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鸥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中的批判传播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21-10-10 13: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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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鸥帆  

   摘要: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21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新时代以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逻辑路径中的新进一环。历经30年学术引介和积淀之后,中国批判传播研究新兴力量通过持续组织文献译介、社会调研、中国本位理论研讨等实践形式,全面调动中青年学者、高校学生、海内外华裔学者关注和回应"全球-中国"新闻传播结构性、深层次现实问题;引领并组织欧美及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批判传播学者有意识地将研究关注从西方主导话题,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把握当代全球传播的枢纽性问题,将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全球多元批判理论资源吸纳整合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和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中;推动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全方位复归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和实践本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主体性;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生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把握文化政治领导权和在全球范围构建理论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批判传播研究; 整体性视野; 中国本位; 实践理论主体性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有力回应现实,配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协同发展,积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以及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生态、新闻传播实践都在急剧发生变化,而沿袭传统视野和思路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院化、教条化倾向;主流传播学研究则日益内卷化,既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新闻传播深层次问题,又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之间日益形成张力。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召唤具有全局观、纵深性、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发展。

   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读中国新闻传播主要矛盾、回应时代召唤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效探索。其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既有成果与其他理论和多元话语资源之间进行对话互补的理论创新途径;其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从全球视野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新的理论想象力,构建信息时代整体性、建设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实践;其在全球话语权力从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敏感的机遇意识,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话语主体性的构建与阐扬等,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创新探索。

   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批判传播相关研究传入中国(以达拉斯·斯迈斯访华为起点)近30年,一直处于主流之外的“潜流”状态,甚至一度被认为在中国传播研究视野里“失踪”1。因此,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上述判定所引发的效应可能正如清代诗人袁枚诗咏桂林独秀峰所言,“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一方面,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在21世纪以来渐渐成长之际,也正是中国数字媒体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三网融合、媒体融合、传统媒体转型、社交媒体崛起等诸多新情况层出叠现,这些问题自带科学与发展的重彩光环,很快形成了“媒介中心”漩涡,吸引了大量研究关注;这些发展与变革并与深刻转型的中国社会复杂现实交汇纽结,产生了更为纷繁庞杂的问题情境,此前为数不多曾经关注过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学者也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多元的志趣分化。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批判传播研究视而不见的惯性,所持“宏观抽象”“只破不立”的刻板印象也在延续;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方法论的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批判传播研究方向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1]所以,几乎默默无闻走完前30年引介和积淀之路的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其持续引进新论、延展理论经纬、在地化生长创新的过程也是波澜不惊。尽管如此,在解读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复杂的结构性、系统性、方向性问题时,21世纪以来,批判传播研究全球社会历史整体性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阐释高度与力度,跨文化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怀温度与厚度,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各种理论范式中独树一帜,是构建并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政治领导权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理论主体性和话语权的重要实践。中国批判传播研究因此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逻辑理路中的新进一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与新时代批判传播研究的创新表达

  

   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内核统一、薪火相传的清晰发展历程:

   其一,继承延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甘惜分等老一辈学人是先驱,童兵、郑保卫、陈力丹等一批中坚力量及其研究成果是主要代表。他们从建党、建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指导的视野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

   其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该论题起始于2001年全国新闻战线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围绕该活动和2003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2、2016年2月习近平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产生了三次明显的研究高峰。该研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一脉相承,作为应对21世纪新闻传播生态发生剧烈变化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导应运而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回应时代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学者对其思想内涵、实践价值和创新意义等均有深入阐述。高校新闻院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也在这一阶段渐次展开。

   其三,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随之勃兴。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适应国家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发展,是中国新闻学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全球秩序调整,参与并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掌握全球文化政治话语权的重要支柱。这一领域汇集了诸多老中青学者,相关成果彰显了鲜明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其四,批判传播研究视角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中国化研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益深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三体”建设,必然要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体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生活形式一体化的“三体霸权”过程及后果做出全面回应和突破性、超越性思考。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的批判传播研究因此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体系这一“宏大叙事”的创新思路。

   (一)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历史进阶: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

   批判传播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之间的关系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中国批判传播研究的第一阶段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90年代末淡出。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两次来访,实地深入调研中国传播政策和实践,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历史性对话关系,但思迈斯中国之行没有在国内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2]1978年~1989年间,欧美“批判学派”传播研究著作开始大量翻译进国内,登载于新闻专业期刊,但在新闻学界遇冷。[3]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台湾学者张锦华首先介绍并比较系统地整理了批判学派理论;大陆学者张藜、王志兴及郭庆光等分别做了介绍和初步探讨;黄煜翻译了第一本批判传播研究著作《权力的媒介》。[4]90年代初以来,相关研究有小幅增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李彬、郭庆光对批判学派源流、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比较的全面爬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王怡红翻译出版了赫伯特·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第一阶段虽跨度长达近30年,但相关研究基本没有超越翻译、介绍和简要阐释的范畴。鲜有的例外是暨南大学吴文虎于1997年出版的《广告的符号世界》。该著作将广告学与罗兰·巴特、索绪尔等符号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结合起来,从符号学角度分析广告现象,既是国内最早的广告符号学方面的论著,也堪称最早进行创新实践的批判传播研究。

   与新闻传播学界“冷落”批判传播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批判学派理论在哲学、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界得到重视与阐扬。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绵延至20世纪初,由知名学者主编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大众文化研究译丛”等丛书,都收录了批判学派和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著;国内一些知名思想文化刊物如《读书》《文化研究》等也成为批判学派的主要研究阵地。[5]它们为国内的批判传播研究培育着土壤,孕育着生机。

   第二阶段,约略处于21世纪的前10年左右,批判传播研究受到更多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视,引介范围扩大,研究内容深化。21世纪伊始,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就获批并主持了“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国家社科研究课题,并出版著作《传播的观念》(2004)。欧美各国批判传播研究的重磅成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翻译引进,比如法国阿芒·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2001);美国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2001),爱德华·赫尔曼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2001),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英国约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2001),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2004);等等。这些译著与哲学、文艺理论界的相关译丛形成呼应与共振。不过,哲学和文艺理论界的相关积淀更为深厚,对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各种批判理论已经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应用;而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发展则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及其与之互有交集的传播符号学领域。以李彬为代表,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而且出版了专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与本体诠释》(2003);赵斌、范红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和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在应用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外新闻传播内容和话语方面提出了颇多创见。[6]

一些学者也在这时对“批判学派”也产生了反思甚至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出现一系列勾连繁复的问题,“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难以应对[6],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的学人已经对经验学派的局限与支绌展开反思。批判学派虽然不曾得到过类似经验学派那样的关注,却在经验学派遭遇反思的同时,也被纳入反思之列。刘海龙认为引进过程中,学者们误读了批判传播学派,仅把它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揭露,而不是解剖中国问题的手术刀;在既有新闻理论体系中“同化”了批判学派,没有对其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进行深刻理解。[3]胡翼青和吴雷认为,是先有了批判学派这个概念或对于欧洲传播学“他者”形象的确立,才有了批判学派的历史脉络;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研究主体;是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科话语权的斗争催生了这个概念,但将所有批判理论都纳入“经验-批判”二元框架,其实终结了不同批判思想之间的差异并消灭了它们的主体性。[7]对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传播研究的双重反思既是引进阶段渐趋“尘埃落定”、研究即将走向深入阶段的自然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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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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