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涛:家庭伦理的儒学内涵与权利的备选位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2 次 更新时间:2014-06-28 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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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涛  

    

   内容提要: 家庭伦理的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并非儒家的创设,而是被写入儒学文本的历史。它又在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滋生出来。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说明法官把儒学文本视为孝道理念的权威表达,并且要借用权威表达来加强判决的权威性。涉孝纠纷一旦出现就表明,仅凭自然的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因而权利话语和伦理话语成为民众解决代际关系问题的两种备选方案。中国何以会出现代际法律制度,仅仅只是中国的立法对中国的儒家化代际伦理制度做了法律上的修辞而已,使得权利话语优先被选只是为了促使伦理话语优先被选,继而意味着“制定法之治”与“法治国之治”两种法治观要由前者转向后者。

   关键词: 家庭伦理;反馈模式;孝道;权利;儒学

    

   相比较而言,人与人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发生破裂,唯独血缘关系因其天生存在而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成为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情感。血缘关系与亲情关系叠加在一起,亲子间既相互给予又相互接受,共同型塑着家庭代际伦理。社会转型越是剧烈,人们就越是会对血缘亲情加以珍视,藉以增强日常生活的稳固性,但亲子间的相互给予与相互接受随着社会转型又极易发生断裂,继而出现代际纠纷。本文把涉及子女是否孝敬父母之类的代际纠纷称为涉孝纠纷。在权利话语高歌猛进的时代,涉孝纠纷一旦进入司法的公共场域,把伦理话语与权利话语分别放在什么位置,便极易引起争议。代际伦理立基于血缘亲情关系,而涉孝纠纷一旦出现便表明,仅凭自然的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或者说仅凭伦理话语来维持伦理关系并不可靠。法律及其内在的权利话语在伦理关系的维持上如何发挥作用而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在2010年前后,法院常借用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来考量涉孝案件。北京东城法院曾在一份判决书上说,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而《孝经》更是把孝道誉为人的德行之本。子女应赡养并善待父母,不能因一己私利而妄言反目。北京丰台法院则直接把《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一言作为法官寄语的一部分写入了判决书。各法院当时做出那些判决其实是有法可依的。出台于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照料老年人;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现行《宪法》第49条更是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需要反思的是,在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的现代法治语境下,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与判决依据无涉,而法官在其司法行为中为何要依据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来考量案件阐发事理。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儒家的孝道理念能否以及如何在当代社会的家庭伦理中发挥作用。

    

   一、儒家的孝道理念与转型中国的家庭伦理

   就代际关系的内部机理来说,学者在中西比较的层面上指出,西方奉行的是接力模式,甲代抚育乙代而乙代又抚育丙代,反过来,乙代对甲代没有赡养义务而丙代对乙代同样没有赡养义务,呈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景象。中国奉行的是反馈模式,甲代抚育乙代而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而丙代赡养乙代,呈现出下一代对上一代有所反馈的景象。反馈模式的思想基础正是孝道理念。[1]赡养父母在中国的语境中也被说成是孝敬父母。行孝尽孝具有单向性。只有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才可以称为行孝尽孝。反馈模式中的反馈主体是子女,而父母只是受体,主体要向受体反馈的内容正是孝道。因而涉孝纠纷的具体内涵便是指反馈模式的内容缺失甚至主体缺位。

   在古今中西而又满天星斗般的诸多理论中,最为关注孝道伦理的毋庸置疑正是中国的儒学。《论语·为政》载,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中表示时间的“今”字首先便是指孔子本人生活的时代。若从整体上对“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加以把握,就能够看得出孔子大有对自己生活时代的养敬分离现象针砭时弊予以批评的意味。认为“前之孝者”养敬兼顾,继而让“今之孝者”与“前之孝者”相比较,也就采用了“借古责今”的批评方式。把“前之孝者”放置到“借古责今”的批判方式中便表明,尽管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出现在了儒学文本上,但它们并非源自于儒家的理论原创。有学者指出,孔子只是感念历史先例并且致以深挚的同情继而悬为孔门施教的大纲。[2]更有学者直接把《论语》关涉到的历史界分为两大部分:出现在《论语》问世以前的时代而被写入《论语》的历史;出现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而受到《论语》影响的历史。[3]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出现在前,孔子儒学的文本出现在后,前者出现在后者上,其实只是发生在《论语》问世以前的时代而被写入《论语》的历史。只要历史能够被视为一种先前的既定存在,就已经镶嵌在人类社会古今发展的时间轴上,而无法出自任何人的理论原创,但以怎样的方式加以言说而又为何那样言说,无疑又能够显示出一定的理论原创性。再就“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来说,其原创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无疑是在人与犬马相比较的层面上言说的,继而把“敬”视为人的具有德性色彩的本性甚至本能。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具有德性意识的存在,而且哪怕仅仅只是基于本能的反应,就可以显示出德性意识天然地内在于人自身,随即也就彰显出了人的本性。具体说来,本能实属客观事物。人看到人以及人与人在一起而产生的意识完全不同于人看到犬马以及人与犬马在一起而产生的意识,人与父母在一起而具有的意识完全不同于人与其他人在一起而具有的意识,便是人的客观本能。本性则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人的一切意识未必都能够获得人自身的认可,只对其中的一部分予以认可而又对另一部分不予认可,就在认可与不认可的态度上便潜藏着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试问儒家会把“人别乎于犬马”的客观简单常识视为自家提出的理论观点吗?因而只能说儒家基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针对人本来具有怎样的本能而又应当具有怎样的本性,在理论的层面上做出了极具价值判断色彩的总结,而又加以提升式的阐释。若说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何以出现,根源于《论语》作用于中国社会而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强调儒学以其现成的文本而作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儒家基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而加以理论总结并写出文本,自然失于偏颇。

   其二,阐释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时,把人放到与犬马相比较而不是人与人相比较的层面上。尽管养与敬有时会发生分离而展现着人如同犬马那般,但那并不意味着人丢失了与犬马相区别的本能以及本性,而仅仅意味着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有时会被遮蔽掉。因为哪怕仅仅只是在人作为人的层面上,人与犬马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尽管本能与本性稍有不同但又都以“敬”为具体指向而相互牵涉。孔子论“敬”旨在强调“敬”是一种人天生就具有的客观本能,而且自《论语》问世以前的时代至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发生变化,藉以增强借助于“敬”而在人应当具有何种本性的层面上实施教化的可行性与可取性。主观价值上的应当正来源于人与犬马具有客观上的差异。如果说“敬”作为人天生就具有的本能以及本性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仍旧没有发生变化,那就可以说它在任何时代都可以作为普世伦理而获得生成,使得《论语》问世以后,各历史时期的人看到“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时,完全可以把其中的“今”字理解为自己生活的当下,继而既不会存在时空错位的问题,也不会让该句言论失却原本具有的针砭时弊性。

   时至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在治世理论上开始借用儒学,继而三纲五常的礼教理念又于汉章帝时期通过白虎观会议得以确立。三纲五常在后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旨在强调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力,而子女要绝对服从父权制度的安排。父权制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儒学确曾受到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追问的是,何种意义上的儒学曾受到批判。

   鲁迅在批判传统礼教时曾说,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巧妙而又严厉的手段,雌狗一定会急得跳墙。女人却只会跳井而成为贞妇烈女。[4]三纲中的父子一纲与夫妇一纲具有相同的价值构设,父要子死而子不得不死。狗急了跳墙,女人急了跳井,子女急了也跳井。但是,鲁迅本人甚至比其他声称服膺儒学的人更为孝敬父母,而且从来不曾断然否定过儒学。[5]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也曾指出,儒学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下仍有其存在的价值。[6]他们在批判父权制度的同时又认可儒学的存在价值而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有所接续。

   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散文《背景》自问世至今一直滋养着民众的代际情感。据文内描写,作者见父亲要“向脚夫行些小费”并与他们讨价还价以及其他行为,便于心里“暗笑”父亲的迂拙,又看到父亲以肥胖的体态穿过马路去买橘子而后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便悄然落泪。[7]学者指出,该文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上对传统的感受与体验已经有所转换,因摆脱了传统的礼教观念,故而于心里可以暗笑父亲,回到了真正原本的父子亲情上。读该文可以使人返璞归真而感受到保存纯真无私而且充满柔情人性的亲子情感的可贵。[8]被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打破的只是畅行于传统社会与反馈模式不可分离的父权制度,而反馈模式本身及其内在的代际情感以及孝道理念作为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并不曾被打破。

   对于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来说,未曾遭到批判以及作为人天生就具有的本能以及本性而百世不易,当可成为得以古今传承的重要理由,但又未必就是充足理由,在其古今传承的背后尚且存在着更为深层的内部机理。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存在着养敬分离现象,那样的现象一旦出现就表明,尽管尊敬父母是人区别于犬马的本能以及本性,而且具有德性色彩的本能以及本性若要发挥出来,原本就依靠自然而然的内心自觉,但仅凭人的内心自觉难以保证一定会唤醒自身的内心自觉,即使是能够唤醒内心自觉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能,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能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性,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性那也难以保证人的本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继而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孝道理念何以出现以及儒家何以重视孝道,即便不能说完全是为了克服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能够起到那样的作用。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本来就不可靠,若要再批判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并将它们打破,代际关系的维持就无所凭藉。尽管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但血缘亲情关系相对来说要比其他关系更为稳定。如果就连天然的血缘亲情关系都要打破,那么社会上的哪一种关系又能够不被打破呢?如果当代中国人仍旧没有克服那样的问题,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便仍会出现而实现古今传承。

    

   二、西方的家庭伦理作用于当代中国的家庭

   就在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古今传承的同时,西方的家庭伦理观念以强劲的势头汇入中国社会。就像前列涉孝案件展现出来的那样,当代中国人可以借助于法律及其内在的权利话语来应对家庭伦理的观念便来自于西方,尤其是其中的权利话语更是源自于西方的舶来品。需要反思的是,西方的家庭伦理观念如何对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影响以及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就西方的家庭伦理本身来说,有学者指出,西方人常以意志自由与自我选择为理论依据来论证子女对父母不具有赡养义务。任何一种行为若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应该做的,那就必须建立在行为主体对此行为自愿同意的基础上。而子女来到人世并非经其自愿同意。以此为基础,成年子女孝敬父母便不应被视为道德上的应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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