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振华 唐义红:自愿、自治与人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00:43:58

进入专题: 活体器官移植   自愿原则   私法自治   家庭伦理  

荣振华   唐义红  

   【摘要】 活体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因其生成于《民法通则》统领时期,且置身于行政法之中,致使该原则不但偏重于形式表达,而且相关制度设计倾向于静态调整,忽略了对活体器官移植主体私权自治探知的制度设计,导致相关制度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流于形式。从《民法总则》自愿原则视角反思该原则的宏观架构,该原则应该承担起“基本原则”之重任,应以捐献人和接受人的私权自治为立法基点,将自愿与知情结合,突出自愿原则的动态引导功能。同时,增设公序良俗原则,以矫正自愿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可能被异化的倾向。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以捐献人本人自愿为首位,增设医学托辞制度,并在立法上列举捐献人和接受人主观自愿的惯常判断因素,不仅有利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告知义务的履行,而且也为伦理委员会判断当事人自愿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文关键词】 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私法自治;家庭伦理;医学托辞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活体器官移植,从医学上讲,是通过手术等方法由健康的成人个体提供其可供摘取和替换的健康器官以替换患者体内已经受到损伤、病态或者衰竭器官的治疗方法[!]。从法学视角考察,活体器官移植是以医疗为目的,因健康的捐献人行为、专门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的摘取器官和将器官植入接受人体内的治疗行为等构成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络的法律行为集合体["]。从活体器官移植内涵的表达,我们不难看出,活体器官移植这项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其改善了患者的生存与健康状态,但也对捐献人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甚至还可能威胁到捐献人的生命安全。基于此,国务院和原卫生部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1],并在法规和规章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同时在《若干规定》中还强调公民享有自主捐献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然而,这些法规和规章仅是提出活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至于何谓自愿原则?不仅这些法规和规章并没有予以细化规定,而且确立自愿原则的《民法通则》,也只是以“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这种抽象的表达一笔带过。事实上,这种高度抽象且符号化的表述,极易引发人们对“自愿”理解的见仁见智,进而使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有所不同。有的学者从文义视角理解,自愿就是“自己愿意”,而非被人强迫。主要强调人的内心意思表示,不能够体现具体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此为基点所设立的法律制度体系,关注更多的是主观意愿,强调对当事人内心情感的尊重,侧重于静态制度的构建。有的学者认为自愿原则是私法自治在我国法律中的转化,相当于意思自治[$]。然而意思自治包含自主决定、自我规制等语义,具有自主管理自己事务和自我承担责任的积极功效,以此为基点所构建的制度体系,侧重于动态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考量《民法通则》颁布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时期,人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谋求私利为耻,大公无私为荣”的无法正视私权之层面,自愿原则在《民法通则》的确立更多的是国家向社会和个人“放权”的意思表达,为此,《民法通则》的自愿原则意在强调公民和法人的“自己愿意”[%]。而自己愿意无法积极地激发人们有效地管理与决定自己的事务,亦与人们日益扩张的“自我权利意识”不相符,有鉴于此,我国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除了尊重民事立法的历史延续性,强调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之外,还附加上了这样的表达,即“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简言之,《民法总则》超越了“自愿”的内涵,并将“意思自治”统摄其中。《民法总则》对自愿原则表达的转变,必然引发以民法“自愿原则”为基础的其他法律制度体系的变化,尤其是活体器官移植中的“自愿”,其不仅关涉到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且还会涉及到活体器官移植医疗活动中对私权的关注程度,有利于和谐医患关系建立。

   那么,从《民法总则》的“自愿原则”视角再次审视活体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我们不难发现,活体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作为《民法通则》时代的“自愿原则”,既囿于《民法通则》所涵摄的意寓,又有别于《民法通则》,其还需要对多元目标背后的伦理、自我、家庭等复杂的价值冲突以及微妙的折衷进行考量。那么,此“自愿原则”是否需要根据《民法总则》自愿原则内涵的改变而有所变化?这不仅涉及活体器官捐献人和接受人权益保障的问题,而且还关涉到活体器官移植医疗行业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对现行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进行了剖析,并诘问活体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相关制度设计之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法总则》自愿原则重构现行活体器官自愿原则的制度体系。

  

二、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之剖析与诘问

  

   (一)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之剖析

   虽然《条例》和《若干规定》对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的内涵没有解释性规定,但是我们可以采取“逆向思维”的分析方式,从其制度设计推断出活体器官的自愿原则所要表达的价值取向。因为法律原则虽然是法律所致力实现的价值,但事实上,法律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其通过规则这一中介来实现其背后的原则[&]。为此,剖析活体器移植的“自愿原则”,就要探知以其为理论基础所构建的制度,通览活体器官移植的法规和规章,与自愿原则有关的制度主要有三个,即“捐献人器官捐献决定制度”、“器官移植知情同意制度”以及“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

   1.捐献人器官捐献决定制度

   捐献人器官捐献决定制度是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的直接表达,其彰显法律对捐献人人格尊严的尊重,捐献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从事捐献行为。《条例》第7条和《若干规定》第1条明确了捐献人器官捐献决定权,并将器官捐献决定权分解为器官捐献同意权、器官捐献拒绝权、器官捐献选择权和器官捐献撤销权,从对世权视角明确了器官捐献决定权的义务主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和利诱捐献人捐献器官。

   同时,为了避免器官捐献主观表达存在行为能力认知问题,现行法规和规章对捐献人器官捐献选择权作出细化规定。首先对从事器官捐献行为的捐献人范围进行多重限缩。《条例》第8条将捐献人从“公民”限制到“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民法通则》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知采用年龄和实际行为能力的双重标准,于是,《若干规定》对活体器官捐献人进一步限缩,即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事实上,活体器官移植本身是一种利他行为,且涉及捐献人和接受人的健康与生命,无论怎样单方面的缩小捐献人范围,都无法阻碍真正利益驱动者对健康和生命的追求。为此,立法者为了避免出现器官有偿交易这种有违伦理和法律的行为出现,从捐献选择权实施对象接受人入手,将两个主体限制在“熟人社会”,而且这个熟人不仅要熟知,而且还要具有亲情关系。层层推导下来,《若干规定》将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局限为三类关系主体,即:配偶,并且仅限于结婚3年以上或者婚后已育有子女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范围,我们不难看出,现行立法将器官捐献决定制度的实施主体落脚到亲情与伦理关系。正是这种亲情与伦理的考量,促使现行立法将捐献人的自愿又进行了扩张考量,不仅仅捐献人主观自愿,而且还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成年子女、已结婚的捐献人的配偶共同表示“自愿”[2]。如此制度设计,使捐献人自愿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制度样态,即捐献人和接受捐献的主体范围不断限缩,而主观表达的考量范围却又进行了适当地扩张,单纯不以捐献人的主观为考量为唯一要素。

   2.器官移植知情同意制度

   不论捐献人器官捐献决定制度如何自我矛盾的设计,也无法真正实现“自愿原则”的立法目的,毕竟“自愿”是一种内心意愿的表达,这种表达是建立在行为主体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基于此,现行立法设计了“自愿原则”基础保障制度,即器官移植知情同意制度。由于捐献人和接受人的知情同意,完全是建立医疗机构及相关医务人员充分告知的基础上,于是现行立法规定,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需要向活体器官捐献人说明器官摘取手术的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措施等,在告知的基础上,还要求同活体器官捐献人签署知情同意书[3]。同时,《若干规定》还要求捐献人某些亲属和器官移植接受人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同意的意愿。

   3.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

   由于活体器官移植关涉到捐献人和接受人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了保护两者生命、健康利益和尊严,现行立法建立了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对捐献人和接受人的主观意愿、心理状况等进行审查。

   为了保障伦理委员会审查时,对捐献人的捐献意图和接受人的受捐意愿的判断是真实有效的,《若干规定》还特别强调,审查结果需要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签名确认,并实施一票否决制,同时还要将同意摘取活体器官书面意见及相关材料上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并根据回复意见实施。这些与审查有关的程序性制度设计,都是为了保障活体器官移植的捐献人和接受人主观意愿的真实性。

   (二)活体器官移植“自愿原则”之诘问

   从自愿原则及其相关制度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立法将活体器官移植的自愿原则主要置放在捐献人这一主体之上,然后运用相关制度将其置放于某些亲属之间,并综合相关亲属共同自愿后的“合理决策”。同时,从行政管理视角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配置义务,以保障“自愿主观表达”是真实且有效的。而且这种“自愿原则”制度体系配置与《民法总则》自愿原则的定位,显然存在错位与矛盾。

   1.自愿原则适用主体的单一性与制度涉及主体多元性之矛盾

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都将自愿原则置放于第一章,以昭彰原则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是一切民事主体均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并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率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然而,活体器官现行立法,无论是《条例》还是《若干规定》都将自愿原则定位于捐献人,然而事实上,活体器官移植主体主要包括捐献人、接受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难道活体器官移植只需要对捐献人强调自愿原则?我们再审视前述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不难看出,其制度内容涵盖整个器官移植,不仅强调捐献人自愿,而且还要求接受人自愿,并为了保障自愿表达真实,配置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审查职责。显然,活体器官移植现行立法的自愿原则适用主体范围远远小于其制度体系所摄涵的主体范围,这种设计不利于活体器官移植主体权益的保障。例如,与活体器官捐献有关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做好,正要进入手术室时,接受人却表示不想接受活体器官移植,这个主张依据现行法律制度是无法得到应有的回应,因为现行法律仅将自愿原则定位于捐献人,接受人的自愿原则属于缺位状态,这种人为割裂地适用自愿原则与现行民法对自愿原则的表达严重不符,现行民法反复强调,民事活动遵循自愿原则,这个民事活动应该是涵盖民事活动的全部,而不是某个民事活动的局部。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仅从自愿原则适用主体而言,活体器官现行立法自愿原则是否能够承担起活体器官移植规范的价值主线或基础灵魂,不能不引人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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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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