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等: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21-10-15 01: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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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 (进入专栏)   卡尔·米切姆   阿尔弗瑞德·诺德曼  

  

李保艳译

  

摘   要: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和防控,彰显科学技术之运用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 疫情应对中的差别,反映出在技术文化尤其是技术治理方面的差异,包括技术范式、技术实践和疫期生活等方面的 不同。同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背景下,世界日益走向全球性技术治理,对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本文 主要以中国、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为例,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运用科技应对疫情的差异,理解世界技术文化的多 元性,以期帮助提升各国技术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新冠肺炎;技术治理;技术文化;文化比较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这类似于给全球加了一场压力测试(stress-test),既暴露出各国医疗卫生系统的问题,也考验各国技术治理的能力。有中国学者把疫情比作“照妖镜”,贤愚美丑都在其中映照,人性受到 考验,公众、政府、政治制度和科技水平等各个方面都要承受平常没有的压力。

   在新冠压力测试中,我们居住的世界前所未有地表现为社会—技术世界,这是一种与生物圈类似的“技术圈”(technosphere)。人类在技术圈中浮沉,技术(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成为压力测试中须臾不可缺 少的“空气”。因此,从技术文化尤其是技术治理的角度,比较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差别,对于理 解世界技术文化尤其是瘟疫安全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改进各自的技术治理水平非常有帮助。

   一、 技术文化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久,来自中国、德国和美国的三位哲学家及其研究团队牵头,对各国疫情技治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并吸收全球许多技术哲学家的意见,包括英国的富勒(Steve Fuller)、德国的柯伊能(Christopher Coenen)和波施(Stefan Boschen)、法国的安德勒(Daniel Andler)、奥地利的菲尔特(Ulrike Felt)以及中 国的程林、朱颖妤等。研究目标首先是比较不同——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传统的背景下,差异是有意义的,然后通过比较达到自我理解,即对各自疫情技治状况有更深刻的反思。由于认为中国、德国和美国疫情技治的表现最有典型性,全球比较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中国、西欧和美国,对于非洲、南亚、南美和东欧的抗疫经验关照不足。

   所谓技术文化的视角,核心是从技术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待问题。比如,某件事情被当作技术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来讨论,会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技术治理方式,是否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技术干预和技治措施与科学实验有什么不同,能否从此类“实验”中理解世界和人自身?技术如何赋予或剥夺权利,专家在疫情技治中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总之,新冠疫情给技术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如果说新冠疫情像是一场地震,那它破坏的主要是社会结构,而不仅是自然结构。因此,应对新冠疫情,不仅需要自然技术,还需要社会技术,共同“治疗”社会结构的损伤。显然,各国都采取技术治理方法来抗疫。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国家,疫情技治是最基本的应对方式。

   应对所谓“新冠危机”(Corona crisis),不仅是一些孤立的科学技术调整的问题,比如寻找疫苗、确定风险 等级和提高口罩质量等,更多的是公共治理和社会工程的问题,即如何将疫情曲线拉平,将R值保持在1以下,追踪、打破和遏止传染链,以及通过减少感染率和扩大医院床位来维持医疗卫生系统的保障能力。不同的国家处于曲线的不同阶段,各国都在不断实验、不断犯错和不断学习,并且相互交流和学习[1]。

   在美国,人们经常比较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费城和圣路易斯的情况。当时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封锁 城市,圣路易斯做得明显要比费城好一些。但是,1918年的社会技术远不及当代,很多西方人怀疑封锁城市 的策略是否适用于今天。无论如何,封锁和隔离显然都属于社会技术。

   即使大家都认定疫情应对是一项技术挑战,但对各国技术治理的重点和优先次序的描述非常不同。武汉抗疫工作的成功,在西方被归结为中国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为对于西方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在此类描述中,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和社会秩序凸显出来,被用来解释各国不同的行动方案。在意大利,疫情技治被暗示为政府利用危机扩大自身的权力,此时,“新冠叙事”在意大利就成为政府要应对的技术问题。

   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政治不完全是一套社会控制的策略,更是遏止传染病传播的工具。武汉封城是技术目标明确的公共卫生行动,在社会高度一致的国家更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后来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封锁政策,此时“武汉故事”的讲述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一开始,西方人对隔离一个两千万居民的城市很怀疑、敬畏甚至恐惧,后来则掺杂很多羡慕和希望模仿的情绪。

   实际上,在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环境退化和水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讨论中,类似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差异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文化问题——此时,“技术文化”这一概念,被用来概括涉及在具体语境(如新冠疫情)下,人与技术之关系中错综而零乱的诸种问题。这些问题 不断发生,在新冠疫情中以技术治理为重点而组织起来,不断变化,展现出病毒肆虐对于人、自然和社会方 面的丰富含义。

  

  

   二、 技术范式的选择

  

   不同国家的抗疫情况,见诸媒体和网络的材料已经非常丰富,无需在此赘言。并且,站在不同立场的 人对此的阐释不尽相同,不见得能相互说服。但是很明显,随着疫情的推进,对于疫情技治的对抗情绪越 来越少,每个国家都在处理技术治理所涉及的各种技术问题,包括如何从感染者身上根除病毒,如何降低感染率,如何识别不同人群,如何打破传染链,如何治疗患者、开发疫苗,如何放宽管制、定义康复,如何提醒公众,以及如何整合测试程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家和公共管理者必须“追随科学”(following the science),这使得专家和官僚机构权力增加,公共卫生学的影响力和权威提高,最明显的是病毒学家曝光度增 加,如克里斯蒂安·德罗斯坦(Christian Drosten)、安东尼·福奇和钟南山,他们身不由己地承担起领导角色。

   科技和专家在疫情中的突出地位,引发关于科学与政治关系的争论——政治家是否应放弃决策权,完全听从科学建议——还有技术方法的规模和方式的争论,即选择哪种技术范式的争论。归纳起来,可以从各国疫情技治活动中归纳出三种最主要的技术范式:(1)“大方案优化”(grand-scheme optimizing)范式;(2)“拼凑满足”(patchwork satisficing)范式;(3)“实时响应”(real-time responsiveness)范式。它们之间存在相互竞争, 但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公开辩论。

   1.“大方案优化”范式

   以权力为中心,大方案优化范式确定单一行动目标以及最优的抗疫模式。因此,它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很高。从国家的角度看,疫情技治似乎需要这种范式,它的对象是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庞大人口。国家的“人口”受到传染病蔓延的威胁,而这种蔓延遵循明确而易于理解的动力学。最初的感染是偶然的,之后开始在整个人群中传播,任何人口成员之间的偶然接触都可能传染疾病,于是感染人数呈指数增长。所以,理性的策略是限制并减少偶然相遇的次数,最优策略是在各个方面包括家居生活、食品、保健和其他基本活动中,最大限度避免人与人的接触。因此,隔离、锁定、接触限制等大方案优化范式的手段,在传染速度超过某个阈值时被触发。

   在新冠疫情中,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大方案优化的手段。它把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推向前台,也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推向前台。在19世纪,统计学和“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盛行于科学和公共行政活动中[2] ,使得彼时成为热力学、统计力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优生学和统计之“平均人”(average man)的世纪。

   哈金(Ian Hacking)等人把这称为“偶然王国”(empire of chance)[3] ,而福柯主义者强调彼时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了解世界——伴随着强力治理方法[4] ——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之放在“看起来像一个国家” (Seeing like a state)的标题下[5] :国家机构所看到的是一群人,他们/她们都有一个同质的身体,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长为成年人(adult):拥有一份工作、一个孩子,获得某种收入,以及携带和传播病毒。因此,每个人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构成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乐观主义者推崇科学和理性。但是,19世纪卫生和人口控制的科学方式很片面,在21世纪让人感到困惑。一些人认为,还有许多其他新科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如老年学、发展心理学、传播和市场研究,有关传感器、气溶胶和过滤器的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等。

   2.“拼凑满足”范式

   “拼凑满足”范式与大方案优化范式在主要方面均有区别。它并不特别重视旨在保证预期结果得以出现的总体化措施。拼凑满足范式认同西蒙(Herbert Simon)区分最优解和满意解的主张,寻求各种措施的综合效果[6] 。这些措施没有一个是完美有效的,但它们冗余式的组合,可以使得结果足够好,或者说让人满意。

   拼凑满足范式不精致,包括很多没有得到证实的要素,而且本质上很脆弱,仅仅提供“笨拙、丑陋但足够好”(KLUGEs,Klumsy, Lame, Ugly but Good Enough)的技术修复“工具库”。比如,超市想降低传染风险,会运用一些民间知识:所有顾客都要推购物车,购物车数量有限因而限制进场的顾客数量,而且购物车可以把顾客之间隔开一定距离,顾客都要戴口罩,都要遵守距离规则,通道只能单向行进,顾客的双手要时不时消毒,手推车也要定期消毒,地上的红线隔开柜台与顾客,柜台上加装玻璃,使用无接触的支付方式,等等。

   拼凑满足的方法在各处可见,有些显然是多余的,也不能保证隔离病毒,但是它们却大大降低了传染风险。如果技术目标不是像重症监护室一样阻断感染,而只是保持足够低的传染率,这些措施就是可行的。只要不揪着这些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不追究这些方法究竟是谁推荐的,它们便会慢慢融入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中。在知识社会中,消除无知的拼凑满足知识如果广泛传播,不仅专家和专业知识得到认可,民间的、业余的有效措施也得到鼓励。

   3.“实时响应”范式

第三种疫情应对的范式,可以称之为“实时反应”范式,它另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名字是“打鼹鼠”(molewhacking)。“实时反应”范式结合前两个范式的某些元素,但在具体的案例中不同于它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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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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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3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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