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文艺与政治

——现实主义论文系列之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0 08: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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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附录参考] 美国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谈“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的延伸。

  

   什么是政治?说得通俗一点,政治其实是人群社会生活关系的产物。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从一到三,随着相互关系的演化,起了纷争,有了矛盾要解决,“政治”也就产生了。因此,荃麟指出“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意见、需要的集中表现,艺术的任务则是要用形象的方法集中地、概括地去表现它们。”[1]

  

   荃麟从革命的现实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一个正确的政策,却正是现实的最高度的概括。”[2]这里他很小心地加上了“正确的”定语。他说:

  

   正确的政策是领导者根据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希望和要求,经过其概括和科学的预见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它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些人民的意志、希望、要求,并且不仅是今天的,也包括着明天的,因而它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指针。… …文艺创作如果离开这样一类的政策,离开了它的指导,它又怎能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现实和指导现实,它又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呢?[2]

  

   这个论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正反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不代表,相反,是对抗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希望、要求,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因而不是现实的最高度的概括。历史告诉我们,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政策或政策的执行是有可能符合实际,或者脱离实际。如果政策根本是错误的,以至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人们又怎么能够产生好的作品来歌颂它呢?方针和政策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一个社会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不仅不应当脱离政治,相反,他必须以深刻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密切联系群众的、符合实际的政策观点来观察社会矛盾,并指导其文艺实践。因此,荃麟在“大连会议”上讲到,“反映矛盾,克服矛盾,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3]不过,“在我们社会里,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作家当然应该了解政策,但是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认识。他在会议上称赞作家“赵树理同志对生活的理解、独立思考能力强,杜鹏程同志的感受力很强,茹志鹃同志的观察力很强。不体察入微,对现实的分析、理解就不深。没有强大的理解力、感受力、观察力,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概括力。”[3]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曾被随心所欲地当作功利主义的武器,在维护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争战中用来压制民主、打击异己;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动辄以反革命相称,以“可恶罪”下狱。“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本身亦是一大发明,配合另一法宝“双百方针”,引蛇出洞,收发自如,精于此道,乐此不疲,终是“无往而不胜”也。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上行下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到处风行,搞得文艺界、思想界乌烟瘴气,人人自危。这种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帝王政治路线扼杀学术思想,摧残人材,极大地阻碍了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六十年代初荃麟与张春桥等人在文艺创作题材问题上的斗争,即所谓“写一百零八年与写十三年之争”,以及后来由毛泽东亲自点名在全国批判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封建家长式的环境中,就是有了新的鲁迅、巴尔扎克,他们也会立即被活活扼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原本朴素而真确的道理被人如此滥用,难怪许多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这里值得指出,从另一方面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也经常被人作了浅薄的、狭隘的、机械式的曲解,认为这样做只能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其实,荃麟指出“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首先是由于作家缺乏政治,对生活和人不熟悉,因而只好以概念加形象,把政治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从人物的外部贴上去。建国初期,这种倾向比较普遍,就是因为作家还来不及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人。”[1]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早在1948年荃麟就写道:

  

   马克思曾经斥责那种对革命领导者的描写,被表现为官场人物,脚穿高底靴,头上环绕着光轮。在这些神化的拉斐尔式的肖像中,描绘的全部真实性都消失了。……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也不仅批评了她把亚诺尔特这个人物“溶解在原则中”是种公式的错误,并且也指摘另一个叫叶尔沙的人物虽然“保有特定个性的特征”,但却是“多少理想化了的”。[4]

  

   恩格斯确是反对公式主义地表现倾向性,因为这是不能达到教育的作用的。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他这样说:“但是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这和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说法是完全一贯的。这种“特别说出”和“硬塞”的倾向性,决不会是现实主义的,在政治上也是没有力量的。[4]

  

   1945年重庆的文艺界曾有过一场关于“公式主义与非政治倾向问题”的讨论,荃麟这样批驳了把“公式主义”与“政治倾向”等同起来的看法:

  

   自然,所谓文艺的政治内容,决不是指那些概念的空洞的公式,而是指通过具体认识的对于历史与社会的理解,而且这种认识是不断在发展着的,并不和公式一样是死板的东西。所以,把政治内容看作是简单容易的东西,这是很错误的见解。由于这种见解,便有人以为公式主义的作品,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缺点只是在艺术上没有加工。而所谓艺术的加工,往往又是指技巧之类。因此,便有公式加上技巧就等于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说法。这类见解是必须加以辟除的。[5]

  

   1951年荃麟又写道:

  

   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有的缺乏对现实概括的能力,因此常常使我们在思想上不能突破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圈子,这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映到创作上,就是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是显示不出思想性的,也可以叫做是无思想性的作品。许多作家常常被这样的问题苦恼着。[6]

  

   这真是一语道破“公式主义”的由来。恰如荃麟指出:“公式主义即使在所谓非政治倾向的作品中,也同样藏伏的,例如此次被认为非政治倾向的作品《芳草天涯》中对于恋爱问题的解决,也何尝不是一种公式?此外甚至在一些色情文学中间,例如被人所指摘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等等中间,不是在色情之外也加上一些抗战八股吗?”[5]

  

   我们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是因为优秀的作品和人一样,也有灵魂。“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7]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之下,无论在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文艺作品中,我们不也是常常可以见到这类没有灵魂的、“公式化”的廉价作品吗?可见公式化、概念化并非一定是所谓“为政治服务”的结果。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呢?荃麟以莎士比亚为例这样写道:

  

   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一个成功的艺术品应该具有伟大的理智的深度、历史的内容以及莎士比亚式的活泼和动作的丰富性,这是指莎士比亚对于人物性格的处理上底丰富与生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归纳起来也就是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信中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意思。一个作家只有对客观现实能够从本质关系上去把握它的典型特征时,才能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丰富而生动的人物性格。在莎士比亚的无论喜剧和悲剧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象自然主义作家去重视表面现象的细节,而总是从他的人物性格与抒情或讽刺的诗句中间暴露社会的真实。象我们熟知的哈孟雷特、李尔王等,显然是从这些典型性格上反映出一种历史与阶级的本质矛盾。莎士比亚当然不是阶级论或唯物主义者,而且还曾经被一些文学史批评是个庸俗市侩式的人,他却是深刻地熟悉他这个社会,由于这,才使他认识到许多社会事物的真实关系,因而帮助他创造出那丰富而活泼的典型性格。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这一点也即是马恩之对于当时现实主义作家所要求的,这是为什么马恩对于莎士比亚予以这样崇高的评价,他们对于巴尔扎克的称赞,也是出于同一理由的。[4]

  

由此,我们看到,莎翁本人写作时未必有要为政治服务的意念,但是他的“揭示社会真实关系”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却起到了为政治服务的效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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