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面临危机的抉择:关于朝鲜战争之中国决策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21 次 更新时间:2020-10-25 14:09

进入专题: 朝鲜战争   中苏关系   中美关系  

沈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在朝鲜战争全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曾在四个方面做出过重大决策,本文对此历史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定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中国无可奈何地做出了支持发动战争的决策;在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派兵入朝作战,目的在于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的威慑力和苏联的援助,稳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出兵实现了决策者预定的目标;中国在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并已达到出兵原定目标的情况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错失了在各方面条件有利于己而实现停战的机会,结果陷入全面被动;在漫长的停战谈判过程中,中国的决策方针变化较大,先是急于达成停战协议,而后转为“边谈边打边建设”,最后在苏联新领导人决定立即结束战争的要求下,只得按照美国的条件签订了停战协定。文章对于中国领导人处理第一次重大周边危机一系列决策的成败得失依次做出了历史评论和检讨。


关键词:朝鲜战争,危机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第一次面对周边安全的重大危机。这场战争和危机,对于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战后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朝鲜半岛则从一个战后被人遗忘的角落成为世人关注的火药桶。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作为一种分界线,一种标志,最终确定了新政权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走向,甚至确定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惟其如此,这场战争才成为国际学界和中国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坊间关注历史的人群津津乐道的谈资。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对朝鲜战争诸问题,特别是中国关于这场战争决策的评价,始终存在不同看法,褒贬不一。在笔者看来,关于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决策正确与否的讨论,虽然十分激烈,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存在一个误区,即所争论的“决策”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前提没有确定,就难免出现答非所问、议题错位的情况。其实,在朝鲜战争期间,处在不同的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做出了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一项决策,更不是一次完成的,故不可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就对这场战争进程的影响而言,中国领导人曾在四个方面做出过重大决策:是否支持朝鲜发动战争(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作战(1950年7月至10月)、是否接受联合国停火议案(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以及确定怎样的停战谈判方针(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其过程反映了当时决策者处理共和国重大周边危机时的出发点、着眼点和思维逻辑,其结果则可以衡量决策目标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7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进行检讨,尤其是面对危机,应该如何交替采取军事与外交的手段,如何及时实现战争与和谈的转换等,从而把握时机,减少代价,消除危机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由此出发,本文拟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的决策过程(特别是其中的转折点)及其结果进行分析和梳理,并做出评判,以为历史借鉴。


关于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的决策


关于朝鲜战争发动者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这场战争是在苏联的同意、支持和帮助下由朝鲜北方发动的。[1] 现在需要集中讨论的是,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是怎样的,面对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做出了什么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抱定了实现民族统一的信念,其宪法(第103条)规定的首都不是平壤,而是汉城。[2] 至于统一的方式,虽然宣传上一直讲和平统一,但金日成知道,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大业。1949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金日成对此就有所暗示,但斯大林明确指出,统一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只有在南朝鲜首先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反攻。[3] 避免在亚洲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是斯大林战后的一贯方针。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根据毛泽东向莫斯科的通报,在这次会谈中,朝鲜人表示担心南方会在美国撤军后,借日本的帮助进攻北方,希望中国提供援助。毛泽东表示,如果日军侵入朝鲜,中国将迅速派出精锐部队援助,但“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因为中国的战事尚未结束,主力部队都在长江以南,无法帮助朝鲜。不过,为了加强朝鲜的防御能力,毛泽东同意让林彪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去朝鲜加入人民军序列。[4] 几个月后,金日成向苏联人承认,毛泽东当时认为“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在政治上不利”,而且“中国朋友正在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5]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不支持朝鲜采取武力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直接的理由是中国无法提供及时的帮助。


1949年8月,即美军撤出朝鲜半岛两个月后,金日成正式向苏联驻朝大使提出了进攻南朝鲜的问题。[6] 尽管在苏联使馆碰了壁,金日成还是提出了一个夺取瓮津半岛的作战计划,试图先从局部作战开始。[7] 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并通知北朝鲜,否定了他们的军事进攻计划。[8] 金日成并没有灰心,又返回头来找中国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金日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俄国学者А.М.列多夫斯基告诉笔者,毛泽东把这封信转给了斯大林,并在10月21日的电报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9] 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答应“将依照这一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10] 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9年11月底,苏联领导人反复电令驻朝鲜的大使和军事顾问,要尽量阻止三八线附近的局势复杂化,更不能让朝鲜人挑起事端。[11]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在当天举行的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一致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只要苏中两国“齐心协力,和平就能够得到保障”。[12]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3] 尽管在目前中俄两国解密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材料,不过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对毛泽东说,金日成很年青,也很勇敢,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但他过高地估计了有利因素。毛泽东说,他只听得进打的意见,听不进不打的意见,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帮助小金。[14] 这里所说的“帮助”,并非支持北朝鲜发动进攻。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6年对尤金和米高扬都曾谈起,他在莫斯科时对斯大林说过:朝鲜的情况不是北边进攻南边,而是南边要进攻北边;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斯大林当时表示同意这个看法。[15]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外交官告诉笔者,他在去朝鲜赴任前曾到外交部档案馆查阅有关文件,发现了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谈话的记述,内容大概是毛、斯都对金日成的做法表示不满,斯大林说,这个人太年轻,没有经验;毛泽东提议,是否可以找一位更有经验的同志替代他;斯大林没有同意。笔者判断,这里说的,应该都是12月24日的谈话内容。理由是,毛泽东访苏期间总共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其他两次会谈(1949年12月16日和1950年1月22日)的记录均已公布,没有直接谈到朝鲜问题。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1950年1月下旬斯大林与毛泽东还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讨论关于应对艾奇逊演说的问题,也没有涉及朝鲜问题。[16] 此外,即使存在秘密的私人会见,中方也不可能保留文字记述。无论如何,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一致意见都是不赞同朝鲜发动一场战争。


而此时的金日成已经无法按捺心中的郁闷和苦恼,他在1950年1月17日一次小型午宴上,借着酒劲儿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抱怨莫斯科阻止他实现祖国的统一,并扬言要面见斯大林,如果斯大林不见他,就去北京找毛泽东。什特科夫报告了这件事,但斯大林十几天没有做出反应。[17] 1月30日,斯大林突然电告平壤,他随时准备接见金日成,并愿意帮助他,还提醒说:“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18] 2月2日又补充指示:此事不得告诉“任何其他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19] 在这里,斯大林为了保障苏联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20],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为朝鲜开放绿灯。4月8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苏朝两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有关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的各项事宜,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提出的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最后,斯大林提醒金日成,此事还应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他是亚洲革命的领导人,而且“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必须请求中国“提供所有的帮助”。金日成于4月25日返回平壤后,战争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21]


此时,毛泽东还蒙在鼓里。5月3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金日成来过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22] 但苏联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通报,而是金日成一行于5月13日来到北京。在当晚举行的会谈中,金日成通报了莫斯科之行的结果,说他已经取得斯大林的完全支持,还夸口两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件事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毛泽东不相信斯大林会突然转变立场,要求向莫斯科核实。[23] 夜里11点半周恩来赶到苏联使馆,提出毛泽东希望得到斯大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速速回电”。[24] 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斯大林的回电:“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苏联领导人“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5] 看过电报后,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在15日与朝鲜领导人的会谈中,毛泽东解释说,他原来打算在解放台湾以后再帮助朝鲜实现统一,但既然朝鲜已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业,那么中国同意朝鲜先采取行动,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帮助。金日成表示感谢,但声明朝鲜不需要中国的帮助。[26]


这就是中、苏、朝三国领导人关于发动朝鲜战争大体的决策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是最积极主动的,苏联中途改变了立场,而中国是在最后一刻表示支持的。[27] 上述史实证明,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是朝鲜和苏联一起绑架了中国,而毛泽东则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多次说过,不可以打,应该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但金日成“已经决心打了”,斯大林也同意了。既然两国已经同意,“我坚决反对,也是不行的”。[28]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国家利益出发,自然不愿意朝鲜发动战争,但作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和亚洲革命的负责人,他又不得不遵从莫斯科的意愿,不得不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对于中国而言,这与其说是自己做出的决策,还不如说是被迫的选择。


关于出兵援助朝鲜作战的决策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出兵援助朝鲜作战,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这个决策,则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主动做出的,尽管经历了反反复复、相当复杂的过程。


首先必须把史实搞清楚。关于中国出兵的过程,以往苏联有两种观点,学者的看法是中国主动要求出兵,斯大林冒着扩大战争的风险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29];官方的说法是当中国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出兵的[30]。现在大量的档案文献已经披露,足以证明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但即使到现在,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动机的推断,研究者也是各执一词,各有所据。[31]


中国出兵援朝的问题,是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7月2日,由中国主动提出的。那天周恩来召见罗申告知:在美国宣布参战的情况下,朝鲜军队军队必须迅速强占仁川等南方主要港口,防止美军登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可以化装成人民军入朝作战,同时询问,苏联是否可以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32] 7月5日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的主张,即“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并答应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33] 7月15日,金日成向什特科夫报告,中国要求尽快提供朝鲜地图和人民军军服样品,并试探性地提出是否可请中国出兵入朝作战。苏联人回避了这个问题。[34] 19日金日成又报告,中国答应向朝鲜提供的武器装备即将起运,毛泽东还主动提出,中国可以派4个军共32万人援助朝鲜作战。金日成询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有何意见,什特科夫答复:“对此毫不知情”。[35]


进入8月,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不断扩大,朝鲜前线部队损失惨重,进攻在洛东江一带受阻。此时,中国一方面多次提醒朝鲜防止美军从侧后海上登陆,一方面加紧入朝的作战准备和部队动员,同时直接向苏联人提出了出兵援朝的建议。[36] 苏联大使则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37] 8月26日,金日成再次派人去苏联使馆,打探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意见,但依然没有结果。[38] 不过,这一次斯大林本人做出了直接答复:现在朝鲜需要的是耐心、坚定和坚持,苏联可以再提供一些作战飞机。[39]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朝鲜战局骤然逆转。9月18日周恩来会见罗申,建议朝鲜主力部队迅速南撤,并表示中国可以出兵帮助朝鲜。[40] 在复电中,莫斯科同意朝鲜人民军南撤的建议,但对中国出兵的问题未置可否。[41]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召见了朝鲜大使,询问在目前的状况下朝鲜政府对中国有什么要求。[42] 金日成立即询问苏联大使,该如何答复中国人,什特科夫回答:“无可奉告”。[43]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开会,讨论如何答复中国政府,金日成决定:关于是否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暂不答复,而要再次征求斯大林的意见。[44] 同一天,刘少奇又召见罗申,表示“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45]


9月29日什特科夫报告:人民军前线部队的退路都被切断,纪律涣散,斗志全无,已经不能指望有组织的行动。汉城已经陷落,三八线一带根本没有部队防守。朝鲜劳动党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给予空军援助,同时给毛泽东写了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46]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决定让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接到金日成的求援信后,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中国应立即派志愿部队向三八线开进。[47] 当晚,金日成向中国大使面交了一封亲笔信,请求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作战。[48]


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10月1日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毛泽东主张出兵,周恩来表示支持,但会上也有不同意见,遂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再行商议。[49] 会后,毛泽东电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同时,他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告知中国决定于10月15日出动12个师,与敢于越过三八线的敌军作战。信中还提出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50]


然而,在10月2日下午的会议上,多数人主张对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会议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这样,毛泽东就没有发出已经起草好的电报,而是于当晚召见罗申,向他讲述了另一番意见: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多数人认为现在出兵朝鲜作战的时机不利,如果出战而不能取胜,则结果也可能“极其严重”,不仅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公开冲突”,还会把苏联拖入战争。不过,毛泽东最后又说,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并准备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意见。[51]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大使,要他转告美国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管”。[52] 其目的显然是希望战争“局部化”,如此就不需要中国出兵了。10月4-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仍然坚持必须出兵的意见,并且说服彭德怀挂帅,还在会上讲了三驾马车的故事——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做出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定。[53]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合国军占领整个朝鲜领土,美军开始越过三八线。[54] 10月8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正式组建,大约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55]


为了获取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索契面见斯大林。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要求苏方提供武器装备,同时出动空军协同作战,而斯大林表示,武器装备可以满足中国的所有要求,但苏联空军要晚两个月到两个半月才能出动。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决定,中国军队暂不入朝;朝鲜军队一部留在平壤-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一部转入敌后打游击;在中国东北组建新的朝鲜部队;平壤和北部山区以南重要据点尽快撤退。会后,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告知了上述决定,但最后一句话是:“等待您的决定”。[56]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看到了这封电报,当即表示同意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决定。当晚10点12分,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告知“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实际上,此时苏联空军已经完全做好了出动作战的准备,但是面对美国空军频繁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挑衅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的情况,斯大林担心初战不利会使苏联陷入直接与美国对峙的危险境地,所以希望中国军队先打头阵。毛泽东的答复也是留有余地的,他真正下达的命令并不是停止入朝,而是暂不出动,原地待命,同时要彭德怀和高岗回京商谈。因为在暂时没有苏联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中国军事指挥员是否有决心单独与美国作战,毛泽东没有把握。[57]


在10月13日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力劝彭德怀和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开始阶段不能入朝作战,但是斯大林答应对中国领土实施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会议决定,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开始阶段可以只同韩国军队作战,主要是在平壤-元山线以北建立防御根据地,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军队。同时争取时间,等待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军。[58] 当晚,毛泽东将上述决定通报给苏联大使,并起草了给周恩来的电报,要他告诉斯大林,主要的问题是中国作战军队必须有空军掩护,希望苏联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59] 14日晚,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让他向斯大林通报:志愿军26万人将于19日全面出动,在德川、宁远线以南构筑工事,待苏联武器和空军到达后发动进攻。[60] 15日凌晨,得悉美军准备进攻平壤的消息后,毛泽东又急令彭德怀提前行动,先派两个军于17日和18日分别渡江。[61]


然而,此时斯大林却表现得更加谨慎了。13日上午苏联海军报告,在平壤-元山线以东的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包括3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内的美国特混舰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咸兴遭到猛烈炮火轰击。[62]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让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空军只能在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以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63] 周恩来传回的消息,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不过,毛泽东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于17日致电彭德怀、高岗,要他们进京议事,同时指示部队,等待正式命令,“准备于19日出动”。[64] 在18日的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没有再犹疑,毛泽东最后决断: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改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直接向志愿军下达了出国作战的命令。[65]


如上所述,从6月25日战争爆发,到10月19日中国出兵,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是否援助朝鲜,怎样援助朝鲜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来,虽然中国领导层确实出现过意见分歧和犹豫不决,但毛泽东本人始终坚持必须出兵援助朝鲜。综合分析目前可见的各种史料,中国(主要是毛泽东本人)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动机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朝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由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引发的对抗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激情;三、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四、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起伏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因此决策者必然会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其决策的动机自然也会出现多方面的考虑,其中第一点是贯穿始终的,而其他三点则集中表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


第一个节点,从美国宣布参战到仁川登陆前。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特别是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断了毛泽东解放全中国的宏伟大业,此举无异于对新中国的宣战。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时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启。在美军仁川登陆前,朝鲜人民军尚占有战场优势,但也有被敌军切断后路之忧。中国军队此时化装成人民军入朝作战,在军事上最为有利,而尽早结束朝鲜战事,既解除了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全隐患,也可以集中精力做中国自己的事。


第二个节点,从仁川登陆成功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陷入重围,战局出现逆转,迫切需要中国的援助。而中国军队及时入朝作战,既可以鼓舞朝鲜的民心和士气,又可以在三八线附近建立一道防线,阻断联合国军继续北进。从现在披露的美国档案文献看[66],如果志愿军公开宣布出兵朝鲜,甚至可以打消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念头。这样,实现战争“局部化”,既可解救朝鲜于危难,又可保障中国之安全。


在以上两个时段出兵,中国都没有太大的风险,在军事上也比较有利,所以在决策层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然而,斯大林就是不同意中国出兵。原因很简单:朝鲜本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几十万中国军队进驻,即便取得胜利,又如何保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和主导,如何实现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然而,如果三八线被突破,北朝鲜就要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其结果必将直接威胁苏联的远东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也必须让中国出兵与美国作战。以毛泽东的智慧,何尝不知中国出兵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那么他为什么要力排众议,坚持志愿军出国作战?


第三个节点,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朝鲜人民军全面溃败,三八线已被突破,中国出兵在军事上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所以多数中国领导人表现出担心和犹豫。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仍在,再加上对解除中国边境安全威胁的考虑,中国必须出兵。何况,在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条件下,中苏联手抗击美国,在军事上也还是有一定把握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正是如此说服大家的。


第四个节点,从10月11日至10月18日。斯大林表明态度,宁愿放弃北朝鲜,苏联也不会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中国陆军单独出兵抗美国海陆空三军,毫无取胜的把握。此时毛泽东仍坚持必须出兵,从军事上考虑,采取“出而不战”、坚守待援的方针,或许还可以起到将“国境线”向南推移以保障边境安全的目的。但其危险在于,如果初战不利,被美军打回,反而会“引火烧身”。所以,毛泽东提出“即令打不过美国”也要打,所考虑的主要就不是东北边境的安全问题了。从11日联名电报的用语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决定放弃北朝鲜是非常不情愿的,如果中国真的不出兵,势必会失去斯大林的信任,而当时中共巩固新生革命政权的关键就是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试想,新中国已经与美国为敌,现在再得罪苏联,如何生存和发展?即便在国家安全方面,此时能够发挥作用的,也不是中国的军事能力,而是中苏同盟条约的震慑力。后来的事实证明,真正使斯大林信任毛泽东和中共的,就是志愿军出兵朝鲜。[67]


以上历史过程表明,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关于中国出兵决策的目标不断发生改变,决策动机也是多重的,但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决心和方针却是贯穿始终的。


关于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国会在如此不利的国际环境和军事条件下出兵朝鲜,再加上急于结束战争,回家过节,结果轻敌冒进,一路北上,陷入了志愿军的重重包围,连战连败。1951年1月初,中朝联军轻松越过三八线,再次占领了汉城。这时,联合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停火议案,然而却遭到中国的拒绝。


朝鲜战争一爆发,联合国就开始出面调停,比较积极的是印度和英国。停战谈判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具有军事优势的一方,联合国最早是向朝鲜呼吁,而后转向美国,中国出兵、美军溃败以后,是否接受调停进行谈判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态度了。考虑到中美军事装备相差悬殊的实际情况,中国决策者最初设想与美军作战的方针时,异常谨慎和冷静。在中美开战之际,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歼敌的目的在于“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68] 周恩来也说:中国出兵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难而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69] 不过,初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方面对停战谈判的方针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0年11月23日,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没有明确拒绝,但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70] 12月4日美国确定的谈判立场是:以三八线为基础停火;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军安全的条件;不得讨论台湾地位、联合国席位等问题;如果联合国军不得不撤出朝鲜,必须对中国实行制裁。[71] 而此时中国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了,毛泽东在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指出: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大量消灭敌人,才会“促进美国撤军”。[72] 周恩来也指示中国代表伍修权和乔冠华,在联合国开展活动的方针是“他急我不急”,一方面表示不拒绝进行停战谈判,一方面要抓住台湾问题不放。[73]


此时,在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的一再催问下,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停战谈判的条件: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五、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74] 在询问莫斯科的意见时,斯大林答复:完全同意这五项条件,但在占领汉城以前,先不要“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而要让美国先提出条件。[75] 于是,中国决定采取“拖而不摊”的方针。[76]


12月7日,印度代表十三国向中国提出了在朝鲜停战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举行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其先决条件是双方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大国会议将讨论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及建立独立统一朝鲜的问题,同时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问题。潘尼迦在递交这一文件时还指出,这一建议是所有非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举动,如果中国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77] 与苏联协商后,12月12日周恩来答复潘尼迦:中国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尽快知道美国和联合国对停战条件的整个意见。至于三八线的问题,早已为美国侵略军所破坏而不复存在了。同时要伍修权转告联合国三人委员会,如果问到对十三国提案的立场,答复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结束朝鲜战事。[78] 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这时中国决策者关于停战谈判的方针开始僵硬起来。


12月9日,菲律宾代表将十三国建议交给美国,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离朝鲜;美舰撤出台湾海峡;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监督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6个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一支部队留在朝鲜维持治安;海港、边境由联合国视察员进行视察,以保证上述条款的执行;实现停火后6个月由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主持选举;选举后3个月,联合国部队撤离朝鲜。[79] 11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商定:接受停火的原则是不得使美军处于军事上的不利地位,不得附有政治条件,应在停火前谈妥停火的细节,由联合国监督停火。[80] 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军事打击和国际舆论压力,美国的僵硬态度是不会改变的。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十三国提案,其主旨是先停火再召开会议和平解决现实问题,苏联及东欧国家投票反对。联合国还成立了三人委员会,专门处理朝鲜停战问题。接着,印度驻华参赞和大使轮流向中国外交部进行解释和劝说,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这一提案,先坐下来谈判,印度和其他国家会继续向美国施加压力。但中国的态度很坚决,美国必须先从朝鲜和台湾海峡撤军,否则绝不谈判,还指责联合国通过的提案不过是为美国争取喘息的时间。[81] 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22日发表)的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82] 此时中朝联军正在筹划打过三八线的第三次战役,如何会就此罢手?!


对于停战谈判,中美的主张针锋相对:美国的原则是美军在军事不能处于不利地位,也不能附加政治条件,而中国的主张是必须附带政治条件,且中朝联军一定要打过三八线。12月8日,彭德怀曾提出,如此役不能给敌意歼灭性打击,则暂不过三八线。周恩来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也建议推迟进攻汉城。[83] 但毛泽东认为,“必须越过三八线”,否则在政治上很不利。[84] 所谓政治上不利,一方面如前周恩来所说,是指中国现在不承认三八线是一条政治分界线,另一方面恐怕是考虑到要与盟友的立场保持一致。[85]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停战谈判显然是不可能的。12月19日,彭德怀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在“稳进”的前提下越过三八线作战。[86]


1951年1月4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攻占了汉城,这不仅在白宫引起混乱,也推动了联合国进一步修改和谈方案。1月5日,尽管美国代表强调,他的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联大政治委员会还是同意由三人委员会再提出新的建议。[87] 1月11日,三人委员会以十三国提案为基础,在政治委员会上提出了五项原则性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3日政治委员会进行表决,并通过了这个“补充报告”,美国投了赞同票,苏联仍然反对,其理由是中国和朝鲜没有被邀请参加讨论。会议还决定立即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提案,并要求其说明是否同意将以上五项原则作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基础。[88]


作为新的停火建议,这五项原则几乎满足了周恩来声明中提出的所有条件,而根本无视美国反对任何政治附件条件的一再要求。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接受这个“带有不体面条件的停战安排”?其实,美国这也是在陷入进退维谷境地时的无奈选择。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分析的,接受这个提案,将使韩国失去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的愤怒”,反对这个提案,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的多数支持”,甚至引起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的不满。根据中国此前对十三国提案的态度,艾奇逊判断中国很可能也会拒绝这个新建议,所以美国可以投赞成票。[89]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做一次政治赌博。一旦中国拒绝,就像艾奇逊预计的,不仅美国将摆脱困境,还会让盟国的头脑清醒起来,并追随美国谴责中国。


果然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实际上,在政治委员会投票之前,印度大使已经在11日当天将新建议以备忘录的形式转交给中国政府,并征求意见。中国立即向苏联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如果政治委员会通过该提案,中国拟在拒绝先停火后谈判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四项主张,即提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已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谈判的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及远东有关问题;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七国会议的地点提议选在中国。备忘录还提出,七国会议举行后,可以先讨论限期(如一两个月)停战的问题。[90] 显然,中国已经考虑让步,即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不再作为停战谈判的前提,但仍坚持先谈判再停火的原则。对此,斯大林13日回电表示赞同,并希望征得朝鲜同意。[91] 周恩来14日将备忘录发给朝鲜,并说明苏联已经同意。[92] 15日彭德怀回电,表示完全赞同。[93] 于是,17日晚19时至22时30分,中国外交部分别向朝鲜、苏联、印度、英国和瑞典驻华使节递交了周恩来给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电报。[94] 18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这封电报,内容同前述备忘录无异。


1月17日晚,周恩来接见了印度大使,1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英国代表和丹麦公使,欧非司司长宦乡接见了瑞典大使,分别向他们解释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的理由。[95] 仔细阅读这些谈话记录,有助于理解中国领导人关于停战谈判决策的立场和动机。


关于“先停火后谈判”的说法——中国反对联合国提案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联合国建议可能在字面上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这里的意思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周恩来答复,“谈判的条件是存在的,但其具体实现当然必须通过谈判”,“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潘尼迦认为,按照这种说法,“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战的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应该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在这里,印度人实际上提出了“停火”和“停战”的不同概念的问题。周恩来坚持“先谈判后停战”,其本意就是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谈停战问题。但是,如果双方不停火,怎么坐下来谈判?


中国反对联合国提案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讨论(这也是苏联反对的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联合国作为交战的一方,不可能先征求中国的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周恩来有些退让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中国在联合国应有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周恩来说的是实情,也是中国关注的重点,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先召开七国会议,并指出会议召开本身就意味着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关于“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了取得喘息时间”的说法,英国代表解释说,这是中国一向的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并不如此认为。“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队再行战争的条件,英外交部曾有许多电报给我谈此事”。但章汉夫仍然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就是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里,中国决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这个议案是美国投了赞成票的。且不说美国是否需要“喘息”,根据英国代表的说法以及联合国的程序,可以想见,作为投赞成票的成员国,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提案,美国出尔反尔所遭遇的困境想必远远大于它在投票时的尴尬局面。


对于中国一再强调“停火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说法,潘尼迦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美国是同意这一建议的,但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这一建议,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个情况应该让中国决策者意识到,或许这个停火议案并非是美国人有意鼓动或主动提出的。从周恩来简单的回复——“事情并不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可以感到,他对此似乎已有所领悟。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觉到为难”,其中提到了香港、开罗和印度等地。周恩来坚持认为,“这一会议是要解决东方问题,因此在中国最为适宜”。显然,这一要求是不合情理的,以至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国的文件时就自言自语地说:“嗨,在中国开会!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决策者(在苏联的支持和压力下)根本就不打算进行停战谈判,至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机。占领汉城后,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下令全军休整。[96] 然而,中国决策层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毛泽东在1月14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为春季攻势做好充分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向斯大林转发了这份电报。[97] 既然联合国军迟早要被赶出朝鲜半岛,既然志愿军在几个月后就会大获全胜,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停战谈判?正因为如此,中国反对先停战(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坚持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考虑停战谈判的问题。


显然,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为了争取世界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刊登在24日的《人民日报》,主要内容是: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时间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看到中国的答复后,1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大政治委员会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奥斯汀还把中国称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98] 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立即宣布共产党中国为侵略者。[99] 22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宣布,美国坚决主张,将来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会议,都必须有国民政府参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美国从未做过任何承诺。[100] 30日,政治委员会否决了印度等十二国关于请中国对联合国1月13日决议的答复做进一步补充和澄清的建议。2月1日,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101] 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102] 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志愿军接连击败联合国军的情况下,美国最初确实考虑过从朝鲜撤军的问题。但是李奇微接手指挥美军地面部队后认为,美军并没有重大损失,只是士气不振,而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现代化装备和后勤保障,其连续进攻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美军完全有能力守住现有阵地,甚至应该立即组织反攻。1月15日,李奇微就开始了试探性的反攻。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1月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25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103] 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让中国再做解释和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而此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1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10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勉强发起第四次战役,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则根本无望。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军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105]


与出兵决策的情况不同,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决策前后立场变化很大,开始确定出国作战的目的就是打到三八线,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后来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原因是中朝军队必须越过三八线,以实现政治目标;最后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是因为决策者认为可以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因此不需要停战谈判。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方针的决策


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其中两年“边谈边打”,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是在谈判中度过的。随着在战争中所处环境、条件和所设定的目标的变化,中国关于停战谈判方针也不断发生改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停战求和。1951年6月至1952年3月,在军事和外交都处于被动的不利形势下,中国主动要求停战谈判,并在谈判中步步忍让,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美国出于签订对日和约、建立亚太安全体系等战略考虑,不愿此时停战,因而有意拖延。


到1951年5月下旬,中国决策者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和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又开始转回到最初的立场。第五次战役结束的时候,彭德怀深感战争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今后作战必将更加困难。[106] 中共中央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多数人主张“应停止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为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好接受。[107] 所谓“各方”,当然包括自己的盟友。然而,此时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却是要求中国军队继续作战。5月29日斯大林直接致电毛泽东,要求志愿军再准备一次重大战役。[108] 金日成则在30日致函彭德怀,声称决不能考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也不能在三八线结束战争,而建议6月底或7月初发动总攻。[109]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于6月3日请金日成来北京当面商谈,说服他接受中国的主张。[110]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再次来电,坚持“不应急于结束朝鲜战争”,而要继续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111] 毛泽东只得让高岗陪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解释。会谈中斯大林一再追问,中朝方面的意图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得到的明确答复是:我们的愿望是停战。[112] 面对中国明确而坚决的立场,斯大林只得接受了停战和谈的方针。[113]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由于中国和朝鲜屡次拒绝和谈,现在只好请苏联政府出面试探和调解。至于停战的条件,毛泽东主动要求不再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是作为筹码说说而已。[114] 显然,当中国感到需要停战谈判时,已经失去了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和有利条件。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方针。


毛泽东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朝鲜战争的兴趣,更不想成为停战谈判的主角。6月29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他“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115] 第二天又发电称,关于谈判的时间、地点和安排,“请您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同一天,毛泽东也把这个意见告知了金日成,并明确说停战谈判以朝鲜代表为主,有问题直接向斯大林请示。[116] 但斯大林在30日当天回电,指定由毛泽东“领导谈判”,并与金日成保持直接联系。斯大林认为,由苏联人出面负责谈判,既“不需要,也是毫无意义的”。[117] 甚至当金日成独自向莫斯科提出有关停战谈判诸问题时,斯大林告诉他:这些事情应“同中国政府协商并提出共同的方案”。[118] 于是,停战谈判的主导权和责任就同时落在了中国决策者的肩上。[119]


或许是因为缺乏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中国决策者起初以为,既然中国不再提任何附加政治条件,停战谈判应该很容易达成协议。毛泽东在7月2日的电报中要求彭德怀和金日成抓紧在10日内补充武器弹药,因为与“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只有大约10-14天的时间。[120] 中方甚至在开始谈判前就起草了《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121]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出乎中国决策者的意料。


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斡旋,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开始了朝鲜停战的预备性谈判。中朝方面对谈判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会谈第一天便提出了对于结束战争具有实质意义的三项建议:双方同时下达停止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命令;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各自沿此线撤离10公里;所有外国军队应在最短的期限内撤离朝鲜半岛。但美国代表团并不急于讨论实质问题,其提出,应该先讨论有关谈判本身的程序问题,并提交了九项议程建议。中朝代表团接受了这个意见,当即提出五项议程对案:通过议程;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设立非军事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实现停战的具体措施;关于战俘的安排。争论的焦点是中朝方建议中提出的两个问题: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122] 在后来的谈判中,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做出了让步。


关于外国军队的撤离问题,美方拒绝讨论,理由是派出武装部队是联合国的决议,所以不在双方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毛泽东一开始就已经有意做出让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可以放到一个单独阶段实施”,关键是要解决三八线问题。[123] 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124] 在开城的李克农也有此意。他在7月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对撤兵问题不宜过分坚持,如对方保证在以后适当会议去谈,可以暂时妥协,以达到签署三八线停火休战的协议。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考虑到中方在中立区、新闻记者以及议程等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此时还要再“坚持”一下,以免对方产生错觉,认为中方以后还会继续让步。[125] 然而,当美方坚持己见而谈判可能破裂时,毛泽东还是决定做出让步为好,“与其将来为撤兵问题而进行难以得到结果的长期战,不如不以撤兵问题为停战谈判必须立即解决的条件”,而“将从朝鲜撤兵问题保留到停战后去讨论”。[126] 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将这一决定向金日成进行了通报。[127] 由于这个让步,开城谈判得以继续。7月26日,双方达成五项议程:通过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包括监督机构在内的实现停火和休战的具体安排;战俘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28]


关于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实现停战的问题,中国决策者的考虑也比较简单,以为不会有大问题。中国外交部6月26日的报告总结了美、英、印以往关于三八线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应该可以接受以三八线为停火线的建议。[129] 彭德怀在谈判前也认为,“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130] 所以,在中国一再做出让步的情况下,美国对三八线问题的反对立场,特别是美方代表的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令毛泽东十分恼火,他要求李克农“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主张是公开的、合理的,只要坚持下去,美国终究会让步。[131] 不过,中国很快就再次做出了让步。当美方提出以现有战线及军事形势为基础讨论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方案后,如李克农所言,中国即面临一种选择:是坚持三八线为停火线而准备谈判破裂,还是为避免谈判破裂争取停战而考虑接受美国的方案。对此,考虑到如果按照现有军事形势划线,双方所占有的越过三八线南北的地区大致相等(中朝联军占领三八线以南领土3630平方公里,联合国军占领三八线以北4630平方公里[132]),毛泽东8月13日发电给李克农提出,在以后争论中“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以便为下一个“折中方案做伏笔文章”。[133]


不过,中国决策者还不得不考虑盟友的立场。据1951年9月苏联驻朝使馆报告, “中国人拒绝进攻性战役,他们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已经引起了朝鲜方面对他们的明显冷淡”。报告人还认为,美国人把中国在谈判期间的让步看作是“软弱、被迫求和的表现”。[134] 金日成抱怨说,他与李克农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分歧,“李对美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让步”。尽管朝鲜也希望尽快实现停战,但金日成明确反对毛泽东在三八线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打算,因为这种让步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他甚至私下说:“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135] 面对盟友的掣肘和美国在中立区的破坏活动,中国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谈判,但毛泽东仍然认为,美国有可能“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求得妥协”。[136]


当然,中国难以在谈判桌上采取强硬立场,关键原因还是在战场上无法取得军事优势,尽管对联合国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尚有招架之功,但要发起反攻则困难重重。志愿军因粮食弹药不足,交通运输不利,空军无法入朝参战,所设想的第六次战役一拖再拖。直到9月,中央军委建议“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137] 此后至战争结束,志愿军再也没有主动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既然无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面对国内巨大经济压力的中国领导人自然倾向于尽早实现停战。


9月17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和彭德怀,对美军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扫射的“满月里事件”表示道歉。中方立即抓住机会提出恢复谈判,并接受了美方关于更换会谈地点的条件。经过反复交涉和协商,10月25日在板门店正式恢复谈判。[138] 这时,中方不再提三八线的问题了,谈判目标转为主动提出“在就地停战加以调整的现实基础上划定军事分界线”,以对抗美方关于深入中朝方阵地以内的无理要求。[139] 11月14日,毛泽东向斯大林电告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方针的决定,并提出“努力争取停战谈判在年内达成协议”。[140] 斯大林显然对中方的一再让步感到不满,所以迟迟没有回复毛泽东。直到几天后周恩来再次催问,并说明为等待莫斯科的答复,“中方已两次推迟了同美方在朝鲜代表的会晤”后,斯大林才回电指出:“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141] 在此之前,11月16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重新提出中国在板门店谈判已经放弃的方针:“在10天内从三八线撤出军队,三个月内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42] 这明显是对中国决策者的警告。[143]


不过,主导中朝一方谈判方针的毕竟是中国,所以板门店的进程还在继续。11月22日,由于中朝方再次让步,关于分界线问题的第二项议程终于在小组委员会达成原则协议,27日得到双方代表团批准。同一天,开始进入第三项议程谈判——实现停火的具体安排。[144] 这时,毛泽东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认为“全部议程达成协议”也就是个把月的事,而“在圣诞节以前,有停战的极大可能”。[145] 毛泽东还告诉金日成,如果年内能达成停战协定,志愿军应回国进行整编。[146] 12月11日开始了第四项议程战俘问题的谈判。为了加快进程,中国还扩大了志愿军代表团,先后调杜平和丁国钰参加领导工作。[147] 第五项议程于1952年1月31日同时开始讨论,并于2月17日达成原则性协议。[148]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已基本达成四项协议,只差战俘问题没有解决了,周恩来甚至指示李克农安排“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时的几项准备工作”。[149]


这一阶段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方面根本无意达成停战协议,故而不断制造事端,阻碍谈判顺利进行。除了凭借战场优势,美国希望得到更为有利的停战条件[150]外,还有一个如中国领导人所分析的重要原因:美国想“拖过旧金山会议”。[151]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就加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欲将一个战败国变成同盟国,同时阻扰中国解决收复台湾的问题,于是将对日和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千方百计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中国就可以摘取“侵略者”的帽子而成为“和平功臣”,那样,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152] 1951年9月美国主导的旧金山会议签署了对日和约,苏联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则发表声明拒绝承认和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和约生效,此前美日签署了“安全条约”,吉田茂和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日华和约”。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5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的声明(刊登在5月7日《人民日报》上)充分表现出中国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153]


第二阶段,边谈边打。1952年4月至1953年2月,中国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坚持不再让步,决心边谈边打,把战争继续下去。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个中国人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问题[154]上,板门店谈判的钟摆竟然停摆了,而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方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2年2月,中国领导人对停战谈判的前景十分乐观,认为很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估计时间快在2-3月,慢到5-6月”;谈判破裂和重新开战,“可能性虽也存在,但并不大,而且我们已有充分的军事准备”。[155] 到3月份,毛泽东已经考虑派人去莫斯科商谈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如何为此提供“系统援助”的问题了。[156] 但就在此时,板门店的谈判却在战俘问题上搁浅了。先是红十字会参观战俘营的问题,接着是战俘名单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冒出一个“自愿遣返”的问题——美国人要求“一对一”交换战俘,缺额以“平民”顶替。双方为此舌枪唇战,争执不下。4月25日,中朝方宣布中止行政性会议,对方则干脆提出“无限期休会”。[157] 这时,毛泽东指示谈判代表团:“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158] 然而这个方针却受到来自盟国内部的抵制。


早在年初,朝鲜领导人已经表示出不耐烦的情绪。1月16日朝鲜副首相朴宪永就告诉彭德怀“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159] 到第一季度结束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要求朝鲜代表南日提出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他甚至要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关于中方的立场,拉祖瓦耶夫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提出,“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160]


到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其他四项议程均已达成最后协议,唯有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美国方面坚持要求“自愿遣返”[161],而中国方面强调必须全部遣返[162],停战谈判由此陷入僵局。苏联驻朝使馆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一再拖延,“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163] 而毛泽东在5月3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却更加明确了中国的方针和对策:由于对方从4月下旬起态度变坏,谈判已成僵局。因此,我们对谈判“已作拖过今年的准备,并决心坚守已经巩固起来的现时朝鲜前线阵地,加修第二线工事,准备应付今年夏秋两季可能到来的敌人新的攻势”。为此,中国国内工作的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的胜利,又要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同时还须将其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164] 中国决策者“边谈边打”的决心和停战谈判新方针已显露出来。


直到6月2日,中方在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仍坚持5月2日的方案,认为这是解决战俘问题的唯一合理基础。[165] 不过,为了表示诚意,很可能也是照顾朝鲜人的情绪,中国又做了一些让步。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即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166] 对此,主持中朝方谈判工作的李克农认为,这与中国要求的数字相差不大,应抓住这个机会,尽快实现停战。而毛泽东认为,根本问题不在数字之争,而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的情况下停战。[167] 金日成也有意接受美国的方案,并于14日将他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7月15日的回电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中朝人民将在战争中愈战愈强,并推动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并“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168]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美国方案在释放中朝战俘上,“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169] 这毫不奇怪,因为毛泽东所讲拖延谈判的结果——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苏联赢得发展的时间,与斯大林两年前谈到的要把美国拖在亚洲的目的如出一辙。[170]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会议上讲话,对中国此期的政策方针进行了总结,就是“边打,边谈,边稳”。[171] 显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急于求和了。这种方针转变的主要原因,看起来还在于美国宣布单独对日媾和侵害了中国收复台湾的根本利益,美日条约的签订造成了对中国安全的长久性威胁,再加上美国人在谈判中傲慢而无理的态度,从而激怒了毛泽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周恩来声明的强烈措辞,也反映在毛泽东5月23日给李克农的电报中:对美国人的“流氓态度”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72] 另一方面,中国此时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在具备了客观条件,从毛泽东8月4日的讲话中看出主要是三点:国内经济稳定了,武器装备加强了,后勤供给也有保证了,因此,“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173]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所以毛泽东在谈到中国为何要坚持强硬立场时,提到了加强苏联建设和革命阵营的利益。中国的这一立场,的确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和支持。自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凡是在中朝之间发生的重大分歧,如军队指挥权、铁路管理权、突破三八线后的南下战略等问题,苏联都支持了中国的意见。[174] 在停战谈判的方针和策略上,也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支持,中国的决策才得以排除金日成的干扰而贯彻。


周恩来于8月中旬至9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而斯大林明显倾向第一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175]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1日周、彭、金的会谈中,金日成仍提出如何使“谈判转弯”的问题,周恩来回答,“只有坚持,才能逼使敌人转弯”,彭德怀则强调“要准备两年三年打下去”。[176] 9月4日,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举行了会谈。针对金日成所说朝鲜“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的态度,斯大林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177]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物资援助以恢复朝鲜经济的问题。


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178] 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179] 克拉克以及参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僵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180] 1952年10月8日,美国谈判代表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11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181]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经过讨论研究,中国决策者认定美军下一步的作战重点是组织“侧后登陆”。[182] 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183] 正是因为志愿军有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再加上盟国或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试图采取大规模全面进攻、迫使中国接受美国停战条件的谋划才未能实现。[184] 1952年底和1953年初,战场和谈判桌都处于冷酷的僵持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李克农、边章五、解方、杜平等主要领导人均回国或回部队),谈判代表团党委宣布撤销,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185] 相反,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1952年12月12日的政务院会议上说:“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186] 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187] 这时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188] 于是,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1953年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189]


但就在这时,斯大林去世了,而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结束朝鲜战争。


第三阶段,以打促和。1953年3月至7月,中国接受了苏联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定,勉强同意按照美国提议解决战俘问题,但也抓住时机扩大战果,以打促和。


1953年3月12日,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公开发表讲话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190] 第二天,马林科夫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191]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新方针。[192]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批准了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件,以及给联合国苏联代表的指示,其核心内容就是“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具体做法:利用美国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恢复板门店谈判,并提出战俘问题新的解决方案,即遣返全部坚决要求返回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处理。[193] 这实际上就等于接受了美国“自愿遣返”的原则。3月21日晚,苏联领导人与周恩来会见,递交了给毛泽东的信件,并说明了莫斯科的新立场。周恩来当即电告了毛泽东。[194]


对于美方2月22日提出的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提议,斯大林2月28日(第二天他就失去了知觉并再未恢复)做出指示: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仍应“争到底”。[195] 于是,中国领导人便采取了“继续观望”的方针。[196] 毛泽东3月18日对准备前去参与谈判的杜平说: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此外,毛泽东也要周恩来征询一下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意见。[197] 现在,苏联的立场突然改变了。


毛泽东很快就接受的莫斯科的意见,并指示板门店谈判代表:在具体做法上,“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星期,如无重大事件,不要向对方提抗议。[198] 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199] 一切安排都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的: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200]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非心甘情愿——他仍然希望尽可能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斯大林的去世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目前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看,过去有关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201] 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到1953年4月,志愿军拥有兵力20个军,连同各特种兵和后勤部队,总计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202] 毛泽东指示志愿军: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203] 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发动进攻。5月11日志愿军司令员邓华等指示各部队: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就在这时,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一个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这简直就是为中国提供了停止谈判的理由,志愿军在当天便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204] 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


在军事打击面前,美国做出了让步。联合国代表收回了就地释放朝鲜籍战俘的主张,同意延长朝中方面想对战俘做解释工作的时间,也放弃了中立国委员会在表决战俘问题决议时必须一致同意的原则。[205] 中方接受了美国的新提案,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206] 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207] 然而,李承晚在6月17日私自“释放战俘”的行动,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正准备赴朝签字的彭德怀6月20日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签字,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表示同意。[208] 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的作战方案: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209]


考虑到停战协定签字在即,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伍修权转交了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其中说明: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作战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210] 7月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211] 不过,莫洛托夫的复电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不同看法。电报说:李承晚的挑拨行径是在“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而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212] 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不便明说罢了。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而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


7月8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地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213]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214] 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215] 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216]


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从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历时整整两年,终于有了结果。


对于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决策的评判


上述对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决策过程的梳理,依据的基本上中国和俄国公布或开放的档案文献,就过程而言,大体上是可以说清楚了。难点在于决策动机的判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决策程序不像美国那样有序透明,现在中国的档案开放又不像美国那样照章办事。所以,在目前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美国的决策动机一目了然,而对中国的决策动机却要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去分析和判断。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无法对决策做出比较客观的评判。


判断一项决策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一决策的结果是否符合当初决策者设定的目标,而决策动机的合理性,则主要看其决策目标是否符合基本的客观条件。由此出发,对于中国在战争期间这四个方面的决策,笔者试做一些分析和评判。


一、关于是否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的决策


就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看不出中国被迫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定,是否经过领导层的讨论,以及出于怎样的考虑。不过,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看,无论是领袖个人还是领导集体,中共最后做出决策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中共既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要服从莫斯科的领导;毛泽东既然对斯大林不允许中国革命极为不满,就不应该阻止朝鲜革命,何况中共还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


当斯大林把决定权交给中国的时候,毛泽东所面临的选择是:如果拒绝,就必然会与苏联和朝鲜同时结怨,如果接受,就很可能让中国面对一次影响经济建设或安全受到威胁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此后中国的目标就是把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初努力使战争“地方化”或“局部化”的原因,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战争爆发后反复要求中国军队化装赴朝、秘密参战的原因。


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斯大林为了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一再阻止中国在最有利的时间出兵援朝,结果事件发展到直接威胁中国的地步。所以,毛泽东被迫做出的第一次决策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是对苏联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差别估计不足,也没有想到斯大林所关注的只是战争的过程而非结果。


二、关于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作战的决策


无论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和动机多么复杂,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判断对方真实意图和己方实力地位的一场心理较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做出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其准确性在于,中美开战的第三天,斯大林即下令苏联空军迅速出动,越过鸭绿江赴朝作战,苏联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成为与美国空战的主力部队。此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滚滚而来,既有力保障了朝鲜前线的军备供给,也全面支援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217] 其正确性在于,当志愿军结束第三次战役时,上述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四重考虑都已成为现实:中国拯救了朝鲜,履行了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所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也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中国敢于独自挑战美国,且能够击退美军,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反帝信念已经得到充分展示;把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北朝鲜成为缓冲地带,对中国主权和周边安全的威胁自然化解,甚至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兵朝鲜,解除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怀疑[218],从而加强了中苏同盟的坚实基础,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当然,志愿军初战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出兵、美军轻敌冒进),但即使中国军队按照原计划在平壤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建立根据地,从而阻击美军[219],中国出兵决策所构想的几项目标同样已经达到,只是政治影响小一些。至于所谓“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看到,按照双方公布的伤亡和失踪人数,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兵员损失达43.62万人,远远高于美军(14.2万人),但前三次战役的损失只有4.72万人(未计冻伤者)。[220]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几乎90%的兵员损失不是因为出兵朝鲜造成的,而是由于未能及时收兵造成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中国政府1951年的总预算增加了60%,其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221] 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222]


所以说,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在已经实现出兵目标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出停战(停火)的决策。


三、关于是否接受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1951年1月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是一次战略性的决策失误。由于这次决策,中国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导致这次决策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失误,其实当时志愿军已成“强弩之末”,真正需要“喘息机会”的不是美军,而是志愿军。其次是情报不准,中国决策者根本不知道美国反对这个议案的情况和白宫面临的尴尬境地,说联合国停火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这纯属臆想。再次是不熟悉国际舞台的游戏规则,不了解国际事务运作的惯例和程序,等到周恩来明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说法用词不当为时已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决策者设定了一个超越自身能力的战略目标。当志愿军的军事目标从“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改变成“把美国军队赶出全朝鲜”的时候,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国领导人犯了一个超越“进攻顶点”的决策错误。[223] 这个“顶点”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完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从志愿军的战术从一次战役围歼美军几个师改为几个营直到“零敲牛皮糖”[224]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那么,中国接受联合国议案是否就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停战谈判?或者说,这种考虑是不是“一厢情愿”?这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对内而言,不可否认,战争中的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选择,毛泽东被迫同意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定,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出兵以后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阵营内部的地位,也掌握了对于战争决策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莫斯科和平壤都会服从北京的决定。对外而言,美军当时的确对马上实现停战谈判心有不甘,至少要找机会捞回颜面。但是必须看到,美国指挥的是“联合国军”,其行动在法理上是要经过联合国批准的。正如英国人对周恩来说的,在联合国已经通过停火议案(美国投了赞成票)的情况下,再行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人再次挑起战端,那时中国不仅在道义和舆论上占有制高点,在军事上也已经恢复元气,补充给养,可以整装再战了。


四、关于如何确定朝鲜停战谈判方针的决策


1951年6月以后,中国决策者顶住来自苏联和朝鲜的内部压力,坚持开始停战谈判,虽说在外交和军事上都处于不利地位,但从战线重归三八线的现象而言,还是基本符合当时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的,这是一个“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举措。至于中国一再做出让步而前期谈判拖延未果,主要是美国人的责任。因为在对日和约正式签订和生效之前,美国不愿意看到因朝鲜停战而使中国摆脱“侵略者”的被动地位,从而有可能破坏华盛顿单独对日媾和的如意算盘。


1952年5月以后,中国一改此前的谈判方针,在战俘问题上采取强硬而不退让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也显得十分僵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的客观原因是双方军事力量到1952年春形成均势,大家都想在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又都不愿意承担继续战争的责任,而影响达成协定的主要因素在于意识形态,谈判双方因此缺乏信任、沟通和理解。但是,对于刚刚建国且实力较弱的中国来说,问题在于,把“拖延”作为谈判方针的目的何在?战场条件的改善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固然使中国有能力采取“边谈边打”的策略,但战争这样拖延下去,中国把人力、物力、财力长期消耗在朝鲜战场,其战略目标到底在哪里?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把美国拖在亚洲,对于缓解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和加强苏联的经济建设自然是有利的,可是这对于中国有什么实际意义?中国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继续为斯大林“火中取栗”,如果只是为了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在远东,从而显示中国为社会主义阵营所做的贡献,那么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局面已经形成,并不会因为签订停战协定而根本改变(后来的状况正是如此)。所以,这项决策的动机不是很确定,除了要负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外,看起来更像是意气用事,对美国操纵的旧金山和约及美日安全条约愤怒至极,因而非要在谈判桌上与美国人争个高低。或许,中国领导人有意通过延长战争进程以获取苏联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实现军事国防的现代化和建立现代国民经济基础的目标。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尚无直接的证据。[225]


1953年3月以后,中国不情愿地服从了莫斯科新领导人的决定,在战俘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谈判条件,停战协定最终得以签字。志愿军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军事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受了惊吓。不过,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逞一时之勇(两次主动进攻),争一口之气(收复土地200多平方公里),有何战略考虑?而美国关于停战协定签字后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1953年7月7日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 157/1)强调,这种目标将包括“共产党方面同意在美国政治指向下实现朝鲜的统一”,以换取美国同意从朝鲜撤走军队和基地,且不与韩国缔结共同安全条约。该文件还提出,应该“保证在韩国主导下的统一朝鲜的领土及政治完整,并保证韩国加入联合国”。[226] 相比之下,对此后如何保证中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决策者似乎没有考虑。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在停战谈判的最后阶段中国两次主动发起军事攻势时,是否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战争升级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即停战协定签字4天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有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227] 这个分析非常值得注意。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很可能是此时美国决策者产生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后来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无果而终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详细介绍,参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

[2]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中央年鉴》,1950年版,第11页。

[3]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2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775,л.102-10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30-31。

[4]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5] 通金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9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59a,оп.5a,п.11,д.3,л.46-53。

[6]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2日,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02-10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30-31。

[7] 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8月1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5,л.108-11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31-32。

[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1号记录摘录,1949年9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6,л. 30-32。

[9] 笔者1996年7月31日在莫斯科对А.М.列多夫斯基的访谈。

[10]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11月5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2004年,第375-376页。该电报的草稿(10月26日)见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92-93。

[11]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06-207页。

[12]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13]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14] 笔者与在1996-1999年间与陈兼教授的多次谈话,他曾在90年代初住在师哲家中对其进行采访。

[15] 尤金致莫斯科电,1956年4月20日,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WICS) Digital Archive Record ID:113651;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个人收藏)

[16]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5-457页。

[1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62-65。另参见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1993,№26,c.28-29。

[18]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0。

[19]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2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56。

[20] 关于斯大林同意朝鲜发动战争的原因,笔者推断与中国要求苏联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路有直接关系,因为其结果将使苏联失去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从而破坏斯大林设计的苏联战后远东战略。而如果此时东亚地区出现危急局面,中国按照协定就不得不同意苏联继续使用旅顺港和中长路。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47-252页。

[21] 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14-218页。

[22]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5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4。

[23]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2、263;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6-147.

[24] 罗申致外交部电,1950年5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2-53。

[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5。

[26] 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22-223页。

[27] 关于这一点,俄国学者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在北京和平壤的双重压力下才最终放弃原来的立场的。参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с.93-94;Самохин А.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И.В. Сталин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Власть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2010,№ 3,с.104。

[28]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个人收藏)

[29] 德·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张祖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41页。

[30]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266,л.122-131,载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15-17。

[31] 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最近介绍,参见James I. Matray,“Korea's War at 60: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Cold War History,Vol. 11,No. 1,February 2011;Xia Yafeng,“The Study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China:A Review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0,No.1,Winter 2008。

[32] 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7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5-77,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3-104。

[33]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79。

[34]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35]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36]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64-266、268-269页。

[37]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38]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7,л.666-669。另据柴成文回国时汇报的情况,朝鲜领导人对困难估计不足,遇到阻力,开始情绪苦闷。对苏联和中国有依赖思想,还主动提出希望中国开始台湾战役(牵制美军),并向朝鲜提供飞行员。见毛泽东批转柴军武的报告,1950年9月8日(个人收藏)。柴军武是柴成文的曾用名。

[39]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8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40]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6-108。

[41]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第841-847页。

[42]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

[4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4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45]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111。

[46]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

[47]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48] 金日成、朴宪永致毛泽东函(中译文),1950年10月1日,抄录自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展览”展件,2000年9月。

[49]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78-287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39-540页。

[51]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05-106。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78-287页。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27页。

[53]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287-288、295-297页。

[54]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备要报告,1953年3月14日,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研究所编:《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拉祖瓦耶夫六·二五战争报告书》第一编(俄文档案影印本),首尔,2001年6月编印,第103-126页。

[5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132,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7-108。

[56]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01-311页。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11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

[57]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06-312页。

[58]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12页。

[59] 罗申致斯大林电(No.2406),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No.2408),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111。

[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8-259页。

[6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63页。

[62] 戈洛夫科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39。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72-374页。

[6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65页。

[65]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16-317页。

[66] 1959年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是:如果在北朝鲜出现了苏联或中国军队,如果苏联或中国发表声明准备出兵,美军都不得继续在地面采取军事行动。JCS message 92801 sent to MacArthur,27 September 1950,Harry S. Truman Papers,Staff Member and Korean War Files,Box 13,Truman Library。中译文参见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07-308页。

[6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2页。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77、589页。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2-77页。

[70] 章汉夫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1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31-33页。

[71] Bradley to Marshall,4 December 1950;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Minutes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President Truman and Prime Minister Attlee,December 4,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1348-1349、1371-1372。参见Harry S. Truman,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Volume Two,Year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56,pp.400-401.

[7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88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75-576页。

[74] 罗申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оп.65,д.336,л.17-19。

[75]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АПРФ,ф.3,оп.65,д.336,л.20-21。

[7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06、607-608页。

[77] 章汉夫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09-01,第34-3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03页。

[78]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35-636页。

[79]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0,1950,FRUS,1950,Vol.7,pp.1500-1503.

[80] Memorandum by Rusk,December 11,1950,FRUS,1950,Vol.7,pp.1518-1520;Truman,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Volume Two,pp.417-420.

[81]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429-431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17页。

[8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609页注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615页。

[8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08-409页。

[85] 苏联和朝鲜都不愿意中国在此时停止进攻行动。12月5日葛罗米柯告诉中国大使应“趁热打铁”(АПРФ,ф.3,оп.65,д.515,л.35-37);1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认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是美国人的意愿,而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应该为此提出的条件是:“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АПРФ,ф.3,оп.65,д.828,л.23-24)。12月13日,金日成明确向苏联大使表示,他对中国军队作战的推进速度感到不满意(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667-668)。

[8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16页注释。

[87] Peter Calvocoressi,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338-339.

[88] 详见《人民日报》,1951年1月18日第4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367-371页;National Intelligence Special Estimate,January 11,1951(Editorial Note);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January 13,1951,FRUS,1951,Vol.7,pp.64、76。

[89]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Inc.,1969,pp.512-513.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35页。

[91]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四册,第37页注释。

[92] 周恩来致柴军武电,1951年1月14日(个人收藏);《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17页。

[9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7页。目前没有发现朝鲜方面如何答复的资料,但估计也不会反对。

[94]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26页。

[95] 周恩来与潘尼迦谈话记录,1951年1月17日;章汉夫与胡阶森谈话记录,章汉夫与穆克谈话记录,宦乡与阿马斯顿谈话摘要,1951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068-01,第26-34、35-37、41-45、38-40页。

[96]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368-373页。

[9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1-3。

[9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77-381页。

[9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201页。

[100] 《顾维钧回忆录》第八分册,第200页。

[10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91页。

[102] 参见《人民日报》,1951年5月23日第1版。

[103]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441-442页。

[1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05]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28-238、254-268、305-358页;Matthew B. Ridgway,The Korean War,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7,pp.179-183。

[106]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498页。

[107]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1-742页。

[10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8,л.98-99。

[109] 金日成给彭德怀的信,1951年5月30日,参见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00页。

[110]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55页;2000年9月12日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

[111] 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6、10-16、17-18。

[11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6-508页。

[11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

[11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57-60。

[11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11-512页。

[11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13、525-516页。

[11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95-96。

[118] 斯大林致拉祖瓦耶夫电,1951年7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5。

[119] 从中国出版的档案文献特别是2018年刚出版的几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来看,朝鲜停战谈判的全过程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他本人批准的。

[120]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20-521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39,л.14-15。

[12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7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19-20。

[122] 佩图霍夫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9月,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24-54;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39-142、149页。

[1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7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3-45。

[12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48。

[12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17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0,л.68-70。

[12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26-29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8-91。

[12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92;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1年7月22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35-36页。

[128]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50-151页。

[129]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105-01,第1-8页。

[130] 彭德怀至中央军委电,1951年7月3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11-413页。

[131]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66-67、209-210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8。

[132] 佩图霍夫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9月,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41。

[133]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123-126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1,л.53-55。

[134] 佩图霍夫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报告,1951年9月,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24-54。

[135] 拉祖瓦耶夫的报告,1951年9月10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2卷,第1592-1598页。

[1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8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0,л.86-88。

[137]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62-164、181-182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115-116、157-160页。

[138]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68-175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297-298页。

[139]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358-365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47-149。

[140]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49-253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141] 罗申致莫斯科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1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22、23。

[142] Правда,16 ноября 1951г.,3-й стр.

[143] 11月19日,未经与苏联协商,朝鲜政府就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要求各国军队撤离前线(而不是三八线)。为此,莫斯科极为恼怒,斥责了苏联驻朝大使。葛罗米柯致拉祖瓦耶夫电报稿,1951年11月20日,АПРФ,ф.3,оп.65,д.829,л.46-48。

[144]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84、192页。

[14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60-561、562页。

[146] 金日成致斯大林电,1951年11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8,л.51-52。

[147] 柴成文:《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领导班子的形成与沿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23页。

[148]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119-122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02-203页。

[149]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127-128页。

[150] 根据驻美苏联外交官的情报,还在1951年4月,美国政府就认为,在中朝方面主动提出求和的建议后,“美国将会轻松地成为胜利者并提出自己的条件”。АВПРФ,ф.0102,оп.7,п.32,д.65,л.67,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97-98。

[151]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157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34-237页。

[152] 详细的讨论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72-188页。

[153]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320-326页。

[154] 直到1952年1月底毛泽东仍然认为,“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57-63页,俄文本见АПРФ,ф.45,оп.1,д.342,л.73-77。

[15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96-97、123-124页。

[1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3月3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26-130。

[157] 战俘问题前期谈判的详情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04-219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322-334页。

[158]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31页。

[15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160]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161] 早在1952年2月底美国就将“自愿遣返”确定为“最终立场”。FRUS,1952-1954,Vol. 15,Part 1,pp. 68-69。关于美方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方针,详见赵学功:《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62-74页。

[162] 尽管中方同意人民军战俘中原籍南朝鲜者“作为特殊情况”可以不遣返,但坚持志愿军和人民军中原籍北朝鲜的战俘“必须全部遣返”。毛泽东致李克农电,1952年3月26、27日。转引自王玉强:《周恩来与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党的文献》1999年 第4期,第29页.

[163]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6,д.11,л.19,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16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39-240页。

[16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377-378页。

[16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9-250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89-291页;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52年7月7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1876-1880页。

[167]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349-350页。

[16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89-291页;本书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16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0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69。

[170] 斯大林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电,1950年8月27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62,л.71-72。

[17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50-52页。

[172]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六册,第350-352页。

[17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50-52页。

[174]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58-380页。

[17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

[17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七册,第106-107页。

[177]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1952年9月4日,《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5卷,第1932-1943页。

[178] 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31-835页。

[179]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8-249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89-290页。

[180]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 1952;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pe. 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 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181] 周恩来关于支持苏联建议的声明,1952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13-00118-01,第3-5页。

[182]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45-3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38-639、632、640-641页。

[18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95-972页。

[184]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38-373页。

[18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八册,第21-22页;柴成文:《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领导班子的形成与沿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2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186]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0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72-273页。

[18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9页。

[188] 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372页。

[189]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21页。

[190] Правда,12 марта 1953 г.,1-й стр..

[191] Правда,16 марта 1953 г.,1-й стр..

[192] 莫洛托夫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3月18日,Vladislav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5。

[193]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3年3月1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60-71。

[194]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八册,第200-202页。

[195]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891页。

[19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八册,第173页。

[1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63-64页。

[198]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33、134-135页。

[19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1页。

[20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91-292页。

[201] 《人民日报》,1953年4月2日第1版。

[202]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7、372、369、393页。

[20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4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37页。

[20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95、399-401页。

[205] 莫洛托夫与波伦会谈备忘录,1953年5月28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6-13。

[20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4-305页。

[207]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06、411页。

[20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5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48页。

[209]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51-452、432页。

[210] 瓦西科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6-147,WWICS Digital Archive Record ID:114956。

[21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4号记录摘录,1953年7月4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35。

[212] 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年7月5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48-150。

[21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49页。

[21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48页。

[21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3-174页。

[216] 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АПРФ,ф.3,оп.65,д.830,л.187-189。

[217]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31-356页。

[218] 关于这一点,后来毛泽东本人都曾多次提起。参见: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ф.5,оп.30,д.163,л.88-9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7;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7年11月19日,АВПРФ,ф.0100,оп.50а,п.1,д.423,л.1-22;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63年2月23日,АВПРФ,ф.0100,оп.56,д.7,л.98-121。

[219]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有把握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8-259页。

[220]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44、132、188页;《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62页;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增订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47、59-60、67、322页;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p.652。

[22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2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8页;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223] 卡尔·克劳塞维茨解释说:“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33页。

[22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90-491、492-493页。

[225] 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60个步兵师的装备以及空军、海军和特种兵武器装备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直到有了初步结果,1952年12月中央军委才提出“建立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方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五册,第476页。)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完成五年国民经济建设任务的全面谈判是1952年8-9月开始的,这正是在中国拒绝了美国关于战俘的“最终方案”之后。(详见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75-87。)

[226] U.S. Objective With Respect To Korea Following an Armistice,July 7,1953,FRUS,1952-1954,Vol.15,pp.1344-1346.

[227] Conrad C.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No.2,June 2000,pp.84-85.

原文刊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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