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今天我们何以为家——在东西方对话中探寻现代家庭伦理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4 次 更新时间:2022-11-14 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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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生  

  

   2022年9月24日到2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儒教家庭伦理的传承与变革”研讨会,本文系闭幕词的修改扩充。

  

   刚才宏斌宣布会议即将结束,我还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思绪依然沉浸在会议思想交锋的波澜中,有些恍兮惚兮的感觉,这恐怕也是此刻许多参会者的感受。深刻的思想,一如优美的艺术,都能令人沉醉。

   本次家哲学的研讨,是一次真正的思想盛宴,学者们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与立场面向直面相遇,深入交锋,却又不失理性文雅,令人印象深刻。在大会头半天,就家庭是否具有神圣性,学者们的观点就出现了明显对立,各自也是直言不讳,以至于午休期间,常会营兄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吵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忧是多余的,即使立场与观点南辕北辙的学者们,也显示了成熟的思辨和商谈理性,以及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由此证实了思想自由的真谛,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异见之对等的沟通交流之中,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家庭是个容易动感情的话题,因为家庭本来就是培养人的情感世界的最重要的养成所,也因为今天的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问题的严峻会加剧思想的分歧。家庭是人生于斯、长于斯又终老于斯的所在,家庭伦理的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由此而导致的困境无可逃避。

   张玉林和刘燕舞两位社会学家的发言,给我们带来了他们长期田野调研的一手资料以及对于家庭问题的观察思考。张玉林认为,21世纪的中国家庭在三个方面完成了一场静悄悄却动人心魄的“革命”:一是三口之家(小型核心家庭)在国家统计口径中成为新常态,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是一家三口分居两地;二是以离婚人群每年超过400万对(2016-2020)为标志,中国成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家庭最易破裂的高离婚率国家;三是以多种形式的“啃老”为标志,亲代-子代家庭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恩往下流”的逆向转变。促成这些转变的动力,既源于长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对于传统的“家庭主义”的消解,也来自受更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个体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在“中国式的个体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挤压下,中国乡村家庭的支离破碎状态似乎更加普遍,也更甚一筹。他因此认为,从“保卫家庭,重建家庭”的角度,探索家庭伦理重建的方向和路径,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刘燕舞根据田野调查数据,总结出乡村老人陷入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生存原因、疾病、精神寂寞,前二者更为重要。他将乡村高龄老人生活困顿以至于自杀的原因分为两种类型:“寿辱型”和“压力传导型”。由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集合成的“痛苦老龄化”,使得长寿变成辱寿。压力传导则是社会压力——家庭压力——个体压力,最终传递到弱势老年群体,他们最终为减轻家庭成员负担而放弃生命。他呼吁通过改善老年人社保以及以及探索文化养老等缓解乡村老人的生活压力。社会学家的调查使我们隐隐感受到乡村老人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这些压力直接表现为家庭生活中,却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可以说是家庭之家,家庭无法游离于社会之外,犹如人无法游离于家庭之外。

   韩星、唐文明、吴飞、方朝晖、张宏斌、张昭炜、宋立林、董卫国、常会营、赵法生等学者的发言,集中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涵,其中孝与仁是研讨重点。儒家伦理的基本路径是亲亲、仁民而爱物,它遵循着情感培育的基本规律,最终指向天下万物为一体的超越境界。朱子曾经感叹说,孔子之道未曾一日得行于天下,就社会层面此言不虚。如果说儒家的人道理想曾经在什么地方实现过,家庭曾经是离这一理想最近的地方。传统家庭虽然具有礼法合一的特征,但“齐之以刑”在家庭中从来都只有附属性,并受到“恩掩义”的刚性约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因为历史上的家族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政治组织,它为儒家的人性和人道理想保留了最后一块居留地,甚至具有安顿国人生命的意义。家庭的历史形态是与时变迁的,但儒家所提炼总结的一些家庭伦理价值,却具有“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常道意义,不能统统革命。学者们认为,在一个工具理性碾压价值理性,人与人关系日益疏离,人的本质不断被异化的技术社会中,儒家的孝-仁思想结构与重视家庭价值的传统,对于抵抗人的异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挖掘。面对日益广泛和强化的技术宰制,如果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更高的精神共同体发育出来,家庭将是人们唯一的避难所。如果连家庭都无法继续发乎这一功能,人性将堕入深渊。

   中国历来最重视家庭,近代却兴起了为国破家运动,陈赟、李晓璇、宫志翀等的论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运动的主观动机在于促进现代转型,但其客观结果却是复杂多面的,它既带来了男女平等等现代性元素,也解构了许多家庭美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家庭观念和人生处境,是西周立国以来最为深刻的家庭革命。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五四通过打破家庭来引进个体权利理想并未充分实现,而家庭的人伦温情却已逐渐冷却。家庭面临和意义消解和伦理失范的双重困扰,沦为极不稳定的临时合伙企业,成为内斗不已甚至骨肉相残的地方,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许多人们其实是在家里流浪。

   何以历史上最重视家庭的国家会在近代出现剧烈的非家反孝运动,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引发了一系列思考:近代学人喊出为国破家的口号时,他们所构想的到底是怎样的家与国?家庭与个人权利只能彼此对立吗?邓安庆在发言中指出:“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明确看出了它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具有不同的使命,他没有让家庭伦理背负过重的社会和国家伦理的包袱,让家庭成为家庭,让社会成为社会,让国家成为国家。”可是,五四的非家反孝思潮,是否过多地将本来是对于国的希冀直接转移到家本身,以至于家国之间发生某种错位?

   家庭伦理的古今之变这也是本次会议的焦点话题之一。黄玉顺认为,家庭解体趋势所带来的问题,决不是回归前现代家庭形态的复古主义所能解决的,因为特定的家庭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即宗族家庭与王权封建制度相匹配,家族家庭与皇权帝国制度相匹配。他所强调的家庭观的古今之变,主要基于家庭组织的社会功能分析,这一意义上的古今之变是客观存在的和极为重要的。但是,家庭除了社会组织功能之外还有其他众多功能,其各种功能演变中当是有变有常,以维系家庭作为一种文明组织的基本需要,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杨泽波反思海德格尔“常人”概念的局限性,认为孔子之仁和孟子之良心在本质上属于“常人”的范畴,成德成善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从“常人”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做好“常人”。林宏星通过比较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和张祥龙《中国人应该怎样做父亲》,认为鲁迅的问题意识是针对旧的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而发,而张祥龙的问题意识则是针对所谓“父亲身份”或“父性”在现代的衰落而试图有以正之,认为后者主张回归原始的阴阳关系未必能够真正解决当今家庭问题。李洪卫对于孙向晨《家哲学——个体与亲亲》作了评论,认为从儒家仁道看,个体与家的关系是传统儒学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他赞同孙向晨关于个体与家(亲亲)的双重本体的命题,尤其是把个体的本体性作为亲亲本体性实现的前提,但认为二者如何在现代性观念之下实现统一则是一个还有待继续论证的问题。

   与家哲学的古今之辨密不可分的是家庭观念的中外之异。这方面,张文涛比较了柏拉图虔敬与儒家孝道,发现柏拉图甚至对类似于儒家的“亲亲相隐”观念表达过维护,揭示了柏拉图思想中易于为人忽视的一面,认为《理想国》并不能代表柏拉图在家庭问题的完整看法。王强伟分析犹太教经典、节日与其家庭伦理的关系,表明了犹太教信仰对于犹太家庭的深刻影响,提供了现代家庭仍可以具有神圣意义的典型样本。

   鉴于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异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人人的家庭观念,为了深入讨论,会议安排了专门的中西家哲学对话专场,分别为孙向晨对话任剑涛,邓安庆对话赵法生,李涛对话唐文明,将家哲学的讨论引向了高峰。

   孙向晨教授发言主题是《何以归家:现代性的救赎》。在家哲学的基本理念上,孙向晨主张确立个体与亲亲双重本体以融合中西文化的差异,他在本次会议上进而提出以亲亲之情解决现代人无家的焦虑。他认为始于路德的现代性本质上是一个离家的运动,家的价值沦陷了,现代主体哲学遭遇着虚无主义的挑战,由此才产生了存在主义对于归家的呼唤。他认为传统中国家庭强调亲亲的家庭伦理及其报本反始的观念,可以作为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救赎方式。任剑涛在对话中认为,离家之后必然回家,这应当是人类的存在论问题而不仅是现代性问题,西周血缘宗法制的瓦解,古希腊在家庭之外追求城邦共同体建构,都是离家过程,所以离家是贯穿古今的问题,并非只是现代性问题。他认为孙向晨的论证思路中存在文明论的论证与哲学论证的内在矛盾,文明论的逻辑足以颠覆其中的哲学论证。任剑涛还认为孙向晨重视亲亲的自然原则而忽视了儒家仁爱原则。孙向晨对于任剑涛的评论作了回应,认为归家既是现代性问题同时也是人本身的问题,它作为现代性问题和作为人的一般问题并不矛盾,现代性已经蔓延在我们的生存世界之中而成为人的基本问题。其次,关于文明论论证和哲学论证的关系,哲学论证虽然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并不是空的,任何哲学都有其文明论基础,没有任何文明论基础的哲学尚未出现;再次,亲亲之情是仁爱的基础,由此才有儒家从亲亲到仁民爱物的理路。

   邓安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基于自由伦理的家庭之爱与相生之义—黑格尔家庭伦理的现代意义》。他不赞同孙向晨和任剑涛关于古希腊城邦伦理建构的开始就有一个“毁家”的过程的观点,认为虽然古希腊城邦政治伦理在逻辑上要先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却在时间上先于城邦政治伦理而对于后者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并非西方伦理从一开始就“毁家”而保“城邦”。邓安庆接着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黑格尔家庭伦理观的现代意义。首先,他认为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想,将个人自由与自主作为家庭伦理的前提,这是明确的现代家庭伦理观念。其次,黑格尔在个体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以男女自由恋爱作为家庭伦理的前提,以婚姻契约作为家庭伦理进入“义务伦理”的法律保障,并以此为基础,对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作出了与儒家不同的解读。再次,黑格尔明确指出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具有不同的使命,他没有让家庭伦理背负过重的社会和国家伦理的包袱。家庭实体的构成原则完全不同于国家政治的构成原则,家庭以自由爱情为基础的伦理原则,不能直接地成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础。

   赵法生在对话中提出了四个问题,首先,黑格尔将家庭伦理视为自由原则的实现环节,这与近代中国对于家庭的评价完全相反,何以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没有出现中国近代那种激烈的为国破家运动?其次,黑格尔认为现代家庭伦理的关键在于克服家庭个体成员意志情感的特殊性而将其提升到普遍性,进而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一提升是如何实现的?第三,贺麟先生通过康德哲学重新评价五伦三纲说,认为五伦说强调的是人对人的关系,汉代的三纲说则将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了人对理、人对分位和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关系,比如君为臣纲的君并不是指特定的君主个人,而是君的共相,这才符合道德法则无条件的绝对性的要求,进而凸显道德法则的庄严崇高,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第四,有必要将先秦儒家与汉以后儒法结合的儒家区别开来,先秦儒家主张的双向的伦理义务,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是这样,汉代以后的儒法结合将其变成了单向关系。先秦的父慈子孝的伦理义务是双向的,是一种基于天道的自然法情感正义,不能等同于汉以后的父权观念。儒家重视夫妻之间的恩情,也可以构成对于易于衰减变化的爱情的有益补充,否则,爱情衰微之后的家庭只能瓦解。

邓安庆回应说,古希腊并没有发生近代那样的为国毁家运动,是因为他们首先从哲学逻辑上把城邦作为一个人类共同生活的实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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