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0-04-02 21: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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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说明]读了钱理群关于《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演讲,2019年2月27日,我在《爱思想》网站上发了一篇《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1],批评了多年来学界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2019年10月5日,针对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纪念鲁迅》等文章,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2020年3月10日又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

  

   六天之後,3/16/2020,钱理群发了一篇《无地彷徨》,似乎是作为对我质疑的答复。打开一看,不料内容竟还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且一字不差,只是换了个题目而已!──这不像是在做学问。(编者按:《无地彷徨》一文并非钱理群先生所发,摘编自网络)

  

   该文点击及推荐数仍然很高,然而,我并不气馁;相反,既然有这么多人现在还相信钱式“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说法,那我就更要努力地为真实的鲁迅呐喊了。于是,也就有了这新的一篇,欢迎真正愿意做学问并独立思考之人士来批评和探讨。

  

  

   鲁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其中“影”的独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鲁迅在吐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立论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贬,各有说辞。

  

   然而,我在《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即,把前来向“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无奈。

  

   这种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呢?

  

   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期,也写了许多小说,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给我们类似的启示。

  

   第一篇是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楼上“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在二人喝酒叙旧的时候,吕纬甫有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後一分……”

  

   吕纬甫的这些话语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的“影”在对“我”说话吗?吕纬甫和“我”曾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现在为生活所迫,他却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吕的行动已变得“格外迂缓”,“眼睛也失了精采”,没有了那种“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他们经历与思想的差距,对人生的态度之不同,使得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当陌生,担心对方不会再认自己做朋友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这样又“分道扬镳”了。

  

   第二篇是写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那里讲述的是“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的故事。

  

   魏连殳是个“出外游学的学生”,“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一直被村里的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的确,他不但违反传统习俗,坚持终生单身不娶,“还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拿出特地为他们买来的口琴,“‘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後面嘱咐。”邻人的孩子“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後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而在财物上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更不用说,祖母过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赠给了“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怪不得族长、近房、亲丁、闲人都“知道连殳是‘喫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这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又喜欢发表文章,“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他失业了,只得变卖财物为生,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但朋友来访时,“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幸的是,连“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毕竟“我还得活几天!”──“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办?于是他去做了军阀的顾问,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不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报刊,立即谒见、采访,为他出书立传,化“笑柄”为“逸闻”;客厅里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可是,连殳的内心却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尽管“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这就是一个出卖灵魂的变节者的代价。

  

   而比他失业更早的“我”,同样也为生活所窘迫,虽在外地谋得一个“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职,但“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而捱“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结果“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魏连殳与“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给“我”诀别信的末尾,写道:“──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看了那信两遍,“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却总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读到S城的《学理七日报》“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报道之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而同时山阳的《学理周刊》更加紧攻击“我”了,“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一年多以後,魏连殳大人病故了。

  

   “我”则因“公正士绅”的“专指”而再次失业,并意外地遇见为连殳的送殓的场合。在小说的结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之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分别写作于《影的告别》的前後,且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我以为,这两篇小说,是对“散文诗”《影的告别》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像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4]的“人”?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时的现实生活及真实人物的变迁,我以为,可以读读先生写的《范爱农》、《忆刘半农君》等回忆记念文章,以及有关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与评论[5]。他们都曾是鲁迅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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