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睡吧,大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6 17:16:19

蒙勇鹏  

  

   我的大舅永远睡去了,这是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事。

  

   大舅卧床已有两年多了,几次回家看他,看他那副病恹恹的样子,真的令人心里发堵。他身患多种疾病,躺在炕上,身子团在一堆被窝中,早已耗尽体能,瘦得皮包骨头,爬起来还得让人扶。听大妗子介绍说,这些年,他吃不了多少饭,经常胃痛,下肢关节疼痛难忍。去年正月,几天不能吃饭,到医院住了一趟,抽去肚里积存的腹水,才捞住一条命。老人走了,再不用受病魔折腾了,也是一种解脱。

  

   等我回家之后,听到的消息有点闹心。傍晚的时候,听到村里的炮声响了,老妈说,你大舅刚刚才装进了棺材。一会儿,帮忙的堂表弟和堂舅回来了,老妈让我招呼他们来大门口聊聊,她想知道自己的弟弟到底是怎样入殓的。爽快的堂表弟道出了实情。原来,大舅早几年就买下两副寿木,是从神池贩棺材的那个人那里买的,一副棺材只出了300元,木材用的是从山上偷来的红铅,薄薄的木板,也没经过刨,根本就不符合做棺材的工艺,在石窑里放了好些年,这副棺材很难糊弄在一块儿,好在堂表弟学过木匠,总算把这副棺材钉到一块,装进去了。

  

   可怜的大舅,一辈子竟挣不下一副像样的棺材?用了一副300元的破木板就把自己将就了?这样的现实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可是,既然人已入殓了,按照风俗,我们这些当姐姐的、当外甥的又能说什么?做什么?难不成再买一副棺材重新装进去?假如搞出不吉利,这要惹出多大麻烦?

  

   好在我那个脑袋瓜不太灵便的表弟在他那位85岁的大姑的训斥下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上心了;好在从外地赶回的表弟媳妇回来感到脸上挂不住,决定用修墓葬的办法作为补救;好在十几个在南京、内蒙、太原打拼的外甥专程要赶回来为这位朴实的老人送行,大舅的丧事最终办得隆重,礼钱收了不少,总算把大舅的风光给拉回来了。出殡前两天,大舅最疼爱的孙子专程从杭州赶回,小伙子才24岁,从东北一座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到一家电视片制作公司,他学的动漫专业技术得到了国内知名电视制作公司的认同,月收入达到18000元。小伙子长得挺拔英俊,穿了一身孝衣,走在哭丧送葬队伍的前列,真情哭诉,为大舅的安葬增加了后继有人的好多底气。刚从大学毕业的孙女更是一马当先,自她爷爷病危前,就专心守护在爷爷身边,一点也不嫌脏,不嫌累,不惧死人,她爷爷从医院拉回村里咽气之后,她一个刚刚20岁的女孩子,竟在爷爷死后给爷爷细致地剃了头,陪奶奶在爷爷身边睡了一晚,时不时还伸手抚摸爷爷早已冰凉的头。她奶奶问她你不怕吗?她从容地说,爷爷亲了我这么大,现在爷爷睡着了,我有什么好怕的。

  

   有这样的孙子和孙女,我的那位老实憨厚的大舅受了那么多的罪,算是值了!

  

   那些天,表弟委托我起草一篇关于他父亲的祭文,盘点大舅的那些往事,以往的一幕幕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大舅是个苦命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中,10岁就扛起了羊铲棒,带一罐冷酸粥,这梁上,那梁下,拦羊赶狼,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吃尽了苦头。19岁那年,遵从父母之命,与他的舅妹结婚。第二年夏天,他的母亲、我的姥娘就因产后大出血离开了人世,年仅42岁,丢下一群无依无靠的姐弟。此时,我的母亲成家了,二舅只有15岁,二姨只有10岁,三姨只有6岁。这样残酷的事实,压在一个刚刚才成家的年轻人头上,实在难以承受。大舅哭得呼天抢地,眼望孤苦伶仃的父亲和姐姐、弟弟、妹妹那一群披着孝衣的姐弟们,他还是挺了过来。最难过的岁月是在1960年。那时候,村里像全国各地一样,办起了公社食堂,家里不准立灶,都得打饭吃。对一个自小放羊食量较大的年轻人来说,每天打回来的饭根本就不够垫底。他饿得面黄肌瘦,追不上羊,咬着牙才扛过那段艰难时光。

  

   大舅是个始终有善心有良知的人。听老妈说,就在大办食堂的1960年,因为粮食短缺,大队组织村里的基干民兵挨家逐户搜粮,大舅也参加了。搜到张三占家的时候,在一孔土窑洞中,大舅进去了,他摸到张三占家暗地里存了半袋小米,那是张三占的老婆赵果花准备过些日子生孩子悄悄存下的。大舅望着炕上赵果花那一副即将临产的样子,一切都明白了。他镇静地对负责搜粮的领头人说:“没有,啥也没有!”就这样,赵果花躲过了一劫。这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做的事。很多年后,赵果花才与我妈说:“你家占虎子真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放我们一马,真不知道我和我儿子能不能活下来。”

  

   大舅是个朴实本份的老实人。文革开始后,大舅被推选为生产队长,他放下羊铲棒,危难时刻挑起了重担。他每天端着一碗酸粥,就开始到村头安排生产。文革把一切权威都打得乱糟糟的,村里的造反派来了劲儿,动不动就给你上纲上线,说你只抓生产,不突出政治,说你庇护有问题的走资派和四类分子,说你立场没站稳,旗帜不鲜明,这些人吊儿郎当,不想干苦活重活,还要好工分。善良的大舅对这些人真没有好办法,忍气吞声,把苦活重活扛在自己肩上,他领着队里的社员到邻村背过干草,到城里送过公粮,背过返销粮。这些,对于一个文革前全县有名的先进大队,心中的滋味一定不好受。终于,干了4年,大舅受不了那份罪,撂挑子不干了。之后,他在县里的国防公路上干了二年,又拿起了羊铲棒,这一扛就是几十年。

  

   大舅是个极有爱心的人。小的时候,正是困难岁月,一年到头,根本见不上多少肉。那时候,大舅作为一个放羊的,经常在地里能打到野兔子。每次打到野兔子之后,总要给同村的我家端来一碗野兔肉,吃起来喷喷香,那是一股浓浓的情意。大妗子在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表妹,以后一口气生了9个女孩子,只要了大表妹、二表妹两个。只到三十岁的时候才生了一个男孩子,一家人视为宝贝。大舅自小没上过一天学,一心一意要把他这个宝贝儿子培养成文化人才。可是,偏偏我们这个表弟还真不是读书成才的料,自小贪玩,不用心,无论如何都过不了高考线。没办法,成家吧,娶了一个媳妇,养了一男一女。这下子,大舅大妗子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孙子身上。按理说,包产到户后,在我们老家那样的条件,土地基本平整,只要有一把好苦,当个农人也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表弟他不行,他自小娇生惯养,吃不了农人这份苦,打工又没有技术,只好东跑西跳了。跑来跑去,养家糊口还成问题。等到两个孩子上学要花大钱的时候,光儿子上大学每年就得5万元,4年就要20多万元。到哪里找这么多钱?没办法,表弟和弟媳妇都得出去打工。此时的大舅已经年老体衰,腿断了一条,拄一对拐棍,每天爬着上地,种二十多亩庄稼,养百十只羊,全部用来贴补孙子上学。后来,另一条腿也因关节炎疼痛难忍,只好找了一对鞋,套在手上,一步一挪,爬着掏羊粪,爬着锄地,爬着给本家叔叔打墓坑。就这样,爬来爬去的大舅,膝盖和双手磨起了厚厚的老茧,磨出了血。终于,大舅将一对孙子培养成才,他的梦似乎很圆很圆了。

  

   大舅终于安息了,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他只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这些人,默默无闻一辈子,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没尝过山珍海味,没坐过飞机,更不知道游山玩水,但是,他们恰恰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一斤谷子只有九分钱,年复一年要交给国家。他们养的猪、羊乃至鸡蛋,都要交给国家。你能说当年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没有中国农民的默默奉献吗?你能说今天北京、上海的繁荣没有中国农民的奉献吗?你能说我大舅爬着给他孙子交的巨额学费没有成为那座大学的钢筋水泥吗?邻近我们县的保德天桥水电站,就是文革期间靠晋西北几个县的民工修建的。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摊派的民工,都要在生产队记工分,负担压在千千万万个农民身上。但是,天桥水电站已经运营40多年了,没听说过给过当年出过力的农民们一分钱的好处。反倒是,此后,一根又一根的吸血管插到了农民们身上,孩子上学,孩子在城里买房,都得从像我大舅这样的老农民那里榨取,直到榨得油干灯尽。他们创造的财富,悄无声息地流到了国家的大河大海中。养老,只给了象征性的几十元,根本是杯水车薪。医疗,花在农民头上的钱到底有多少?反正,我大舅硬是因为怕花钱才耽误了及时住院治疗。反正,他只被列为低保对象,却不能列为精准扶贫对象,所有对精准扶贫的政策都与他无缘。他曾在几年前爬着到镇政府呼喊,结果连个管事的也没见到。他的声音太微弱了,没人能够听得见。他这一辈子,只挣了一副价值300元的棺材。

  

   也许,只有他悄悄地睡去,才是最好的说法。

  

   睡吧,大舅!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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