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阿伦特论真理与谎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69 次 更新时间:2024-01-25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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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发表/出版之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阿伦特自述自己从这场争议中发现了两个其重要性超出争论本身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是否讲述真理在什么时候都是正当的?是否应该无条件相信“宁可毁灭世界也要讲述真理”?第二个问题起源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发的争论中充斥的谎言。[1]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阿伦特撰写了《真理与政治》一文。笔者这篇小文章无法全面介绍阿伦特这篇长达两万多字、观点极其复杂、论述里路极为缠绕的论文,只想对其中关于真理、特别是事实真理与谎言的精彩观点做一个选择性的简单介绍。

 

1、事实真理、理性真理及其与政治的关系

 

阿伦特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rational truth)和“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前者主要包括数学真理、科学真理和哲学真理,其特点是和人类事务世界或政治无关,或离得很远(比如我们很难发现三角形公式有什么“政治意义”);后者是关于人类事务世界即政治领域的真理,或者说是关于政治的真理。事实真理,比如关于托洛斯基被害、纳粹大屠杀等的事实真理,不但深刻地关涉到人类事务世界,而且因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而比理性真理更加容易受到扭曲和伤害。阿伦特认为,政治领域的主要“织体”是“事实”和“事件”(event),因此,就与政治(公共世界)的关系而言,事实真理比理性真理更重要,其与政治的关系更紧密。比如,当统治势力攻击“理性真理”时,它似乎在做一件“越界”之事:因为理性真理(比如三角形公式)看起来与政治领域风马牛不相及,统治者没有必要攻击它。[2]而当统治者通过谎言和假象歪曲、掩盖事实真理(如日本政府否定南京大屠杀)时,它却没有“越界”,而是“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亦即政治领域,引按)进行战斗。”[3]由于这样的原因,面对统治者的权力,事实真理比理性真理更容易受到攻击,也更脆弱。它们总是处于这样的危险中:不仅暂时地、而且可能是永远地被从这个世界清除(看过奥威尔《1984》的读者对此当不难领会)。与理性真理、哪怕最异想天开的理性真理相比,极权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事实真理而不是数学真理、思辨真理或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真理。

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都属于理性真理。科学真理的反面是错误(error)或无知(ignorance),哲学真理的反面是幻想(illusion)或意见(opinion),它们多多少少是由各种客观原因(比如感官的不可靠)造成的,并非有意为之。而事实真理的反面则是“有意为之的假象,精心编造的谎言”。对事实真理构成巨大威胁的,是有意识的作假、说谎或欺骗。

 

2、讲真话在什么情况下是政治行动?

 

前面说过,阿伦特认为事实真理的反面既不是错误(error),也不是幻觉(illusion)或意见(opinion),而是有意制造的假象谎言。也就是说,事实真理的敌人是主观的、故意编造的谎言(说谎当然是故意的)。当然,事实真理也可能由于客观原因(比如记载有误)而出错,但是这种客观出错的现象与科学真理的出错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不能标志其特征。

这样,说谎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而且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因为政治就是改变世界的行动,谎言就是对世界的改变;一般情况下,谎言的反面,即单纯讲述事实、说出世界的真相则不属于行动,没有政治意义,也不属于政治美德。“在通常情况下,说出事实只倾向于按照事情的本来盲目接受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当一个共同体有组织地撒谎、甚至全民撒谎时,讲述事实真理就具有了政治意义,它可以引发反抗现实的政治行动。鉴于阿伦特这个观点的特殊重要性,现将这段话引述如下:

忠于真理从来没有被算作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它确实没有为改变世界和环境作出过多少贡献,而改变世界和环境,是最正统的政治行为。只有在一个共同体开始着手有组织地在原则问题上撒谎,而不仅是对个别事件说谎时,忠于真理,不为权力和利益扭曲事实的力量所动摇,才成为首要的政治要素。在每个人都对每件重要的事情说谎的地方,真理讲述者,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都开始了行动,也让自己卷入了政治活动,因为,在他艰难保存下来的让人讨厌的事情中,他已经向改变世界迈出了第一步。[4]

对于那些曾经或仍然流行有组织撒谎的极权国家的人民而言,牢记这段话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极权国家就是有组织地篡改事实、有组织地在“原则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上撒谎的国家,是建立在系统谎言上的国家。《1984》中的那个大洋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对于大洋国的政权而言,其最大敌人就是事实真相,所以它设立了专门机构“真理部”来负责篡改事实、消灭真相(比如毁掉真实的报纸、用假报纸取而代之,改变各种地名等等)。在这个的国家,讲述真相就是改变世界的政治行动。

 

3、传统谎言和现代谎言的区别

 

在传统的外交和政治计谋中,被掩盖的东西常常关系到真正的机密,它们是从未公开过的绝密资料(比如皇上的身体状况);而现代政治谎言所处理的不是秘密,而是见证过的事实,甚至是在见证者还活着的情况下赤裸裸篡改不久前发生的当代历史事实。比如,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偶像制造”中,“每一种人们知道的和已经确立的事实都可以被忽视或否认,只要这种事实伤害了想要塑造的意象。”[5]希特勒、斯大林等等就是这样的偶像,他们的很多劣迹、丑闻都被媒体精心剔除了。由于这种偶像制造所需要的不是修改局部个别的事实,而是全面篡改和捏造事实,因此,这个媒体意象根本不是“被看作是对于现实的美化,而是被看作是提供了对现实的完全替代。”[6]“美化”还属于在基本尊重事实基础上所作的小修小补,而“完全替代”则是必须制造一个如同“楚门世界”那样无所不包的虚假宇宙。由于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这种“替代品”比“原件”有更多机会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阿伦特深刻地看到了现代传媒篡改事实的力量。

阿伦特指出,传统谎言有两个限定。第一个是只关注个别事件,在个别事情上撒谎。第二个是其目标常常是针对“敌人”的,打算欺骗的也只是为数不多的这部分人,而“绝不真正打算欺骗每一个人。”[7]由于这两个限定,传统谎言给真理带来的危害相应地就受到了限制。

先说第一个限定。传统谎言只是在个别事实上撒谎,不打算也未能够改变“整个情境”。由于事实总是发生在某种“整体情境”中,因此,当“整个情境”保持了最基本的真实性时,一个特定谎言就像是在事实组成的“联系网络”中撕开了一个洞,由于整个网络基本完好,因此这个漏洞是容易发现和修补的。“正像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的那样,人们可以通过注意到前后的不一致、漏洞或修补的痕迹来识破谎言。只要织物整体是完好的,谎言最终会自行暴露。”[8]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所谓“整体说谎”的情况,那么,我们所处的整个“整体情景”“整体网络”全系伪造,这样,判断个别谎言的标准/参照系不存在了。这正是阿伦特担心的情况:“如果现代政治谎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要求对整个事实结构彻底重新编排,即制造另一种现实,使得谎言可以在其中弥合得天衣无缝,就如事实在它们原初的背景中浑然一体一样,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这些新的故事、新的形象,这些不是事实的事情,成为现实和事实性恰如其分的替代品呢?”[9]这就像如果我们知道东、南、西三个方向,那么,我们就能判断何方为北;但是如果东、南、西三个方向全不知道,或者被混淆、颠倒了,我们就彻底找不着北了。我们的参照系没有了,我们所处的“整个现实”都是虚假的,因此失去了定位、辨别方向的能力。举例来说,林彪事件、彭德怀事件发生的当时,整个社会都被意识形态编织的大谎言所笼罩,包裹这两个事件的整个网络都是虚假的,而不是基本完好的网络中出现了几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识破和揭穿这两个局部谎言。只有当支撑这两个个别谎言的整个谎言网络已被揭穿或露出巨大漏洞的情况下(这是80年代“思想解放”之后才出现的),这两个个别谎言才会被揭穿。“如果现代政治谎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要求对这个事实结构进行彻底重新编排,即制造另一种现实,可以使得谎言在其中显得天衣无缝,就如事实在它原初的背景中浑然一体一样,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些新的故事、新的形象,这些不是事实的事情,成为现实和事实性恰如其分的替代品呢?”[10]这是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可怕景象:整个世界的解释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如同生活在虚幻但又完整的“另一种现实”中,于是显得荒诞、不协调的倒不是谎言反而是事实。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朋友,对此大约会有体会:这个所谓“楚门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由谎言编织的、天衣无缝的“另一个现实”。

第二个限定关系到那些从事欺骗的人。在传统谎言中,撒谎者常常限于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个小圈子,且圈子中人自己仍然知道真相为何,因此不大可能成为他们自己谎言的牺牲品(即自己对自己的谎言信以为真),这些人被称为“冷漠的撒谎者”,至少自己还知道自己在撒谎,“他们可以欺骗他人,但不会欺骗自己。”[11]这样,真理就存在于这个撒谎者本人身上,他对其他人隐藏起来的真理在他自己身上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而现代的谎言在阿伦特看来似乎不是这样,说谎者自己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在一些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参与制造谎言的政客们也相信自己谎言,狂热积极投入而不再“冷漠”。

说谎者之所以被自己的谎言欺骗,是因为全盘的谎言毒化了公共世界,使得所有人,包括说谎者自己,都失去了辨别能力。阿伦特举小镇瞭望塔的故事为例,说明谎言成为大家的“事实”共识以如何被说谎者本人信以为真。瞭望塔上有一个哨兵负责观察敌情,一旦有就立刻告诉镇上居民。有一天他想开一个玩笑愚弄一下居民,于是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敲响了警钟。结果镇上所有居民都信以为真涌向城墙,最后这个哨兵也跟着大家冲了上去。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要依赖于“我们和邻人对共同世界的共享”,“而要坚持不与众分享的东西,无论是真理还是谎言,则需要十分强大的性格力量”[12][13].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坚持真理和辨别谎言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力。或者说,一个人的判断力不是孤立存在的某种神秘能力,它建立在公共交往和共享世界的基础上。这也说明,“一个说谎者越是成功,他就越可能陷入他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14]

极权主义那种彻底而全面的谎言世界,产生于对几乎所有事实真相的完全而全面的操纵,它需要政府主导、所有传媒和宣传机器的共同参与。能够做到这点的,只有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全国范围造假的结果,是全国范围辨别真理与谎言之能力的丧失,“整整一群人,甚至整个国家,都会照着谎言的罗网辨别方位,尽管他们的领袖本来是想用它来制服对手的。”[15]

这个时候,被欺骗群体和欺骗者全部孜孜以求、全力以赴地保持自己制造的假象不受触动,而对这一假象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内部“危险分子”,一些冒死说真话者。他们试图逃脱谎言的魔力,坚持说出 “与形象不符的事实或事件真相。”[16]当代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其中,事实真理的讲述者被认为比真正的反对者更加危险、更怀敌意。

4、犬儒主义:谎言的政治后果及其自我毁灭

谎言的另一个最重要政治后果是犬儒主义的流行。“人们经常注意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换言之,持续完整地用谎言代替事实真理的后果,不是谎言到了现在终于被接受为真理以及真理被毁谤为谎言,而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确定方位的官能被摧毁了,其实与错误相对的真理范畴只是为了在世界中定向所用的思维手段。”[17]

这个观点非常深刻,也与阿伦特上面关于谎言毒化了公共世界、摧毁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位感的论断前后呼应。真理和谎言离开了公共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真理,是阿伦特说的事实真理,而不是理性真理。在一个失去了判断真假标准的世界,人们会采取拒绝相信一切的态度,甚至懒得去分辨真假,一种对真假都无所谓的态度,或者干脆自己也加入造假者的队伍。

但是阿伦特认为,谎言的无处不在也会导致其自我毁灭。“既然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实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那么撒谎的可能性就是无穷无尽的了,而正是这无穷无尽导致了谎言的自我毁灭。”一个人只有偶尔说谎才有可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某个伪造的事实,不让新出现的谎言解构之前的那个谎言。如果你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地调整谎言,新谎言源源不断地冒将出来,那么互相冲突的谎言就会相互抵消,结果“无法抓住任何一个自己编造出来的东西”。[18]因此,如果要让自己的谎言被长久相信,就不能自己老是修改自己的谎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垄断说谎的权利,只许自己说谎,不许别人说谎,自己也只能说一次谎(“林彪事件”后,很多关于林彪的谎言就变得相互拆台)。“只有偶而为之的撒谎者才会觉得有可能以一种不动摇的坚定性坚持某一特定的假话。而那些根据永远变化的形势调整意象和故事的人,将发现自己漂流在可能性的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从一种可能性漂到另一种可能性,不能在他们自己的任何一种虚构上立足。”[19]

在这点上,事实和事件的事实性(factuality of facts and events)就比谎言有优势,事实的最可靠标志,正是它通过特定的方式确实发生了,它就这样顽固地在那里存在着。这一“在那里”既是偶然的(就其发生前而言),也是顽固的(就其发生后而言)。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这个事实,那么,改变的可能性就是无穷无尽的,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就这个事实说谎(至少是在理论上)。真相或事实就只有一个样子,而与之相反的谎言却可以是千千万万个样子,结果是五花八门的谎言击败了所有做出结论的企图。谎言的自我挫败,会导致一个虚无主义的结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相。这正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的经验:“为我们人士现实和辨认方向的官能提供基础的一切东西都在颤抖、摇晃。”[20]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说谎者要永远固定自己的谎言是不可能的,因为说谎是无限可能的。说谎只能破坏事实,却不能确立事实。让过去的事实向谎言开放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过去已经过去,过去了的事实不可能从根本上被谎言替代(因为谎言因为无限可能而自行消解,无法获得稳定性),摧毁了过去的事实真理,不仅摧毁了这个真理所带的稳定性,而且也摧毁了建立新稳定性的可能。不仅受权力控制的真理和事实固然可以被篡改,但受权力控制的非真理和非事实,同样是不可能获得持久性。

暴力可以一时摧毁真理,但不能长期有效地取代真理。

 

[1] 参见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299页,王寅丽《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10页。

[2] 当然,统治者压制和扼杀理性真理的现象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比如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这是因为有的科学知识,看似属于理性真理,却并非与人类事务不相关。除了上述例子,还可以举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地心说”这个更加典型的例子。

[3]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04页。

[4]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5页。

[5]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26页。

 

[6]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04页.

[7]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6页。

[8]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6页。

[9]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7页。

[10]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7页。

[11]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6页。

[12]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7页。

[13]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7页。

[14]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7页。

[15]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8页。

[16]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39页。

[17]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40页。

[18]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41页。

[19]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参见《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332页。

[20] 阿伦特:《真理与政治》,见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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