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学界,最早大约是在1982年,熊伟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我的回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海德格尔在30年代纳粹时期的政治参与的情况。这篇文章现在可见于《自由的真谛一熊伟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最近几年里,国内学界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 海德格尔热”,国外吵得纷纷扬扬的“海德格尔事件”(即“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也自然成了中国学人关注和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当然是重要的。20世纪最大思想家与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一个令人吃紧的问题。
讨论这样一个严重的话题,首先要有一种严肃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国内有一些学者议论是比较随意的,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 道听途说的不少,不实之词也有一些。例如,国内有一种说法:海德格尔是因为30年代在政治上受挫、“仕途失意”以后,才在黑森林山上造了一座小木屋,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这是明显的不实之词。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在1922年就已经建造了这座木屋,那时候他还在弗莱堡大学当胡塞尔的助手呢,还不是什么人物。
这还不算严重。更有一位作者,干脆就说海德格尔“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是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康正果: 《哲人之间的是非与私情》, 载《读书》,1996年第8期, 第8页)这个说法就近乎信口雌黄了。正经的文章可不能这样写。对海德格尔的经历和事迹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 他的校长职务是十分“短命的”, 只是1933年4月至1934年2月之间的10个月时间。法国的德里达曾经讽刺过《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的作者维克多·法里亚斯,说读这本书,在许多时候不免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不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前才开始读海德格尔作品的。
我得声明:我在这里决不是要扮一回海德格尔的辩护士。虽然我已经差不多花了10年时间研读海德格尔,而且我承认自已在思想上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很大,但我从来不想以海氏“信徒”自居。“思想”不是让人“信”的,而不如说是让人“疑”的。再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怀疑的呢?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思想之一,正因为这个缘故, 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心、研究、批判这种思想。至于海德格尔在德国纳粹时期的一些政治行为和言论, 当然更值得深入批判了。但我想, 这种批判应该基于事实, 应该实事求是—即要“面向事情本身”,而不能信口开河,胡编乱造。
“海德格尔事件”的基本起因,还是他出任纳粹时期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倘若没有当这个校长,海德格尔就会是另一个形象了。虽然只不过10 个月的校长,但对思想家海德格尔来说,这已经是十分致命的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据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这个校长是大学里的教授们推选出来的, 教授们以为作为著名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可以在当时为保护大学的自由和独立做一点工作。海德格尔终于推脱不了,就做了这个校长—好像是勉强为之的。校长是大家选出来的,这一点固然没错;但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显然含有一些自我开脱的成份。据我猜测,海德格尔对于这个校长职务,是有一定兴趣的,因为他还是有“哲学王”的心态,他早就胸怀改造德国大学和德国教育的雄心壮志。早在1919年夏季学期, 海德格尔就做过一个讲座, 题为《论大学的本质和学术研究》(收在海氏《全集》第56/57页);在1929年做的教授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海德格尔也表达了他对科学和大学的状况的思考和忧虑。做哲学的人难免自负。海德格尔显然以为,以自己对大学和教育精深思索,是可以把大学教育好好改造一番的。这种“哲学王”的志向, 至少是海德格尔做校长,从而与纳粹运动发生牵连的动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海德格尔自己也已经招认了:在当时德国社会的不妙的政治经济状况下, 除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他实在看不到另外的出路了。这位对于“存在历史”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家,却在自己民族的当前命运问题上犯了迷糊,被“存在之命运”玩了一把。
既做了一校之长,就必然要做一些校长的事,讲一些校长的话。这位“哲学王”到这个时候就发现,他是难以自说自话, 贯彻自己的“理念”的。他的改革大学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最后因为在学校两位院长的人事安排上,与“党”发生了冲突,海德格尔就辞去了
职务。可是,大错已经铸成,海德格尔校长10个月间做的事、说的话,后来多半就成了政治劣迹。1966年接受《明镜》记者采访时, 海德格尔曾经道出自己的一点不满:“我不明白为什么和当时纳粹党的教育部长谈一席话就该受到指责,而所有外国政府却正忙着承认希特勒并给他以国际通行的礼遇呢”。(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熊伟译, 载《海德格尔选集》,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0页) 我不知道海德格尔是不是真的“不明白”,但无论如何,他的这类抱怨和辩解却是十分乏力的。
战后直至去世, 海德格尔一直对自己在纳粹时期的言论和行为没有做过公开的检讨,就连60年代的《明镜》记者的采访录, 海氏也要求在他死后才能予以公布。这是令人不满的。海德格尔大概深知水越搅越浑、丑事越吵越臭的道理。而且, 即便在这个采访中,海德格尔虽有一些自责,但不少地方是在搪塞和自我辩护, 我们并没有在其中看到痛心疾首的反省。这是作为当代思想家的海德格尔令世人失望的地方。而最为令人不满的事情是: 海德格尔不但对自己当年的政治言行闪闪烁烁, 没有做深刻的自我批判, 而且一直以来对纳粹时期的大屠杀保持了沉默。这就近乎反动了。
海德格尔的这种沉默愈加促动人们把他的政治言行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早就在《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1953年)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激进主义、他的解构整个传统的意愿与他的纳粹讲话之间,有没有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 在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死亡哲学、关于“虚无”的思想与他的纳粹参与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洛维特的问题实际上就可以简化为: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与纳粹运动的牵连) 是不是他当时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不是一本纳粹主义的著作?从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学(本体论)”中可以找到纳粹主义的精神么?
这也是我个人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海德格尔30年代的政治参与?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有没有思想基础?按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的看法, 我们必须把下面两件事情区分开来: 一是海德格尔在1933年和1934年期间卷人纳粹党的活动; 二是海德格尔在纳粹大屠杀这件事上一直到死都保持了沉默—持续40年的沉默。前者是一个政治事件,后者则决不是一种政治态度的结果, 而更多地是一个思想事件, 与海氏思想中最基本的东西相关联。利奥塔并且提出厂处理这一“双重问题”时的原则: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和伟大性;另一方而, 我们必须承认海德格尔与他所谓的“伟大运动”的妥协的严重性,也必须承认他对种族灭绝保持沉默, 并不是记忆的错误或小小的缺失的结果。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伟大的, 但他的政治是反动的, 这是一个矛盾,而关键在于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参看利奥塔:《后现代性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利奥塔的上述区分,我认为是公正的、有道理的。根据这种区分,利奥塔回答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主义的关系问题。利奥塔认为,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他与纳粹运动的牵连,并不是他当时思想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我们不能说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就是一部纳粹或者原始纳粹的著作, 但另一方面, 这本书也确实留下了这种牵连的可能性。对此,利奥塔提出的理由是,海德格尔在校长任职期间的政治文本与20年代的哲学文本之间有着某种接近,比如在某些术语上的接近。(参看利奥塔:同上书,第209页)这个理由也正是一些人批评海德格尔的主要把柄。但在这件事上,我认为我们不能做过度的联想,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极端现代主义或主体主义的著作, 但不能说它是纳粹主义的。
有了这种区分, 我们就应该对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作一些客观的了解。作为具体社会中的个人,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没有能够形成一道超越时代的目光，倒是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政治观点,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政治立场。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个人的局限。帕斯卡尔把人比做一枝在风中飘摇的芦苇。在巨大的社会政治风潮(我们所谓“运动”)当中,个人尤其像风中芦苇一般脆弱不堪,难以把定自己。我们不防也回头想想自己,在我国解放后的一次次“运动”中,特别在“文革”中,又有几个人能置身于事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 真正保持着人格上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正义性呢?
世上事难,尤以做人这件事为最烦难。人是背着自己的历史在社会中过日子的(海氏所谓的“在世”)。个人最难面对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过去犯的错误, 人要有正确的检讨的态度; 若是社会政治错误,就更要对社会有个交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两种极端姿态:一是痛心疾首地自责,彻底否定、痛斥过去的“我”,仿佛过去的“我”与今天的“我”是毫不相干的,这样做,有时竟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狡计”,其效果甚至可以为今天的“我”的脸上贴金一诺, 我讲出了真话, 我现在是一个多么真诚的人呵!另一种姿态,是想方设法地隐瞒、掩饰自己过去的错和罪, 瞒天过海, 声东击西, 百般抵赖,若有赖不过去的,就说历史情势所逼,个人无可奈何。这两种态度,哪一种更恶心呢? 实在也难讲。
平心而论,海德格尔没有采取上面说的两种态度。对于自己过去的政治言行,他有过一些坦白、自责(但还不够),也作了一些掩饰、自我辩护(但还没有至于百般抵赖)。海德格尔在1947年曾写过两句诗:“有伟大之思者,必有伟大之迷误”。似乎是感于自己的经历而发的感慨。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不阴不阳、阴阳怪气的。
真正严重的地方还不在于此。正如利奥塔所讲的,最严重的指控写在空白的纸上:海德格尔对灭绝犹太人的固执沉默—大约40年的沉默。的确, 战后直到去世,海德格尔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甚至在《明镜》记者的采访中,海德格尔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也不吐一词。作为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的见证人,思想家海德格尔的沉默是令人吃惊的。
海德格尔为什么沉默?我在这里仍想利用利奥塔给出的答案。利奥塔把海德格尔的这种沉默看作一个“思想事件”,把个中原因归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定位”:后期海德格尔是完全希腊式的,而且只是希腊式的,他把自己的思想“定位”在希腊哲学传统之中, 认为欧洲思想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状态”的历史,从而导致了他对上帝的法律的遗忘,对于“公正”问题的麻木。“这种麻木主宰了他对巨大的不义的沉默, 对奥斯维辛的沉默。就(一般) 存在之真理而言,大屠杀不过是(个别)存在”。(参看利奥塔: 同上书,第213页) 在利奥塔看来, 一个完全希腊式的人是不会去关注灭绝犹太人的动机的。
利奥塔的上述分析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思考方向。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是一个希腊迷。他的“存在历史观”的确是以希腊哲学为基本路线的。而希伯莱一基督教神学文化在海德格尔那里受到轻视,尽管他也谈论过“形而上学的存在学一神学一逻辑学机制”。就个人的认识来讲, 我虽然充分注意到了海德格尔的希腊性和非基督性，但从未考虑过这个思想特性可能具有的政治后果。细细想下去，这个纯粹希腊式的海德格尔,实在也可以给人“德意志(日耳曼)中心主义者”的印象,比如,他十分看不起拉丁语和拉丁文化, 而认为自己的德语与希腊语有着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只有德语才适合于做哲学, 等等, 这种“德语优越论”,虽然可以说是自古典哲学以来许多德国思想家的一个“通病”,但毕竟暴露了海德格尔精神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哲学家阿多诺曾尖锐地提出“奥斯维辛之后”的命题: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 这个间题深重无比,对每个人都构成一种严厉的考间。而诗人和思想家尤其需要承担一种责任,进行这样一种紧张的追问:在奥斯维辛之后你还能不能写诗,你还能不能思想? 如何写诗? 如何思想? 我们看到,在1937年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尼采讲座中,海德格尔也谈到了“思想的责任”: “对于诗人和思想家的话语来说,存在着某种责任,与此责任相比,工程师和士兵领域中的责任运用就成了一个小玩艺儿 … …”(海德格尔:《全集》第43卷,第260页)。然而, 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本人是否担起了这种“思想的责任”呢?我们必得有此一问。
我们也必得由“海德格尔事件”想到我们自家的“文革”。毕竟搔别人的痒易,搔自己的痒难。我们也参与和经历了20世纪的“狂热迷信”运动,我们承受了种种苦难, 我们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奥斯维辛”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希特勒法西斯的集中营,一般地象征着我们这个世纪人类的巨大灾难和伤害。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这样一问:在奥斯维辛之后, 我们还能否继续生活? 我们是否担起了思想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