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怕和阿伦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23 次 更新时间:2007-03-05 0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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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她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

  其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

      

  “怕”字当头,是我们共有的精神体验。或虽未“当头”,却已“深潜”,潜入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底线。与“怕”共舞在文学界已不鲜见,难的是抉“心”而食,深挖底线,以学术耐力作一次政治思想史的长途探险。我寻找多年,也只找到这一本。原书名是《论恐惧———一种政治观念史》,译稿清样已经进入印刷厂,最后一刻与编辑通话,将书名改译为目前这个样子。书中诸多“恐惧”字样已经来不及改了,我们把改动留给读者,凡见“恐惧”皆可在心底念出这个“怕”字?

  我是怀疑包括阿伦特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新马或西马。但我还是乐于承认,他们很有渊源,也很有影响。如阿莱-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精炼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美国,“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个斯大林”。这种深刻说法与中国知识界的习惯思维很接近……

  ———朱学勤

            

  1 霍布斯是“怕”之产儿,马基雅维里发现“怕”很有用,是君主控制臣民和军队的手段

  

  《论恐惧———一种政治观念史》是美国人写的,他们不可能共享我们的感受。左翼人士总要批评“9·11”以后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一点也不意外。但全书序言从《圣经》说起,说亚当偷吃禁果在上帝面前躲了起来,那就是人类“怕”的起源,此后扯到美国人对上司的普遍恐惧———办公室幽灵,这一现象会让读者感觉意外。此后第一章从霍布斯开始讨论,我们才可能醒过神来,恢复一些熟悉感受。

  霍布斯是“怕”之产儿,不仅指他的精神,也可以指他的肉身。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压境,吓怕了所有英国人,母亲不足月小产,“一对双胞胎呱呱坠地,一个是我,一个叫做恐惧”。此后他再没有摆脱过这一“怕”字,其政治哲学的起点是:“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进入中年,他目睹英国革命动荡46年,死了18万人,政治哲学复染一层厌恶革命的保守色彩。在他之前,马基雅维里曾发现“怕”很有用,是君主控制臣民、军队的手段,到霍布斯这里,则将“怕”上升为“文明之父”:这是社会生活的凝固剂,可以从教会尤其大学中吸取养分,培养臣民的服从与恭顺;人心是一道难填的欲壑,权欲之上有名誉,名誉之上有荣耀,只有一个“怕”字才能制服这些激情,平息造反冲动;统治者要善用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怕”,可赢得国家威严与合法性;“怕”还是法律能被社会接受的心理基础,人们因为“怕”遭惩戒,才接受法律约束,等等。这些理论让我们想起韩非子,后者几乎是古中国早熟1500年的马基雅维利,再加一个霍布斯。洛克也认同与“怕”同源的“焦虑”,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刺激,伯克、林肯等人也曾积极评价“怕”对公共生活的警醒,恰如中国人承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 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怕”字,让人人害怕,一直“怕”到骨子里。但在托克维尔看来,令人害怕的不是权力而是群众

  

  从孟德斯鸠开始,“怕”向贬义发展,霍布斯的君主国家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孟德斯鸠相反,他的自由国家则来源于人们对君主专制的恐惧与厌恶。《法意》吸引人的地方,是论述人类三种制度原型各有其精神原则,而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怕”字,让人人害怕,一直“怕”到骨子里。更精彩的是,孟德斯鸠发现“怕”之结局只是一个“静”字。“静”是“怕”的结果,一旦“静”到无声,万念俱灰,万籁俱寂,则更让人“怕”。这时就需要政治之外的“软东西”了,需要民风、民俗的习惯维系,以及知识分子好谈论的“文化”。受恐怖束缚的社会被剥夺了政治,只能在“软东西”中游走,湮没在“文化氛围”里。这一消极发现有积极意义:倘若某一族群好谈论“文化”,只不过是社会进入专制状态的指示,“它被剥夺了政治”,除了“文化”,再无其他问题允许谈论,它就只能聒絮“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到托克维尔这里,“怕”又有转折,可“怕”的不是君王权力,而是群众的街头激情。作者称托克维尔是一个“书斋里的维特”,渴望浪漫的自由主义激情,却又害怕群众的“多数暴政”。托克维尔生活的19世纪中期社会,“公共生活的土壤,一时间炙热得无法踩踏”(华兹华斯语),1848年2月24日他出任外长前夕,就在街上遭遇过游行示威者。他在街头对示威者发问:“如果巴黎进入无政府状态,整个王国会陷于混乱,难道你们会认为倒霉的只是国王一个人吗?”在托克维尔看来,令人害怕的不是权力,而是群众在公共场所持久不散的亢奋。《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于1835年,下卷出版于1840年,上下卷之间迥然有异。托克维尔在上卷里渴望自由,但已如此论证自由:个人因虚弱,不足以坚持他的自由,故而才会服从制度与法律。到下卷,这一虚弱精神弥漫于全书,几乎否定了上卷:个人的孤独、无足轻重,注定要交出刚到手的自由。上卷中他与霍布斯相反,认为群众不仅不需要领袖,而且天性是排斥领袖,“在美国,一切危险来自于民众”,旧政体的权力从国家流向社会,民主政体的权力从社会流向国家,他开始焦虑“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到了下卷,托克维尔几乎灰心丧气: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文化习俗、观念风气,早在制度塑造社会之前,“文化”就已经将社会塑造完毕。上卷认为是“制度塑造文化”,到下卷则承认“文化塑造制度”,从贵族政治到庸众政治,社会成员原子化,“意志的弹簧最终完全松弛”,孟德斯鸠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发现在这里完全颠倒了过来。

      

  3 一个世纪后,阿伦特开始思考斯大林与希特勒问题,发现20世纪专制暴政与古代暴政完全不同

  

  托克维尔是19世纪人,但已经预示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走向,反过来说也可以,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只不过是托克维尔19世纪思想的完成阶段。他们都认为自由一旦遭遇民主,会发生“现代化焦虑”,可“怕”的不是制度,不是政治,而是已经塑造好这些制度的“文化”。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热爱这一说法,反反复复地吟唱。一个世纪后,阿伦特从这里开始思考斯大林与希特勒问题,她将这两个人合并同类项,认为是社会成员的“现代性焦虑”,推动这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几乎同时登上了权力巅峰。霍布斯将“恐惧”指向过去的自然状态,可以为君主所用;孟德斯鸠则颠倒过来,把“恐惧”归咎于当下的君主专制,有政治垄断才有文化泛论;托克维尔在民主内部发现“恐惧”,自由最终不是被君主扼杀,而是被民主扼杀;阿伦特顺着这条线走下来,几乎全部接受,只颠倒了其中孟德斯鸠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从此,文化解释不再是专制下的回避与软弱,而是面对专制的“深入”,是深入专制制度的“哲学发现”。

  至于意识形态与恐惧,按照作者的观念史检索,是霍布斯首先发现。英国革命出现意识形态激情,内战中的清教徒因意识形态激情而放大自己,前仆后继地为信仰赴死,故而霍布斯强调君主要善用“恐怖”,让芸芸众生自知渺小,以平息这股不知生死的激情。托克维尔则认为人之所以渺小,是因为现代民主而不是君主专制的压迫。阿伦特走到这里,综合两家之说:确实是有意识形态激情这么个东西,但在这一激情下,人不是放大,而是自承渺小,由此才甘愿受死。从此才有阿伦特的独特发现:20世纪的专制暴政,是一种与古代暴政完全不同的暴政———“意识形态恐怖”。这一新型恐怖是针对人在现代性压迫下为逃避自由而设计的,旨在根除的不是特定对象如犹太人或俄国富农,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这就是阿伦特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之起源。

      

  4 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专制是由意识形态的激情构成,它让最优秀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

  

  阿伦特受业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但《极权主义的起源》观念史背景则更多来自霍布斯、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阿伦特写作此书的现实刺激,则来自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最令西方人震骇的还不是大清洗本身,而是1938年布哈林在法庭上低头,最终承认那些指控他的骇人罪名,这一事件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夜不成寐。阿伦特受此震骇,才提出了极权主义新模式:这是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专制,它由意识形态激情构成,可以让最优秀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极权迫害不是来自于前现代的专制,而是来自现代性本身,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类,都是现代性投下的阴影。

  阴影从“大众mass men”开始:“大众”精神特征来源于“多余性”superfluousness和“孤独性”loneliness,“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完全没有组织”,需要“铁的箍带”。“一个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的无私性”,民族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阿伦特揭示的群众不具有主动性,而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地下焦虑源,等待着别人把他激活。他们没有结构,只有方向。

  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感召,就在于它能对准这个“孤独性”和“多余性”。意识形态说什么并不重要,而在于它能做什么———它能把群众从焦虑中释放出来。先前的宇宙经宗教、柏拉图或神话安排,秩序井然,世界生生不息,井然有序。现代性击溃了这一秩序,而意识形态则再建了这一秩序,使得人们在无意义的世界找出了意义,获得“意义链”。阿伦特终于能解释布哈林为何会承认那些可怕的罪名:“如果承认B和C,就算能一直说到无数个字母的末尾,你也不能发现那个A。———这种(意识形态)论断的强制力在于: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整个生命就失去意义:而你承认并发现了A,这个A就通过其后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阿伦特既然把希特勒与斯大林归为一类,当然就把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归为同类项。全面恐怖使得受害者放弃了所有文明积淀,集中营外的群众运动是个心理学问题,“恐怖的环境对这些生生不息的群众来说再合适不过”;集中营内的反应则只能给予生物学解释,奥斯威辛证明“人可以被改造为人类动物标本,改造为一片片行尸走肉”。奥斯威辛再加古拉格,则证明欧洲的文明基础已经被粉碎,欧洲历史走到了尽头。

      

  5 恐怖在今天装扮成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正确性的真切形式出现,而不是和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及斯大林的残酷相似

  

  上述论述已经够令人不安,但阿伦特还有更悲观的:全面恐怖不会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死亡而终结,很可能因他们离开而“装扮成”更“真切的形式”,“当真正的大众人接管了局面”,“他会和希姆莱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正确性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和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法西斯主义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会更像莫洛托夫固执的呆板,而不像斯大林感官体罚的残酷”。“这是一个从现在起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危险”,人类前途将会越来越艰险,越来越渺茫。

  10年之后,阿伦特为美国杂志《纽约客》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审判案,写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可以看出霍布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这一脉络更明显的痕迹。稍有改变的是,全面恐怖不再是“根本罪恶”radical evil,只是一种“罪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全面恐怖没有把全人类变成非人格的被动工具,只是改造了艾希曼这样的活跃分子———中层管理人员、犹太社团领导人。阿伦特开始收回全面恐怖的哲学深度与普适范围,但她还是将恐怖归咎于文化-哲学心理。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构思于上个世纪40年代前5年,完成于后5年,全书1951年出版,1953年在读到古拉格报告后添加了新的一章“意识形态和恐怖”。前5年阿伦特看到的是欧洲抵抗法西斯主义有希望,尤其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抵抗运动,似乎展现了战后会出现一个平等的、结成联邦欧洲的政治秩序,推进激进的经济重新分配,包括“财富控制”和“基础资源和主要产业公有制”。但她也担心盟军会把权力注入各国“流亡政府”,这些“流亡政府”只想“恢复原状”。这是“神圣同盟”的残余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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