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尉博 刘永谋: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1-10-15 01: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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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尉博   刘永谋 (进入专栏)  

   摘要:在COVID-19疫情期间,阴谋论的盛行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疫情期间阴谋论普遍流行,其产生原因可以从认知偏见、社会环境影响、疾病的隐喻特征等来解释。疫情中的阴谋论可能会导致对社会部分群体的污名化攻击、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使社会蒙受损失等。为科学治理疫情中的阴谋论,需要注意对疫情中科学信息的获取,对民众科学思维进行治理,消除可能产生阴谋论的社会环境因素,并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阴谋论”将阴谋视为历史事件背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认为一小部分有权势的人或团体在秘密中试图控制世界。从历史上来看,阴谋论在重大疫情发生时普遍流行,其中有些阴谋论影响甚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力量令普通人震惊,阴谋论也日益与科技专家联系在一起,其基本叙事框架为:“一小撮失去良知的专家秘密组成小集团,与巨富资本家、顶级政客勾结起来,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密谋并秘密实施奴役普通民众的计划。”在抗击各类疫情时,“专家”(医学家或药学家)和“资本家”(制药公司)往往发挥很大作用,阴谋论者常常认为,制药公司为了推销药品、推广疫苗,不惜制造、散播病毒或编造出不存在的病毒恐吓民众;医药专家则被制药公司收买,为 后者的产品背书。COVID-19疫情中的阴谋论正是这样,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阻碍。因此,虽然在疫病流行期间发生阴谋论司空见惯,但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实现对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一、疫情中阴谋论的普遍性

  

   阴谋论由来已久,在人类早期信仰中便已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便是奥林匹斯山上神祗的阴谋。波普尔认为,“阴谋社会理论,不过是这种有神论的翻版,对神(神的念头和意志主宰一切)的信仰的翻版。”

  

   古代瘟疫中流行的阴谋论自然也不乏神灵的身影,疾病往往被认为是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背后发挥作用。在安东尼瘟疫期间,罗马人认为瘟疫与战争中发生的不敬神的行为密不可分;黑死病时期,“鞭笞者”用带着铁钉的皮鞭不断抽打自己,试图用苦修洗清自己的罪恶。也有阴谋论将疾病归罪于社会边缘群体或其他国家。如黑死病期间,人们认为瘟疫是犹太人在井水中投毒导致的,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对犹太人的迫害;在1918 年大流感期间,美国有阴谋论认为流感是德国特工乘坐潜艇散播到美国的。近代以来,科学家、政客、资本家成了阴谋论的主角。1918年大流感时期,阴谋论者还认为,德国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中被放入了病原体,“头痛时吃一片阿斯匹林,细菌就会爬进你的身体。那你的命运就注定了”。

  

   艾滋病刚刚被发现时,有阴谋论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造了 HIV 病毒,又将其注射入疫苗中,全世界各地的人因接种疫苗而感染 HIV,其目的是实现针对特定人群(如非洲人和男同性恋)的计划清除P107,P111)。 甚 至 还 有 “艾 滋 病 否 定 论”(AIDSdenialism)称,HIV 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无害的,虽然有人表现出了医学家称之为“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症状,但那与病毒感染毫无关系, 而是由于营养不良或健康不佳等其他原因造成的(P108-109)。

  

   在2009年 H1N1流感疫情中,阴谋论者认为,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的生物武器,或者是当局为了转移人们对当时金融危机的注意力而刻意散播的。在2015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中,阴谋论者则将矛头指向了转基因蚊子。可见阴谋论在重大疫情中堪称“常客”。

  

   在 COVID-19疫情中,阴谋论更是五花八门。“武汉病毒所阴谋论”认为,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人为改造的生物武器,或者是从动物体内分离后,由于实验室安全性不佳而泄漏出来的。“比尔· 盖茨阴谋论”认为,比尔· 盖茨制造并散播了新冠病毒,媒体不遗余力地夸大病毒危害,在人们因恐慌而大规模接种疫苗后,比尔·盖茨便可利用疫苗实施其“人类清除计划”,或在疫苗中加入芯片注射进人体,实现对全人类的控制。“5G 阴谋论”认为,5G 信号辐射降低了人的免疫功能,有利于新冠病毒传播,甚至有人干脆说新冠肺炎的所有症状都是5G 的副作用,根本就不存在新冠病毒。还有臭名昭著的极右翼阴谋论团体“匿名者 Q”(Q-Anon)认为,新冠肺炎症状的严重性及其感染人数都被严重夸大了,这是民主党无良政客试图引发人们恐慌、摧 毁特朗普政绩、剑 指2020选情的阴谋。

  

   二、疫情中阴谋论产生的原因

  

   阴谋论虽然属于无法否证的理论,任何对阴谋论的反驳都会被阴谋论者视为更大阴谋的一部分,但对于许多阴谋论而言,只要对其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它们是多么牵强附会、逻辑混乱,甚至匪夷所思。为何阴谋论仍然能够在疫情期间大行其道呢?阴谋论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以从认识论角度、社会环境角度以及疾病本身的隐喻特征来解释。

  

   (一)阴谋论产生自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

  

   阴谋论的发生首先是认识论问题。阴谋论属于普遍存在的“确认偏误”思维模式。即如果一个人形成了某种信念,便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信念说服力的信息,甚至断章取义或对反对信息视而不见。在 COVID-19 疫情中,国外相信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的阴谋论者常常引用乔希· 罗金(Josh Rogin)的文章:《观点:国务院电文曾警告武汉实验室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安全问题》。罗金称有美国国务院电文显示, “在与该实验室的科学家的互动中,他们注意到该实验室严重缺少能够安全操作这种高度密封的实验室的技术和研究人员。”但2020 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公开了罗金所谓的电文,原文写道:“由于缺少安全运行 BSL-4 实验室所需的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以及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和指导方针不明确,该实验室目前的生产力受到了限制。”显然科学家们的意思是缺少这些专业人员将不能完全发挥实验室潜力,而不是会导致病毒泄露等不良后果,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但即便电文被公之于世之后,相关阴谋论也并未消停,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并未义正辞严发布辟谣声明,而阴谋论者即便知道了这条信息也会选择忽视。

  

   疫情中的阴谋论往往会提出一些所谓“科学依据”,好让自己看上去像模像样。但这往往是经过信众挑选的、过时的,或者是随意联想、无视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证据,这也是“确认偏误”的体现。在“比尔·盖茨阴谋论”中,有人认为盖茨想要在人体内植入“微芯片”,“证据”是一篇得到了比尔·盖茨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可溶性微针”的文章,理论上,这种微针在体内溶解后可以在皮肤上形成特定图案,标记出婴儿的免疫情况,待红外光靠近皮肤后加以识别,从而破解发展中国家婴儿缺乏可靠的免疫记录的难题。阴谋论者随意将“微针”联想成“微芯片”,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反疫苗传统,猜测比尔· 盖茨在疫苗中注入了微芯片, 待人们全部接种之后可实现对全球人类的监控。但是,实际上该研究在2019 年年底才取得理论成功,根本无法在短短数月内获得实际应用。

  

   有学者认为,阴谋论的认识论属于一种“残缺的认识论”(crippledepistemology),即阴谋论者“知道的东西很少,而且是错误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只需在互联网上不停浏览信息,便可掌握大量“证据”,不能说“知道的东西很少”。然而在 COVID-19疫情中,互联网信息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阴谋论者的认识更为完善,反而为阴谋论推波助澜。在互联网上,彼此相似的意见可以迅速汇集成“回音室”,让阴谋论者相互串联、罔顾事实、信念愈坚。另外,网络上的大量信息还相互矛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往往对如何应对 COVID-19 疫情各执一词,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从中挑选出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其余一概不闻不问。可见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虽然知道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都是全面的甚至科学的。

  

   (二)社会环境因素促进了阴谋论的传播

  

   在社会面临危机时往往阴谋论会泛滥,因为此时人们需要一定的手段缓解自身焦虑,增加对外部环境的确定感、控制感。在疫情暴发初期,人们面对病毒威胁往往十分恐慌,并且对病毒传播性、致死率、甚至是否“人传人”等多方面信息的了解尚不深入,这为阴谋论的兴起提供了土壤。疫情中的阴谋论大多针对病毒的起源问题而展开,如黑死病的起源(犹太人投毒)、艾滋病的起源(非洲或由 CIA 制造)、COVID-19疫情中的“武汉病毒所阴谋论”与“比尔· 盖茨阴谋论”的叙事中也包括了病毒的起源问题。阴谋论可以通过这种较为完整的叙事增强人们心中对病毒的确定感与控制感。

  

   阴谋论在美国的泛滥与美国社会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平等而产生的反智主义氛围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阴谋论有时有助于民众的反抗、增加自主权,因为它们让人怀疑警察、军队和情 报 机 构 所 采 取 行 动 的 透 明 度 和 合 法性。”也就是说,阴谋论被认为是反抗公权力的方式之一。对权威的反抗自然也使得专家遭殃。人们认为自己和专家具有同等地位,既然专家也会犯错,科学知识也在不断发展,那么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严谨的科学观点并不比阴谋论更高一筹。

  

   让-布鲁诺· 勒纳尔认为,“丧失信任”是人们奉行阴谋论的一般文化原因。他赞同尼克拉斯·卢曼“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的观点,认为人在面对无法充分掌握其复杂性的社会时,信任能够让我们承受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信任丧失之后,人们仍然需要一种简化机制, 因此使用阴谋论对种种复杂事件提出一种简单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成为了选择。阴谋论在医学领域之所以泛滥,也正是因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阴谋论助长了人们对医学体系的不信任。如 臭 名昭 著 的 “塔 斯 基 吉 梅 毒 研 究”(TuskegeeSyphilisStudy):1932 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组织招募了600 名非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梅毒患者,研究人员佯作治疗,但其真实目的是观察梅毒致人死亡的全过程,甚至当青霉素被普遍用以治疗梅毒时,这些人也并未得到真正的治疗(P106-107)。该研究为非裔美国人不相信公共医疗体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也为“病毒是实施种族灭绝的生物武器”这类阴谋论提供了叙事的类比。

  

   (三)隐喻性是阴谋论和疾病之间的粘合剂

  

疾病的界定从来不处于单纯的病理性范畴,还体现道德隐喻的性质。“疾病隐喻…… 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疾病首先可以被解释为针对某些特定族群的惩罚,比如认为黑死病是对中世纪普遍道德堕落的人的惩罚、艾滋病是对同性恋性倒错行为的惩罚、猪流感是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的基督徒的惩罚、COVID-19 是部分中国人因“爱吃野味”而遭到的惩罚等。如果疾病是 “惩罚”,那么被惩罚者必然是在道德上有“亏欠” 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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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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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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