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见证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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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为中国学界提供证词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有幸见证了一个时代——包括其正面、侧面与背面。平日里偶尔也会思虑及此,但从没像近日感受那么强烈。那是因为,最近十天,我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北大主办的“《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3月22日)、学生筹划的“陈平原老师七秩寿庆”(3月23日)、深圳举办的“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陈平原文集》新书发布以及著作书影与墨宝展(3月30日),再加上一个重要会议、一场专题演讲(“都市研究的魅力及可能性”)、一次新书推介(“‘古文’如何‘新观’”)、两场怀旧座谈(风入松书店重启、金庸百年纪念),夜间则见缝插针,为《王瑶画传》及《风雨读师》准备图片。如此紧张而忙碌,表面上行礼如仪,应对自如,内心深处则翻江倒海。我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高光时刻”,朋友及学生们是用这种形式,表达对一个认真工作过的长者的尊敬与慰藉;而我则在重读王瑶先生的学术立场以及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姿态与节奏。

很感谢深圳“陈平原先生著作书影与墨宝展”的“前言”,那是深圳朋友及我的学生讨论后敲定的,我没做任何改动,只是默默接受他们的好意。这里引录的是前三节: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文学术的演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学思历程可以提供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他早年在粤东山村插队务农,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山大学,后又北上读博,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亮相京城;九十年代提倡学术史研究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且坚信“学在民间”;新世纪以来关注大学精神与文学教育——其人生轨迹的起伏呈现出“与时代同行”的特点。作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学人,陈平原教授的研究也展现出了一种广开风气的博雅视野。他由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关注作家作品中的人文意识;在九十年代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之后关于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更体现出了一种不断开辟新领域,在多元视野中拓展学科疆域的努力。办展览自然是以表扬为主,略为夸大其词,相信大家都能洞察与谅解;但称我的学思历程“可以提供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却是我高度认可的——其实,多年前我为自选集《压在纸背的心情》(2011)撰写序言,就曾经提到自己最得意的是“给近三十年中国学界的演进提供一份证词”。

展板上的学术自传

深圳书影及墨宝展的背景板设计很用心,一条时间轴线,上面是若干特定时刻的照片,下面是历年图书初版书影(原本计划重点介绍十种图书,每种排列各种版本,后决定改为平铺直叙,只列初版,凸显的是时间线索),中间的文字部分,乃主办方根据我的学术纪事,删繁就简,再根据展览地略为调整(比如突出与深圳的联系)。展板上字小,看不清楚,这里略为引述,权当学术自传:1954年 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陈北、母亲陈礼坚均为中专/中学语文教师。小时候,生活在位于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初中毕业后回原籍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1978年 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4月,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在《人民日报》上刊出。1982年 获文学学士学位,学士论文题为《论曹禺戏剧的民族特色》。随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导师为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教授。1984年 获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为《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9月,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教授。1985年 与北大中文系教师夏晓虹结婚。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先后在《文学评论》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读书》杂志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87年 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8月起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91年 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学人》集刊第一辑发行(陈平原、王守常、汪晖轮流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至2000年间共刊行15辑)。1992年 破格晋升教授。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5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学术史丛书”。1997年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 作为第九、第十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连续十五年(1998年1月—2012年12月)参加北京市政协文史委活动,为保护古都历史文化略尽绵薄之力。1999年 创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文学史研究丛书”。2000年 出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2000—2016)。2001年 创办《现代中国》集刊(第一至第五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第六辑起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2001至2014年间共编印15辑)。2003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2005年 获教育部评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度)。2008年 作为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后改为北大、港中大合聘,2008—2015)。为香港三联书店主编“三联人文书系”。9月,被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2009年 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获第五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被聘为第六、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1月—2020年9月)。2015年 由国务院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 获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17年 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019年 获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在深圳举办“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2021年 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任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在深圳举办“小说史学与文学教育——陈平原教授著作风采展”。2022年 获聘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筹建多时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获批,被聘为首任所长。2024年 《陈平原文集》(24卷)出版,在深圳举行新书发布会。16岁下乡插队务农,24岁因高考制度恢复而得以先后入读中大和北大,曾经蹉跎岁月,而后急起直追,最终能有如此不算辉煌、但也说得过去的业绩,确实体现了大转折时代的各种可能性。多少比我聪明能干的人,没有机遇很好地施展才华,以至长期沉沦,像我这样智商中等且略为清高,最后能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已经属于超水平发挥了。不止一位学生注意到,我喜欢使用“紧赶慢赶”这个词,说是看得出我的紧迫感,所谓“时不我待”是也。如此心态,好处是不敢怠慢,缺点是不够从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并非理想状态,只是聊胜于过早躺平。我至今仍保留几份小学作文,不是自恋,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学术上的起点实在太低了。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同时代人或许能理解你曾经的困境,但后人不会这么想,哪代人没有自己的生存危机?不管你是豪情万丈还是落寞失意、内心焦虑抑或孤芳自赏,文人学者主要靠著作说话,光有情怀远远不够。

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今年头三个月,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按照时间顺序:一月,商务印书馆刊行24卷《陈平原文集》;二月,办理退休手续,40年北大生活,至此告一段落;三月,北大召开“《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人文学学术研讨会”,海内外诸多师友现场发言或视频讲话,不吝赞美之词,让我感动不已——鄙人何德何能,竟能获得如此待遇!我在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题为《为何“低调”以及如何“前行”》,因连同诸位嘉宾的发言,将刊活动主办方之一《文艺争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倒是闭幕式上我的即席演讲,现场效果很好,现据速记稿略为修整,引录如下:各位朋友,如此美言,真是不敢当。这么多年一起走过千山万水的新老朋友,今天聚在一起,用一个研讨会的形式表达祝福,这让我很感动。我一边倾听,一边在回想这40年,我们共同走过来的这个路程,感慨万端。另一方面,我很清醒,今天谈的题目是我,但又不完全是。好多朋友借这个机会,讨论80年代、90年代的学术,讨论40多年来中国学术的进展,也讨论他们关心的若干重大话题,不无借题发挥的成分。在这中间,大家都会真诚、认真地表扬我。但读书人都晓得,所有发言,都有时空、仪式和文体的限制。这个场合,兼及退休纪念与学术研讨,因而以表扬为主。与会的不少朋友,尤其50年代出生的老友,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有必要用某种形式,给自己及自己这一代做一个总结。某种意义上说,既是谈我的《文集》,也是谈我们曾经经历过的80年代的文化热潮,90年代的学术转型,乃至新世纪以来我们如何面对困境,挣扎前行,现在又将如何完成转折,安顿身心。上午黄子平视频致辞,讲我到北大求学的前因后果,大方向是对的,细节上略有出入,这是回忆录的特点,很难保证绝对准确。关于我送子平会议打印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子平看了以后推荐给钱理群,老钱看完后又积极向王瑶先生举荐,然后才有我的北大求学,这个过程,有不少戏剧性转折,我以前的文章多有涉及。我之所以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偶然的。其实,北大中文系有好几位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但他们一直没招生。王瑶先生是那代人中受过最好的学术训练者之一,发令枪早响了,却不急着起跑。赵园告诉我,当初现代文学专业有三个博士生导师,王瑶、唐弢、李何林。李先生年纪最大,资历也最深,王先生和唐先生商量,让李先生带第一届博士生,他们两位再跟上。北大文科好多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比北师大、南大、复旦晚,那都是导师们谦让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喜欢炒作谁谁谁是某学科或某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其实关键在于学校的立场与导师的心态。不是我特别优秀故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批博士,而是我的导师愿意起跑,我才有此幸运。喜欢追怀自己走过来的道路,那是年纪大的表现。大家拼命给你鼓掌,也是因为你即将鞠躬谢幕。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计划模仿国外大学通例,为退休老师举办纪念仪式,但北大中文系老师们不愿意。因他们不希望在岗与退休明确划线,那样心里不舒服。国外大学教授退休了,就和这所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即便给你荣休教授的名义,一般也不会主动参加大学组织的学术活动。但中国大学教授不一样,很多人就住在校园里,或校园附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甚至继续指导博士生,都很正常。而且,你对外仍可说自己是某某大学教授。只有个别特别较真的,比如夏晓虹,对外总说自己是北大退休教授,或前北大教授。你在不在岗,学界一清二楚,不会搞混的。退休模糊处理也有好处,起码老师们心态比较年轻,可以继续工作。不过,有退休仪式也不错。我受一个老先生的启发,他说一个学者到了某个阶段,应该认真地给自己做小结;做了小结还可以往前走,并非就此停步。意识到学术生命有好几个阶段,好好做个小结,调整一下姿态,再继续前行,这样有节奏感。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假装自己依旧很年轻,必须给自己一个说法。不光内心认可,而且诉诸行动,出文集无疑是最好的形式。除了24卷文集,今年3月份,我还出了三本新书,其中两本是增订版,只有和夏晓虹合作编注的《古文新观(版刻对照本)》是全新的。送给大家的袋子里,除了这三本新书,还有我自己设计制作的茶杯。北方人喝茶不讲究。哪有茶叶放在水里一直泡的?我的家乡广东潮州是“中国瓷都”,但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工夫茶,据说连跑马拉松都在路边摆着茶壶茶杯。我当然没有推广工夫茶的义务,送大家瓷杯,是记录/隐含自己求学的坎坷历程。

瓷杯上那个小小的名章,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山村插队时,无师自通,用锥子鼓捣出来的。那时在乡下劳动,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捡来石头,自己磨,随便刻,虽不好看,但记录了我的青春岁月。茶杯盖子上的肖形印,那原本是个藏书章,刻于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念书,不晓得时光流逝如此之快。四角刻着“三十前藏书”,以致这章很快就不能用了。于是,磨去四角,成了如今这个样子。有目光远大的朋友一看,断定我有野心,居然想“逐鹿中原”,那实在是牵强附会了。当初绝对没有那个想法,只是觉得造型不错,就保留下来了。相对而言,那个陈夏藏书章流传最广,给好多人看过,也收获不少掌声。那章到底刻于80年代后期,还是90年代初,我也忘记了。至于“春上枝头”,那是吉祥语,喝茶的人都能体会。我不是书法家,最近几年因缘凑合,居然分别在北京、广州、深圳、潮州和台北办过几个书法展。篆刻与书法,都不是我的专长,偶尔摆弄,只是调剂生活,突出的是心情而非技艺。把这些不够专业水准的东西放在瓷杯上,请大雅之士不要苛求,我只是用来纪念自家几十年的艰辛跋涉。最后需做个小小的补充,《三联生活周刊》五年前有一个专访,题为《陈平原:黄金80年代中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记者问我,若谈80年代,哪个年份对我最重要,我脱口而出:1985年。因为那一年老钱、子平和我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在《读书》杂志连载六期,这让我在中国学界初露头角。另外,那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我与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夏晓虹结婚。除了生活中的互相扶持,身边的朋友都晓得,我的很多研究工作得到她的帮助。这40年来,我们一起读书、写作、旅游,去年还专门印制了精美的《廿载贺年卡》赠送友人,记录那些有趣的美好瞬间。做完这个活动,我要和夏老师好好商量,调整一下生活节奏,放慢点,把家里的藏书整理整理,该送的尽量送走,腾出较大的起居空间,提高生活质量。还会继续写作,也确实有不少工作计划,但希望放慢一下节奏,多到各地走走看看,和新老朋友,尤其在座的,多多聚会。

我希望,这是一个美好的结束,也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共同读书写作游玩,和夏老师携手40年,平平淡淡走过来,不容易。平淡也是一种福气,谢谢夏老师。研讨会上的言论,体现的是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不会全都当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激励与鞭策,由此获得前进的动力与方向感。现场发言,一时兴起,讲到了夏老师,那是因为,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但诱惑与陷阱也很多,之所以能40年风雨兼程,“步履不停”,没有走岔路,得益于师友们的提携,也得益于妻子的理解与支持。

老同志也需要鼓励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困境、得意与失意,我成长于特殊年代,好些缺憾无法弥补,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有的则可以通过后天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甚至部分实现弯道超车。受制于内外各方面的因素,很多目标根本无法达成,能做的,只是努力完善自我。对我来说,过去与眼下最大的挑战是不忘初心,坚持走自己认定的路,兼及自信与自省,既抚平心灵深处的创伤,也警惕现实利益的诱惑。深圳南山前檐书店为《文集》出版组织的活动,题为“以人文之名 与时代同行”,借用的是我几年前在北大“学术史三书”座谈会上发言的题目《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深知自己的努力与生存的时代密不可分,几十年风云变幻,碰到过风口,也遇见到退潮。位于风口时不盲目起飞,处于低潮时也能守住底线,这或许是我唯一值得自夸的长处。

最后说点闲话:近日学校通知,我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获第九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让我提供材料以便宣传。接获通知,说实话,我喜忧参半。说对获奖无动于衷,那绝对是假的;只是这回的喜悦,隐含着淡淡的忧伤。获奖是好事,证明我曾经努力过,且才学、人缘都不错。年轻时对此很在意,因牵涉职称晋升等。但60岁以后,我就不再申请任何奖项了,主要是担心挤占青年人的空间。在大学教书的都知道,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是文科教授最重要的奖项,其操作方式是——教育部下达推荐指标给各校,学校分解下发给各院系,很多年轻学者的著作很好,但出不了院系或校门,无缘参与竞争。此前我已五次获奖(其中两次还是一等奖),再获奖其实意义不大。我主动放弃,年轻学者不一定就能评上;但我若申请,院系及学校自然优先推荐,因获奖概率高。大概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这么做,去年北大校方改变规则,预留若干名额,专门动员资深教授申报,说是不占院系指标,这下子没办法了,只好重新出山。去年年底在南京接受《扬子江文学评论》双年奖颁奖时,我谈了件趣事:2019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颁发上一年度论文奖,选了我的《“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考虑到不该占用属于年轻人的聚光灯,我委托别人代为领奖。主办方误认为我清高孤傲,看不起此奖项,害得我解释了大半天。对方终于听明白了,回了这么一句——“老同志也需要鼓励嘛。”这话很有道理,也很深刻,我欣然接受。自此以后,只要不必填表,不用自吹自擂,哪里颁奖我都欣然接受。没错,这个时代,年轻人压力山大,很需要鼓劲;可老同志也不能太早躺平,若身体及精神允许,也该与时俱进。所以,即便明知是安慰性质的奖励,我也心领了。谢谢大家。这回北大的《文集》出版座谈会,以及学生筹划的祝寿会,还有那压在纸背、隐而未发的“退休纪念”,真的让我感佩莫名。当初对于是否70岁出版文集,我很是犹豫,深怕读者误解,以为到此止步。后来想清楚了,是否继续前行,主要看自己的意志与定力。自信学术上还有发展空间,不想设限,也不定太高的目标,这样脚步更为从容些。至于接下来的岁月,到底是以讲学为主,还是以著述为主,抑或以学术组织工作为主,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024年4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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