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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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缅关系   周恩来   吴努   美缅关系   中印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梁志  

内容提要:虽然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的中缅关系是冷淡而疏离的。1953年,中国与缅甸的外交政策均出现转向,两国启动经贸往来。次年,由于缅甸政府努力加强同中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周恩来与吴努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迅速转暖。从国际史的视野观察,中缅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多重影响:引导中缅双方继续调整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促使吴努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推动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显示出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并非完全不可超越。

关 键 词:中缅关系  周恩来  吴努  美缅关系  中印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与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三大典范。就中缅关系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1954年是两国关系改善的起点,标志性事件为周恩来与吴努互访①。但仔细爬梳各相关方的档案资料便可发现,过去的讨论没有将中缅关系的改善作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观察。实际上,两国关系由冷淡疏离走向和平共处并非一蹴而就,1953年双方已在经济贸易等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既有研究对1954年6月底周恩来仰光之行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尚不全面,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至于中缅关系的缓和与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后续影响,同样为以往研究所忽视。事实证明,中缅关系取得明显进展推动了两国自身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促使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着美缅关系的走向,并为防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以及维护亚洲和平提供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与平台。基于以上历史认识,本文将依据缅甸、中国、印度和美国等有关国家的官方文献,在多国多边关系的场景下,采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将1953年至1955年视为一个整体,解读中缅关系改善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一、建立实质性联系:外交转向与经济驱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缅关系总体上处于冷淡和疏离之中。1949年12月16日,由于对新中国心存疑惧,在确认了英国和印度等国家即将承认新中国后,缅甸外交部部长伊蒙(E Maung)致电周恩来,告知缅甸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50年6月8日,双方正式建交。然而,为防止国际社会对缅甸承认新中国的误解,伊蒙随后在广播演说中澄清指出,此举并不意味着缅甸认同中共的政策。同样,愿意考虑建交问题也不说明新中国信任缅甸。1950年1月16日,英文半月刊《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发表题为《外交与友谊》(Diplomacy and Friendship)的社论,委婉地指出,在承认问题上必须将缅甸与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缅甸承认新中国是被迫的,要警惕这样的政府②。从1950年至1952年,中缅两国彼此心存芥蒂,少有往来。但不管怎样,双方还是就边界、国民党残部和文化交往等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也正是这些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国与缅甸之间的相互了解,甚至或多或少地减少了对对方的猜忌。③

及至1953年,诸多迹象已表明中缅关系即将或者已经开始改善,其背后的动因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双方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态度或利益,后者主要表现为缅甸因国民党残部问题与美国交恶以及中缅两国彼此间的贸易需求。有趣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与朝鲜战争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早在1946年至1947年,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美苏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即亚欧非三洲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扩张④。此后不久,随着美苏冷战态势的形成与加剧,“中间地带”的概念渐渐淡出了中共领导人对外政策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阵营对抗和“一边倒”。不过,随着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毛泽东等人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国内事务,并因此重新思考对亚洲新兴国家的政策。⑤相应地,“中间地带”理论又一次回到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中。

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之外加上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三项新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间而非党际关系,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交往的意愿。具体到东南亚国家,周恩来特别指出:“东南亚国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关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矛盾。它们刚建立政权,要维持它们的统治,它们怕战争打起来。在战争时我可争取东南亚国家中立,在和平时我使它们与帝国主义有距离。”⑥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转而着手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第一个步骤便是推动中国重新与美国进行朝鲜停战谈判⑦。相应地,中国也开始主动寻求缓和同周边国家的关系。6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概括性地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此过程中,中国要努力争取包括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和平力量⑧。就这样,在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缅甸逐渐由防范与争取并重的国家转变为和平共处的对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领导人进一步看到了与大国结盟给小国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更加频繁地强调中立外交⑨。在缅甸领导人看来,同韩国一样,缅甸也是一个不具备自我防卫能力的小国。韩国因为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而陷入战争,缅甸务必要防止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为此,吴努等人屡次表示,缅甸不会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具体地说,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接受外部援助的前提是不损害缅甸国家主权;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处理所有问题;帮助其他需要援助的国家。⑩恰恰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对西方国家的疑虑逐步加深,并相应地软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态度,尝试走中立道路。

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杜鲁门政府暗中支援李弥部队进攻云南,以减轻美军在朝鲜战场承受的军事压力(11)。缅甸政府通过各种迹象和证据断定华盛顿秘密支持这支国民党残余部队,但美国拒不承认,并屡次阻止缅甸通过联合国途径解决该问题(12)。1953年3月,失去耐心的缅甸政府最终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并正式通知艾森豪威尔政府将于6月30日终止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Dulles)评价道:“绝不能让(美国的)援助像水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作为回应,美国将已经分配给缅甸的3100万美元援助削减到约2100万美元。美缅关系一度濒临恶化的边缘,缅甸亦由此失去最大宗的经济援助来源。(13)更为值得注意的是,2月26日,也就是在准备将国民党残部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前,吴努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担心联合国组织国际调查团赴当地调查将引起中国的明显疑虑,中国可能因此反对调查团靠近中国边界,从而令缅中关系更加困难,希望印度帮助缅甸防止联合国的后续行动冒犯中国(14)。次日,缅甸外长甚至明确告诉美国驻缅甸大使,因为国民党残部问题关涉中国利益,缅方会就吴努3月2日国会相关演讲一事提前与中方沟通(15)。总之,在处理国民党残部问题时,缅甸十分注意照顾中国的感受,竭力防止开罪中国。

与美缅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于1953年4月至5月访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过程中,缅方代表团团长波木昂(Boh Hum Aung)声称,仰光已经拒绝再进一步接受美援,恳请中国向缅甸提供援助,并表示希望亚洲国家能够团结一致,抵制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周恩来也表达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愿望,并着重强调了中缅双方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国家经济、保障民族独立的相同任务。为消除缅甸对中国亚洲政策目标的疑虑,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亚洲国家需要和平环境,以恢复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不愿意遭到任何侵略,也可保证不侵犯任何人。中缅两国如果能够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这对整个亚洲国家都将是有利的。(16)

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经济依旧像殖民地时代那样严重依赖大米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大米需求量上升,当年缅甸大米出口量达到118.4万吨。但好景不长,可能是由于朝鲜战争结束等原因,1953年缅甸大米出口量再次跌至100万吨以下。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下跌,且逐渐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缅甸大米出口收入锐减。于是,刚刚拒绝了美援的缅甸再次敦促华盛顿购买缅甸大米,用于东南亚国家粮食援助。但那时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第480号公法解决自身面对的农产品过剩问题,一时间并没有对缅甸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在此种情况下,缅甸转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求助。1954年4月,中缅两国达成易货贸易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中国的商品与技术援助。根据该协定,中国进口15万吨缅甸大米。对此,缅甸人表示十分感激。(17)

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将石油、废橡胶和纺织品等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统统纳入禁运范围(18)。此后,美国极力阻止马来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向中国出口橡胶。于是,中国将锡兰(今斯里兰卡)作为橡胶主要来源地,从1951年到1952年间通过易货贸易的方式每年从锡兰进口数万吨橡胶(19)。但显而易见的是,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从更多的国家进口橡胶。1952年底1953年初,中国询问缅甸是否能够与之进行橡胶贸易。缅甸一边对中国做出积极回应,一边向美国解释说奉行中立外交政策的缅甸没有理由拒绝中国的橡胶贸易请求(20)。很快,缅甸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达成橡胶贸易协议。据美国驻缅甸使馆统计,1953年3月和6月,缅甸两次向中国出口橡胶,数量占当年橡胶出口总量的1/3强(21)。


二、政治互信的提升:两国总理互访及其成效


中缅关系改善的外在动力大致来自彼此相关的三个方面,即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缅甸政府对中国心存疑惧以及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随着西藏局势的逐步稳定,中印双方不断就印度在西藏驻军、印度外交人员特权等展开交涉。1953年下半年,印度多次向中国提出,希望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全面谈判。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言包含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该原则首次被完整地载入外交文本。此后,客观来讲,“中国领导人必须将革命意识形态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进行某种程度的切割,才能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至于成为不能取信于人的华丽空谈”(22)。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领导人做到了这一点。

1948年独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缅甸始终与印度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特殊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两国曾经同属英国的殖民地,缅甸还在特定的时间被划归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吴努和尼赫鲁均信奉中立外交,前者对后者十分信任和欣赏。反过来,印度又给予缅甸相当可观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吴努本人的话说,印度几乎给予了缅甸所要求的一切。正因如此,在何时承认新中国以及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等问题上,吴努经常征求尼赫鲁的意见,并按照对方的建议行事。从这一角度讲,中印关系的发展是影响中缅关系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23)

虽然1953年中缅两国的经贸关系明显加强,甚至出现了实现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缅甸对中国这个北方“强邻”依旧存在深深的疑虑乃至惧怕。1954年4月底5月初,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五国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此期间,吴努请求尼赫鲁致函周恩来,代为反映“中方对缅方态度傲慢”“中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缅甸反政府活动”“中国支持越南入侵老挝和柬埔寨”等相关情况,并暗示缅甸可能因此放弃中立主义。尼赫鲁要求吴努提供一些具体信息,但缅方迟迟没有给予答复。尽管如此,尼赫鲁还是于5月8日致函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N.Raghavan),让对方非正式地向中国官员解释缅甸对中国政策的反应。紧接着,尼赫鲁又通过印度驻缅甸大使向缅方提出如下建议:缅甸不宜放弃中立主义,印度与中国最近就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其中包含处理双边关系的几项基本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中缅关系,将有助于消除某些缅甸高级官员对中国的担心,而且像印度、缅甸和印尼这样的国家应该在印支战争中发挥调停的作用。(24)

1954年5月,赖嘉文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举行非正式会谈,向对方介绍了缅甸对中缅关系的看法。根据印方的说法,章汉夫在了解缅方的相关感受后似乎非常吃惊,并表示据他所知,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与缅甸的关系绝不仅仅止于友好,最近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便说明了这一点。他重申中国外交政策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其他国家没有怀疑和抱怨的理由,中国并未干预缅甸的内部事务,“帝国主义”或“亲帝国主义”分子正在挑拨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和平是非常重要的。赖嘉文则强调指出,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中方有必要努力缓解缅方的担心,让缅甸反政府组织清楚地看到中国不会支持他们,让缅甸政府不再担心边民具有亲华倾向。章汉夫承诺立即转告周恩来。从尼赫鲁与吴努事后的通信来看,吴努并不相信中方的保证。相反,尼赫鲁认为目前中国与印度、缅甸和印尼友好相处对双方都有利,因此中方的保证并非毫无意义。接下来,双方继续讨论应对所谓“中国干涉缅甸内政”做何反应的问题。(25)

1954年4月28日,讨论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不久,中国外交部着手讨论亚洲五国科伦坡会议一事,认为在许多亚洲问题上,五国总理的主张与中国相同或接近。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尼赫鲁提出的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提议,决心发展同印度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26)21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周恩来是否在访问印度结束后顺访缅甸一事。周恩来答复说,如果尼赫鲁谈及中缅关系并建议中方顺访仰光,可表示同意。(27)

6月25日,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时,尼赫鲁便谈及缅甸对战争的恐惧以及仰光坚持中立主义对维护亚洲和平的意义,并提出希望周恩来前往缅甸会见吴努。在第二次会谈期间,周恩来主动表示希望处理中印关系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亚洲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普遍准则。尼赫鲁回应说,缅甸一定愿意接受,并建议中缅两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予以肯定。周恩来当即表示愿意在返回北京途中访问缅甸。在第三次会谈时,尼赫鲁给周恩来读了一封来自仰光的电报。电报表明,吴努非常欢迎周恩来访问缅甸,并请求他在仰光逗留一晚。(28)次日,尼赫鲁在致吴努的信函中提出如下看法:很明显,周恩来希望和平解决东南亚问题,愿意尽快消除东南亚国家的恐惧和担心;中国希望看到亚洲国家自由独立,自己解决内部问题,愿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缅甸与中国应该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认为缅甸对中国的不满和指控一定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误解,希望全力推动两国建立互信关系(29)。

6月28日,周恩来到访缅甸(30)。在第一次会谈期间,吴努开门见山地提出,虽然缅甸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并未帮助缅共,但缅共说中国商人支持他们,一些缅共人员也确实越过边境前往中国。至于缅甸对华政策,仰光既不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又主动停止接受美援。虽然面对内乱,缅甸仍积极与缅北国民党残部作战。况且缅甸还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并积极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周恩来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中缅关系,中国不会对缅甸进行革命输出,可以考虑通过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肯定中方提出的上述原则和立场。关于吴努所说的具体问题,有的只是传言,有的则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误解。中国充分尊重仰光处理国民党残部问题的态度和做法,愿意继续保持耐心。(31)

29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中缅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一开始,吴努提出六点建议: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们包括在中缅联合声明中;不参加推翻彼此合法政权的阴谋;呼吁像缅共和蒋介石分子这样的反政府力量放弃不正确的想法,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争端;中缅将全力推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中缅边界尚未划定,表明要采取相应的步骤;海外华侨如已取得驻在国公民身份,中国就不再将他们看作中国公民,倘若他们决定保持中国公民身份,则应继续遵守驻在国法律,不得参加驻在国政治活动。周恩来接受了第一点和第四点。关于第二点,周恩来认为,假如按照缅方的意见行事,会让人误以为两国间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倒不如写明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适用于中缅关系中的一切问题。吴努表示同意。关于第三点,在周恩来看来,同样容易引起误解,恰当的做法是充分强调中缅两国间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吴努建议加入某种其他表述,如不输出革命、不违背人民共同意志等。周恩来表示接受。关于第五点,周恩来表示,他本人无权做出这样的声明,边界划定是一个历史问题,太具体了,过去从未解决。吴努表示同意。关于第六点,周恩来解释说,中国政府即将与印尼代表商谈华侨华人问题。同印尼解决该问题后,中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缅甸等其他国家处理华侨华人相关事宜。目前既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若像吴努建议的那样对华侨华人问题予以详细表述,必然牵涉两国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吴努表示不在联合声明中谈及此事。最后,双方又就中国和平外交、缅甸中立政策以及缅共和国民党残部等具体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32)当天,中缅两国总理按照事先约定的内容发表了联合声明(33)。

应该说,从总体上来看,周恩来此次缅甸之行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惧。在与周恩来的会谈过程中,吴努明确表示他已经开始逐渐信任中国。在7月1日致尼赫鲁的信中,吴努表示周恩来给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的来访将大大便利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19日,吴努在演讲中指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赢得了许多外国人的尊重。9月23日,缅甸驻华使馆官员甚至告知英国驻华代办,缅中双方均无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总理联合公报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足以使缅甸共产党颠覆者气馁。不仅如此,在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还邀请吴努回访中国,并答应同他一起去云南看看,以增进对方对中国的了解。所有这一切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础。(34)

同样,此次访问缅甸也让周恩来看到了吴努坚持中立外交的意愿和决心。或者说,访问缅甸与印度以及参加日内瓦会议一起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同周边国家乃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原动力(35)。7月7日至8日,周恩来相继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并做关于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和缅甸等相关问题的报告。一系列外事活动让他亲身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11条意见:“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和平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与苏新国家(苏联与东欧新民主国家)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36)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陆续接待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一批批代表团。在所有这些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和平”“和平共处”等概念,“中间地带”上升为与“两大阵营”并列的表述。与之相联系的是,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话语体系中,过去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仆从国”的某些亚洲国家,如今被重新命名为“新兴民族国家”或称之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的“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37)

吴努访华事宜确定后,中方建议缅方暂不对外公布该消息,何时宣布吴努访华则由两国政府共同决定。缅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但没过多久,中国便改变了想法。9月8日,章汉夫约见缅甸驻华使馆官员,并表达了如下意见:中方于7日公布了尼赫鲁即将于10月中旬访问中国的消息,如果也能够很快宣布吴努访华,那将带来更好的效果。在征得缅方同意后,《人民日报》于14日在头版发布关于吴努将于12月应邀访问中国的消息。(38)至于中方转变态度的原因,表面来看很可能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有关,中国希望借此打击美国,并向亚洲国家进一步表明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决心。从更深层次上观察,此事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中缅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

11月30日,吴努开启访华之旅,逗留时间达半月有余(39)。12月1日,毛泽东与吴努举行会谈。会谈从两国关系历史开始,毛泽东还特意为元朝和清朝发生的两次中缅战争而向吴努致歉,为会谈营造了平等而友好的气氛。吴努回应道:“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强调中缅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目标等方面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敏感问题尽可能打消吴努的疑虑和担心,如指出中国相信缅甸不是故意容留国民党残部,且已命令中国边防军仅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边境一步;承诺绝不利用逃往中国的缅甸反政府力量;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以便让缅方相信云南省不会做对缅甸不利之事;反对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主张华侨应遵守居留国法律,与当地政府和人民友好相处;边界划定目前解决不了,将来一定解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知识很少,希望能够到缅甸增长知识,各民族要相互学习。(40)

12月11日,毛泽东再次与吴努举行会谈,提出要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诺不会利用缅甸共产党或华侨干涉缅甸内政,强调大小国平等。在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十分小心,极力避免引起对方的误解。比如,谨慎地提出西藏方案对于缅甸解决内乱问题的适用性。再比如,当吴努表示要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到缅甸了解缅甸政府的立场和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不宜这样做。虽然吴努表态说此举不属于干涉内政,毛泽东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会谈结束前,吴努颇有感触地说道:“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41)

12月2日、3日、5日和10日,周恩来先后五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就中缅关系、亚非会议、美台条约、中缅锡三边贸易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周恩来指出,中国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属于单纯的经济活动,决不牵涉政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谈判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并已达成原则协议:根据自愿原则,侨民必须决定究竟是保留原来的国籍,还是取得侨居国国籍;根据父亲的血统来确定18岁以下侨民的身份,侨民满18岁就有自己决定的权利。中方的言外之意是,未来缅甸华侨问题也可以参照中—印尼华侨协议予以解决。(42)虽说双方在边界等重要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处理两国关系的大原则方面并无明显不同意见(43)。

12月12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会谈公报,实质性内容如下: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意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准备开辟两国航空线,恢复彼此之间的公路交通并缔结双边邮电协定;从1955年起至1957年,中国每年将由缅甸进口15万吨至20万吨大米,缅甸也将由中国进口工业设备、工业器材和日用必需品;两国侨民均应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两国政府也愿意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力和利益,尽早借助外交手段解决侨民的国籍问题;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4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缅两国总理互访明显促进了1954年至1955年双方关系的改善。中国领导人对中缅关系的发展态势感到很满意,并明确将缅甸划归“和平中立国家”(45)。吴努等缅甸高级官员也公开称赞中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感谢中国的帮助,积极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及时就双边关系问题与中国进行解释和沟通(46)。相应地,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于1955年6月8日在腊戍设立总领事馆,缅甸于8月26日在昆明设立总领事馆(47);其二,经贸往来日益长期化、制度化,中国时常给予缅甸额外的关照(48);其三,1955年11月8日,双方签订航空运输协定(49);其四,农业、经贸、宗教、文化、体育和军事等各种代表团频繁互访,且经常受到两国总理或其他政府要员的亲自接见(50);其五,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位于边界附近的黄果园遭遇,爆发军事冲突,此即“黄果园事件”,边界局势骤然紧张,但由于两国政府密切沟通且均能够保持克制,1956年初边界冲突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三、溢出效应:中缅关系改善的多重回响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阈观察,中缅关系改善的结果不仅表现为两国相互信任度的不断提高和交往的日益密切,而且体现在深刻地改变了双方对外政策的格局,乃至于对亚洲局势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5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两国总理顺利实现互访,中国将中缅关系视为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之一(51),并充分发挥这一示范作用,用以彰显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真诚意愿,进而打开更多东南亚国家的大门。例如,早在1954年7月,毛泽东就希望通过中国驻缅甸或印度大使与泰国建立非正式联系。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举行会谈的过程中,两次提出要吴努帮忙推动中泰建立并发展关系,吴努答应将中方的这一诚挚愿望转达给泰方。在准备参加万隆会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依旧认为应争取与泰国建立接触。经过中国领导人不懈的努力,1955年底和1956年初,泰国代表团先后秘密和公开访华。与此同时,中泰两国政府代表还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了秘密会谈。在双方沟通与交流时,中方表示,最近几年中缅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邻国建立正常关系。中国愿意像对待缅甸那样对待泰国,特别是北京处理缅共和缅甸华侨问题的立场,应足以让泰国看到中方的言行一致。最终,泰国对中国建立起了最初的信任感。(52)

在与中国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吴努政府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从而更加坚定了其走向中立外交的决心,这一切成为缅甸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与前提。朝鲜战争期间,缅甸已开始尝试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推行中立外交,在两大阵营之间维持相对的平衡。(53)但总的来说,1953年以前缅甸的外交政策仍保持着一定的亲英美倾向。1954年底,随着中缅关系转暖,吴努表示将向苏联派出贸易代表团,主要目的是销售大米。次年初,苏联接待了缅甸贸易代表团,并与之签订易货贸易协定。1955年10月,吴努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在此期间,他盛赞苏联同意以工业设备和技术援助交换缅甸大米的做法,认为此举加强了两国经济关系,并请求莫斯科帮助缅甸建设大型体育场馆和国际会议大厦。此外,吴努还提议与苏联互派文化代表团。在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缅甸对苏联的诸多外交政策目标表示支持,包括无条件禁止核武器、支持中国收复台湾、推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及实施普遍裁军与军备控制。反过来,苏联也对缅甸的不结盟外交表示赞许,称赞缅甸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愿意加强同缅甸之间的联系。12月初,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回访缅甸。两国签署了贸易协定,缅甸以大米换取苏联的工农业援助。四个月后,米高扬访问仰光,又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从一年延长为五年。按照新协定的规定,缅甸每年向苏联运送40万长吨大米(54)。几乎与此同时,缅甸与东欧各国之间也建立起了经贸关系(55)。从中可以看出,中缅关系的改善是缅甸推行中立外交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吴努政府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起点。

中国因素还对缅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个别时候甚至主导着缅美关系的走向。周恩来访问缅甸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旧认为,如今缅甸人比以往更为了解中共的“威胁”(56)。及至吴努访华结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主要体现在对缅甸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问题上(57)。起初,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向国务院提出如下建议:在最近访华期间,吴努公开向中国保证,无意因接受美援或采取其他行动引起对方担心,虽然美国已经提出为了向缅甸提供有偿军事援助而要求仰光做出相关保证的清单,但考虑到上述情况,应暂时搁置讨论该问题,此刻无论同美国签订包含何种条件的军事援助协定,都会让吴努更为怀疑做出相关保证的后果(58)。从1955年2月开始,美缅继续讨论军援问题。在此期间,缅甸官员拒绝公开接受美国赠予军援。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判断说,缅甸政府之所以要求秘密接受美国赠予军援,是因为担心中国了解到相关情况(59)。与此同时,吴努政府在敦促美国帮助缅甸解决大米积压问题时,也时常将中缅经贸往来作为向华盛顿施压的手段。相应地,美国驻仰光官员反过来建议华盛顿暂时放弃对缅甸来说重要的大米市场,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大米援助或销售大米。不仅如此,一旦时机成熟,还应以合适的方式向缅甸提供对方急需的某些经济援助。这样便能够提高美国在缅甸的地位,逆转缅中关系继续发展的趋势,从而防止缅甸沦为中共的“卫星国”。(60)大约半年后,缅甸政府非正式地要求美国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美国国务院认为这是华盛顿采取积极行动阻止缅甸被拉入“共产党集团”的最后机会,并因此决定与仰光非正式讨论此事(61)。但在接下来的协商过程中,美国限制受援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经贸往来的法律规定严重阻碍了贷款协议的达成(62)。9月下旬,奈温将军率领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与中国争夺缅甸,美国国务院再次认真考虑向缅甸提供军事装备一事。然而,缅甸官员对待此事的态度却不积极。(63)考虑到上述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悲观判断:由于美国无法向缅甸提供大规模援助,华盛顿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延缓仰光被拉入“共产党集团”的进程(64)。总的来看,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改善极大地限制了美缅关系的发展,成为阻止美国向缅甸提供援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缅关系的改善还为吴努尝试推行“小国大外交”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4年6月底,周恩来离开缅甸后不久,吴努便公开表示,中美矛盾同二战时期同盟国与轴心国矛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防止中美两国间发生战争,他准备从中斡旋。(65)缅甸调停中美关系最成功的案例便是美国间谍案。1954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13名美国间谍予以宣判。美国军政界对此做出强烈反应,甚至发出战争威胁。(66)很快,吴努访问中国。在此期间,英国外务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致电吴努,请他帮忙要求周恩来释放美国间谍。12月10日和11日,吴努分别与周恩来和毛泽东举行会谈,并请求中方释放美国间谍。总的来说,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吴努看似“越权”的建议做出太过激烈的反应,而是较为委婉地表示,“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是不受战争威胁的”,但“中国人民是讲交情的,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会对他们更好”(67)。在吴努返回仰光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还特意再次向对方保证,中国会释放美国飞行员(68)。很快,在吴努和尼赫鲁的劝说下,中国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商谈美国间谍问题的提议。作为双方协商的结果,中国同意提供13名已判刑的美国间谍和另外四名未判刑的美国空军人员的健康和生活情况资料。如果在押美国人员的家属愿意来华探视,中国方面亦可以提供方便和帮助,并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予以具体安排。(69)1955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缅甸驻华使馆官员,请求对方转告吴努,经过审判,另外四名美国飞行员仅仅侵犯了中国的领空,第二天即可获释(70)。7月下旬,中美两国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为争取主动,中国同意在8月1日大使级会谈启动前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71)周恩来在向印度方面通报相关情况时表示,此事应归功于印缅两国的努力。吴努则致函周恩来,称赞提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中国向往和平的表现。(72)

除美国间谍案以外,在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吴努也试图调节中美两国的矛盾,包括劝说二者客观地看待对方以及建议美方将中美领事级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甚至一度设想亲赴台湾规劝对方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统一谈判(73)。当中美大使级会谈陷入僵局时,吴努再次希望居中调停,在中美两国间传递信息,并详细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将中美会谈级别提升到外长级等(74)。总的来说,在促成中美走向大使级会谈一事上,吴努发挥了一定的作用(75)。但在推动两国会谈取得重大成果方面,缅甸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中缅关系大踏步前进还是影响亚洲局势的要素之一。1954年底吴努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动表示:“关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吴努回应道,有些国家很可能会建议邀请蒋介石。实际情况确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随后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引发争议。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76)对中国而言,亚非会议促成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极大改善。就整个亚洲局势来说,中国参加并推动亚非会议取得成功则意味着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主要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阵地,而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意识以及在国际社会集体发声的能力。


四、简短的结语


仔细辨析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改善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可以看出中国与缅甸的交往从来就不是在双边框架下运作的,而是在多国互动的广阔舞台上渐次展开的。中国与缅甸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转暖,主要得益于朝鲜战争停战、中印关系改善以及中缅双方外交政策转型。正因如此,缅甸才迫切地希望且有渠道表达对中国政策的忧虑,而中国也急于消除缅甸这一近邻的疑惧,并试图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反过来,中缅关系的明显进展很快成为推动两国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表现为促使中国更加有信心和决心扩大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往来,引导缅甸与苏东国家建立经贸联系甚至政治互信,进而全面推行中立外交。中缅“胞波情谊”的初显使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甚至造就了美国与中国争夺缅甸的局面。在此过程中,吴努逐渐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同样,从某种角度讲,中缅关系的大幅提升还是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初始动力之一。

这一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并非完全不可超越。由于互为近邻,且政治制度迥异,最初明显具有亲英美倾向的仰光害怕北京有朝一日会“大举南侵”,而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北京则担心缅甸沦为西方阵营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朝鲜战争停战前后,中缅两国不同程度地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落脚点。此时,将客观上的“近邻”变为主观上的“友邻”成为双方共同的愿望。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分歧让位于国家利益需求也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

①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刘少华:《论中缅关系》,《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范宏伟:《中缅关系的转折(1954年):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贺圣达:《中缅关系60年: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1期;李潜虞:《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Ralph Pettman,China in Burma's Foreign Polic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pp.16-19; Maung Aung Myoe,"Dealing with the Dragon:China Factor in Myanmar's Foreign Policy," in Anthony Reid and Zheng Yangwen(ed.),Negotiating Asymmetry:China's Place in Asia,Singapore:NUS Press,2008,p.100; 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1,pp.22-27.

②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72; 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14;《〈人民中国〉销售迅速第二期昨日出版》,《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③参见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4—1185、1191—1196、1258—1260页。

⑤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⑥中国外交部编:《周恩来同志论外交》,1981年,第13—29页。

⑦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⑧《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8—62页。

⑨缅甸的中立外交缘起于朝鲜战争期间,成型于50年代中期。参见梁志:《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

⑩"Thakin Nu's Speech in Parliament On 8th March," March 9,1951,in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E,Asia,1951,Vol.2,Siam,Burma,South-East Asia and the Far East,Indo-China,Indonesia,Nepal and the Philippines,1951,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2005,pp.52-53; 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90,pp.62-63; 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73-174.

(11)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发的几项国际事件》,《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2年第4期;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Vol.21,No.1(May 2014),pp.25-27.

(12)Robert H.Taylor,General Ne Win:A Political Biograph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5,pp.166-167; 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 pp.27-37.

(13)"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March 28,1953,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Top Secret Telegrams,1951-1954,Boxl,National Archive Ⅱ,College Park,MD; Maung Aung Myoe,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pp.36-37; 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82-183; 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New York:Routledge,2010,pp.105-106,109-110; 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uomindang(KMT)Forces in Burma,1949-1954:A Diplomatic Disaster," p.39.实际上,此时缅甸同英国的关系也出现了较大波折。1953年1月3日,缅甸外长交给英国驻缅甸大使一封信,提前12个月告知英方要终止英缅防务条约。参见"Anglo-Burmese Defence Agreement," January 3-4,1953,in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art V,From 1951 through 1956,Series E,Asia,1953,Vol.5,Siam,Burma,South East Asia,Indochina,Indonesia,Nepal and the Philippines,1953,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2007,p.73.

(14)"KMT Aggression in Burma," 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

(15)"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7,1953,RG 84,Record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Pos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U.S.Embassy in Burma,Top Secret Telegrams,1951-1954,Box1,National Archive Ⅱ,College Park,MD.

(16)《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谈话记录》(1953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110-0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17)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173; Chi-shad Liang,Burma's Foreign Relations: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p.78; 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pp.132-133; New York Times,July 5,1953,p.3;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9,1953,p.29.

(18)陶文钊:《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9)蔡成喜:《大米换橡胶:20世纪50年代的中锡贸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0)"KMT Aggression in Burma," 1950-1953,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499.

(21)"The Ambassodar in Burma(Sebald)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4,1953,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2,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7,p.83;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Rango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30,1953,RG 59,General Records of Department of State,Central Decimal File,1950-1954,Box 5538,National Archive Ⅱ,College Park,MD; New York Times,March 28,1953,p.2.

(22)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23)梁志:《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U Nu,U Nu:Saturday's S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225-227,231; Marie Lall,"Indo-Myanmar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Pipeline Diploma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8,No.3(December 2006),pp.430-431; Nabarun Roy,"Assuaging Cold War Anxieties:India and the Failure of SEATO," Diplomacy & Statecraft,Vol.26,Issue 2(June 2015),pp.327-331.

(24)"Chou's Visit to India and Burma,June 1954,"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54; "To K.K.Chettur," May 9,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5,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78-479; "To N.Raghavan," May 9,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5,pp.476-478.

(25)"Chou's Visit to India and Burma,June 1954,"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54;"To U Nu," May 29,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5,pp.480-482.

(26)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关于与东南亚各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1954年6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05-06;《关于与东南亚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之意见》(1954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05-06。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3—254页;《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目的和计划》(1954年6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05-01。

(28)"Conversation with Chou En-lai I," June 25,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6,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72; "Conversation with Chou En-lai Ⅱ," June 25,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6,pp.380-381; "Conversation with Chou En-lai Ⅲ," June 26,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6,p.386.

(29)"Chou’s Visit to India and Burma,June 1954,"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54; "To U Nu," June 27,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6,pp.407-410.

(30)有趣的是,为防止中缅双方发生误会,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外交部首席官员,相当于外交部部长)陪同周恩来一道访问仰光。参见Nabarun Roy,"Assuaging Cold War Anxieties:India and the Failure of SEATO," p.330.

(31)《周恩来与吴努总理第一次会议记录(未经审阅)》(1954年6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07-03。

(32)《周恩来与吴努总理第二次会议记录(未经审阅)》(1954年6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3-00007-03。

(33)《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于仰光》,《人民日报》1954年6月30日。

(34)"Chou's Visit to India and Burma,June 1954,"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54; "Chinese Dual Nationality," 1954-1955,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9-70; "To U Nu," July 9,1954,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26,pp.412-414; Chicago Daily Tribune,July 20,1954,p.8.

(35)中国政府对周恩来访问缅甸予以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的会谈,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充分反映了亚洲人民的和平愿望,标志着亚洲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与此同时,为了让普通大众了解这一重大外交成果,政府组织在全国各地放映《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新闻纪录影片。参见《中印、中缅会谈的深远影响》《新闻片“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即将在各地放映》,《人民日报》1954年7月10日、9月8日。

(36)《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31—1132、1147—1149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2—564页。

(37)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年)》,《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周恩来传》第3册,第1155—115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19—420页。

(38)"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China,"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1-3558;《应我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将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1954年9月14日。

(39)《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缅甸总理吴努到我国广州》,《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日。

(40)《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7—186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75—57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17—318页。

(4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21—323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78—579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6—196页。

(4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28—429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79—481页。

(43)张宏喜:《周恩来: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261—262页。

(44)《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3日。

(45)《在亚非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5年4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7-00004-06;《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1955年4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7-00004-01;"From the Journal of Ambassador Pavel Yudin: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Mao Zedong on 30 May 1955," May 30,1955,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VPRF),f.0100 opis 48,papka 393,delo 9.Obtained by Paul Wingrove and translated by Gary Goldberg.No.111373.

(46)《周恩来与吴拉茂谈话纪要》(1955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34—35页;《缅总理吴努赞扬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吴努在仰光强调我国真诚希望和平共处》《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在香港发表谈话说,台湾毫无疑义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缅甸总理吴努谈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缅甸总理吴努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8日、12月22日、1955年3月14日、4月8日、7月8日;"Cable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Zhou Enlai'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India,Indonesia,and Burma," July 10,1954,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PRC FMA 105-00042-03,78-79.Translated by Jeffrey Wang.No.112439;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3,1954,p.6.

(47)《我国在缅甸腊戍设总领事馆》《缅甸在昆明设立总领事馆》,《人民日报》1955年6月16日、7月5日。

(48)《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130-01(1);《兹报我与缅方商谈增购缅米、对缅提供经济、技术协助问题的情况》(1955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165-02(1);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缅甸问题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至第22期),1957年2月28日,第3页;《叶季壮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对外贸易情况的发言》(1955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1110—1111页;《对外贸易部:全国对外贸易统计年报说明》(195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商业卷),第1123—112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5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908、910页;《中缅两国贸易谈判公报》《缅总理吴努赞扬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关于缅甸购买中国出口商品谈判的联合公报》《我国售给缅甸的货物已有两批运到仰光》,《人民日报》1954年11月4日、11月28日、1955年4月1日、9月13日。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5年卷)》,第773页。

(50)《周总理接见去苏联参观的缅甸农业代表团》《周总理接见缅甸政府贸易代表团》《缅甸总理吴努接见我国文化代表团》《缅甸政府采购代表团到京》《缅甸总统接见我工会代表团》《我国农业访问团去缅甸访问》《巴宇接见我国农业访问团》《缅甸总理吴努招待我国佛教访缅代表团》《缅甸和日本的工会代表到京》《缅甸文化和军事代表团分别到昆明和广州》《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佛教代表团,我国佛教协会等单位宴请缅甸佛教代表团》《周恩来总理等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并且接见缅甸国家足球代表团人员》《缅甸总统巴宇等招待中国佛牙护送团》,《人民日报》1954年9月7日、10月2日,1955年1月23日、2月3日、2月24日、2月28日、3月28日、4月10日、5月26日、9月23日、10月2日、10月19日、10月25日;U Nu,U Nu:Saturday’s Son,p.242.

(51)《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中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4日。

(52)《在亚非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1955年4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7-00004-06;《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1955年4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7-00004-01;《同泰方代表谈话要点》(1955年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315-0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9—260、500—501、524—525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0—181、190—191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98—599页;[泰]黄瑞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泰中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的原因》,《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

(53)Isabelle Crocker,"Burma'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A Case Study," P-1576-RC,December 12,1958,The Rand Corporation,pp.52-59.

(54)长吨是缅甸采用的重量计算单位,1长吨=1.01605公吨。

(55)《吴努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2日;"A Tour in Soviet Russia with Prime Minister U Nu of Burma," 1955,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3-216; Wolfgang Mueller,"The USSR and Permanent Neutrality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8,No.4(Fall 2016),p.158; John Seabury Thomson,"Burmese Neutr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2,No.2(June 1957),p.279;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3,1954,p.6; Richard Butwell,U Nu of Burma,pp.185-186; Matthew Foley,The Cold War and National Assertion in Southeast Asia:Britain,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1948-62,pp.120-121.

(56)"Progress Report on NSC5405," August 6,1954,in 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CK2349399850.

(57)该说法并非意味着美缅关系的其他很多层面没有明显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例如,1954年10月吴努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希望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对此反应极其冷淡,排除了1955年邀请吴努访美的可能性。然而,吴努访华结束后,华盛顿的态度发生了逆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访问仰光,亲自邀请吴努回访。参见Kenton Clymer,A Dedicat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Burma/Myanmar since 194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pp.141-142.

(58)"The Charge in Burma(Acly)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3,1954,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2,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2,pp.243-244.

(5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8,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9,pp.2-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8,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6-7.

(6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8,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10-1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3,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12-13;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ne 29,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14-15; New York Times,October 15,1954,p.5.

(61)"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Sebald)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1,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20-2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7,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22-23.

(62)"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September 16,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23-24;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October 14,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26-2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6,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27-29.

(63)《缅甸文化和军事代表团分别到昆明和广州》,《人民日报》1955年9月23日;"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September 23,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p.24-2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6,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28.

(64)"Progress Report on NSC5405," December 21,1955,in 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CK2349388674.

(65)Chicago Daily Tribune,July 20,1954,p.8.

(66)李秉奎:《美国间谍案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中美关系危机》,《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6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28—429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2—193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0,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18.

(68)U Nu,U Nu:Saturday's Son,p.241.

(69)李潜虞:《试论1954年中印总理、中缅总理的互访》,《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周总理、哈马舍尔德会谈要点》(1955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3-00201-05。

(70)"The Care of American Airmen Detained by the Gov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594.

(71)李秉奎:《美国间谍案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中美关系危机》,《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72)《周恩来总理就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等事与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话纪要》(1955年7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5-00061-04;"The Care of American Airmen Detained by the Gov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4,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6-594.

(73)"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27,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pp.135-136;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July 1,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China,pp.619-622;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Burmese Prime Minister U Nu," July 3,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China,pp.629-630;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0,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2,Southeast Asia,p.19; "An Asian Speaks(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Made by U Nu,Prime Minister of Burma,during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June 29-July 16,1955)," 1955,National Archives of Myanmar,12-3-21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2册,第127—129页。

(74)"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August 22,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3,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p.57;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October 7,1955,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3,China,pp.116-11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01页。

(75)U Nu,U Nu:Saturday's Son,pp.250-251.

(76)[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著,周高塔、宋康源译:《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57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78—579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3—184页;《南亚五国总理发表联合公报,邀请我国和其他二十四国参加亚非会议》,《人民日报》1954年12月31日;Pang Yang Huei,"The Four Faces of Bandung:Detainees,Soldiers,Revolutionaries and Statesme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9,No.1(February 2009),pp.73-74; U Nu,U Nu:Saturday's Son,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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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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