护卫将军樊忠用一个铁錘狠狠砸过去,王振脑浆迸裂。这次战役,完全败在王振的瞎指挥上。本来,明军有50万,而瓦刺只有2万人,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竟然打了如此糟糕的败仗。土木堡战役,使明朝元气大伤,成为明朝从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明英宗被掳去之后不久,9月6日,在留守京城的大臣们的拥戴下,郕王朱祁钰正式登基出任新一任皇帝,是为明景帝。在明景帝的主持下,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于谦组织兵力,击退了也先对北京的围攻。然而,当代宗朱祁钰执政第八个年头,他患病了。乘此机会,一伙宦官串通旧臣,发动了夺门之变,推出被囚禁的英宗复辟,英宗逮捕了于谦等一批忠烈将臣,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可悲的是,朱元璋这个精于计谋的独裁者,在他死后制度设计越来越走样,宦官专权成为有明一代最为暴虐腐败的统治常态,先有汪直、刘瑾,后有魏宗贤,再加上权倾四时的严嵩把持朝政十五年之久,张居正试图力挽狂澜,死后反被万历皇帝追责。最后,连最为勤勉的皇帝崇祯帝也无力回天,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努尔哈赤的夹击下,崇祯帝万般无奈,只好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一个拥有四百万兵力的大明王朝竟被北方女真族八万人的蛮勇之师所击溃。拥兵三万多据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竟在朝廷的疑忌和清兵的压力下主动引清入关。由此看来,明王朝举全国之力的万里长城,自以为固若金汤,在人心散尽、国力掏空的背景下,不过是些炫耀国力、凝聚人心的摆设而已,在炮火连天、铁骑奔腾、内乱汹涌、四面楚歌的潮流下,纵有天大本事,能有什么作为?满清王朝坐定江山之后,组织一班人修《明史》,《明史》中对崇祯这样评述:“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壤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憨直,切中时弊者,率皆摧折以去。以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堕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之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至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三、黄宗羲的警告

公元1644年,雄心勃勃的满清贵族进犯中原,大明帝国灭亡了。然而,由秦始皇开创的、由历代统治王朝奉行的、由朱元璋处心积虑设计的专制主义官僚系统却被曾经长期的游牧民族满族权贵们基本继承下来,虽然做过一些改造,但是,政治统治的逻辑没有变,结果,在遭遇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之后,接连失败,最后败到衰朽不堪,直到辛亥革命的汹涌浪潮将其彻底送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进入民主共和的新时期,结束了历时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统治,但是,专制主义的阴魂还是没有散,时不时以各种面目跑出来搅得中国四分五裂,正如《沙家滨》胡传葵所唱得那样:“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暴力逻辑始终压倒了宪政逻辑,致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就有明眼人看出了专制王权之路早已走不下去了。

明末清初,有位伟大的思想家说: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他主张“无君”。这就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另一部《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成年以后曾加入复社。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黄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体系,设计将来的新世界,值得称赞颂扬,更值得后人铭记。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中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财计三》)“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其政治思想也随之转向维新。郑观应撰写了《原君》、《学校》、《阉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都是《明夷待访录》原有的篇目名称。尽管这些文章内容均已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无法否定它们受到黄宗羲明显启发和深刻影响的事实。

戊戌变法时期,黄宗羲的著作对梁启超、谭嗣同乃至康有为等人影响至为深远。1897年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课时,将一知半解的西方民权思想与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作了混同,但起到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作用。梁启超曾自述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分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奇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他还自称自己与谭嗣同等人为“倡民权共和之说”,将《明夷待访录》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结果“信奉者日众”,“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思想最为激进的维新派谭嗣同,对《明夷待访录》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指出:“孔教亡而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由于坚信黄宗羲是立宪政治倡始人,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也对黄氏进行了高度赞美:“梨洲大发《明夷待访录》,本朝一人而已。梨洲为本朝之宗。”康有为在阐发“孟子立民主之制”时,指出“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一一自为。公共之事必举公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共举,即为众人所公用……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于1902—1903年写成震惊中国的《革命军》,以尖锐、犀利的文字抨击君主专制,指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君主们“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家天下行为,并指出“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这些言语都十分类似黄宗羲的《原君》篇,可以说受到了《明夷待访录》的明显影响。

四、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早是由马克思于1859年在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唯物史观进行概括时提出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以前的人类社会已经依次更替地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四种社会形态。现在一般认为,劳动密集型、效率偏低的传统农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后,加深了对氏族部落结构的认识,更好地阐明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途径,丰富和发展了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根据欧洲历史概括出的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5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序列。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历史中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具体为:国家以农村公社为基本社会组织;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管理农村公社;国家指挥农村公社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土地公有,不允许自由转让。典型的国家有印度、西周前的中国等。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色,民主、自由的思想也很难在东方产生。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便突破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废封建,开阡陌”“井田制”等一些措施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得到了承认。但是专制主义却保留了下来,影响深远。

无奴派代表人物黄现璠、张广志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前者于《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中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的名词,不是历史时代排列固定的先后的用语,不能将其等同于原始社会或奴隶制社会形态。”张广志于《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按照通常的说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之间是一个高于一个(后者高于前者),一个产生一个(前者产生后者),若无特殊情况,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于各民族的历史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都具有普遍的意义,都是‘必经’的。这对不对呢?余认为:不对,不能这样笼统地一概而论!因为,奴隶社会虽堪称五种社会形态之一,但它远不象其他社会形态那样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意义;对于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来说,继原始社会之后到来的并不是什么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并不是‘必经’的!”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是德国裔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1957年发表的一部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这本书被认为是“所有研究人类社会的严肃学者的一本必读书籍”,甚至将这本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日本有关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最早就是围绕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展开的。

魏特夫原籍是德国,他是一位犹太人,早年的时候曾经是一位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成为德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魏特夫被纳粹抓起来关进了集中营,但放出来之后就移民到美国,开始对中国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1935年,魏特夫到中国来收集研究资料,一呆就是两年。1937年回到美国后开始大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魏特夫十分注重理论研究,他发展了一套十分独特、影响深远的理论,叫做“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魏特夫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是一直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在魏特夫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做“东方专制主义”,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从周朝开始到20世纪为止,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而一直是以东方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中国式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这种社会是一种“水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所以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

第二, 其次,正因为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就是专制;

第三, 这是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归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没有出现;

第四, 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并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

第五, 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

第六, 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第七, 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十分强烈的稳固性。

应该公正地说,魏特夫的这些论断,基本切合中国的实际。中国文明从地理处境上来说,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中国的北边,是处于干旱的大漠,西部,是无法逾越的世界屋脊,东边是古人难以跨越的太平洋,中国这样适合农业的气候区形成了一个十分广阔的但也是封闭的地带。在中国历史上,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虽然带给我们美好的遐想,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那条纤细的商路能够运送的物质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即使不说是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从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文化、东北的原始农业文化,到西部高原的半农业、半畜牧的文化到西南山区的野蛮文化,这些农业地域的历史,毫无疑问是帝国历史的核心和基础。传统的农业村落社会,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一般都保持着全责组织的状态,在中国文明中尤其如此。全责组织是一种自身封闭的组织,其活动的范围,一般就以这个组织所存在的地域为边界,而不像是一些功能组织,如商业组织,即使从人员方面说规模有限,其活动的地理范围,却可以延伸到整个世界。曾经在中国明清时代辉煌的晋商、徽商、浙商就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商业组织。在全责组织构造的条件之下,所采取的一般方式,就是自身全责组织的扩大。组织越庞大,内中的组织性就越差。因此,从整个历史的过程看,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政治统一的文化共同体,隐性的封建,在其中才是主导的政治形态。从政治的层面来说,中国文明中的历史矛盾,最直接地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治的统一与分裂之间的矛盾。这个统一与分裂的矛盾的本质,就是如何建立以小农为基础的政治动员体系的问题。

如果说魏特夫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还不够全面准确的话,那么,熟悉中国国情的我们可以补充说,他只看到中国历代皇朝组织兴修水利工程需要集中大量人力、众志成城这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兴修万里长城的集中与专制。中国各地的水利工程确实在历代王朝的组织下做出了巨大贡献,如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及战国时期魏国西门豹率人在漳河开围挖掘12渠,这些巨大的水利工程,确实非一家一户的力量所能完成。即使在腐败的明朝,也确实在兴修水利工程方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据《中国社会通史》记载,明代黄河屡次决口,造成极大危害。国家在对黄河朝廷治理时,调动了大批劳动力,投入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明洪武八年(1375年)黄河冲决开封太黄寺堤,共用3万人堵塞决口。永乐八年(1410年)开封段大堤再次决口,又用10万人塞堤。为避免黄河的一再决口,更多的劳动力和银钱是用在积极防治上,弘治三年(1490年),在阳武一带修筑了黄河大堤,用民工25人。正统十年(1495年),修筑了大名府长堤360里,另起新堤160里。嘉靖八年(1529年),黄河沿线共修筑各种堤坝580里。成化七年(1471年)秋,苏南、上海江海沿岸遭受严重的风潮巨灾,淹毙农户一万余人,毁田无数,迫使明代统治者开始了大规模的筑塘,自此之后,上海和苏南江海沿岸,数十年不再有潮灾海祸。相比水利工程,明代在兴修万里长城工程时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大,因为北方有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其间有多少险峻山脉与河流,花去的民力无以数计。而驱动这一工程的正是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军屯”、“民屯”和里甲制度,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成千上万的农民才真正沦落为“奴隶”。可是真正打起仗来,蒙古兵和女真族的八旗兵却长驱直入,并不能真正起到御敌于外的作用。明朝之亡,不是败在工事不坚固,而是败在自身的腐败,败在制度设计,败在一茬又一茬胸无大志、沉溺于玩乐、依赖宦官理政的皇子皇孙手中,而专制主义的逻辑却只能将泱泱大国上亿人的命运操弄于这些无能鼠辈的股掌之中,而我们直到今天,却把破败一堪的长城作为“民族魂”,难道不觉得可悲又可笑吗?如果长城真是“民族魂”,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国崛起的奇迹是依赖“民族魂”而兴起的吗?这样的“民族魂”如果不是误导,那么要将中华民族的自省自强引导到什么方向?如果抱住这样的“民族魂”不放,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的路径将如何展开?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要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能排除吸收西方各国的科学技术成果、排除吸收西方文明的制度文明成果而返回头去兴孔孟之学、禁锢人民的创造力再去闭关锁国?

1961年,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尤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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