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比奥兰扎: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8-01-20 1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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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奥•兰扎  

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1]

法比奥•兰扎[2]


   在最近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 —位对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消息极为灵通的可靠的记者,提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那就是有可能计划将北京市政府(包括其数万名员工)迁出市中心,搬到一个相对偏僻的卫星城:通州。约翰逊解释了该计划是如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庞大的新型城市化整合方案的潜在发展联系起来的,以及这一计划是如何体现习近平对于“区域”发展的新视野。[3]不过,除了谈到目前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约翰逊还敏锐地倾听来自过去的神秘回音。他在文中援引地理学家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的话,称该计划让人回想起建筑师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提出的另一项建议,梁的计划是在西边建设一个单独的行政中心;从不改变城墙内的旧城,这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的鲜活的博物馆。约翰逊继续写道,正是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以及在紫禁城附近(或者内部)设立政府,“小巷、庙宇、城墙和老建筑因为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而被拆除”,“导致传统城市中心被大规模掏空”。[4]在此约翰逊是在呼应被一再重复的对中国首都现代转型所做的一种解释,在王军的《城记》[5]出版以后,这一观点几乎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该书极有说服力地将“老北京”大部分地区近来遭到的破坏与未能釆用梁思成的提议这一重大决策联系了起来。

   这一解释从历史方面或者城市理论方面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也只是重复了对于共产主义城市规划的内容、成就和局限所持有的一种极大的误解。都不用过深地谈及各种细节——这并非本文的重点——除了城墙被拆除以及天安门—长安街地区的改造之外,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毛泽东时代老城区发生过大规模的破坏。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当梁思成建言的时候,北京市政当局看起来已经在认真考虑保护寺庙和历史建筑,以及维修内城胡同并发挥其功,甚至还包括城门的保养,事实上。[6]在毛泽东时代,老城区都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初,老城墙的周长范围内的建筑物中约有80%佐然矗立。

   鉴于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老北京”几乎没有遭受破坏,如果你相信《城记》和约翰逊的文章所支持的那种理论,那么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一定具有严格的象征意义。所隐含的意思是,就像城墙被平整这一类的行为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结构的平衡,为40年后的进一步破坏开辟了道路。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基于对城市空间的如下这一概念,即城市空间中那些象征性的标志物(纪念碑、边界等)持久表明并明确决定了各种现实的实践和社会转型——而非持续地被其用途以及社会体验所改造。[7]我觉得这一立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在这里,我想指出釆用这样一种视角所产生的另外一种后果,它尤其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通过专注于纪念碑和一个特定的、可能是重大的决定,我们要彻底终结在中国首都进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案,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又如何实际影响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又是如何被日常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所改造等内容所持有的误解。我们也存在着风险,那就是可能会忽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激发毛泽东式城市建设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与“建设”、“生产”和“现代化”等观念和实践有关,它们所留下的遗产仍然标示着今天北京的空间——相比城墙的消失或政府办公的地点,这种情况要 更为明显。我在本文中正是要探讨这些矛盾。

   在本文(以及更大的研究项目,本文只是其初始部分)中,我认为城市空间处于规划者的抽象思考、经济力量和日常实际生活的交叉点上;空间过去(以及现在)都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场域和手段。[8]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当下迁往通州的计划和60年前梁思成的提议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不应该以一种怀旧的、认为为时已晚的心态来谈保护和城市秩序,而应该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所具有的持久的关联性:城市空间是为了什么?它是谁的空间?它允许或带来了何种实践?在此,我是将首都的城市空间视作中国的社会主义规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中初步成形)中各种政治缝隙的反映和体现来加以审视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城市体现了为其居民塑造新的现实实践(新生活、新人民)这一激进目标与同样还是这一群体持久地,有时甚至是严重地屈从于生产和国家建设的规训性和压制性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北京的城市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持续地——不过一直都是失败地——试图建设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城市,同时它也是为了工人的城市。我认为,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是工业劳动本身不可化解的问题的一种体现。

  

   由工人组成的城市,为了工人的城市

  

   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总是捎带着在发问:亚洲城市的空间是如何区别于西方的?本着同样的精神,他质疑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空间的特点及其存在本身: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出现真正的建筑革新,没有特定的空间被创造出来,还有没有可能谈社会主义?[9]当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和平解放北京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者和规划者就开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向题与法国理论家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他们所面临的是何创建一个城市的问题,这个城市何以能够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

   迅速回顾一下围绕首都规划所产生的论辩,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表述都不是完全清哳的。围绕哪些元素使得一个建筑物或空间是“中国的”,现存建筑形式中什么东西构成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什么是封建传统的遗产,建筑师和政治领导人进行了好几年的争论。[10]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点共识,也无法确切地界定何谓“中国风格”,有时这就导致对历史模型的全盘拋弃。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规划师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要在他的中国同事面前,为中国的传统建筑做辩护,而后者则更倾心于激进的现代化方案。[11]

   “社会主义的”是一个更安全的术语,在描述未来的城市时被过分使用。北京应该是新国家的光荣的首都,因而也是全国其他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典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标准。这个不断重复的论调经常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出现,可是就规划而言,其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释。1950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久兼任市长)试图至少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问题,如果还不能提出具体程序的话。他认为,新城市的一切——学校、政府机构——是为服务于群众、服务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创建的。他继续指出,“北京是光荣的人民首都,因此我们的市政建设,同时又是为代表与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服务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12]1953年11月,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重申要在对北京进行整体观照的前提下强调生产:

   从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和保证首都劳动人民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以逐步满足首都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13]

   这里的“建设”清楚地表明一个过程,它超出了建筑学的干预,并与此相反,被视为应该塑造和组织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及其居民的生活。由苏联专家和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所起草的各种首都规划在诸多方面(布局,功能分布等)都存在差异,但它们全都共享一组特定的原则,包括相信规划要具有总体化的特征,相信规划有潜力可以塑造生活并实现政治目标。因此,负责实施这些计划的机构所提出的规划和文件,也都显示了决定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改造方案的某些决定性因素。[14]第一,持续注重生产效率、劳动和劳动人民,这指向的是新首都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京要成为工人的城市,特定类型的工人,即现代产业工人。必须出现这些工人,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没有规模可观的现代化工厂。因此,北京居民必须被再造为工人。对于新的首都,它将从一个消费城市被改造为生产城市,行业的扩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创造都是关键的目标。[15]虽然这一目标仍然是难以捉摸的,但这一选择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16]第二,北京也将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的首都,其官僚机构庞大且不断扩大,容纳着国家以及市政府的办事机构,它们在政府和党委的分支机构中又进一步复制。第三,北京将是一个现代化的、更完美的城市结构的模范,人民(比如新近工业化的工人群体)的需求(精神的和物质的)在这里能够最终得到满足,或者至少可以被再造成新社会可以接受的各种形式。这是通过城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来实现的,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工作与休闲、交通与居住是如何联系并整合在一起的。

   这个梦想,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规划(以及60年代的前几年)正好是这样的这个城市可以用于同时满足这三个不同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仅兼容,而且可以互相维持。北京将是由新型工人构成的城市,他们在一个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充满警惕的注视和压倒一切的压力下,从事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且,在新的空间和政治情况下(以及在同一官僚机构的帮助指导下),有人认为这些工人可以而且应该以惊人的高效率进行生产,然而也还过着一种有组织的、快乐的、有教养的、忙碌的生活。

   中国的规划者和政治家将这个规划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阐明了一个现代主义革命的纲要,它基于一个现代主义的信条,“控制人的外在环境”是“重塑物质基础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新的政治和社会实践能够得以关联”。[17]然而,到了50年代北京看起来并未接近彭真和各个规划者所说的那些理想,政府文件凸显出城市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塑造这个新的城市模范方面。这方面的失败与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约束这一现实情况有关;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能力来产生并控制变革的总数。既然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革命,它最终对其设计者的方案表示怀疑。不过,我认为这种失败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其原因超出了财政、经济和实际的突发事件。相反,它的根源于北京的现代主义规划的关键内容所存在的根本性的矛盾。这三种职责(生产、国家建设、为工人提供新生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容的:办公室和工厂从住宅和休闲场所接管了空间和资源;城市围绕着半独立的工作单位来发展,远不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来运作的;不过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是以工业生产和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来实现的,显现出来的情况是,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人民生活的重大变化以及朝向对社会加以更为平均主义的组织等目标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工人”而不是“新人”。而且,我认为正是由于它的目标是创造现代化的产业工人,因而它不能创造出新人。

  

   一个分散的城市

  

在共产党管理北京的最初几年,行政机构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想要在好几年都可说是完全忽视的情况下,将城市功能恢复到最低水平。北京市政府的精力消耗在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上:下水道和排水管道不足并且经常堵塞,道路泥泞而狭窄,公共交通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和清洁用水匮乏。有机垃圾到处都是,下一次大暴雨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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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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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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