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 ──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20-03-10 14: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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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钱理群教授题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一文,让我惊诧与困惑。2019年9月底,我写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提出钱文中六个令人费解之处,与钱教授商榷。

   现在,想就他对鲁迅《野草》中《影的告别》的解读,再次与之商榷。

   钱教授在《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一文中写道: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当正午阳光直照的时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这样,钱就把鲁迅,甚至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都定位为一种“历史中间物”,说“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他们的存在已无意义,因而,他们只能在一种于社会“无地彷徨”、于时代“无所适从”的“困境”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很怀疑这会是鲁迅先生本人的意思;相反,钱的“解读”听起来,倒很像是在“佐证”文革时盛行的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即: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才能在“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点”,否则,“将一事无成”。

   钱先生如此论辩,其吊诡之处,首先在于:钱先有了一个假定,就是把“影”所说的,都当作是鲁迅厌世的“自白”,是他的真实的“心里话”;其次,钱沿袭“影”的“非黑即白”的逻辑思维,把“光明”看作为纯粹,没有一点黑暗与污秽,而“黑暗”则又是绝对,毫无希望与亮光,遑论看得出,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难怪他认为,“要和黑暗捣乱”的鲁迅终将是“无地彷徨”、“前途渺茫”。

   然而,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形影不离”,是形容一对朋友,关系极好,经常互相伴随。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读《影的告别》,把“形”(或文中的“人”)看作鲁迅,把前来向“形”或“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即,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心声。

   ──“那么,‘影’是谁呢?鲁迅有什么具体所指吗?”

   没有考据,我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我想,鲁迅很可能只是泛指这一类退缩的“时代弄潮儿”。

   要弄清楚鲁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妨先看看那时的社会背景。

   邵荃麟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人,他经历过“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及“四·一二”事变等历史风云,对鲁迅所处的黑暗时代及其思想发展过程,有着直接的体验。他在《鲁迅的<野草>》[3]中写道:

   《野草》的写作是在国民大革命的前夜,正是中国──尤其是北京──最浓黑的时代。在政治上是段祺瑞政府当权,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华北扩展其势力;在经济上,经过连年的军阀战争,民生早已凋敝不堪;在教育文化上更是所谓“黑漆一团”的时期,在老虎总长的“读经复古”“整顿学风”政策下,五四时代所培养出来一些新文化蓓蕾正遭受着狂风暴雨的摧残。当时一般青年被迫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便消沉,麻木了;那些所谓“正人君子”有的是退却躲避,有的甚至变节投降,而千奇百怪的论调便喧嚣一时,关於这些情形,此处不能详述,读者最好去参阅一些历史书籍或鲁迅先生的传记之类。总之,这是那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是辛亥和五四所留下一些朝气,已经灭绝殆尽,一方面是新的革命正在酝酿,是这两个时代之交的一个最苦闷时期,也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一个时期。

   荃麟接着写道:

   在和《野草》同时候出版的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所题的屈原诗句以及在那首《题彷徨》的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中,都可以看出他当时那种孤独作战的心境。

   这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时代之交的一个最苦闷时期,也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虽然有些青年被“迫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便消沉,麻木了”,虽然有些曾经“革命”过的所谓“正人君子”,现在则“有的是退却躲避,有的甚至变节投降”,而鲁迅自己那时,的确也因友人四散,感到十分寂寞、孤独无助,因而“彷徨于无地”,但他毕竟还独自荷着“戟”,作为余下的“一卒”,仍在“寂寞新文苑”中游击。

   关于写作《野草》和《彷徨》那一时期的心境,正如鲁迅自己所说[4]: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後不再这模样。

   由此看来,鲁迅的确是有过“影子”与之分手,甚至前来向他“告别”的经验,而且不止一次,即: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不过,“影子”说的那番告别词,在鲁迅听来,正像是九天之後,他在《我的失恋》里嘲讽庸俗的爱情观那样,“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最终是“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鲁迅於1924年10月3日作的《我的失恋》,本来是要在“晨报副刊”上单独发表的,後来“晨报”代理总编辑趁“副刊”编辑孙伏园外出时,亲自“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鲁迅说“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後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5]。在这第四期“语丝”上,也同时首发了鲁迅作于9月24日的《影的告别》和《求乞者》,那是1924年12月8日的事。然而,到了1927年4月底,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之後,鲁迅郑重地把这篇与《野草》其它23篇风格迴异的“擬古的新打油诗”,也收在这本厚重的集子中,只是为了它好玩、好笑吗?除了是“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6]之外,那时刚作完情感激越的《题辞》的他,又有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呢?我想,或许是先生也以它,顺便向早年的“九天前”──1924年9月24日──前来告别的“影”,作一个间接且幽默的“回复”罢?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感悟”,或我的“译本”。

   ── “你这样解读,有什么文字根据吗?”

   我没有直接的文字根据;但我也没有见到有任何直接的文字根据,说明“影”的自白,就是鲁迅自己的心声。难道仅凭文中那第一人称,就可以断定是鲁迅在讲话吗?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或其它一些文章书信里,解释过《野草》多篇的写作动机,但他从没有讲过为什么写作《影的告别》这一篇。他为何对此要“讳莫如深”呢?

   我想,毕竟这是些曾经与之在“同一战阵中”“朝夕相处”、“出入相随”过的“伙伴”,最终只是因“见仁见智”或“人各有志”而相互离异,很难说谁对谁错,因此“未可厚非”,“点到为止”;其次,“团体散掉”之後,他们之中“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无论如何,鲁迅自己的内心对此一定也是非常地伤感,他同情、理解并尊重“影”的选择,但鲁迅也要走自己要走的路。这恰如他後来写的那样[7]: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这里,他道出了其中的“难言之隐”。

   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正像鲁迅从没有明示或暗示过阿Q的原型是谁,他也决不会指明这“影”具体会是哪些人,因为那只是泛指。但即使是泛指,和描写阿Q一样,他的内心也是痛苦的。

   总之,既然鲁迅从没有讲过为什么作《影的告别》,那当然也不会在作《我的失恋》的用意中,提到“别的用意”──如果有的话──的一个字。只是我们或许可以借助鲁迅对“失恋”的一般态度,来推断他如何看待“从此翻脸不理我”的“影”的“告别”罢?

   由于鲁迅自己对此事“三缄其口”,看来,究竟谁是“影”,谁是“人”,这个“官司”是永无有了断的希望了?

   然而,不!如果认真查考鲁迅对“黑暗”与“光明”一贯的“言”与“行”,那对于我们每个人去相信什么样的判断,总会有一点启示和亮光。

   的确,即使在“三·一八”惨案之後,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里,鲁迅依然没有“沉默”,也没有一点“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的意思。他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就接连写出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大衍发微》、《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以及《再来一次》等十篇文章,控诉段褀瑞政府的“倒行逆施”,并戳穿“正人君子”们的无耻滥言。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惨淡的人生,敢於正视淋漓的鲜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从这些疾呼中,我们看到,鲁迅在“黑暗”统治肆虐之时,哪里如钱理群所杜撰的那样,是“默默无言”和“坐以待毙”?他更没有丝毫“我要骗人”或“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念头。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又怎么能够相信钱理群关于“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说法呢?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鲁迅对于“光明”与“黑暗”、“呐喊”与“沉默”的鲜明态度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先生1926年8月赴闽前对女师大学生的讲话[8]: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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