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古典儒学与轴心时代的突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19-02-17 21: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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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史华慈先生近来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重新开启了古代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这个话题。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探讨两个特定的问题:第一,这个突破之开端的时间定位问题;第二,古典儒学的发展当中所体现的这个突破的特质问题。

  

   史华慈认为,这个轴心时代的突破最早发端于西周早期,即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正是在那个时候,关于天与天命的新理念提出来了:

  

   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天之命令呈现给我们的是对于如下现象的清醒领悟:即应然的人类秩序与实然的人类秩序之间的差别。这里,我们发现了宗教—伦理式的超验存在的明确证据———可以说它是所有高等文明轴心时代的标志,即对于先前的高等文明发展持有的批判精神。

  

   如果我们接受史华慈对轴心时代突破的宽泛定义,我们可能会同意他对轴心时代突破发端的最早时间在周朝早期的认定。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应然与实然的人类秩序之间存在差别这一看法在任一超离原始层次的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一差别的一些感知以及与之相连的批判意识在更远古时期的文明当中就已存在,例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古埃及文明,而在那两个古代文明地区轴心时代的突破没有发生。因此,依我看来,轴心时代突破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对于那一差别的感知,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这正是我希望接下来在这篇文章中阐明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的是在这个“更复杂的问题”中一个必备的要素即一种超越的意识,或是对于更早期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及制度直接或间接的挑战所表现出的那种激进的批判意识。这似乎就是那些有轴心时代突破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所经历的。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凸显了应然与实然的人类秩序之差别的强烈的批判意识是否是与天命观念一起在周代早期出现?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对更早期的高等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商朝的思想进行简短回顾十分必要。一方面,一些学者侧重于强调商代思想与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我们被告知一些宗教—道德概念,例如,天命或德,已经在晚商的甲骨上找到了。这些概念早先被认为是只与周早期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对商代文化的描绘多么复杂,多么有争议,一个核心特征是很清楚的:人类社会在宇宙秩序中的神话式参与是被神圣存在控制的。由占卜者实施的广泛存在的占卜行为,对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的崇拜在商代的核心地位,以及商代青铜器上的兽形图像都指向一个人类秩序植根于神圣宇宙秩序的图景。这让我们想起的是像埃里克·沃格林这样的历史学家在古代近东和埃及文明核心处发现的宇宙论神话。

  

   而这一远古中国宇宙论神话的关键之处就是商人理解的王室的角色与作用。首先,王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大祭司。其次,在其祖宗神灵的帮助下,国王在与神圣化的宇宙秩序沟通过程中起着枢纽作用,类似于“焦点”或神圣的中心,即天和地交汇之处,神圣存在与人类社会的交点。这就是宇宙王权居于商朝政治秩序中心的体现。

  

   正是在商代宇宙论神话背景下我们需要检视早期周代天命观念的重要性。在商朝对帝或上帝的崇拜当中,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与王室祖先神灵的关系往往刻画得并不清楚而且易变。这告诉我们在商人思维当中,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相比较而言,在周代人对天的崇拜中,天与周王室祖先神灵的区别是很明晰的。结果就是天命观念蕴含着清晰的超越意识,而这在商代人的上帝观念中是不存在的。

  

   这个超越的理念涉及史华慈所提出的应然与实然秩序的差别,而对于这一差别最清楚的指示就是,德的理念开始在早期周代文本和青铜器铭文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初它可能指涉的是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在周代早期文本中,它开始获得一些与孝和敬相联系的道德意蕴。更重要的是,在西周的发展历程中德开始与作为准则的礼等同起来。

  

   正如学者们反复点出的,礼最初可能是起源于作为宗教仪式的法则,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开始包含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作为合宜的道德-仪式准则,礼着意于规范上层人士的行为举止,无所不至。更进一步地说,礼体现着单纯确保外部行为适宜得体的规范伦理。这种伦理较为缺乏反映精神激励或心灵罪恶感的内化层面。

  

   那么,礼的典章是否承载了针对早期文明核心制度的批判精神?就亲缘制度和祖先崇拜仍然处于礼之核心来说,这种批判精神的确是缺乏的。要想发现是否曾 存在 着 一种针对早期商代秩序的 另 一 主 要 制 度——宇宙王权——的批判意识,我们必须看看由礼的典章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图景。

  

   据史华慈观察,政治秩序在周代文明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政治秩序才能缩小应然与实然秩序之间的差别。于周代政治秩序核心的是天子制度,而这一制度与商代的宇宙王权之间既存在连续的地方,也有不一致之处。一方面,根据天命学说,天子制度并没有与周王室血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论上天子乃有德者居之。天命学说与天子制度紧密结合,使它自己与商代的宇宙王权区分开来,后者是与商代王室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考量天子制度时,区分这一制度与其人类居位者是重要的。因为天子制度的居位者是可变的,而制度本身是稳定的而且被认为是镶嵌于宇宙秩序之中的。无论谁占据了天子制度的角色,他就成为了与天这一宇宙秩序的主宰进行联系的唯一渠道。只有天子才能在人类秩序与宇宙秩序之间进行调和,并缩小应然秩序与实然秩序之间的差别。因此,超越意识及天命观念中的批判意识仍然以宇宙王权制度为基础并受限于它。虽然这一观念象征着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却仍然处于宇宙论神话的范围内,而不是外在于它。简言之,天子被证明是商代宇宙王权一个制度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断裂。

  

   在考量伴随着天命观中的宗教信仰而出现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特征时,我并没看到对于应然秩序与实然秩序之间巨大差别的意识,由此,我很难认同史华慈关于轴心时代突破之开端在周代早期文化的看法。

  

   如果把轴心时代的突破划定在周晚期,即公元前770年之后,至少在考量古典儒学时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能够指向突破这一宇宙论神话的新发展。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突破仍然伴随的是古典儒学在某些方面与宇宙论神话之间的连续性。当我们把连续性与断裂都纳入考量范围,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比史华慈依据应然与实然秩序之差别为基础界定的轴心时代突破更为复杂的图景。让我以简短探讨《论语》(公元前5世纪)开始。它揭示了不同于礼之规范伦理的新伦理,这一新伦理的核心是一种世界已纲序失常的疏离意识。孔子在《论语》中已多次点出或暗示,他的世界已是天下无道。要恢复天下秩序,道德再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孔子而言,道德再生是以每个人意识到存在两种生存方式或两种生活道路———道德堕落之途即孔子所称的小人和道德提升之途亦即君子———为开端的。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挑战就是作出正当的选择并遵循君子之道。

  

   要坚持这条道路,仅仅遵循礼则虽然必须,但并不足够。除了外在的服从,君子还需展示一系列在《论语》中所要求和阐释的德行。对这些德行以及部分德行与礼之关系的详细检视揭示出了一个道德内在化的意识,而这在礼的典章所体现的伦理中并没有出现过。由“内自省”或“内省”以及“内自讼”这些术语揭示出的对于自我反省意识的需要突出证明了这种道德内化意识的存在。从孔子在文与质之间保持平衡的观点也可间接看出这点。更重要的是,在《论语》中,一些核心道德,比如,智、仁、勇这三者,以及义、信、忠、恕,一些时候也是以一种存在内在生活的信念为基础来进行界定和阐释的。正是在《论语》的道德思想中这种内化维度的存在,道不再被理解为是从外在来转化一个人的。相反,道是人只能从他自身去推衍发展的。用孔子的术语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这一道德内在化的意识不能被过度强调,以至于忽视对礼外在服从的重要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论语》中生命服从于两股引力:对礼的外在服从与内向的道德—精神努力。换句话说,我们在《论语》中发现的规范伦理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融入了一种志于内在动机转化与精神激励的伦理。在这种伦理表征出了一种道德—精神张力的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张力伦理,那张力并没有体现在礼的规范伦理中。

  

   除了它的道德-精神深度外,在《论语》中体现出的这种新伦理也展示出了迥异于之前礼之伦理的静态特性的动力机制。最清晰地体现这一点的是《论语》中终极道德理想,如仁和圣的特质。众所周知的是,孔子倾向于对每个向他请教仁之定义的人给予不同的答案。在孔子对这一概念的不计其数的谈话中,仁总是与某一些特定德行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讨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量时,很明显,仁并不仅是所有这些特定道德理念的叠加。

  

   当我们更加深入到孔子对仁的讨论中时,我们会发现仁的模糊性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 另一方面,与圣一样,仁也是孔子自身都不敢说完全实现了的。另外,仁被描述成君子生活当中任何时刻都不能缺少的,无论那时刻他的生活有多么紧张忙碌和颠沛流离。然而,仁同时又被描述成是如此难以达到,以至于只有他最好的弟子颜回能够说是坚持在他的一生中做到了坚守这一道德理念。进一步说,仁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责任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只有死亡才能阻断去实现它的路。 很明显,《论语》中的仁是充满悖论的,因为虽然它在人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但是成仁所需付出的努力让任何人都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它。考虑到仁的模糊特性,《论语》中的张力伦理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礼的伦理一样有限要求和命令的系统。仁最好被视为是一个有着开放结局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具体的德行和特定的规范,但是却不能被穷尽。它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无限要求和挑战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终点仁或圣是一个人可以期望但却永远不能达到的。

  

   在这种内在深刻和动力机制下,相比于礼的伦理,由仁所标示的这一新的张力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应然与实然秩序之间的差别。因此,这一新伦理从根本上是区别于周代早期伦理的。

  

   这一新起点的激进性质由《论语》中这一新伦理的另一面强化,此即孔子本人。在《论语》中,孔子的人格成为了这一道德-精神信念的鲜活例证。孔子的性格是其道德理想“具象的普世化”,因此,在古典思想中象征着突破宇宙王权理念上的新发展。

  

   虽然孔子在《论语》中对天经常沉默不语,但是对文本的详细检视揭示出在一些场合,孔子直接提及了天。而这些点出的不仅是孔子对天的极度虔诚,同时也揭示出了孔子宣称的自己与天有特殊关系的先知精神。比如说,有一次当孔子的生命受到桓魋的威胁时,他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另一处,在提到他与天的良好关系时,他说道:“知我者其天乎?”这些记录和其他地方揭示出了一种对天的强烈信任感和天对他的支持。

  

同样重要的是孔子被同时代的人视为是被天赋予了特定使命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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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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