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3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20: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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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内容摘要】当代哲学(或一般学术)具有强烈的“翻译”性质。而今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学术事业本身的推进,广义的“翻译式学术”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在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中,当代哲学将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转换。其未来使命在于: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

   【关  键  词】 翻译式学术 轴心时代 自然人类文明 技术人类文明 哲学

   【作  者】 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学术不断在推进。①80年代的学术或可称为“教材式学术”,而到了90年代,则发展为广义的“翻译式学术”。在那个时代,写几本教材式读物,或者翻译几本书,就可能成名成家,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不会有这种好事了。不可否认,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对中国当代汉语学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今由于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也因为汉语学术本身的进展,广义的“翻译式学术”时代快要过去了,当代哲学和人文科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今天的哲学需要重新思考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过渡,当代哲学必须取得“未来哲学”的形态,完成从“历史性”向“未来性”的方向转换。哲学的使命在于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

  

   翻译式学术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社会在过去4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进入技术工业文明的进程。这个进程伴随着自然生活世界的瓦解与技术生活世界的形成,自然生活世界已经瓦解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即技术生活世界。在此进程中,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或一般学术研究)完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广义的“教材式学术”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义的“翻译式学术”的转换。笔者主要是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即所谓“外国哲学”学科来说的,“中国哲学”的同仁,可能不会认同。我给出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讲的是主流;第二,我讲的是语境。特别是从学术语境来看,实际上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同仁也在做“外国哲学”。今天无论是谁,无论我们自觉不自觉,我们的语境已经是“翻译语境”,或者说“具有翻译性质的语境”。今天国人使用的词语90%以上是译词,是翻译进来的词语,所以即使是研究“中国哲学”,其实也是在研究“外国哲学”。我们的生活世界和语言环境已经彻底被改造了,尤其是在最近40多年间。

   这当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大家要对这些改变有敬畏之心,也要有敏感的反应。“教材式学术”和“翻译式学术”各具有阶段性特征,各有历史性使命,也有连续性。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说,上述两种学术样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深度烙印了当代汉语文化和汉语生活世界,我们终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笔者是1980年上大学的,当时中国社会刚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当时学界存在“美学热”,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是最有名的人物。但当时旧意识形态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思想解放运动经常伴随着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头等大事是“拨乱反正”。无论研究什么,都要强调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模式。所谓的“立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很好,但是被简化、被固化、被教条化以后就有些让人讨厌了;所谓“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变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降了身份,就不是哲学了;所谓“模式”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路线斗争。哲学史被了解和描写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断斗争以及唯物主义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康德是唯心论者,当时的哲学家好像很羞于承认自己是唯物论者,害怕被唯心论者们看不起。如何摆脱路线斗争模式,摆脱旧意识形态和僵化理论模式的控制,成为新时期学术推进的前提性任务。这个时候“教材式学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所谓“教材式学术”,笔者用来特指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概述性地介绍西方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材和读物,它应合了上面讲的“拨乱反正”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当年刚恢复的高等教育的教学用书之需。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大学刚刚回归正常,出版的图书少,教材还没编好,教师也奇缺。当时“教材式学术”的特点是粗糙、简单、批判(骂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商品化大潮开始,知识阶层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学术转向“翻译式学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翻译事业得以空前发展。一批国内培养的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学人崭露头角,推进了翻译事业。翻译式学术成为主流,西方的理论话语大规模进入汉语学术。

   什么是“翻译式学术”?本文指的是以学术翻译为重点,主要通过学术翻译、以西方理论话语为基础和参照来实施的学术研究。它跟前文讨论的“教材式学术”是有差异的,其特点主要有:旧的意识形态慢慢淡出、学术性加强、专题化研究开始。这是学术的明显进步,也是学术环境的显著改善。“翻译式学术”的另一个表现是学术热点纷呈。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学术的热点不断切换,80年代的美学热降温,切换到了语言哲学、现象学、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及至今天越来越热闹的当代法国理论。每个热点都热不了几年,一般不超过十年,所以学人们经常跟不上。

   扩大而言,“翻译式学术”贯穿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整个历程。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翻译了西方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文学,甚至器物层面的著作,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翻译工作,对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汉化。汉语显示出强大的吸收能力,虽然经历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但汉语常用词不增反降。这在世界语言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像“手机”“电灯”“电脑”“电冰箱”之类的译名,都是天才的翻译。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重建的整个历程都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式学术文化”。第一个例子是毛泽东时代的哲学翻译,即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中央编译局”是1942年成立的,该组织在历史上主要完成了三套全集的编译工作,意义重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是《列宁全集》,三是《斯大林全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体量很大,50多卷,译文品质也是优良的。第二个例子是尼采哲学翻译。当时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是可以研究和翻译的,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在毛泽东时代还可以研究和阅读,但现代德国哲学与其他现代哲学思潮是被禁止的。尼采被完全禁止了,说他是法西斯主义哲学。尼采的翻译史和接受史是很值得研究的,从“五四”到1949年,是尼采进入汉语文化圈的第一个阶段,尼采在“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是学界非常重要的哲学家,1919—1921年期间中国学者写了20多篇讨论尼采的文章,但当时还没有任何尼采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也就是说大部分学者没看过尼采的书就已经写了文章了。这表明了尼采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尼采”这个名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尼采作为“反动学者”,在中国被禁止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思想解放运动中,尼采依然是一个重要角色。周国平先生对尼采翻译和研究贡献最大。他的汉语文笔好,理解力也好,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他译的《悲剧的诞生》成为当年年轻学子的基本读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尼采又成了一个热点。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20个左右的不同中译本。

   然而,时局大变,如今人工智能(AI)翻译开始了,人工智能翻译也叫机器翻译,或者叫自动翻译,这项技术如今突飞猛进。在线翻译有词典类软件,如金山词霸、有道词典等;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机器翻译系统如百度翻译、谷歌翻译等。未来科学家科兹韦尔曾经预言:至2029年,机器翻译水平将达到人工翻译的水平。然而按目前的技术发展速度来看,人工/手工翻译或许会在5年左右就被机器翻译所取代。翻译非常辛苦,每个字都要准确译出来。机器翻译技术成熟以后,可以节省大量翻译时间,学者能够有更多时间思考问题、进行创作。随着现代技术的加速进展,以及学术本身的推进,“翻译式学术”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也可以说,现在是该走出“翻译式学术”的时候了。当代哲学需要重新定位和定向。这是本文想提出来的一个判断,虽然这个判断对笔者来说是特别革命性的,因为笔者做了大量的学术翻译,而且似乎还喜欢干这个事情,但这个时代的趋势个人要懂得顺应。

  

   轴心时代与自然人类文明体系

  

   前面的铺垫或许未必让人信服,接下来本文试图围绕“轴心时代”来理解传统文明或者传统文化,来看看今天处于巨大转变中的人类文明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把传统文明等同于自然人类文明。自然人类文明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表达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因素有三件,即宗教、哲学、艺术,它们是“轴心时代”构造起来的东西。

   何谓“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的说法来表述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及西方等)几乎同时出现了文化突破现象。对该提法现在依然有蛮多的讨论,一些心急的中国学者甚至开始讨论“新轴心时代”了。关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起源有多种解释,诸如地理环境的、人类学的、文化哲学的,等等。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我们所熟悉的,说地理决定了几大文明的突破。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是不够。人类学的解释亦然。从文明本身来说,笔者比较愿意采纳的是后面这种文化哲学的解释。按照本雅明·史华兹的说法,古文明突破的基本驱动力是一种超越的“倾向”。这里所谓“超越”(transcendence)是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概念,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根本性的课题,在哲学是“先验形式”,在宗教是“超验神性”。帕森斯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以来至公元前200年(前文讲的公元前500年左右),几大古文明先后完成了“哲学突破”,形成了理性的宇宙观/世界观。

   在这方面,古希腊文明具有典范性,就其流传和影响来说也最具世界性。它的转折点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就是尼采所谓的“悲剧时代”,或者海德格尔所谓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希腊悲剧时代看作人类文明的最佳时代,他有一些不无夸张的说法,说没有一个文明像悲剧时代那么美好,那时候的人长得最好看,文明也最和谐,有最好的悲剧艺术,与之对应也产生了最伟大的哲学,即“悲剧哲学”。尼采本来计划写一本关于“悲剧哲学”的书,但最终没能写完。在尼采看来,正是苏格拉底导致了希腊悲剧的猝死,其他文艺样式都是慢慢死掉的,只有悲剧艺术是猝死的。为什么会“猝死”?因为苏格拉底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文化的到来,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文化来了,哲学和科学的时代到了,所有人都变成“理论人”。“理论人”总是通过因果说明为主的一套科学说明体系来说明自己对万物、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理论人”哪怕要做坏事也得找到理由,把自己的行为说圆了,让自己真的相信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去做。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避免不了的。

尼采开始了苏格拉底主义批判。他说得很清楚,苏格拉底以后所有人都变成理论人,理论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希腊文明的变局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苏格拉底只是一个标志,其实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了智者,他们可谓是最早的“理论人”,而苏格拉底只是最后一个智者而已。这种理论文化在《悲剧的诞生》中被叫做“苏格拉底主义”,也被称为“科学乐观主义”,后来就成为一种“启蒙精神”。“启蒙精神”有两个基本信念:其一自然是可知的;其二知识是万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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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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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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