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中国现代法学之道:价值、对象与方法

——关于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本质主义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7 次 更新时间:2007-03-22 09:51:20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高全喜 (进入专栏)  

  

  作者按语:

  应邓正来教授的再三邀请与雅意,本文写于2006年7月中旬,现已发表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书评》第六辑(世纪出版建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现刊发于国内学术网站,为此,我把文中的一个注释提取出来,作为读者阅读前的一个说明,如下:

  近期,我应邀陆续写了一组文章,例如《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简评》(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关于反思启蒙的三个问题——在杜维明、黄万盛<启蒙的反思>座谈会上的发言》(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中国语境下的施米特问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载台湾《思想》第3期),《大陆新儒家的吊诡与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6期),《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法权理论》(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演讲)等,这些评论、发言和演讲对于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提出了我的本质性上不同的歧见,本篇有关邓正来的评论,也大致属于这一类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是评论性乃至论战性的,主要是为了申明我的基本立场与思想观点,至于有关的学术性论证,请参阅我的有关政法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本文初稿撰写完之后,我曾送请王焱、季卫东、王人博、贺卫方、徐友渔、许章润、张千帆、龙卫球、林来梵、萧瀚、刘海波、姚中秋、胡水君、贺海仁、谢鸿飞、王轶、李洪雷、翟小波、泮伟江等学界朋友审看,他们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学科背景和知识偏好,以不同的方式对于拙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褒扬、批评乃至轻视,尤其是对于我在法学知识缺陷方面的善意呵护,使我汗颜,令我感激,以至于使我几乎没有勇气拿出这篇文章。不过,久经踌躇,我还是决定把这篇不成熟的文章拿出来,以此表明我的立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觉得有必要“以正视听”,尽管它在所谓的学术问题上可能会使我有些“尴尬”。当然,本文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尤其是在第三部分有关中国法学30年代表人物的粗略列举上,则完全是我个人的不成熟和不准确的一孔之见,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考虑过用大而化之的言辞一笔带过,我当然知道评点同代人的“风险”,但同样是踌躇再三,我还是选择了直面问题,期望把这个挂一漏万、表述欠妥的“版本”留给真正的方家纠正。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标题分别如下:

  一、所谓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之谬误

  三、“中国法学”考察对象之偏差

  四、“知识社会学”方法论之失效

  

  在中国学术思想界,2005年可谓不寻常的一年,各种思想观点纷然陈杂,卓然出场,好不热闹。但在我看来,由于严重缺乏一种学术自由的制度环境,几乎所有的论争都心照不宣地遮蔽了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学术思想领域的表面浮华和喧嚣终难掩饰内在的干瘪、空泛与无奈。说来惭愧,自己的文章也多少没有逃出这个窠臼。尽管如此,其中的有些话题还是颇有意义的,至少包含着可以扩展的论域,实际上中国的学术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风风雨雨,时至今天确实到了应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28年(1978-2006年)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个延续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故事新篇中,思想何为?学术何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邓正来教授以其一贯的但开风气的胆识,在中国法学界提出了一个许多法学家可能想过但却无人如此系统而又狂妄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并进而引申出中国学术思想向何处去,以及有关全球化时代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即他所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构建纲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邓正来为我们提纲了一个中国法学26年(1978-2004年)变迁的宏大叙事,其中蕴涵着他的一种批判性的法哲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出版之后,邓正来曾多次邀我参与对话,提出批判,对于他的雅意,我一直踌躇不定。说实在的,我初涉猎法学,至今还是一个门外汉(也是一个局外人),对于这样的大题目不敢轻举妄言;此外,或者说更主要的是,我对于邓正来书中的基本观点,尤其是他自视甚高的几个核心命题以及方法论存在着重大的歧见。近来,由于多种机缘,关于中国当前学术思想方面的几个问题,以及相关的人物和著作,我以会议发言或书评的形式,陆续写了数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尽管这些不属于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但我觉得它们对于梳理学术思想的是非问题是有裨益的,至少在言辞滔滔的中国学界,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中国特殊论的语境下,还有一种看似“反动”的普遍主义观点,谋求中国学术思想的“补课”,而不是“超越”。正是基于上述“本质主义”立场(邓正来在氏著第261页曾严厉反对的),我撰写了本文,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也。

  

  一、所谓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邓正来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法学何为的问题,但是,通读全书,我却发现,邓著的主题思想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或者说,我完全不能赞同他基于所谓“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提出的有关26年中国法学理论之总结性的言辞,尤其不能赞同他给出的未来中国法学之方向,即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克服所谓“共谋”和西方霸权的强制性支配,并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在邓著中表现出一种高调言辞,即一种对于所谓“西化”理论的拒斥,抽象地看,这种拒斥是打着建构“中国观”的旗号进行的,是在当今世界秩序或全球化时代以实现中国主体性价值为指向的,因此,对于百余年来一直处于西方势力(无论是船坚炮利之功用层面上的,还是政法经之制度层面上的,乃至道德文化之价值层面上的)压迫下的中国学人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应该指出,这种高调拒斥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相当流行的,我们只要稍加浏览一下某些学人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一些左派学者的言辞,他们对于“西方”制度和价值的指责和控诉,可谓触目惊心。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西化”?其实,他们所谓的“西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自由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制度和价值,因为他们频繁使用的所谓后现代理论、西方马克思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知识社会学理论、地方性知识理论等,也是西化的东西,而这些西方思想理论实质上的共同敌手,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制度、思想和理论,他们对于西方的拒斥,说到底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制度、思想和价值的拒斥,是对于目前主流世界秩序的拒斥。他们用现代性来消解现代化,用特殊性来摧毁普遍性。应该指出,上述西方各种理论的产生有着它们的现实社会背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大体完成了各自国家的自由民主宪政的制度实践,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常识和社会生活的前提,而新的国际问题,以及自由制度的各种弊端,日渐突出,因此,西方学界出现反思,乃至批判的声音,即便这些左的和右的批判理论无法提供现实可行的建设性替代方案,但作为批判功能,仍然是那个社会需要的。因为,自由主义的制度是有限度的,它们只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其价值也不具有高调的理想性,然而,它却是各种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得以存在的平台。

  但是,中国学界的各种“反西化论”者,他们的论述倒让我感到疑惑了,他们是在一个所谓的西化制度与价值,即自由、法治、宪政、民主制度根本没有成型,与此相关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邓著第4页)等价值根本没有得到落实的中国国情下,以另一套西方的言辞为理据,来质疑、反对、批判、诋毁“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在我看来,上述各种左的和右的“反西化论”者,他们大多具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在遮蔽人类价值诉求的普遍性和制度建构的形式性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在用一套西方的话语来反对另一套看似西方实则普遍性和形式性的话语,具体地说,他们各自使用自己偏爱的那些前现代的或后现代的话语,夹击自由主义所诉求的一般制度和普遍价值。第二,他们以解构、对话、抗辩、解经或独白等方式,或明或暗地鼓吹、彰显、铺陈所谓的中国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等,以中国特殊论来抗辩甚至超越西方特殊论。第三,在上述各种理论观点的叙述中,特别是有关中国的叙事中,尽管他们所调用的思想资源不同,所张扬的中国特性不同,所拒斥的西方自由主义谱系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力图遮蔽、消解中国现代社会的自由政治制度问题,以文化、道德、精神等东西化约政治,尤其是化约在西方世界业已存续而在中国尚须建设的自由、共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

  应该承认,上述三点抽象地看,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着历史的正当性,他们确实指出了事情的一个面相。第一,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确实有其特殊性的方面,确实存在着以普遍性的外衣裹胁各自国家、民族、群体、个人的特殊性的价值、利益和偏好,并且以此兜售,甚至强制性的推销或强迫这些看似普遍性的特殊性的东西,西方各派非自由主义或反自由主义的理论,左的和右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甚至古典主义,后现代主义,对此已经揭露和批判的非常之严厉。但是,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他们在指陈西方(自由主义)特殊性的时候,却回避或否认普遍性,照搬西方反自由主义那一套逻辑,拒绝承认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价值,否认自由主义在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方面的普遍性,为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他们视而不见自由主义本质上的那种为人类所共享的有关人权、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普遍性的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正面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以特殊性来掩盖自由政治的普遍性,在我看来,这个普遍性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理论来说,则是更为根本性的。

  第二,基于上述逻辑,他们在鼓吹中国性的时候,我感到也同样面临一个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问题,面临事情的两个方面的混淆。一方面,中国特性,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等东西,是我们需要加以继承、呵护和发扬的,特别是在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应中,我们不能丧失中国的立场,不能把自己视为西方人了,而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们强调这个中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德性传统、中国概念、天下体系、中国主体性等等,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立场、什么心态来阐释我们的中国主体性,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中国性。难道我们仅仅是以中国的特殊性来抗衡西方的特殊性?难道中国的主体自觉是以否定、拒斥西方的价值与制度,尤其是所谓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与制度为前提和条件?中国的道路难道只能是一条特殊性的所谓反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难道只是人家特殊的东西,其中就没有普遍性的为人类所共有的价值与制度?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应对自由政治的问题,即究竟是否存在着一种拒斥自由主义普遍价值和制度的中国特性和中国道路。显然,他们的结论是肯定的,而在我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批判、拒斥和否认自由政治之特殊性的方面,这些是我们应该加以严肃、认真地反省的,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或中国所谓西化论者的幼稚和肤浅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遮蔽普遍性的东西,中国特性只能在自由政治和自由价值的普遍性中培育和生成,当然,这是一种挑战,但应该指出,凡是完成了这个挑战的国家,他们才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道路和自己的主体性,西方现代社会的诸国家,先后都曲折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东方社会的某些国家和地区,也在或多或少地朝这个方向走,即便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也是被动或主动地走向现代化,并曾经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第三,至为关键的就是上述各种反西化的中国特殊论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用文化、文明、道德、思想、观念、知识等主观性的东西来化约自由政治,尤其是化约自由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所主张的中国性、中国主体性、天下主义等等,都属于大文化的东西,他们想以此来跳跃(自由)政治这个门槛,用文化超越制度,取代政制,尤其是取代、超越和化约自由、宪政、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制度是制度,观念是观念,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相互化约,尤其不能用文化、观念的高调来代替政治制度本身的实际运作。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更根本的不是文化、观念,而是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618.html
文章来源:天益网络首发,转载请注明。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