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在反共、稳定和民主间权衡——韩国政治变动与美国因素(1960—196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3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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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  


摘要:美国与李承晚“友好独裁政权”、张勉反共民主政权、朴正熙发展型半威权政权关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践中,推动反共是首要目标,短时间内促进民主只不过是推动反共的“理由”和“手段”而已。

如果要以韩国为例讨论冷战时期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那么1960至1961年这段时间值得特别关注。此间,李承晚在反独裁运动中被赶下了台,但新成立的张勉民主政府却无力维持社会稳定,面对朴正熙的军事政变,内阁成员竟集体躲了起来,将政权拱手让出。就汉城而言,此番韩国政局的急剧变动生动地说明了那时民主和稳定正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而对华盛顿来说,这一切背后隐藏的恰恰是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典型路径及其基本特征。

以反共之名,行独裁之实

1945年9月,美国占领了南部朝鲜。为了抵消南方左翼力量的发展和北方苏占区的影响,美国军政府多次提议迎接旅居美国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李承晚回国。一开始,国务院反应冷淡,担心此举影响美苏关系,拒绝向李承晚发放签证。思虑再三后,国务院终于做出了妥协,同意李以个人而非某一团体代表的身份归国。不过,接着美国人又在购买机票方面“作梗”。10月16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得不派自己的专机将李承晚接回南部朝鲜。随着美苏在朝鲜半岛合作关系的破裂,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建立,李承晚担任总统。

1952年是韩国的大选年,按宪法规定总统应由国会选举产生,但几年来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已使国会对其日益不满甚至敌视,他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小。1951年10月李氏向国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要求将总统国会选举制改为直接选举制。修正案遭国会否决后,李未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协商便以“反共”为由颁布军管法,逮捕反对派议员。杜鲁门政府多次通过劝说和抗议等外交手段向李承晚施压,试图迫使他保持克制,但收效甚微。在政府的威逼下,1952年7月初韩国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8月6日,李承晚以74.6%的得票率实现连任。

1954年秋,出于保住总统宝座的考虑,李承晚再次要求修宪,废除对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国会投票时,203名在籍议员中135人投了赞成票,离宪法要求的2/3多数尚差一票。但李并未善罢甘休。在一位大学数学教授的帮助下,经过一夜讨论,他终于找到了推翻国会决议的理由:203名在籍议员的2/3应该是135.33,按照数学上的“四舍五入法”正好为135票。据此,执政的自由党宣布135张赞成票已使修宪案获准。在这场“闹剧”中,美国并未正式介入。

1955年李承晚已是八十高龄,精力和反应能力日益下降4,且很少关心经济发展,因此公众对政府及执政党越来越灰心。1956年总统大选前不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申翼熙突然病故,李承晚轻而易举地以55.6%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但若将此次选举结果与1952年74.6%的支持率相比,李氏个人威望的下降显而易见。不仅如此,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勉还成功当选。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李承晚在大选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军警部门的控制,同时将大部分国内政治事务交给亲信李起鹏处理。由于李起鹏健康状况不佳,这些事务则更多地由自由党内倾向于不择手段地维持现政权的强硬派决定。

1958年8月,李承晚以“共产党颠覆活动日趋严重”为借口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其真实目的在于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新国家安全法草案一出台便遭到了民主党和出版界的强烈反对。12月24日,韩国政府将反对党议员驱逐出国会,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民主党宣布该法案无效,呼吁全国举行抗议活动。除修改国安法外,李承晚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独裁措施:修改《地方自治法》,规定地方官员由任命而非选举产生;查封反政府报纸《京乡新闻》;迫害进步党领导人;在1959年9月两次国会补缺选举中大量使用非法手段。期间,第二次台海危机和柏林紧张局势吸引了美国大部分的注意力,加之李承晚在加强独裁统治活动中的反共借口和反对美国干涉韩国内政时的“义正词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面对这些破坏民主的行为时,除了抗议和规劝外几乎再无所作为。

李承晚行至末路

1960年又逢韩国大选。有趣的是,与1956年总统选举类似的一幕再次发生。1960年1月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赵炳玉患病赴美治疗。2月3日,自由党趁机将大选时间由惯常的5月提前至3月15日。正当两党竞选活动渐入高潮之时,2月15日赵炳玉突然在美国陆军医院不治身亡,李承晚又一次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参选。

尽管如此,自由党和政府仍在全力筹划舞弊之事。首先,早在1959年12月26日,政府当局就通过各道知事向全国各市郡教育长和各级学校校长发出《关于指导学生的文件》,命令学校教职员工“对一般民众进行选举启蒙、训育”(主要内容是要在竞选中“赞赏”李承晚和李起鹏),强制教师通过家访说服学生家长投自由党的票。教职员工如不执行命令,将立即被解雇;其次,利用一切合法和非法手段筹措竞选资金70亿元,并大肆进行收买活动:分别给予警察11.1亿元,一般公务员和教育公务员2.4亿元,反共青年团1.8亿元,另有3亿元用于拉拢在野党;再次,制定选举舞弊方案:制造虚假公民、替换投票箱、换票、伪造计票报告以及实行40%的事前投票;将投票站的钟拨快10分钟,以免在野党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观察者发现事前舞弊和对事前投票提出抗议;在每个投票站部署自由党党员和反共青年团成员各50名,并安插2名“决死队员”,以备不测;选民被编为三人组、九人组进行集体“公开”投票,九人组组长自动成为三人组组长,组长由自由党党员、警官、公务员或其家庭成员以及被收买者担任;贿赂在野党选举委员会成员。不能收买者,或事先使用麻醉酒,或寻衅殴打,或向他们发亲属死亡电报,以迫使他们离开投票现场;

15日,韩国举行大选。结果,李承晚、李起鹏以“绝对优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执政党的强盗行径引起了反对党及公众的强烈不满。民主党斥责自由党在选举过程中的威胁和欺诈行为,声称要在三十天内通过法律手段推翻选举结果。马山、光州及蒲项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抗议选举舞弊的大规模示威。其中,马山市的示威很快发展为示威者与警察间的暴力冲突。警察肆意向游行队伍射击,造成10人死亡、70人受伤。示威者也不示弱,放火焚烧了北马山警察署支所,捣毁了自由党马山支部以及一些自由党官员的家。军方向“联合国军”司令请求并获准派韩军“恢复秩序”。

经过近一个月令人不安的静寂后,4月11日人们在马山近海海面发现了3月15日示威后失踪的17岁学生金铢烈的尸体。虽然尸体已明显腐烂,但仍可以看出其脑后和一只胳膊严重受伤,且有四支短木棍穿透了他的右眼。此事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包括大量成年人在内的示威群众高喊着“打死李起鹏”和“推翻李承晚政权”的口号涌向当地警察局。示威者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很快达到4万人。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同一天,大邱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总人数达到15万人之多。不久,汉城的市民和学生起而响应。与3月15日不同,这次示威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大量成年人参加。李承晚政府决心镇压这些“大部分由共产党煽动”的反政府活动,“联合国军”司令再次授权韩军“恢复秩序”。

18日,汉城高丽大学的4000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当局屠杀马山市民和学生的暴行。刚过正午,高丽大学示威队伍冲破警察的重重封锁来到国会议事堂,在那里静坐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政府“停止独裁的、杀人的政策”,“清除民族逆贼”,“立即严惩马山事件责任者”。后来,在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劝说下,学生准备暂时返校。归途中,他们遭到自由党下属的暴力团、反共青年团和特务的袭击,20余名学生身负重伤。此次流血事件直接引发了以汉城为中心的全国学生反政府运动。

19日清晨,通过晨刊了解到昨晚事态的学生怒不可遏,纷纷走上街头。上午,汉城大学、建国大学、东国大学、高丽大学、汉城师大和中央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及以东城高中为代表的各中学学生陆续来到国会议事堂。下午,示威者已达10万之众。其中,约2万名学生向总统府进发。行至孝子洞入口时,游行队伍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警察的射击。学生被迫后退,继而放火焚烧了反共会馆,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李承晚政府宣布在汉城地区实施军管法。军管总司令宋尧赞立刻调集坦克部队镇压示威群众,和平示威随之变成武装起义。晚上,应韩国军方的请求,“联合国军”司令部派出的戒严部队进驻汉城,大批学生领袖和市民被投入监狱。与此同时,大邱、釜山和光州等地方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军管法司令部事后宣布:4月19日,仅在汉城、釜山和光州,就有115人死亡,773人受伤。在韩国历史上,当天被称为“流血的星期日”。

美国国务院对李承晚的反应非常失望,认为应对李承晚及其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坚决要求对方恢复公众信心。假使李承晚一意孤行地继续推行压制性政策,拒绝重新举行选举,将立即考虑孤立李及其追随者,在自由党、民主党或其他非党派人士中物色负责任的温和派人士,以便组成符合“自由世界”原则和安全利益的民主政府。另外,还必须立即准备应付李承晚去世、无力执政或被推翻等不测情况。弃李正式成为美国的政策选择之一。

25日,汉城数十万人举行游行示威。下午3时,约300位教授在汉城大学教授会馆集会,强烈要求宣布“三•一五选举”无效、举行新的选举、惩罚选举舞弊和镇压和平示威者、李承晚政府总辞职。在教授们的号召下,大量学生和市民加入游行对伍。政府出动坦克阻拦示威者前行,军警用催泪弹对付群众。游行队伍以砖瓦石块相对抗,寸步不让。

次日,至少有5万人在总统府附近举行示威,要求李承晚辞职、处死李起鹏。美国驻韩使馆门前也有一批人在游行,请求美国促使李承晚政府重新举行大选,恢复人民的自由。美国驻韩大使沃尔特•麦康瑙希催促李承晚马上接见学生代表并签署重新举行大选的声明。上午10时30分,李承晚在接见示威者代表后签署声明:只要人民希望,他将辞去总统一职;重新举行大选;免去李起鹏所有政治职务;若人民希望修改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他将表示同意。下午,国会召开会议,一致要求李承晚立即辞职。另外一份国会决议案则认为:应重新举行大选,修改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制。27日,李承晚向国会递交了辞呈,外交部长许政作为代总统组成临时看守政府。

导致李承晚政权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方民主思想和生活方式与韩国威权主义统治和经济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与反差。作为韩国“保护人”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以上矛盾和反差的产生。

1945至1948年美国从思想文化和国家制度两个层面,向南部朝鲜移植了西方民主思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促进了韩国人民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平等意识和实利主义观念的产生。光复以后,美国军政府和初建的韩国先后进行过两次土地改革,将地主—佃农制转化为现代小农制,因此“朝鲜战争后韩国成为相对平等的国家”,追求民主和参与的意识渐渐产生。此外,驻韩美军和好莱坞电影对韩国公众的思想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克拉克将军在1954年的一本书中提及:

韩国人看到美军正在使用美国工业制造出来的奇妙的机械设备:钻孔机在为电线杆挖掘坑穴;推土机在平整建筑场地;满载物资的直升飞机在飞越韩国运载工具耗时许久才能翻越的山冈;前线掩体中的美国人在享用后方送来的盛在巨大金属器皿中的热腾腾的食物和冰淇淋。很快,他们也想得到这一切。

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也毫不逊色,它们向韩国民众展现了美国生活中的特定画面:明亮的房子、宽敞的汽车以及豪华的宴会。渐渐地,这种消费文化在韩国人的思想中生根、发芽并重塑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但李承晚日益强化独裁统治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落后的残酷现实却使韩国百姓心中平等富庶愿望的实现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当地人民起而反抗。

软弱的张勉政权

作为对李承晚独裁统治反思的结果,6月15日韩国国会第三次修宪,由此产生的政权结构是:行政权的二元结构,总统只有象征意义,内阁总理掌握主要行政权;国会实行两院制;国务院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国会则拥有对政府的不信任权;增设拥有宪法解释权、弹劾权和解散政党案审判权的宪法法院。同样重要的是,修宪案还取消了第一共和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切限制。7月29日韩国举行国会选举,民主党大获全胜,尹谱善和张勉分别当选总统和总理。

合法性危机和社会动荡是张勉政府面临的两大困境,前者为里,后者为表。虽然民主党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主要反对党,但并未积极参与“四•一九运动”,它在第二共和国掌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摘取了“四•一九运动”的胜利果实,在法统上有很大欠缺。同时,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下,韩国的对外关系主要集中于美国,取得美国的支持成为张勉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张勉对美国几乎唯命是从,这使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民族情绪不断高涨的阶段失去了抵制美国控制的政治资本,统治合法性进一步受损。

第二共和国宪法彻底取消了对公民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的限制,无政府主义随之泛滥。一方面,报刊和记者的数量成倍增长。1960年初至1961年4月,报刊由600份增加到约1600份。虽然它们大部分发行量很小,却拥有16万记者。为了维持和增加发行量,新闻界不负责任地攻击政府并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社会情绪被引向反政府方向。另一方面,“国家教师劳工联合会”和“民族统一学生同盟”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纷纷提出激进改革和立即统一的要求,如制定革命立法,严惩前政府官员、亲李政客以及“三•一五选举”中的舞弊者。为了迫使政府就范,它们不断发起抗议活动甚至占领国会。张勉被迫做出妥协。10月31日,韩国颁布特别法,严厉追究“三•一五选举”中的犯罪行为。仅两个月内,约2217名前政府官员、81名警官、4000名警察及大批军人遭到清洗。这一切尤其是对警察的清洗和80%警察工作地点的调换使社会极度混乱,犯罪率直线上升。6这一动荡局面与多年以来韩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以及多数国民对政府提出的迅速解决各种问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相互叠加,直接引发了广泛的反政府运动。李承晚政府倒台后一年间,韩国共发生近2000次示威游行,90多万人参与其中。

第二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建立了责任内阁制, 这是韩国反思李承晚独裁统治、向往西欧民主体制的结果。然而,由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在韩国遭遇了“水土不服”、淮桔成枳的困境。“西欧式民主政治是以高度现代化、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军队、公务员、警察的中立化以及较高的政治社会化等条件为前提的,而当时的韩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1948年韩国采纳美式民主体制,但李承晚政权的统治只不过是“民主其外,独裁其中”。1960年6月,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压迫之下的韩国人民瞬间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好比一个处于重压下的弹簧突然被撤去压力会产生强烈的反弹一样,极端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当时韩国的学生和新闻界虽然接受了西方民主观念,完成了价值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思维和行为方式仍是传统的。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激的行为使韩国的民主制度变得扭曲。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第一共和国时期的美国式民主制移植,面对的更多的是与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实践的冲突,那么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西欧式民主制移植,面对的更多的则是与韩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

李承晚政府的倒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式民主实验的失败。当韩国转向西方民主制的另一类型西欧式议会民主制时,美国表示接受甚至支持。此时的美国更注重加强韩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推动美韩关系走向平等化。然而,在不干涉韩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目标是华盛顿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韩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日益上升,美国在影响韩国政局时表现得十分小心,手段主要集中于秘密建议和劝告,以免给人留下强行介入韩国内部事务的印象。应该承认,面对韩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美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施加影响的手段却极为有限。这样一来,混乱的局面就只能留待韩国人自己收拾了。

朴正熙上台了

1961年5月16日凌晨3时,汉江边上出现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仅用了30分钟,以5名轻伤为代价,就冲破汉江桥防线进入了市区。4时30分,朴正熙少将率领一个排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接着,他向全国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革命宣言”,宣布军事当局已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全国实行管制。此即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一六军事政变”。

当天早上,肯尼迪政府接到了韩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报告。上午10时,“联合国军”司令卡特•马格鲁德和美国驻韩代办马歇尔•格林同时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张勉政府,希望韩军能重新恢复合法政府的职权及社会秩序。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肯尼迪总统因马格鲁德和格林的声明而感到不安;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持尽可能不干涉韩国内政的态度,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集中精力保卫韩国,使其免遭共产党国家的袭击,不要再进一步发表声明;由于张勉内阁成员得知政变消息后躲藏起来,韩国总统、军方领导人和其他重要官员不愿镇压政变,公众对张勉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因此国务院指示驻韩使馆静观其变。

5月18日,张勉内阁总辞职,美国决定进一步向韩国政变集团表明立场。25日,马格鲁德与作为政变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金钟泌会谈,指出他的职责是保卫韩国,而不是决定韩国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军政府的行动不损害韩国防务,他就不会干涉。至此,肯尼迪政府明确抛出了不干涉政策,但它一时还难以承认韩国军政府,主要原因如下:违背“支持民选政权”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朴正熙以往曾被认为参与过“共产党叛乱活动”,美国决策者对他并不完全信任。

7月初,朴正熙开始清除反对势力,并猛烈攻击前张勉政府的“亲共”行为,打击可能对政变集团构成威胁的文官领导人和组织。美国对此深表忧虑。13日,按照驻韩使馆的建议,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向韩方表达了对政变集团扣押军官和指责原张勉政府“通共”的担忧。两天后,驻韩使馆向国务院报告了对韩国军人政变动机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排除政变与共产党有关的可能性,但当前的证据表明政变主要是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促成的。美国国务院认可此判断,情报部门也持类似观点。于是,肯尼迪政府决定以支持朴正熙政权为条件换取军政府“归还民政”的承诺。为此,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杰与朴正熙举行会谈,强调韩国重新实行文官统治的重要性,声称美国本来准备公开支持朴正熙政权,但军政府的逮捕和清洗行为使美国无法这样做。只要韩国采取积极行动,美国很快就会发表有利于军政府的声明。第二天,心领神会的韩国军政府赦免了1293名政治犯,伯杰随即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紧接着,朴正熙又就“归还民政”问题做出承诺。作为回应,国务卿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赞韩国政治气氛的改善,认为两国密切合作的基础正在形成。11月,朴正熙应邀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6,美韩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朴正熙政变虽不是美国直接策动的,但间接地却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关系。初创时期,韩军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主要仰赖美国。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韩军援更是居高不下,1955年至1960年美国对韩国的直接和间接军事援助占韩国军费总支出的80%左右,1961年该比例则高达99%。美国援助源源不断地输入,不仅为韩国培养了大批机械、建筑、物理、化学、气象和翻译等领域的专门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使韩国军事集团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养成了重实绩、重效率、重团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一切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

1945至1961年韩国的人均年收入始终未突破100美元,军人在美国军援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成为生活很有保障的职业,加之军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军队中身份职位的流动性相对较大,因此大批有才华的青年纷纷参军,军队逐渐成为精英集聚之地。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中下级军官丧失了快速升迁的机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高级军官的腐败日益不满,对文官政治家的争权夺势和迂腐无能深恶痛绝,对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忧心忡忡。这些人不断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张“发展”和“秩序”优先,崇尚节俭和清廉,与依旧被民间政治精英奉为圭臬的重哲学、重历史、重文理、轻实践的仕林传统和其他政治集团不断出现的离合集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对现状的不满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使朴正熙等中下级军官逐渐汇聚成一股改革力量。

1961年,朴正熙等一批具有发展取向的军人建立了“半威权政权”,成为韩国现代化的启动者。这一切表明,我们不能抽象地以“民主程度对比”评价政权更替的进步或倒退,进而认为朴正熙政权取代张勉政权是历史的退步。对当时的韩国来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很难同步实现。换言之,韩国经济现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稳定而非政治民主。朴正熙上台后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施政方针,并为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高效政府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讲,介于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之间的朴正熙半威权政权适合韩国的国情,它取代张勉政权是历史的进步。

美国与李承晚“友好独裁政权”、张勉反共民主政权、朴正熙发展型半威权政权关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践中,推动反共是首要目标,短时间内促进民主只不过是推动反共的“理由”和“手段”而已。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第三世界国家完成反共使命的前提是维持稳定而非信奉民主。换言之,只有实现了政治稳定,才能防止共产主义在内部“滋生蔓延”,才能对外反共。所以,维持稳定经常是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第二大政治目标。抑或说,就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目标而言,按优先性降次排列,依次应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与促进民主。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全力支持尚能保持社会安定的“友好独裁政权”,才会突然抛弃处于人民反独裁怒火包围中的盟友,才会冷眼旁观试图推翻无力维持政治秩序的反共民主政权的政变,才会乐于接纳具有反共倾向、发展意愿和维持稳定能力的半威权政权。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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