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轴心时代、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危机

——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0 次 更新时间:2019-04-17 23: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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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虽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但是仍不失为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解释框架。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世界各大主要文明为了抵御虚无主义的威胁,相继独立地构建起自身的核心理念,不过在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逐渐失去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哲学作为轴心时代希腊人的创造也难逃厄运,因形而上学的终结而陷入困境。20世纪以来哲学学科的繁荣难以掩盖哲学的危机,我们重新暴露在虚无主义的威胁之下,这就是我们期待一种未来哲学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轴心时代/形而上学/哲学的危机/虚无主义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言说“未来哲学”。当这样的讨论与一个哲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那意味着这位哲学家成了某种测度未来哲学的“标尺”“准绳”或“参照系”。看上去似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可以成为讨论未来哲学的“参照系”:“柏拉图与未来哲学”“笛卡尔与未来哲学”“康德与未来哲学”……其实不然。当我们讨论未来哲学的时候,其着眼点并不是“哲学的未来”,即哲学这个学科或这门学问的未来发展,换言之,所谓“未来哲学”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如果仅仅从时间上说,我们可以讨论任何一个学科的未来:数学的未来、物理学的未来……但是显然这并不是说数学将有一个不同以往的样态,或者将会出现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物理学。然而当我们讨论未来哲学的时候,所思所想却恰恰如此——我们期待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哲学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这或者源于我们对哲学现状的不满,或者是因为以往的哲学得到了某种完成或终结,除非我们另辟蹊径,否则便失去了做哲学的热情,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一种不同以往的未来哲学是可能的吗?如何可能?

   本文将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联系在一起,看似成问题,因为在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毕竟属于异类,无论是因为与纳粹的纠葛还是因为所谓“非理性主义”、反现代化的倾向,都使得其哲学思想不仅与西方哲学2000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格格不入,而且与我们这个科学技术的伟大时代难以相容。在有些哲学家的眼中,英美哲学才是“当代主流哲学”,分析哲学的确在蚕食欧洲,原本由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主导的德国哲学界业已陷落。然而,这恰恰是我们之所以讨论“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的原因所在:海德格尔是传统哲学的批判者,形而上学的颠覆者,因其“异类”于以往的哲学,从而有可能是一位未来哲学的预言家。

   真正的预言家总是寂寞的。

   既然讨论的是未来哲学,那就意味着这样的哲学现在还不存在,恰如孙周兴教授讨论尼采的大作名之为《未来哲学序曲》一样,主旋律尚未呈现之前,我们无从知晓细节,更遑论“呈现”乃至“展开”,所以只能“宏观地”“旁敲侧击地”从外围揣摩臆测。故而我们尝试通过三个“框架”来讨论未来哲学问题:第一,围绕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从文明的框架讨论未来哲学的现实意义;第二,以形而上学为框架,讨论未来哲学的必要性;第三,以海德格尔思想为框架,讨论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文章意在从哲学面临的困境或危机去讨论哲学的出路。

  

   一、轴心时代的没落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为我们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将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的问题置于轴心时代的框架之下来思考,并非出于海德格尔本人的意图,我想由此强调的是: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一种未来哲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换言之,究竟是什么使得传统哲学失去了意义,而让我们期待一种未来哲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轴心时代各大文明构建起来的核心理念皆为对虚无主义挑战的反应,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在西方少数国家带领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世界纷纷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作为传统社会之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对文明与社会的影响力,这意味着我们正在重新面临虚无主义的挑战。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试图提供一个所有人类文明都能够由此而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①按照轴心期理论,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相继独立地构建起了自身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犹太先知以及希腊哲学等等。轴心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的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②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为人类“精神化”的时期,首先,轴心期体现为人的觉醒,它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其次,迄今为止,人类一直依靠轴心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而生存。再次,轴心期的文明逐渐覆盖了地球上的所有文明。最后,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从相遇开始,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相互理解。③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把中国、印度和西方都称为哲学就太过宽泛,不一定恰当。佛陀、琐罗亚斯德、犹太先知……属于宗教,而中国的先秦诸子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宗教,只有希腊思想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所谓轴心时代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显然,与轴心时代相比,此前几千年的古代文明是传统,然而与17世纪以来在西方发生继而波及全世界的现代社会转型相比,轴心时代则沦落为了传统。虽然自轴心时代以来,各大文明的传统观念对世界的影响持续了2000多年,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人则时常要回到先秦诸子百家去,但是这些传统观念现在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影响力。

   这就是我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没落。

   我们可以把17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看作是传统社会,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变化,但是人们的观念是尊崇传统的,文艺复兴以古希腊罗马为经典,宗教改革要求回到原始基督教的观念,都在“向后看齐”。然而以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为标志,解释世界的传统方式出了问题,开普勒在证实了日心说的同时也揭示了古人的错误,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开启了未来,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西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始,由此而发生的社会变革史无前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过去已经不再能为未来提供借鉴,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④在某种意义上说,托克维尔触及了现代性的核心亦即无限开放的未来,一方面由此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向未来开放而不再靠过去的指引,未来社会的发展已经在历史中找不到先例;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探索。就文明的历史发展而论,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虽然仍旧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但是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决定性影响。我之所以说传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够久,足以使我们在无所察觉的情况下习惯了改变,或者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意识不到变化。不过仅就哲学而论,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颠覆传统的因素原本就植根于哲学传统之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

   简言之,未来哲学成为迫切问题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轴心时代的没落。

   如前所述,轴心时代形成的各大文明之核心理念如希腊哲学影响了世界2000多年,即便是17世纪西欧少数国家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观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轴心时代的没落,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通常我们只是把“上帝死了”看作是西方人的事,而且只是基督徒的事,它标志着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欧洲价值观念的崩溃,殊不知伴随着全世界被西方引领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上帝死了”所体现的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且是传统观念的衰落,从而构成了全人类的命运。全世界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意味着原本在传统社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土壤,越来越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因此,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上帝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影响力,而且像存在、实体、天、道等传统观念也是如此。就此而论,古代社会人类打造的防御虚无主义的铠甲分崩离析,我们重新暴露在虚无主义的威胁之下。

   然而,人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甚或以为言说危机实乃耸人听闻。在很多人看来,我们貌似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所以此时此刻强调虚无主义的威胁有点儿“盛世危言”的味道,其实不然。之所以让我们有“盛世危言”而非“危世危言”的错觉,是因为我们陷入了海德格尔称之为“无急难的急难”状态:我们貌似生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一个是由科学技术(主要是技术)统治的世界,看起来一切都井井有条秩序井然,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个则是人文的世界,呈现为价值多元化、道德相对主义的混乱局面,问题丛生而且难以解决。科学技术的世界无限膨胀,以至于把人文的世界挤压到了边缘,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其结果类似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理性化的悖论”。在科学技术面前,虚无主义像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一样不再是问题,我们失去了急迫感。

   如前所述,在某种程度上说,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相继形成的核心理念都是出自对虚无主义的回应——作为有限之存在的人类需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不满于自身有限性的人类向往无限永恒的理想。以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影响西方社会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意义长达2000多年,终究随着轴心时代的没落而没落,而哲学的没落则体现为形而上学的终结。

  

   二、形而上学的终结

  

   希腊哲学繁荣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不过他们的思想变成传统则是后来的事。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化,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可以利用的哲学资源,尤其是文艺复兴使得古希腊罗马的文献成为经典。由此,希腊哲学成了后世西方哲学的基础,而真正构成某种传统的应该是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看上去西方哲学与始终由古代圣贤主导的中国思想不同,被人们当作传统的希腊哲学自身就蕴含着批判精神和创新理念,任何人只要随便浏览一下哲学史就会看到,哲学家们奉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我们往往沉浸在历史传统之中,而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哲学家们却从来不把传统当作传统来接受,哲学始终在超越自身的过程之中。不过,看上去不断在创新的哲学的确也形成了某种传统,或者说,内容上似乎在不断地创新,而由希腊人奠定的思维方式却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我们可以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范式”,它规定着哲学问题乃至解决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当然,我们仅仅是“借用”范式概念来说明问题,实际上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从来没有形成过哲学家们共同认可的统一的科学理念,哲学领域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战”之中,以至于人们往往把哲学史看作是死人的历史。但是,既然我们把2500多年的哲学史称为哲学史,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称为哲学家,那就意味着其中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构成了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哲学的基础。

形成传统的时代一定是创新的时代,而传统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创新,或者说不再需要创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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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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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第20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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