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5 次 更新时间:2020-11-06 10:48

进入专题: 中缅关系   朝鲜战争   国民党残部   文化交往   经贸往来  

梁志  

摘    要:

由于对新中国心存疑惧,几乎从一开始吴努政府就决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确定英联邦国家也持同样态度后,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然而,此后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疏离状态。1953年,缅美因为国民党残部问题交恶,中国对橡胶的需求持续上升,缅甸大米严重滞销。这一切为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大幅改善提供了契机。此段历史清晰地昭示出,意识形态差异和地缘政治因素虽一度阻碍中缅关系的发展,但国家利益需要最终还是促使两国走向和平共处。

关键词:中缅关系; 朝鲜战争; 国民党残部; 文化交往; 经贸往来;


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党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更是成为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中缅建交的最初几年内,两国关系曾十分冷淡,彼此心存疑虑。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问: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具有亲英美倾向的缅甸很早便决定承认新中国?建交之初的中缅两国为什么又呈现明显的疏离状态?1954年中缅关系因何会迅速走向改善?作为中缅关系重要连接点的美缅关系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尤其是缅甸档案文献的渐次开放,使得研究者有条件更为近距离地观察1949年至1953年的中缅关系1。这是一幅十分复杂的图景,既显示了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国和缅甸各自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国家利益考量,又昭示出两国对彼此的矛盾心态及其双边关系改善本身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本文将利用缅甸、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各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细致地揭示中缅建交前后两国关系的历史事实,并就缅甸决定是否承认和何时承认新中国背后的主要考虑以及中缅关系从冷淡走向缓和的内外部动因提出新的认识。


一、缅甸承认新中国(1949)

关于缅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吴努政府承受着国内左翼力量要求与新中国建交的压力2;另一种说法是,面对中共建立合法政权的现实,缅甸担心如果拒不承认新中国会导致两国摩擦甚至关系恶化3。前者可能高估了左翼力量对吴努政府决策的约束力4,后者确实揭示出了缅甸决定承认新中国的主要考虑,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心怀疑惧的缅甸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两个半月以后才予以承认。换言之,既有研究对缅甸承认新中国问题考察的重点在于是否承认,而忽视了何时承认。事实证明,对缅甸而言,更重要的是何时承认,因为几乎从一开始,吴努政府就决定要承认新中国。

缅甸承认新中国与两国建交的大背景是40年代末中缅双方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总体外交政策方针5。早在当年2月,中苏两国已开始就世界革命分工问题进行讨论。不久,斯大林明确表示,世界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和东亚,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6。显然,中国愿意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8月,刘少奇在致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东亚民族革命运动应以城市作为反革命力量的中心,根据中国的经验“采取隐蔽的、不作声息的、合法的方式去进行活动”7。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更为明确地将自身的对外政策放置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场景下加以考虑。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的外交任务有两项:一项是联合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另一项是同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斗争。当月,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开幕式上详细论证了中国的革命经验,强调中国必须承担起支持亚洲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责任,认定武装斗争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解放斗争的主要形式8。正如有学者论说的那样,新中国以“革命国家”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于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性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一方面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进行尖锐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力图促使它们在日益两极化的冷战格局中保持中立。9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将缅甸吴努政权视为帝国主义的“仆从”也就不难理解了10。

1948年1月,缅甸获得独立。独立之初的缅甸可谓内忧外患:经济一片残破,军事力量弱小,缅共和少数民族的反政府军事行动引发大规模内战;不仅要同时面对中印两大近邻,而且愈演愈烈的美苏对抗也大有将缅甸卷入其中的趋势。因此,在吴努政府看来,那时的缅甸就像“置身于仙人掌当中的稚嫩的葫芦”,国家安全状况令人担忧。11短暂权衡过后,缅甸政府决定推行具有亲英美倾向的外交政策。6月,缅甸外交部向英国保证,缅甸不会和苏联结盟,将与英国、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权通力合作12。1949年夏,缅甸副总理奈温(Ne

Win)和外交部长伊蒙(E Maung)出访英美两国请求援助。在此期间,二人表达了对中共向缅甸“渗透”的担心,承诺愿意考虑加入太平洋安全条约。13在此前后,缅甸总理吴努还多次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议签订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缅甸四国防务与经济条约。但尼赫鲁坚持认为,签订四国条约的时机尚不成熟,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更大范围防务安排的第一步。最终,吴努不得不放弃该设想。14这一切与中共取得政权纠缠在一起,共同促使缅甸政府不得不考虑是否承认特别是何时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48年下半年,中共发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惨败,国共内战初见分晓。年底,缅甸驻华使馆在发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分析道,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的可能性要大于国民党。中共建立政权后,将通过苏联发展模式推动资源丰富的云南实现工业化。如此一来,云南将成为缅甸乃至整个东南亚的一个现实威胁。目前,缅甸政府应着手考虑是否承认中共北方政权的问题。一旦中共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缅甸将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新中国。相反,如果中国出现国共两党分治,缅甸则应小心行事,建议等到印度、巴基斯坦和暹罗(泰国的旧称)态度明确后再决定自己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立场。15然而此后一段时间,并没有迹象表明缅甸政府接受了上述建议而着手考虑相关问题。

进入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几乎已成定局,是否承认中共政权问题也被正式提上缅甸政府的议事日程。5月28日,伊蒙告诉美国驻缅甸大使杰尔姆·赫德尔(Jerome K.Huddle),缅甸会在承认新中国一事上与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保持一致。不过,两天后缅甸外交部常务秘书在致赫德尔的信函中改变了立场,希望美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对共产党中国政策方面与缅甸协商,并为伊蒙在此前会谈中没有清楚地阐述缅方态度表示歉意。16很明显,缅甸政府想要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保持灵活性,不愿完全受制于其他国家。6月7日,美国使馆告知伊蒙,美国政府愿意与缅甸协商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目前,各相关国家的共同态度是不主动与共产党中国讨论承认问题,准备承认中共政府前应相互协商。缅甸外交部很快作出回应,表示同意美方提出的基本立场。17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发布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日和5日,新中国分别以口头和书面方式通知前缅甸驻南京使馆公告内容,声明中国认为有必要同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8面对中国的建交意愿,按照与美国政府达成的一致意见,缅甸政府接下来将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

10月17日,缅甸驻美国使馆报告说,美国希望缅甸不要急于承认新中国,理由是该政府还没有承诺遵守国际义务、主权不明确、美国尚未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但事实证明,美国的态度绝不是决定吴努政府立场的唯一因素。对缅甸来说,更重要的似乎是英联邦国家特别是英国和印度究竟如何看待承认新中国的问题。11月9日,缅甸代理外长向伊蒙提出如下建议:所有迹象表明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新中国,显然在此事上缅甸不能落后,现在就应该决定在无需同其他国家协商的情况下承认新中国。此举并不违反与美国的约定,毕竟缅甸是在与英国、印度(可能还有巴基斯坦)保持同步。伊蒙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他认为,与美国等国家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共同阵线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立即自主行动。承认新中国已成必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缅甸面对的局面十分特殊,如果我们承认中共政府后中缅边界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那将对缅甸形成压力。由于其他国家可能突然改变态度,因此缅甸不能成为本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但也不能最后一个与新中国建交。仔细揣摩伊蒙的立场,可以发现缅甸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心态:既担心因为率先承认中共政权和英联邦国家突然改变既定方针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又害怕在其他国家纷纷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下迟迟不采取行动而令中国对缅甸产生敌视情绪。正因为如此,缅甸外交部最终的结论是“情况瞬息万变,必须密切观察”。19

11月10日,缅甸驻伦敦大使报告说,英联邦国家即将承认新中国。十天后,印度向缅甸发出照会,详细论述了关于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立场:应承认新中国存在这一现实,但承认本身不意味着赞同其政策。至于说具体承认时间,联大会议刚刚结束即12月15日至25日间为宜。25日,吴努致函尼赫鲁,表示同意印度的意见。20确认了英联邦国家特别是英国和印度的基本立场后,缅甸也加快了承认新中国的步伐。12月5日,缅甸外交部告知驻英国和印度使馆:考虑到缅甸的特殊位置,不能迟迟不承认新中国,应立即通告英国和印度政府,11日以后缅甸政府随时可能承认中共政权,并报告对方反应。结果,英印两国政府均表示不反对缅甸这样做。21

12月16日,伊蒙致电周恩来,告知中方缅甸已决定承认新中国,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请示毛泽东后,21日周恩来复电称:“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1950年5月,经过四次谈判,中缅决定建立外交关系。6月8日,两国正式建交。22

缅甸承认新中国是对中共政权恐惧心理和英联邦国家态度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者决定了缅甸几乎从一开始便确定要承认新中国,后者则决定了缅甸在新中国成立两个半月后才予以承认。换言之,在决定是否承认与何时承认新中国的过程中,缅甸既要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又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为防止国际社会对缅甸承认新中国的误解,伊蒙随后在广播演说中澄清道,此举并不意味着缅甸认同中共政权的政策。同样,愿意考虑建交问题也不说明新中国信任缅甸。1950年1月16日,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题为《外交与友谊》(Diplomacy and Friendship)的社论指出,在承认问题上必须将缅甸与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缅甸承认新中国是被迫的,要警惕这样的政府。23总之,中缅建交并没有立即开启两国的友好关系,北京与仰光之间依旧彼此心存疑虑。


二、极为有限的联系(1950—1952)

中缅建交前后,两国之间相互猜忌。部分地出于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忧虑,缅甸积极请求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50年9月,美国与缅甸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杜鲁门政府还决定向缅甸提供800—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中国看来,这是美国在为全面侵略亚洲做准备,并加紧对缅甸进行经济渗透,强化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政府因此警告缅甸政府,中国不会容忍美英两国在缅甸修筑机场,认为此举对中国构成威胁。24

与此同时,中国也深知缅甸对自己的疑虑。1950年国庆后,中国驻缅甸使馆报告说,缅甸政府对中国国庆活动阻碍敷衍,主要是担心中国借机扩大政治影响,这表明缅甸政府大体上对中国持反对态度,表面上又故作担忧的样子25。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更加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判断。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在国庆华侨集会上发表讲话,猛烈抨击美国的亚洲政策。10月11日,注意到此事的美国驻缅甸大使向缅甸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缅方加以处理。随后,缅甸外长藻昆卓(Sao Hkun Hkio)约请姚仲明谈话,指出姚仲明10月1日发表的反美言论不妥,此后应予注意。姚仲明反驳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事实存在,为何不可以讲。藻昆卓解释说,同意姚仲明的说法,不过为避免引起麻烦,建议今后一般性地提及美帝国主义或根据某一具体事例批评美国,而不要笼统地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给美国一个“满意的答复”,11月1日缅甸外交部常务秘书通告美国驻缅甸大使,藻昆卓已告诉姚仲明10月1日的演说内容不当,并警告对方不要再在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缅甸发表这样的言论。姚仲明承诺以后不会再这样做。26

虽说1950年至1952年中缅两国之间彼此心存芥蒂,少有往来,但双方还是就边界、国民党残部和文化交往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也正是这些极为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相互了解,甚至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对对方的猜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缅边界还存在诸多尚待解决的争议,包括北段尖高山以北未定界问题、中段勐卯三角地“永租”问题27和南段“1941年线”问题28。那时,由于对边界状况不甚了解,且忙于应付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总体考虑是“暂时维持现状”29。相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早在1949年12月,吴努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中国答复说时机尚不成熟。至少从1950年9月起,缅甸已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地图如何标注中缅边界。12月,中国出版的地图将八莫以北地区划归在版图范围内,但标注为未勘边界。1951年3月,北京再次发行类似地图。于是,缅甸驻华使馆提出抗议。中方解释说,这些地图是由国民党政府旧地图复制而来,由于时间关系,新地图还没有绘制出来。中国对缅甸没有领土野心,愿意在合适的时候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缅方接受了中方的说法。8日,吴努向国会保证,中缅边界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共同勘界的方式加以解决。5月,藻昆卓告知美方,中国在中缅边界一边大量驻军,但行为有度,并未进入缅甸领土。301952年,国民党军队从缅甸向云南发动进攻,结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为防止再次遭遇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1年线”以西驻扎下来,这让缅甸政府深感忧虑。31

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之下,国民党第8军和第26军部分部队分批败退至缅甸北部,领导人为第8军军长李弥。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命令缅北国民党残部进入云南从事游击活动。32这对中国的南方安全构成了威胁。对此,新中国早有准备。1949年11月29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彻底消灭国民党所有反动武装力量,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随后,中国外交部将该声明文本交给缅方。当国民党残部问题出现后,吴努政府自然非常担心中国误以为缅甸容留李弥部队,从而派兵进入缅甸进行清剿,甚至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向缅甸“渗透”。更令仰光忧心忡忡的是,缅甸政府军缴获的国民党残部文件也表明其有意给中缅关系制造麻烦。33

为防止出现上述局面,1950年上半年,吴努和奈温亲自视察景栋(Kengtung),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新中国保证缅甸政府会迫使缅北国民党残部缴械投降。6月,缅甸驻华大使还同中国政府正面讨论了该问题。中方表示,保证尊重缅甸领土主权,知道缅甸军队正在清剿国民党残部,但令人不解的是缅甸政府同时还在向这些人提供给养。缅甸大使解释说,李弥部队只是通过抢掠当地百姓为生。34事实证明,在台湾和美国的秘密支持下,缅北国民党残部的力量日益壮大,缅军根本无力完成清剿。1951年5月初,姚仲明提请藻昆卓注意中方接到报告称大量国民党军队由泰国进入景栋,询问缅方欲如何处理此事。藻昆卓保证说,缅甸政府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此次会谈后,仰光对中国入缅追剿李弥部队的担心达到了顶点,以至于明确告知美国只给华盛顿三天时间解决国民党残部问题,否则将诉诸联合国。35无奈之下,杜鲁门政府着手考虑对策。最终,美方提出两个方案:允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就此成为当地农民;将国民党残部通过缅甸遣返回台湾。缅方表示,中方可能不会同意以上方案,因此不予考虑。36

1952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与印度驻华大使会谈时表示,国民党残部问题目前并不严重,但中国怀疑在美国的压力下缅甸是否会继续追击并消灭李弥部队。而且,倘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该区域可能成为打击中国的前沿阵地。从印度那里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缅甸驻华使馆承诺缅方将不遗余力地铲除国民党残余力量。25日,周恩来向缅甸驻华大使指出,中国怀疑美台泰共同支持国民党残部,理解吴努政府面对的困难,但仍希望缅甸能够尽快解决此事。随后,缅甸外交部指示驻华使馆答复中方,仰光将全力将国民党残部赶出景栋。3710月,姚仲明要求缅甸政府有效遏制李弥部队对中国的骚扰行动38。但总的来看,中国并未就国民党残部问题向缅甸施加过大压力,而是更多地表示理解,并指出美国在其中酝酿的“侵略阴谋”39。1953年2月底,吴努在致尼赫鲁的信函中断言,缅中两国已就李弥部队问题达成了完全谅解40。

建交初期,中国与缅甸的文化往来不多,值得一提的只有1951年至1952年两国政府文化代表团的互访41。1951年1月初,吴努通过中国驻缅甸使馆建议中国派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和印尼,以增进理解和消除误解。更为值得深思的是,缅甸外交部还特别指示驻华使馆要尽可能推动毛泽东或周恩来宣布该消息,并表明中国不会干涉任何东南亚国家的内政,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议问题。随后,吴努与印度方面就此事进行了沟通。尼赫鲁认为,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疑虑以及联合国正在讨论将中国定性为“侵略者”,此时与中国互派友好代表团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影响,让其他国家认为印缅两国参与了集团斗争。同样,促使中国领导人发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声明也不明智,会令国际社会以为相关国家成为了被侵略目标。于是,吴努决定暂缓推动此事。42

2月中旬,缅甸驻北京使馆报告说,中国正在考虑缅方的提议。关于具体安排,中国主张称代表团为“文化代表团”而非“友好代表团”,因为双方关系本就友好。此外,中方不愿按照吴努的建议发表公开声明,理由是已多次公开表明尊重他国领土完整,各国平等,互不侵犯。缅甸的对策是,既然此事由己方首先提出,中国给予积极回应,便不能再拒绝中国文化代表团来访,但应缓慢推进此事,以免中国人声称这是缅甸人一再坚持的结果,并明确告知对方在仰光攻击与缅甸友好国家将令其感到尴尬。在接下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中方也敏锐地觉察到了缅甸的顾虑,特别强调中国代表团的性质为“文化代表团”,与政治无关。43

12月上旬,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与当地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并举办了电影招待会和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等活动,效果良好44。不过,其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24日,中国驻缅甸使馆致函缅甸政府,送上了《自由日报》和《中国论坛报》等两份反共亲台报纸攻击中国文化代表团报道的副本。经调查,1952年2月4日,缅甸外交部告知中国大使,缅甸新闻处处长已警告有关编辑今后不要再发表类似文章。事件顺利得到解决。45作为礼尚往来,自1951年5月始,中国也几次邀请缅甸文化代表团回访46。1952年4月下旬,缅甸文化代表团访华,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参观活动47。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在许多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国际问题上,缅甸时常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一边,比如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联合国给中国贴上“侵略者”标签、要求联合国取消对华贸易禁运、拒绝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等48。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中国产生误解,缅甸也及时就对美政策等相关问题予以解释。例如,1951年10月18日,《云南日报》刊登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德钦伦撰写的题为《缅甸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章,指出美国假借“经济援助”之名在全缅各地扩大和修建飞机场,并进行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随后,缅甸驻华使馆对中方作出说明:仰光机场的修建与扩大全部由缅甸政府出资;缅甸政府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缅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破坏,仰光严格奉行“中立和善邻政策”。49

1950年至1952年的中缅交往充分表明了两国的复杂心态,缅甸对中国依旧怀有深深的猜忌甚至恐惧。正因为如此,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缅甸都十分注意避免过度触犯中国的利益,并防止中国对己方产生错误理解。与此相类似,直到1952年下半年,中共领导人依旧认为缅甸政府隐藏了对中国的真实态度,它推行的是亲英美的反华政策。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看来,“为争取亚洲国家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打击美帝及其帮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应该争取且可能最终建立起与缅甸的友好关系50。因此,在与缅甸的沟通过程中,中国努力试图逐步化解对方对自己的疑虑,并多次表示理解仰光的处境。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恰恰证明,当中国和缅甸均留意避免对方作出误判乃至有意友善往来之时,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便具有了可能性。


三、中缅关系改善的起点(1953)

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明显改善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或利益,后者主要表现为缅甸因国民党残部问题与美国交恶以及中缅两国彼此间的贸易需求。有趣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与朝鲜战争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早在1946年至1947年,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美苏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即亚欧非三洲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扩张51。此后不久,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形成与加剧,“中间地带”的概念渐渐淡出了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阵营对抗和“一边倒”,“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和中国领导人将关注转向国内事务后,他们已经在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52。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之外加上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三项新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间而非党际关系,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意愿。具体到东南亚国家,周恩来特别指出:“东南亚国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关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矛盾。它们刚建立政权,要维持它们的统治,它们怕战争打起来。在战争时我可争取东南亚国家中立,在和平时我使它们与帝国主义有距离。”53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等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转而着手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第一个步骤便是推动中国重新与美国进行朝鲜停战谈判54。相应地,中国也开始主动寻求缓和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6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概括性地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努力争取包括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和平力量55。就这样,在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缅甸逐渐由一个防范与争取并重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和平共处的对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努很快便将缅甸国家安全与韩国面对的局面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同韩国一样,缅甸也是一个不具备自我防卫能力的小国。韩国因为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而陷入战争,缅甸务必要防止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此后,吴努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中立主义: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只要它们行为正当,仰光就予以支持;缅甸愿意摒弃政治意识形态,与任何存在共同利益的国家进行合作;仰光绝不会加入一个大国集团来反对另外一个大国集团;为了维护缅甸乃至世界和平,联邦政府将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自此,缅甸逐步放弃了亲英美的外交倾向,将中立主义作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指针,其主要表征之一便是软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态度。56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提出的“白纸行动”(Operation Paper)计划,暗中支援李弥部队进攻云南,以分散美军在朝鲜战场承受的军事压力。根据该计划,美国通过泰国源源不断地向国民党残部输送武器装备。57缅甸政府通过各种迹象和证据断定华盛顿秘密支持李弥部队,但美国拒不承认,并屡次阻止缅甸通过联合国解决该问题58。1953年3月,失去耐心的缅甸最终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谴责台湾为“侵略者”,并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李弥部队对缅甸的敌对行动。结果,美国私下支持墨西哥对缅甸提案进行了修改,只是不点名地批评台湾为“侵略者”,并隐晦地称国民党残部为“外国军队”。吴努政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对美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正因为如此,缅甸正式通知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于6月30日终止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则指出:“绝不能让(美国的)援助像水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作为回应,美国将已经分配给缅甸的3100万美元援助削减到约2100万美元。美缅关系因此紧张起来,缅甸失去了最大宗的经济援助来源。59美缅关系恶化很快便成为缅甸寻求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推动力。4月至5月,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访华。在此期间,缅方向周恩来提出援助请求,中方也表达了发展两国贸易的愿望。60

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将石油、废橡胶和纺织品等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统统纳入禁运范围61。此后,美国极力阻止马来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向中国出口橡胶。于是,中国将锡兰作为橡胶主要来源地,1951年至1952年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每年从锡兰进口数万吨橡胶。62但显而易见,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从更多的国家进口橡胶。1952年底1953年初,中国询问缅甸是否能够进行橡胶贸易。缅甸一边对中国作出积极回应,一边向美国解释奉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缅甸不能拒绝中国的橡胶贸易请求。63很快,中缅两国便达成了橡胶贸易协议。据美国驻缅甸使馆统计,1953年3月和6月缅甸两次向中国出口橡胶,数量占当年橡胶出口总量的1/3还多64。

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的经济依旧像殖民地时代那样严重依赖大米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大米需求量上升,当年缅甸大米出口量达到118.4万吨。但好景不长,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导致缅甸大米出口量再次跌至100万吨以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下跌,缅甸大米出口收入明显减少。65于是,刚刚拒绝了美援的缅甸再次敦促华盛顿购买缅甸大米,以用于给予东南亚国家的粮食援助。但当时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第480号公法解决自身面对的农产品过剩问题,一时间也就没有对缅甸的要求作出回应。在此情况下,缅甸转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求助。1954年4月,中缅两国达成易货贸易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中国的商品与技术援助。根据该协定,中国进口15万吨缅甸大米,大约相当于缅甸大米出口量的10%。对此,缅甸人表示十分感激。66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应吴努的邀请,1954年6月底,周恩来访问缅甸67。此次访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缅甸对中国的疑惧,坚定了仰光抵制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决心,并促使吴努政府积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最终,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申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发展的指针。是年底,吴努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就国民党残部问题、边界问题、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多项一致意见68,使得50年代中期的中缅关系迅速改善。

四、余论

总体而言,影响冷战时期中缅关系基本走向的因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国家利益69和地缘政治70三个方面。独立伊始的缅甸明显具有亲英美倾向,对新中国这一“北方强邻”充满了疑虑和恐惧。同样,致力于推行革命外交的新中国也将吴努政权视为帝国主义的“仆从”,担心缅甸有一天沦为美国的反华基地。正因为如此,建交之初中缅两国的交往十分有限,彼此防范猜忌。然而,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久拖未决,便为中缅关系的缓和创造了可能性,它既成为促使两国对外政策转型的主要动因,又是美缅关系恶化和中缅形成相互经济需求的

诱导性因素。就这样,50年代中期中缅两国关系大幅改善。概括起来讲,1949年至1953年中缅关系演进的历史进程显示,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差异和地缘政治因素曾一度阻碍中国与缅甸建立友好关系。但事实证明,对于这两个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而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毕竟是重中之重,国家利益需求最终还是促使中缅两国走向和平共处。


注释

1应该说,学界对1949年至1953年中缅关系的实证性研究才刚刚起步,具有开创意义的代表性成果有范宏伟:《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建交初期(1949-1953)的中缅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p.40-51;等等。就该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在于,随着各相关国家档案文献的解密,目前已经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中国尤其是缅甸在处理与对方关系过程中的诸多考虑,从而对此前某些通行说法或学术争论作出确切回应。

2(1)William C.Johnstone,Burma’s Foreign Policy:A Study in Neutr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56-57.

3(2)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77;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p.68.

4(3)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努政府并未真正考虑左派的态度,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反对北朝鲜侵略”。于是,左翼力量退出执政党,单独组成了缅甸工农党(Burma Workers’and Peasants’Party)。参见Robert H.Taylor,General Ne Win:A Political Biograph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5,p.142;Michael W.Charney,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79。对缅甸来说,是否承认新中国与联合国朝鲜问题投票均为重要事项,很难想象缅甸政府在一件事情上不顾及左翼力量的主张,而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却将左派的意见作为主要考量对象。除了逻辑推断外,在相关的缅甸档案中,笔者也并没有发现左翼力量对吴努政府承认新中国问题决策产生影响的痕迹。

5(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73-1486页。

6(5)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7(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0-53页。

8(7)《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1-75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60-168页。

9(1)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冷战国际史研究》第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10(2)《缅甸人民的抗争》,《人民日报》1948年5月10日;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68-69.

11(3)Renaud Egreteau and Larry Jagan,Soldiers and Diplomacy in Burma:Understanding th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Burmese Praetorian State,Singapore:NUS Press,2013,pp.72-73;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59.

12(4)Peter Lowe,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1945-65,New York:Palgrave Mac Millan,2009,pp.98-99.

13(5)“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August 27,1949,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Central Decimal File,1945-1949,Box6132,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59.

14(6)“To Thakin Nu,”May 10,1949,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1,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72;“To Thakin Nu,”December 1,1949,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4,Part I,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501-503.

15(7)“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urma’s Attitude toward Recognition of China,”1948-1949,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Fortnightly Report of the Burmese Embassy at Nanking for the Period Ending15 th November 1948,”1948,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605.

16(1)“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3,1949,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45-1961,Box6,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17(2)“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urma’s Attitude toward Recognition of China,”1948-1949,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

18(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0-21页;“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urma’s Attitude toward Recognition of China,”1948-1949,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 

19(4)“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urma’s Attitude toward Recognition of China,”1948-1949,Nationa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

20(5)“Recognition of New Regime in China,”November 20,1949,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4,Part I,pp.513-514;“To Thakin Nu,”December 1,1949,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4,Part I,pp.501-503.

21(1)“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urma’s Attitude toward Recognition of China,”1948-1949,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57.

22(2)《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58-361、367-374页。

23(3)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172;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14;《〈人民中国〉销售迅速,第二期昨日出版》,《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24(4)“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t.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t.of the Union of Burma,”1950,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1/8(26)-16;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New York:Routledge,2010,pp.87,91;Robert H.Taylor,General Ne Win:A Political biography,p.143;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172;Chicago Daily Tribune,June

6,1950,p.6;《准备在亚洲进行全面侵略战争,美军火加紧输入东南亚,武装和训练泰国军队并拨船予缅政府》《美帝加紧对缅经济侵略,引起缅实业界忧虑不满》,《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4日、12月31日。

25(5)驻缅甸使馆国庆庆祝工作总结,1950年10月11日-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038-02(1)。

26(1)“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12,1950,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1950,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缅甸外长对我驻缅大使在当地华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看法及我方的处理意见,1950年10月23日-1950年11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67-02(1)。

27(2)1897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缅条约附款》(《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续议附款》),其中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勐卯三角地“永租”给英国。1948年,英国又将该地区交给独立后的缅甸。参见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8(3)1941年6月18日,为保证滇缅公路畅通,中国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换文,划定了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此即“1941年线”。

29(4)沈志华:《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路边界纠纷的方针》,《二十一世纪》2014年6月号。

30(5)“Map of Burma prepared by Chinese,”1950,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10)-3;“Chinese Goodwill Mission,”1951,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31)-39;“To Thakin Nu,”December 30,1950,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5,Part II,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46;“To Thakin Nu,”February 8,1951,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5,Part II,pp.547-550;“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4,1951,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42;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71.

31(6)冯越:《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1954-1961)》,《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32(7)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发的几项国际事件》,《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4卷第4期,2002年12月;胡礼忠、张绍铎:《国民党军队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及第一次撤退台湾始末(1950-1954)》,《史林》2011年第5期。

33(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93-594页;“KMT Aggression in Burma,”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34.

34(2)Robert H.Taylor,General Ne Win:A Political Biography,p.134;“KMT Aggression in Burma,”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

35(3)“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5,1951,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ay 8,1951,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Vol.21,No.1(May 2014),p.27.

36(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18,1951,RG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37(5)“Review of U.S.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Relations,”1952,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22.

38(6)“Request Made by the Chinese Embassy to Prevent Effectively the Activities of Pro-KMTs,”October 6,1952,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21)-210.

39(7)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40(8)“KMT Aggression in Burma,”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

41(1)中国驻缅甸使馆关于十年来中缅文化关系的总结,时间不详,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603-02(1)。

42(2)“Chinese Goodwill Mission,”1951,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19;“To Thakin Nu,”February 8,1951,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15,Part II,pp.547-550.

43(3)“Chinese Goodwill Mission,”1951,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19.

44(4)《缅甸文化、艺术和教育界欢迎我国文化代表团》《我国文化艺术展览会在缅甸首都隆重开幕》《我国文化代表团在缅甸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我文化代表团离缅返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8日、12月19日、12月26日、1952年1月4日。

45(5)“Complaint made by Chinese Embassy against Chinese Newspaper‘Freedom Daily News’and‘Chin Tribune’,”1951-1952,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13)-76.

46(6)“Invita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People’s Organization in Burma to Attend Chines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to be held on Oct 11.1951,”1951,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31)43;“Burmese Cultural Mission to China,”1951,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5/3(31)-42.

47(7)《缅甸文化代表团抵广州后乘车来京》《我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昨设宴招待缅甸文化代表团,缅甸文化代表团参观访问我民族学院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缅甸文化代表团参观土地改革后的京郊农村》,《人民日报》1952年4月23日、5月4日、5月5日。

48(8)外交部陈家康司长就缅甸政府拒绝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事与缅甸驻华代办吴辟谈话记录,1951年8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88-03;Prithwis Dutta,Neutralism:Theory and Practice,Calcutta:The World Press Private Limited,1978,pp.111-113;Renaud Egreteau and Larry Jagan,Soldiers and Diplomacy in Burma:Understand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Burmese Praetorian State,pp.95-96;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78,188.

49(1)缅甸驻华使馆一秘否认美国在缅建立军事基地,1951年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174-02(1)。

50(2)“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I.V.Stalin and Zhou Enlai,”September 3,1952,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APRF,f.45,op.1,d.329,II.75-8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

51(3)《毛泽东选集》,第1189-1194页;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40-347页。

52(4)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53(5)中国外交部编:《周恩来同志论外交》,1981年,第13-29页。

54(6)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55(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8-62页。

56(2)吴努曾经将缅甸中立主义外交政策概括为五个方面: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不接受任何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独立、客观、公正地处理各种国际问题;推动世界和平,援助一切需要帮助的国家。关于50年代初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可参见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p.62-63;Prithwis Dutta,Neutralism:Theory and Practice,pp.111-120;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73-174。

57(3)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发的几项国际事件》,《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4卷第4期,2002年12月;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pp.25-27.

58(4)“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y 4,1951,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20,1951,RG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ember 28,1951,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s,1950-1952,Box10,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Robert H.Taylor,General Ne Win:A Political Biography,pp.166-167;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pp.27-37.

59(1)“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March 28,1953,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Top Secret Telegrams,1951-1954,Box1,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p.36-37;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82-183;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pp.105-106,109-110;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p.39.

60(2)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谈话记录,1953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110-01。

61(3)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关于该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

62(4)蔡成喜:《大米换橡胶:20世纪50年代的中锡贸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63(5)“KMT Aggression in Burma,”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

64(6)“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Central Decimal File,1950-1954,Box5538,National Archive II,College Park,MD.

65(7)Ian Brown,Burma’s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03;Michael W.Charney,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pp.83-84.

66(8)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173;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78;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pp.132-133.

67(9)早在1952年8月底,为了压制国内各派力量对政府亲英美倾向的指责,向缅甸公众显示中缅友好关系,吴努便邀请周恩来访问缅甸。周恩来接受了邀请,但表示要等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能成行。参见“Prime Minister on Foreign Policy Reply to Debate in Parliament,1952,”1952,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25;“Review of U.S.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Relations,”1952,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22。

68(1)《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53-115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4、317-318、321-323页;李潜虞:《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69(2)严格来说,意识形态也属于广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叙述方便,很多学者都将二者分开讨论,本文亦如此。

70(3)地缘政治因素既可能成为拉近两国关系的纽带,又可能变成不利于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障碍,中缅关系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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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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