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仰望习仲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64 次 更新时间:2016-08-27 11: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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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  

  

   激荡的20世纪过去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生于1913年的习仲勋亲身见证和经历了这一个激荡的世纪。在国难当头与和平建设的岁月,他的选择,他的拼搏,他的升迁,他的坎坷,他的思考,他的主张,他的政治际遇,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解读习仲勋,能够挖掘出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内容。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寻找21世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出发点。这是我们民族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曾举行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会上,好多与习仲勋共过事的老同事发了言,官方也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的发言做了权威评价。由陕西省委组织编纂的《习仲勋传》(上下两卷、字数达两百万字)得以公开发行,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习仲勋纪念文集》(字数达62万字)也得以出版,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在中央台播映。这样的纪念规模,不能说小了。然而,仅靠官方的解读似乎不能说清习仲勋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他的重要却往往被政治风云所遮蔽。仅仅靠旧有的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无法真正读懂习仲勋。读懂习仲勋,原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最近,笔者翻阅了几本有关习仲勋的传记,渐渐觉得,这个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份量远远没有被当世的人们评估到位。

  

   最容易被人所忽略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是一位始终没有丢弃做人良知的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说,习仲勋代表了中国的正能量,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他始终没有因服从组织决定而丢弃做人的良知。习仲勋承继了当年司马迁倡导的“国士”遗风。正因为这一点,他在晚年自我评价说,他一生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没有整过人。在中共政坛一直干了七八十年,敢做这样的自我评价的人目前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个人。

  

   习仲勋是一部耐读的大书。

  

   现在, 我们就来读一读习仲勋这部大书。

  

   一、大树有根

  

   他生在一个勤劳厚道的家。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生在陕西富平县习家庄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习宗德为人宽厚而又性格刚直,他的家教很严厉,他虽然没上过学,终生为农,在一家水烟铺子做过工,他见多识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孩子们以农为本,做勤劳正直的人。当习仲勋和弟弟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带他们下地干活。还给习仲勋的妹妹买来一架纺车,让跟着妈妈学纺线织布。习仲勋的母亲生性贤良,精心侍奉婆母,起早熬夜,劳作不息。在她病逝时,各种染色的土布和做好的衣衫、鞋袜就装满了一板柜。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勋,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感悟甚多,这是他一生坚守做人底线的基础。

  

   他自小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习仲勋在9岁的时候,由他父亲送到相邻的都村小学读书。以后升入立诚学校,转入县城高小,最后考入三原第三师范。正是在他的启蒙老师郭培生以及后来的校长严木三等一批老师的教诲下,习仲勋广泛涉猎中国文化典籍,逐渐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悟到了三秦大地浸染几千年的、由司马迁倡导的“国士”之风,这成为他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立世之本。

  

   他很小就投身革命。在立诚高小上学时,习仲勋在校长严木三的引导下,接触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立诚学校,习仲勋13岁就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5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习仲勋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随严木三到乡下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习仲勋14岁时就因为卷入学生运动而坐牢。此事缘由是这样的,1928年3月,习仲勋刚刚考入三原第三师范后不久,学校就发生了“三师毒案”。此时,正是国民党当局掀起全国性的白色恐怖时期。在三师,校方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指使下,迫害进步学生的行动逐渐升级,该校的党团组织和大多数学生与校长和训育主任发生严重冲突,训育主任魏海搜集到了参与学生运动的黑名单,其中就有习仲勋。此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作出了除掉魏海的决定, 最后安排一名学生将一种“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教师灶的稀饭锅里,部分教师中毒后呕吐腹泻,地方当局派人追查,逮捕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名进步学生和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在狱中,年仅14岁的习仲勋在武廷俊的领导下,英勇不屈,守口如瓶,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给大家掷地有声地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由于他的表现突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经过历时4个月的牢狱生活,习仲勋和其他9位学生被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宣布释放。

  

   习仲勋被释放回家之后,安分守己的父亲习宗德因儿子犯事积郁成疾,在这年的11月离开人世,时年43岁。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6个年幼的子女。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习仲勋过早地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但是,面对国家的危难,受过党的教育和坐牢洗礼的习仲勋已经立下报国大志,他认真想了自己的处境,他想继续上学,可因为坐牢,谁也不愿收他这个学生。就在这时,1929年,一场天灾爆发了,关中地区久旱无雨,乡民哀鸿嗷嗷之声,弥漫全境。树皮被剥光了,富平全县每日饿死74人,多则218人,全县因灾饿死一万多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两年之后,习仲勋的母亲也因肺病离开人间,几个孩子拥在母亲身旁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外婆家,叫来外婆料理后事,此时的习家,已经穷得连棺木也买不起,只好将母亲的尸体搁在门房。过了没多久,叔母也去世,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一大家子人先后三人去世,习仲勋一家濒临绝境。此后,在五年之久的灾荒中,习仲勋的大妹妹秋英和三妹妹夏英先后因病去世。

  

   在双亲离世之后,习仲勋的心情十分沮丧,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他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大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以前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少年漂泊者》,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他从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一书中得到启示,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了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习仲勋16岁时就受党组织派遣,泪别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里之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他先后担任支队二连见习官,二营二连特务长。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利用营委书记身份在进步士兵中宣传革命,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组织。1932年3月,习仲勋发动了“两当兵变”,但由于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到埋伏,兵变失败。兵变失败后,习仲勋找到了刘志丹,开展游击斗争。他在二十岁时就得到刘志丹的特别信任。他的坚定,他的胆识,他的勇敢,他的智谋,获得刘志丹的高度赞赏。1934年2月,只有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刘志丹前敌总指挥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将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任苏维埃主席,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对习仲勋十分尊重。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他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21岁的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他的行动真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正人先正己”,这是习仲勋很早就奉行的准则。

  

   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穿衣吃饭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对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陕甘宁根据地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下存活下来,最终救活了中央红军,救活了党中央。可以说,中国倘若没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这一批杰出的领导人,中国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

  

   二、九死一生

  

   习仲勋23岁时就遭遇了生死劫。

  

1935年8月,正当刘志丹、习仲勋开创的陕甘宁根据地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党中央派左倾分子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这帮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挥舞党的大旗,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出击”。这帮人到了农村,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搞得鸡犬不宁。9月份,在这帮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剥夺了由刘志丹执掌的军事指挥权,决定进行“肃反”,建立了政治保卫局,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阶级路线,开始抓人捕人。他们从前线调回刘志丹,刚到就逮捕。然后就逮捕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关押期间,晚上睡觉也将习仲勋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左倾分子朱理治、郭洪涛亲自审讯,叫他自首。习仲勋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在当时,左倾分子给陕北干部张秀山鼻孔里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了不要紧,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与此同时,在前方,极左分子发起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用活埋的办法杀害革命同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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