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高能社会的科学运行: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9 次 更新时间:2021-10-15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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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20世纪30、40年代的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对于技治主义(Tecnocraticism)意义重大,使之自此逐渐传播到世界范围,在70年代之后成为当代政治全球性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在运动中,作为激进派的领袖,斯科特(Howard Scott)的立场和行动都倾向于极端,他领导的技术治理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ion)甚至因发起“总征兵”(Total Conscription)遭到政府数年的封禁。[1]


虽然温和派是大多数,在实践中也发挥了明显更主要的作用,但激进派的言行色彩鲜明,尤其是其机械主义主张以及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对于西方社会普通公众对于技术治理总体印象的形成非常关键。


1933年,斯科特通过电台全国广播所作激进的“皮埃尔宾馆演说”(The Hotel Pierre Address)更是影响巨大,甚至被认为要对整个运动由盛转衰负责。[2]


因此,对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研究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理解西方公众对于技术治理的成见至为关键。考虑到斯科特在技术治理公司的独裁地位,我们将该公司所出版宣传册子中的基本观点亦归入斯科特的立场表达之中。



一、从能量角度重新理解社会



斯科特将能量哲学引入社会历史观,认为现代科技将人类社会从低能阶段提升到高能阶段,这将导致传统的价格制度(price system)全面崩溃。




1.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高能社会



在斯科特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类似“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经济危机,原因是没有从能量而是从货币的角度来安排社会制度。他指出,“可以这样说,困扰我们的原因在于这些年没有按照能量思考我们的福祉和国家运转,而是按照用美元可购买的东西来思考。假如我们想完全理解问题所在,就要抓住能量问题,其他所有事情都根植其上。”[3]以能量为视角,所有的人类活动均可视为将可获得的能量转换为可使用的形式或服务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的数量级是很低的,主要能源来源是人力以及少量的畜力、风力和水力。19世纪以来,社会使用能量的数量级跃升,进入高能社会,机器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来源,人力在其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比重。

斯科特认为,“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思想,讨论由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机制中引入的能量因素所提出的问题。”[4]36高能社会的出现显然是现代科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活动中大规模应用的结果,其表征是大机器工厂为特征的工业系统全面建成。从社会成员变化的角度看,高能社会的出现与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出现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才是熟悉和有能力运转高能社会的人。




2.价格制度不适应高能的丰裕(abundance)社会



北美大陆是率先进入高能社会的地区,斯科特认为这是北美大陆生产力高度发达、科技领先、资源丰富、科技人员和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充足等条件所决定的。通过对北美社会实际的物理测量,他认为北美在1929年左右就已经进入劳动、商品和服务均不稀缺的丰裕状态[5]29,甚至给出了1929年北美人均可享受2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的精确数字[6]7。按照斯科特的逻辑,丰裕是人类在历史上从未面对的状况,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就从如何实现丰裕转变成如何分配丰裕产品的问题。

斯科特认为,传统社会基本都是建基于价格制度的基础上,这与低能社会以人力为主要能量来源是相适应的。“何为价格制度?价格制度是任何社会制度,只要它通过以通过债券或金钱表征的商品价值为基础的贸易或商业,来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分配。”[5]3在低能社会中,分配围绕交换进行,这与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性是相适应的。但在高能社会中,价格制度反映不了从稀缺到丰裕的根本性变化。[4]21在斯科特看来,分配丰裕产品需要的不是某种交换方式,而是一种物理测量技术,用来对人类的生产、分配和需要均加以精确的物理测定。也就是说,价格制度在高能社会过时了。按照斯科特的高能社会逻辑,因为人力不再是主要能量来源,人力劳动越来越少是社会发展的物理学趋势,在价格制度之下失业只会越来越严重。显然,唯一根本性办法只有用新制度代替价格制度,而凯恩斯主义只能暂时缓解但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在现实的北美社会中,斯科特认为价格制度问题越来越严重,将很快全面崩溃。在斯科特看来,价格制度存在解决不了的基本矛盾,即利润目标导致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在价格制度之下,生产是为了售卖而非使用,最高目标是以货币形式体现的利润。一方面,利润本质上是债权,即社会欠货币持有者相应数量的商品(延期债务),在价格制度之下利润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无法将所有利润全部消费,大部分利润用于生产再投资而获得更多的利润,最终整个社会的债务增长将超过生产和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谋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对外要卖出更多的商品,因而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向外寻找倾销市场,国际贸易顺差扩大;对内则要削减成本,增加机器投资,减少雇员数量,工人购买力所占比重降低,完全消费不了工业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不平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发生。斯科特进一步指出,高能社会生产能力迅速提升,大规模自动化导致更多工人失业,价格制度的矛盾较之低能社会明显日益激化至不可调和,整个美国的价格制度即将崩溃。[3]




二、建立以社会测量为基础的能量券制度



斯科特认为,在高能社会,应以技术治理制度代替价格制度。或者说,技术治理是适应高能社会运行的新科学制度。这一制度以精确的社会测量(social measurement)为基础,围绕能量券(energycertificate)制度展开。




1.以能量为单位的社会测量



斯科特对技术治理的理解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技术领域工人的组织;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思想体(a body of thought)。这种思想体可以精确地描述为对所有社会现象的一种技术方法和分析。”[7]作为新型组织,斯科特认为这在人类历史上之前从未出现过。作为一种思想,斯科特理解的技术治理其实是一种能量社会哲学,即建基于对北美所有能量消耗装置能量转换物理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新社会制度安排。在斯科特看来,“技术治理有一个基本假定:与社会机制功能操作有关的现象都是可测量的。”[4]29技术治理要建立新的社会测量技术,测定北美所有有用能量的流动过程。技术治理主要关注自然资源转化为有用形式的途径和数量,社会需求的形式和数量,机器增长速度以及人力减少的速度,等等。这就是技术治理社会测量的主要任务。在斯科特看来,建立在社会测量基础的技术治理制度将是科学和客观的,必须以可测量的物理事实为基础,不带任何主观感情、希望、欲望、梦想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也因此不是一种白日梦或乌托邦。

斯科特认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价格制度,对社会财富或物质生活状况的测量是不合理,价值测量不能反映可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物理状态,而是表达整个社会的债务情况。货币所表征的商品相对价值不断受到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化,还要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测量上也很不精确。而能量可以作为确定社会生产、分配和需要的精确工具——即以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耗费的能量来表示其真实的可使用性或“价值”——有三个好处:一是不受供需关系和通货膨胀影响,二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都要消耗能量,三是决定生产中单位能量消耗的技术条件在一定时期是很稳定的。因此,可以用能量券取代货币来进行社会测量,取代整个价格制度。




2.按需分配的新分配制度



当有了丰裕的物质条件,又有了反映真实可用商品运动的测量工具能量券,就可以实行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全面转变。斯科特认为,“技术治理表明,今天北美大陆的高能文明如何让价格制度失效,唯一有效的制度是功能控制和直接平等分配——不需要价格。”[6]18

斯科特认为,测量出整个社会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能量券数,然后由国家在整个社会成员中大致平均分配,从物理学上来说是完全可行的。能量券发行总量代表整个社会制造商品和服务过程中能量转换的总量。因为人力在其中占比极小,因而不计入能量券总量中。个体分配的能量券不以劳动量为标准,而是在所有25岁以上的所有成人中平均分配,而未成年人接受平均的一定数量的生活津贴。能量券是记名到个人的,不能转让、出借、赠予和继承,因此不会丢失或失窃。它有一个有效期,过期无效,因此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以获取利息。能量券代表的是每个人可以消费和使用的能量数,个人除了个人用品和衣服并不能占有财富。这也就是说,能量券制度实际是一种公有制。显然,斯科特的能量券制度想要实行,首先就是科学技术促成丰裕社会的到来,社会生产总量是远超过所有个体消费需求的总和。在稀缺条件下,这种方式只是人们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的限额或配额措施。




3.高能社会经济运行的三大转变



斯科特认为,在能量券制度之下,高能社会的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货币财富被物理财富所取代。在价格制度下,社会财富是用货币或债权衡量,表示社会欠持有者的商品数量。在能量券制度之下,社会财富是用能量券衡量,表示可以实实在在使用的能量的数量。真正的富有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能量形式和服务,债权意义上的富有是不确定的,可能因为贬值或买不到真实的商品而一文不值。

(2)市场机制被物理学控制所取代。高能社会的能量转换数量级巨大,必须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物理学控制,不能交给盲目的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很容易陷入混乱。这实际上是通常所说的一种计划经济。[8]6

(3)劳动价值论被能量价值论取代,或者说彻底取消“价值”。斯科特认为,价格制度建基于商品价值的交换之上,以“价值”为基础,通过价格制度“价值”可以描述为人类汗水的凝结。在低能社会,人力是主要能量转换形式,用劳动衡量商品价值是合理的,但在高能社会,人力所占比重极小,因而劳动价值论就过时了。[7]他认为过去所有的社会治理都要维护“价值”,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没有意义,可以完全取消了。[9]6显然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否定了经济活动属人特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技术治理社会的蓝图



斯科特的技术治理社会蓝图,是以经济运行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技治政府也是经济逻辑的延伸,而对于他看来不可测量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教育等谈得很少。




1.生产和消费的物理学平衡状态



斯科特指出,“技术治理简单地说,是社会秩序的科学应用。”[6]7它根据物理学数据对所有的社会功能进行社会设计和科学控制,不再是自由放任的生产和分配,而是要实现平衡负载(balance-load)的高能社会科学运行状态。[7]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完全匹配,避免生产过剩或消费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斯科特的理想是对社会进行总体化的规划和控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超过局部细微设计之和的效果。[8]8

显然,要实现平衡负载,必须要不间断地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细节状况进行测量、调整、反馈和控制,如生产和服务的地点、型号、种类和尺寸,每个社会成员消费和需求的详细记录,等等。能量券并没有规定每个人具体消费什么,只要在总能量数额限制之下,个人消费是自由的,而且社会生产会根据实际状况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斯科特设想,能量券要对持有人信息有精确记录,用打孔和电话系统随时进行记录和汇总,以随时维持足够的生产和库存。




2.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生活



技治社会将解放价格制度加之于现代科技之上的束缚,最大化地采用机器生产,减少人的劳动时间。“技术治理可以笑着说,它永远代表更多更好的机器,更低物理成本,以及更快更大的生产。” [9]13没有失业,人人收入平等,所有行业都垄断到一家企业之中,人们的生活舒适而简单。斯科特测算的结果是,社会成员在25-45岁之间劳动,每天4小时,一周工作4天,一年工作165天。人们退休之后,领取同样的能量券,享有极大自由。没有贸易和工资,不再交换商品,货币、通胀、紧缩、利息、经济危机……都彻底消失。能量券分配男女相等,残疾人和病人获得同样数量的能量券,社会慈善活动不再需要。很多职业如销售、保险、银行、股票、证券、广告、会计等都消失,社会交易成本极大下降,大量人员可以做其他事情。社会教育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为了舒适生活。




3.政府主要任务是实现功能控制(functional control)



斯科特建议,“取消政府,代之以功能控制制度,就像成功运行的电话系统和其他技术事物。北美大陆作为一个单位运转。” [10]17在技治社会中,有大约90-100个生产和服务的功能序列(functional sequence),比如通信、交通、农业、橡胶、健康等等,每个功能序列依据能力提拔部门领导,序列的领导人组成整个大陆控制的机构,实际就是政府。所有领导人都是从该序列中逐级晋升上来,既是技术人员也是管理者,熟悉序列的所有运转问题。也就是说,“技术治理指出,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将作为少数领导大多数人。”[9]26政府的最高首长实行任期制,由投票产生。斯科特设想,有四个特殊的序列即军队、社会关系,外交和研究享有更大的独立性。政府的主要职能实际集中于经济领域,技治国家并不干涉人们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6]14人们主要通过购买行为而非投票,对生产系统施加影响。



4.如何实现技术治理



斯科特认为,高能社会只有实现技术治理制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必将埋葬价格制度,建立和领导技治社会,这是由物理学规律所决定的。因为高能社会的治理,除了技术治理别无他法,现有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驾驭技术治理,当应对“大萧条”的各种尝试失败之后,北美人民不得不求助于技治主义者。因此,技治主义者不需要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而只需要静静地等待资本家转让权力。

在时机到来之前,斯科特等激进派拒绝与既有政府合作,因此与温和派分道扬镳,而且也不参与民主制下的选举参政。[7]他认为,技治主义者当前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开展社会测量以熟悉北美能量运动状况,二是组织训练有素的“部队”(army)[6]15,三是教育人民意识到危机来临[4]封底,都是为未来工程师掌权做准备。实际上,斯科特领导的技术治理公司主要也是在这三方面开展工作的。




四、对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的评论



在科学观方面,斯科特思想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是非常明显的机械主义色彩:自然界就是一台机器,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台机器,可以对它们进行精确的物理学测量,而科学就是“最可能的测量方法论”[4]29。因此,他的历史观使用了很多类比机器的物理学术语如平衡负载。其次是科学价值无涉论,即“科学与道德哲学是无关的”[9]25。再次是主张技术决定社会制度,技术治理制度必然取代价格制度的根本原因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极端的科学主义倾向,认为“技术发展是文明改变的基本因素”[10]13,甚至在信仰和伦理领域强调科学技术的优先作用。[11]显然,斯科特的科学观与科学决定论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并且属于极端乐观主义科学决定论——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促成了丰裕,在未来会推动社会进行技术治理的理想社会。

更细致地划分,科学决定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之间有很多细微的差别,很难说对它进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科学决定论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和社会二元对立起来。科学技术是社会中存在的,不可能不受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反过来,社会是受到各子系统运动所推动的社会,科学技术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划分为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两部分,然后再计算可计算的、悬置不可计算的,在现实当中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科学技术-社会协同进化论较之科学决定论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斯科特的思想在现实中落不到实处的根本性原因。

但是,斯科特强调并深入分析科技发展对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作用,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实际上,他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把握并不够充分,尤其没有敏锐地察觉到已经初露端倪的电子信息技术兴起可能产生的社会冲击。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科技革命,科技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冲击比以往更为明显、深入和全方位。尤其是斯科特对于高能社会必须有新制度与之适应的观点,在人工智能全面兴起的当下,更是值得学界严肃地对待。如果AI全面取代人类现有体力劳动和大部分智力劳动的情况迟早将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确难以避免。虽然他对劳动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但鉴于科技在当代生产力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对科技推动历史进步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强调并不完全冲突。斯科特提出诸多具体制度设计,虽然乌托邦色彩浓厚,但随着当代科技的进一步推动有一些慢慢可操作性越来越强。就比如说,他设想的电话-卡片收集信息系统在今天已经很容易由物联网完成。总之,技术治理理论并不局限于纯哲学理论,而是要对科技发展与制度变迁两者进行战略层面的设计。

相对于温和派的罗伯,斯科特对于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罗伯的技术治理著作出版之后,马上就被翻译到中国。但是,斯科特谈到当时的中国。他认为,中国还处于典型的低能社会,还不具备实现技术治理的条件[7],但是从北美到苏联、德国、西班牙,最终中国也会进入技术治理阶段[10]14。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技术治理必将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性现象。经过了不到一个世纪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实际也进入了丰裕阶段,成为了“世界工厂”,或者按照斯科特的术语进入了高能社会。因此,他提出的高能社会问题对于理解当下中国也会有某些启示。

今天西方社会对于技术治理普遍存在着担忧,甚至不乏恐惧的极端情绪,而支持的声音一直比较弱,这与斯科特这样的激进技治主义者在西方社会高显示度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激进观点促成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于技术治理的成见,即技术治理就是要将整个社会变成机器而人成为社会大机器上的零件。斯科特坚称自己谈论的是物质、科技和可以精确测量的东西,不可测量的东西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在普通公众看来,这实际上轻视甚至完全忽视人类的情感、道德和信仰。并且,斯科特直接贬低民主制、支持精英制,在西方民主传统下无疑会受到群起攻之。在他看来,在斯科特看来,民主制适用于低能的能也社会,社会相对平稳和简单,高能社会运转十分复杂,普通人理解不了,民主投票效率也很低,因此民主制不再适合,而是应该把工业系统和经济运转交给专业人员来管理。[10]p15显然,这种想法太没有说服力。民主制社会并非事事投票,并非不允许某些领域某些问题的精英决策。因此,问题是民主与精英的范围和限度,而非简单两者对立。并且,斯科特的态度无疑会引起民众对于技术治理陷入专制危险的担忧。对此,斯科特的辩解很无力。他辩护说,技术治理在工业系统中是独裁的,这其实是自然规律在“独裁”,而在其他领域技术治理是放任自由的。显然,在经济领域的独裁很容易引发连锁效应,没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它很可能会变成全社会的独裁。也就是说,技术治理制度设计必须要花很大气力专门考虑专家政治的控制问题,必须实现技术治理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控制,不能任由精英权力无限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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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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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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