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比奥·兰扎: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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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奥•兰扎  

首都的诸多矛盾:20世纪50年代 ——北京对于社会主义生活的规划[1]

法比奥•兰扎[2]


在最近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 —位对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消息极为灵通的可靠的记者,提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那就是有可能计划将北京市政府(包括其数万名员工)迁出市中心,搬到一个相对偏僻的卫星城:通州。约翰逊解释了该计划是如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庞大的新型城市化整合方案的潜在发展联系起来的,以及这一计划是如何体现习近平对于“区域”发展的新视野。[3]不过,除了谈到目前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约翰逊还敏锐地倾听来自过去的神秘回音。他在文中援引地理学家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的话,称该计划让人回想起建筑师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提出的另一项建议,梁的计划是在西边建设一个单独的行政中心;从不改变城墙内的旧城,这是一个有着自身历史的鲜活的博物馆。约翰逊继续写道,正是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以及在紫禁城附近(或者内部)设立政府,“小巷、庙宇、城墙和老建筑因为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而被拆除”,“导致传统城市中心被大规模掏空”。[4]在此约翰逊是在呼应被一再重复的对中国首都现代转型所做的一种解释,在王军的《城记》[5]出版以后,这一观点几乎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该书极有说服力地将“老北京”大部分地区近来遭到的破坏与未能釆用梁思成的提议这一重大决策联系了起来。

这一解释从历史方面或者城市理论方面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也只是重复了对于共产主义城市规划的内容、成就和局限所持有的一种极大的误解。都不用过深地谈及各种细节——这并非本文的重点——除了城墙被拆除以及天安门—长安街地区的改造之外,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毛泽东时代老城区发生过大规模的破坏。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当梁思成建言的时候,北京市政当局看起来已经在认真考虑保护寺庙和历史建筑,以及维修内城胡同并发挥其功,甚至还包括城门的保养,事实上。[6]在毛泽东时代,老城区都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初,老城墙的周长范围内的建筑物中约有80%佐然矗立。

鉴于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老北京”几乎没有遭受破坏,如果你相信《城记》和约翰逊的文章所支持的那种理论,那么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一定具有严格的象征意义。所隐含的意思是,就像城墙被平整这一类的行为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结构的平衡,为40年后的进一步破坏开辟了道路。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基于对城市空间的如下这一概念,即城市空间中那些象征性的标志物(纪念碑、边界等)持久表明并明确决定了各种现实的实践和社会转型——而非持续地被其用途以及社会体验所改造。[7]我觉得这一立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在这里,我想指出釆用这样一种视角所产生的另外一种后果,它尤其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通过专注于纪念碑和一个特定的、可能是重大的决定,我们要彻底终结在中国首都进行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方案,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又如何实际影响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又是如何被日常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所改造等内容所持有的误解。我们也存在着风险,那就是可能会忽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激发毛泽东式城市建设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与“建设”、“生产”和“现代化”等观念和实践有关,它们所留下的遗产仍然标示着今天北京的空间——相比城墙的消失或政府办公的地点,这种情况要 更为明显。我在本文中正是要探讨这些矛盾。

在本文(以及更大的研究项目,本文只是其初始部分)中,我认为城市空间处于规划者的抽象思考、经济力量和日常实际生活的交叉点上;空间过去(以及现在)都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场域和手段。[8]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当下迁往通州的计划和60年前梁思成的提议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不应该以一种怀旧的、认为为时已晚的心态来谈保护和城市秩序,而应该思考一些关键问题所具有的持久的关联性:城市空间是为了什么?它是谁的空间?它允许或带来了何种实践?在此,我是将首都的城市空间视作中国的社会主义规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中初步成形)中各种政治缝隙的反映和体现来加以审视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城市体现了为其居民塑造新的现实实践(新生活、新人民)这一激进目标与同样还是这一群体持久地,有时甚至是严重地屈从于生产和国家建设的规训性和压制性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极为重要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北京的城市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持续地——不过一直都是失败地——试图建设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城市,同时它也是为了工人的城市。我认为,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是工业劳动本身不可化解的问题的一种体现。


由工人组成的城市,为了工人的城市


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总是捎带着在发问:亚洲城市的空间是如何区别于西方的?本着同样的精神,他质疑了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城市空间的特点及其存在本身: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出现真正的建筑革新,没有特定的空间被创造出来,还有没有可能谈社会主义?[9]当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和平解放北京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者和规划者就开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向题与法国理论家所提出的非常类似:他们所面临的是何创建一个城市的问题,这个城市何以能够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

迅速回顾一下围绕首都规划所产生的论辩,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表述都不是完全清哳的。围绕哪些元素使得一个建筑物或空间是“中国的”,现存建筑形式中什么东西构成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什么是封建传统的遗产,建筑师和政治领导人进行了好几年的争论。[10]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点共识,也无法确切地界定何谓“中国风格”,有时这就导致对历史模型的全盘拋弃。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规划师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要在他的中国同事面前,为中国的传统建筑做辩护,而后者则更倾心于激进的现代化方案。[11]

“社会主义的”是一个更安全的术语,在描述未来的城市时被过分使用。北京应该是新国家的光荣的首都,因而也是全国其他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典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标准。这个不断重复的论调经常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出现,可是就规划而言,其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释。1950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久兼任市长)试图至少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问题,如果还不能提出具体程序的话。他认为,新城市的一切——学校、政府机构——是为服务于群众、服务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创建的。他继续指出,“北京是光荣的人民首都,因此我们的市政建设,同时又是为代表与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服务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12]1953年11月,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重申要在对北京进行整体观照的前提下强调生产:

从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和保证首都劳动人民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以逐步满足首都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13]

这里的“建设”清楚地表明一个过程,它超出了建筑学的干预,并与此相反,被视为应该塑造和组织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及其居民的生活。由苏联专家和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所起草的各种首都规划在诸多方面(布局,功能分布等)都存在差异,但它们全都共享一组特定的原则,包括相信规划要具有总体化的特征,相信规划有潜力可以塑造生活并实现政治目标。因此,负责实施这些计划的机构所提出的规划和文件,也都显示了决定毛泽东时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改造方案的某些决定性因素。[14]第一,持续注重生产效率、劳动和劳动人民,这指向的是新首都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京要成为工人的城市,特定类型的工人,即现代产业工人。必须出现这些工人,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没有规模可观的现代化工厂。因此,北京居民必须被再造为工人。对于新的首都,它将从一个消费城市被改造为生产城市,行业的扩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创造都是关键的目标。[15]虽然这一目标仍然是难以捉摸的,但这一选择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16]第二,北京也将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的首都,其官僚机构庞大且不断扩大,容纳着国家以及市政府的办事机构,它们在政府和党委的分支机构中又进一步复制。第三,北京将是一个现代化的、更完美的城市结构的模范,人民(比如新近工业化的工人群体)的需求(精神的和物质的)在这里能够最终得到满足,或者至少可以被再造成新社会可以接受的各种形式。这是通过城市空间的各种变化来实现的,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工作与休闲、交通与居住是如何联系并整合在一起的。

这个梦想,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规划(以及60年代的前几年)正好是这样的这个城市可以用于同时满足这三个不同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仅兼容,而且可以互相维持。北京将是由新型工人构成的城市,他们在一个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充满警惕的注视和压倒一切的压力下,从事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且,在新的空间和政治情况下(以及在同一官僚机构的帮助指导下),有人认为这些工人可以而且应该以惊人的高效率进行生产,然而也还过着一种有组织的、快乐的、有教养的、忙碌的生活。

中国的规划者和政治家将这个规划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阐明了一个现代主义革命的纲要,它基于一个现代主义的信条,“控制人的外在环境”是“重塑物质基础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新的政治和社会实践能够得以关联”。[17]然而,到了50年代北京看起来并未接近彭真和各个规划者所说的那些理想,政府文件凸显出城市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塑造这个新的城市模范方面。这方面的失败与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约束这一现实情况有关;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能力来产生并控制变革的总数。既然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革命,它最终对其设计者的方案表示怀疑。不过,我认为这种失败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其原因超出了财政、经济和实际的突发事件。相反,它的根源于北京的现代主义规划的关键内容所存在的根本性的矛盾。这三种职责(生产、国家建设、为工人提供新生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容的:办公室和工厂从住宅和休闲场所接管了空间和资源;城市围绕着半独立的工作单位来发展,远不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来运作的;不过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是以工业生产和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来实现的,显现出来的情况是,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人民生活的重大变化以及朝向对社会加以更为平均主义的组织等目标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工人”而不是“新人”。而且,我认为正是由于它的目标是创造现代化的产业工人,因而它不能创造出新人。


一个分散的城市


在共产党管理北京的最初几年,行政机构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想要在好几年都可说是完全忽视的情况下,将城市功能恢复到最低水平。北京市政府的精力消耗在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上:下水道和排水管道不足并且经常堵塞,道路泥泞而狭窄,公共交通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和清洁用水匮乏。有机垃圾到处都是,下一次大暴雨的话,老城区的几个区域就将被水淹没。[18]

当地方官员和工作人员处理这种严峻的形势,并似乎取得了不俗业绩的时候,中国和苏联的规划人员却在争论北京未来发展的几个规划的优点。尽管观点存在差异,争论也确实非常激烈(不仅是关于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问题),在一些关键因素和计划的整体倾向上还是具有共识的:城市应该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生产中心,它应该培养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它应该被组织成多个功能性的区域,每一个都方便建立住宅区和所有类型的服务设施。[19]

然而,即使是在恢复和重建的第一阶段,我们着到街道这一级出现了一些过程,它们将导致北京采用的发展方式与中央计划相冲突,而且与生产、管理以及为居民提供的新生活和谐共存的局面不相容。比如,虽然在这个阶段还并未对工业生产过分强调,政府文件却可以表明,人民(这些规划本应该服务的对象)的需求与各种中央和城市组织不断扩大的需求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当涉及住房供给的时候,这种冲突尤为激烈。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寓实在不够,而城市人口即将也确实以极快的速度扩张,远超过建设的速度,这使得无家可归者或居住条件很差的人所面临的麻烦越来越严重。[2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 政府面对这场危机显得束手无措。[21]或者,还不如说,政府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对于新的住宅的需求背后,驱动力之一恰恰是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包括学校、医院,以及负责城市管理的那些机构。1951年,他们居住着约20万栋房屋,但预估的情况是,还需要尽快提供5.7万多栋。这些机构对于房屋的渴求导致住房价格和租金从1949年到1951年增长了五倍。投机现象开始变得猖獗。工人和贫苦市民开始抱怨“政府保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或者说,“共产党做了官忘了穷人”。[22]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北京住房管理机构和市政府通常都努力限制国家和地方办公机构的扩张,并保障居民的住房。而且,这种扩张也并非通过对古城的大规模破坏而实现的(当前通行的说法似乎在这么暗示)。政府热衷于控制不必要的破坏,不仅是公寓楼,而且包括有文化价值的大厦[23],我几乎没有发现老城区的大块地段被夷为平地,以便为办公建筑提供空间的情况。[24]出于空间和安全等原因,1950年北京政府显然禁止在城墙内建设新的工厂。[25]学校、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等与国家和政府相关的单位大部分是在城外扩张,但它们往往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来获取空间和资源,因为它们是获益于直接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虽然规划者为整个城市设计方案(这是在水平方向上),资源却流向了具体的工作单位(这是在垂直方向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人来说,这并非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它阻碍了为所有居民开发城市资源和结构的可能性,但它也的确回应了为特定部门的工人提供各种服务的迫切需求,对于满足生产以及管理生产的官僚机构的需求也发挥了功能。


生产的规划与生活空间不足引发的不满


1953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全国正式从恢复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北京的政府官员则坚持认为,需要纠正前几年的错误,并将城市建设带入更好的道路。他们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口号[26],他们强调,有必要将城市视作一个整体。[27]然而,该计划仍然集中在工业化和国家建设上,正如前几年一样,这种强调被证明与有组织的城市规划的理念和为城市居民创造“新生活”的实践相矛盾。

官员们认为,尽管老城区几乎没有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国家所釆取的保护措施,部分是因为要进行改变的话,就过于复杂和费钱),但无论从人口还是规模来说,北京都已经大规模扩张了。可是,正是这种扩张的模式尤为成问题。在首都新建的270万平方米的房屋中,2/3都是建在城外。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工厂和单位以毫无计划的模式开始发展,它们已经“分散”在老城周围。[28]正如已经提及的,这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核心的项目,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体制的原因,它享有特权并要求所有层面都快速发展,并直接将资源划拨给大型组织(工厂、学校、事业机构),而它们行使职能是独立于任何统一规划的。正如1956年的一份文件所总结的,“由于资金分散,不能统一掌握结果”。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这种分散的格局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改变,由于努力推动大型工业区的建设,这一规划实际上似乎已经让一些比较反常的现象愈演愈烈。政府文件中所提到的问题清单很长。比如,官员抱怨缺乏连贯的建筑标准,这不只是一个审美的问题,设计方案彼此也互不符合;更确切地说,大量建筑带有独断专行的特征,这就使得技术管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变得非常困难。[29]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发展造成了对现有的土地和资源的无效利用(有时是灾难性的)。各种组织和工厂占用了以前用于农业的土地,它们往往侵占绿地(使得在城市周围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变得徒劳),当它们扩张到彼此相邻的时候,又互相争斗。它们往往也会保留大块土地,搁置起来以供未来发展之用:中央政府似乎无法重新分配这些地区,即使当它们仍然未被占有和使用的时候。[30]

这些建筑和机构(包括很多政府机构)以这样一种格局分散在老城之外,这也使得为员工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变得非常困难。交通显然是一个问题(有只为一个单位修建道路和管道的情况),但通常这些地点也都缺乏公共服务系统和文化活动场所。[31]总体而言,商店和公用设施的发展没有赶上建设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这与新的发展所呈现的分散性特征相连。1949年,商店和公用设施只用了城市空间的5.2%,而在1956年又下降到3%。尽管到1956年的时候,新建筑的71.3%都是在城外建设的(包括学校的82%),而只有1/3的商店和1/2的公用设施同样位于这些地区。[32]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单位从政治性到经济福利性的发展,是对应员工在城市的大多数地区都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和资源的情况而产生的。[33]然而,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作为独立且难以管理的单位获得的是一种很不平衡的发展。“单位”作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它的出现是未曾预料的影响和自我应验的预言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资源不仅在地理和经济上都未得到妥善分配,而且从社会层面来说也是如此。到了50年代中期,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为了现代化的双重要求快速发展官僚机构和生产取消了其他优先事项,包括为“工人群众”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早在1954年,市政府的官员就多次要求避免建设那些超过“目前的生产水平”的项目,而要专注于那些可能会造福最大一部分人的项目,并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34]随着用于工作和生产的城市空间迅速超过用于居住、休闲和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在土地方面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危机。城市总体人口从1949年的200万人增长到1955年的330万人,暴涨了65%。[35]在同一时期,城市表面增长了107%,而这种增长的构成则揭示了问题所在。政府机关、学校和工厂所占用的建筑面积在规模上已翻了一番(它们分别增长了136%、198%和90%),而住房和公共服务都只有轻微的增长(大约40%)。[36]鉴于北京的住房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非常糟糕,而住宅还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这就完全是灾难性的。

绝大多数北京居民生活在更加拥挤的条件下,工人、工匠、车夫、中学生等平均每人享有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远远未达到规划者所梦想的人均分配生活空间9平方米的目标。[37]如同大多数资源一样,空间也是根据财富和地位来进行分配的:干部、医生、教授和遗留下来的资本家仍然享有(或由所在单位分配了)更多的空间,多达20平方米。另一方面,产业工人似乎是这场斗争中的输家:国有企业就业者人均享有3.5平方米,相比地方和私人企业那些不太幸运的兄弟们分别人均2.7平方米和2.5平方米的情形,这已是一种奢侈。[38]由此我们看到那种悖论性的情形正在发展,即工人本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生活之基础的新人,却发生了地位上的降级,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备受约束的境地,常常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

与此同时,这些新的产业工人(以及整体上的工人群体)都被嵌入一个劳动制度之中,这一制度呼吁生产率的不断增加,施加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工厂纪律。官方文件庆祝生产率的上升以及取得这一成绩所使用的计件工资方法,后一点令人感到奇怪。从1953年下半年起,市政府针对80%的工人采用计件工资,而据说80%的人完成的数量都超过其配额;生产率猛涨,员工落后的情况急剧减少。[39]例如,在1951年,一个建筑工人平均每天要砌400块砖;到了1954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00~800块,1956年则是2000块。[40]工资也明显增加,平均增长了11%,对此工人明显是感到满意的。[41]然而,如果不是釆用了计件工资制那就更好了,因为毫无疑问,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毫不掩饰地颂扬计件工资制,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刺耳,特别是如果它还牵涉我刚概述过的在住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情况的话。虽然生产和劳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规训,生活条件(尤其是日常实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不去挑战生产的组织以及对于劳动的规训,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42]

第二个五年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被“大跃进”的巨大努力所取代,“大跃进”应带领国家迈向快速工业化,但也大幅减少了一些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看看北京的具体情况,似乎“大跃进”促成了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可是并没有解决目前为止我所提及的那些问题。自解放以来到1961年,用于工业生产的城市地表已经增长了4.8倍,只是在1958年以来,增加了240平方公里的工厂,大约是北京所有新建工厂的一半。[43]城市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改变。1949年,就业者占全部人口的26%,1957年是36%,1960年是43.6%。1949年到1960年,“依附”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一倍,但比例从72.7%下降到53%。现代产业工人增加了一倍多,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9年的6.4%上升到1957年的7.8%,1960年则是12.2%,北京开始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有工人的城市了,如果不是由工人组成的城市的话。

城市的空间分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城外的地区变得更加拥挤,同时仍旧组织得很糟糕。城市房屋大约7%在远郊,75%在近郊,20%在城区。[44]外部城区(有工厂、学校和办公机构)的似乎没有改善住房情况,而市政府试图强行决定将1959年仍未开发的45平方公里用于修建住宅。[45]这一要求在1961年得到了重申,市政府命令(你会惊奇这是多么高效)二环和三环之间各个单位仍未使用的100公顷土地必须立即用于建设房屋或是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46]

不过,总体来说,“大跃进”时期生活问题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所强调的是工业生产、现代化(电气化)以及纪念意义。[47]这一时期的文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最终接受了一个去中心化和基本上分散的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模式,工作单位的大院对已经消失的城墙之外的城市空间做了标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建立人民公社的追求所赞同的,人民公社整合了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并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分。[48]虽然“大跃进”之后,城市的人民公社被解散或者说耗尽了意义,不过,“大跃进”的那几年正式标志着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围绕一个综合的理性的方案来进行组织,能够塑造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这一现代主义梦想的终结。


结 论


从有关城市规划的十年期的文件(通常是非常单调和实用主义的),很难推断出有关中国的带有风险的共产主义事业所存在的核心政治和社会矛盾。不过,我会尝试做出一个简短的和不完全的评估,也意识到这需要更多的分析。在我看来,“工人”和“生产”是表述这些矛盾的核心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工厂纪律和生产规则的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减退,或者说,反而变得更加严厉,即使工人的状况和社会地位提高了(有时非常显著)也仍是如此[49],内嵌在现代工业生产的结构之中的那种压迫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工厂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结构,这反映为工资等级制和各种公共服务的分配制,是一种甚至可能比资本主义工厂更加僵化和令人窒息的模式。按照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重新解读,卡尔•马克思批判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身是资本主义的,“从抽象的统治结构、个体劳动和个体存在日益碎片化以及一种盲目失控的发展逻辑等方面”来加以分析的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复制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那种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不平等。马克思,至少是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似乎在暗示,无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单个的资本家、一个公司,还是国家本身,都没有太大区别,起码从剩余价值的榨取来说是这样的:内化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压迫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仍旧基本保持不变。按照普殊同的重写解读,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应该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基于无产阶级劳动的生产组织,以及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调节活动所构成的那种抽象的强制活动所具有的动力系统,全都被取消”。[50]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针对由工人组成的城市所做出的社会主义规划,就注定会复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压迫机制,也就无法为那些工人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城市,工人们仍旧“不被允许去改造所分配给他们的空间/时间”。[51]

我对于城市空间所做的分析是要揭示,对于生产和生产率的重视,不仅影响了工厂,在20世纪50年代支配着工厂并规定了工人的本质更是作为对资源的特定分配方式和一系列政治选择通过各种方式塑造了城市空间,这些方式复制了各种具体的不平等和压迫形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城市具体体现了两种现代性未能解决也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构想为技术、工业和政府的现代化,后者则旨在创造出体现在特定城市空间的各种全新的、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些问题中有很多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长串力图创造一种不同的“发展”的努力,通过这种发展,这些紧张关系能够得到解决或至少有所缓解,产业工人可以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从而变成新的共产主义的个体。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谈一点对于现状的看法。毛泽东主义终结以及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过去几十年进行平均主义的尝试遭到了强力的否定。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接受了政治敎育,他喜欢当时中共内部那种唯生产力(productivistic)的倾向,因而恢复了那种模式,并以激进的方式对其重新加以阐述。重点又回到了生产效率、现代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丝毫没有关注工人(甚至在中共的修辞性的生产中,他们都不断被抹杀)。今天的北京是一个被过去几十年大规模、肆无忌惮的增长所改造的城市——一直都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进行——在它的空间里,我看不到一个重大的规划决策的长期效果,或是反传统的城市规划专家那种具有破坏性的倾向。相反,我看到的城市景观反映了我所强调的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倾向所出现的畸形的、扩大的、怪异的发展,这些倾向最终摆脱了由于对于“人民”的关切而施加的那些限制,北京成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城市,如果不是从视野里,至少在话语的存在里的“工人”已经消失。

注释

[1] 本文的研究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项目资金的资助。

[2] 法比奥•兰扎(Fabio Lanza),亚利桑那大学。陈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3] 伊恩.约翰逊:《中国计划.将北京市政府搬离拥挤的核心区域》,参见《纽约时报》2015 年 6 月 25 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world/asia/china-ahns-to-move-beijing-government-out-of-citys-crowded-core. html?_r-0 on June 29, 2015.

[4] 同上。同时值得指出的是,搬往通州的方案只涉及北京市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及 其部委)或是党中央的机构。

[5] 王军:(城记t尽联书店,-2003。该书的英文译本Beijing Record : A Phys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Playing Modern Beijing于2011年由新加坡世界科学社出版.

[6] 参见《市建设局、民政局、房管局、文物组等单位关于修绺古建筑联系问题座谈会 纪要》,1952,北京市政档案(以下简称"市档案")。北京胡同的数量在1949年到 1976年间实际上还有所增长。

[7] 威廉•怀特:•<建筑是如何具有意•义的?建筑史上的一些阐释问题> (How Do Buildings Mean? Some Issue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roy)第 45 期,2006年5月,第 153 ~ 177 页。

[8] 显然,这一点上我的灵慼是来自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理论,参见其 《空间的生产》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英译,布莱克韦尔出 版社,1991。

[9]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4页。

[10]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革案的要点> (1954年9月16日),收人《建国以来的北京 城市逢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1987),第 171 页。1953年8月,城市工作座谈会表明,新的建筑不仅要“为劳动人民提 供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要能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和美丽'座谈会认为,新 的形式不能仅仅依靠过去的遗产;相反,它们必须批判性地吸收中国和外国的精华以 便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形式。不过\尽管陈义甚商,它们丝毫没有提到这 些全新的、适当的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它们应该整合哪些要素,参见《市委 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问题的文件摘要>,“市档案”。有关这一论题,可参见于水山《长安街和中国建筑的现代化》(Chang’avenue and Mode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l2;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著《现代中国建筑上的体用冲突》(Architecture Encounters with Essence and Form in Modern China),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

[11]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吿>,参见《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109 ~ 118页。

[12] 《市委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向题的文件摘要>,1955年5月18日,“市档案”。

[13] 《市委有关市政建设与城市建设问题的文.件摘要>,1955年5月18日,“市档案”。

[14] 20世纪50年代来市政府和市委的文件都是极为务实的,毫无修辞上的陈词滥调。 20世纪60年代中期语调发生了巨大变化。

[15]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宍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参见《建国以来的 北京诚市建设资料>,第110—111页。

[16] 1954年,现代工厂工人只占北京总人口的5%。何聿:{关于在北京建设工业的初步 意见(草案)>,1954年9月4日,“市档案”。

[17] 钱普瑗:《重构广东》,收人周铎瑞主编 <再造中国城市:现代性和国家认同1卯 1950>,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第21页。针对可能是有关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最有 名的案例所做的出色研究,可参见James Holston著《现代主义的城市:对巴西利亚巧所做的人类学批判》,芝加哥大学,1989。

[18] 《北京市五年来市政建设发展简况>,1954年3月,《市档案》。

[19]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擒设资料》。

[20] 房地产管理局:《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的工作衆见>,1954年6月7 日,“市档案、

[21] 市政府并非不积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从1M9年到I953年,它们努力登记所有私 人建筑,并理清房契;它们制定了一些蜾定.,试图控制针对房价的投机行为,.稳定租 金,支#旧楼的维修,并资助新房屋的建设。出处同上。

[22] 政务院:《关于解决北京市政府各机关及党派与群众团体住房问题的通报》,1951年4月28日,“市档案”。

[23] 《关于管理郊区建筑我局与各区政府拟定分工办理,是否可行》。文件为保护文化遗产、绿地、公路确立了规范,并限制拆除被视为危险的建筑物。

[24] 1951年,当中国进口公司为腾出办公空间而拆除了三座建筑的时候,引起了砖塔胡同居民的抱怨。

[25] 《关于禁止在城内新设工厂的材料》,1954,“市档案”。联想到天津最近发生的恐怖爆炸案,这份规定读来令人感到困惑。

[26]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告》,1954年10月,“市档案”。

[27]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吿》,1954年10月,“市档案”。

[28] 《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草稿)》,1954,“市档案”。城内几乎毫无变化。1956年的一份文件提到老城仅有41座新建筑。《城市规划的前提——首都发展的方向问题》,1956,“市挡案”。

[29] 《城市规划的前提——首都发展的方向问题》。

[30] 佟铮:《北京的城市布局和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矛盾(草稿)》,1959年8月4日,“市档案”。

[31]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告》。

[32]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1956年4月4日,“市档案”。

[33] 大卫•布雷:《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和管理单位:体制的起源和改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第5章。

[34] 《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草稿)》。.

[35]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

[36]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

[37] 《国家计委对于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意见向中央的报告》,1954年10月16日,收人《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180~191页。亦可参见VictorF.S.Sit所著《北京:中国首都的本质和规划》(Beijing: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出版社,1995,第110~111页。

[38] 《关于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几个问题》。

[39] 《市人民政府党组关于一九五四年市政建设工程执行情况的报告》,1955年1月3日,“市档案”。

[40]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城市建筑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初稿)》,1956年5月7日,“市档案”。

[41] 《市人民政府党组关于一九五四年市政建设工程执行情况的拫告》。

[42]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时期改革过程的开始是以普遍重新引人计件工资制为标志的,这一制度被称赞为“按劳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高成就”。鲁索(Alessandro Russo)《三种遗产,政治、政府、知识》,为2015年2月15~16日在伦敦举行的工作坊“文化大革命的现存遗产”上发表的论文。

[43] 《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现状调査报告》,1961年8月31日,“市档案”。

[44] 同上。城区包括城墙内的老城,而近郊则指靠近二环路(老城墙的周长范围)的那些区域。

[45] 《关于市区总体规划执行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四稿)》。

[46] 《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现状调査报告》。

[47] 《北京市1958 -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1958年4月17日,“市档案”。

[48] 佟铮《北京的城市布局和建设中的两个基本矛盾(草稿)》。

[49] 大多数提高只针对列入单位体制内的工人,不包括临时工、失业者或部分就业者。

[50] 普殊同:《在后马克思的世界里重新思考马克思》,收入Chaiies Camic编《再造社会学的经典》,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8,第71页。

[51] Kristin Ross:《社会空间的出现:兰波和巴黎公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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