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4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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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How Might a \"New Legal History\" Be Possible:

  Recent Trends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一、引言:智识地震?

  

  在《美国历史学评论》2001年刊登的一篇书评中,戴蒙德(Neil J. Diamant)开篇即讲:“过去的十年中,一场智识上的地震在中国法律史领域隆然发生。确切地说,它的震中位于洛杉矶。在那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的的一群学者与博士生们,成功地从基础上动摇了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尤其是清代(1644-1911)——法律的公认看法。”[1] 而上述文字所描绘的这场中国法律史领域的智识地震,其首倡者则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教授的黄宗智先生(Philip C. C. Huang)。正是在他的引领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迅速崛起,成为广受学界关注的知识生产群体。时至今日,这一群体已大致包括了三代学者,他/她们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和新加坡。除了作为导师的黄宗智及其夫人白凯(Kathryn Bernhardt)两位教授之外,当年的博士生们,包括但不限于白德瑞(Bradly Reed)、苏成捷(Matthew Sommer)、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唐泽靖彦(Yasuhiko Karasawa),如今都已成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在美国、日本的不同大学中执掌教席(其中不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即便是最晚的一代,如陈慧彬(Huey Bin Teng),现在也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

  在美国早期的古典汉学研究中,中国法律史所占的位置微乎其微,直到后来古典汉学(Sinology)相对衰落并逐渐让位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时,才开始真正兴起。[2]早期最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品中,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博德(Derk Bodde)和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的 《中华帝国晚期的法律》一书。[3] 这本于1967年出版的专著,如今早已成为被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奉为圭臬的经典。在此之前及其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包括柯恩(Jerome A. Cohen)、爱德华(Randle Edwards)、包恒(David C. Buxbaum)、马伯良(Brian McKnight)、钟威廉(William C. Jones)、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宋格文(Hugh T. Scogin,Jr.)、曾小萍(Madeleline Zelin)等,同样是在中国法律史领域辛勤耕耘,贡献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他/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至今仍是笔耕不辍。[4] 考虑到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此一背景,我们又将如何理解戴蒙德所称的这场“智识上的地震”?如果他的这番断言并非故作惊人之语,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要去追问: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能够区别于其他学者?又或者更直接地说,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成果,是否具备了真正的特色而足以彰显自身?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与此相关连的重要问题还有,这些来自异域的研究,又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唯有将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不同年代的同领域研究相互参照对比后,方有可能做出判断。而这或许可以从传统中国法律的海外形象开始谈起。

  

  二、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与反思

  

  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反思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如果称199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作为一个整体都忽视中国法律研究,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绝大多数学者,的确都往往忽视或误解法律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看轻其中丰富的法律史传统。一个例子是,在安守廉于1972年秋天开始研究生课程学习之时,芮沃寿(Arthur Wright)教授曾疑惑地问他说,象他这么一个看来聪明的年轻人,怎么会坚持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上浪费时间。[5]

  十多年后,另一位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步德茂(Thomas Michael Buoye)对安守廉在这篇论文中所反思的诸多原因进行了精辟总结,他写道:

  “由儒家对法律的某些偏见所造成的特定价值深入人心,到帝国主义为了把其在中国所获得的治外法权正当化而不断谴责传统中国法律的残忍野蛮,以至于将当代中国司法审判中存在某些不公不义现象直接联系到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这些理由都足以让许多西方学者轻视与低估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重要性;尽管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中国其实有一套发展成熟的法律传统。”[6]

  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包恒(David C. Buxbaum)就已经提醒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法律之时,一定要注意避免民族优越感与极端的相对主义:

  “我们关于传统中国法律如何实际运作的很多看法,都是根植于十九世纪那些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西方外交、神职和商业人员所做的报道,而他们自以为正在通过将西方的商品、政治、法律和宗教带给野蛮人的方式传播文明。事实上,西方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很多研究和未做探究的结论,不过是在重申我们那一时期的同胞们及其伙伴——亲西方、反朝廷的中国人——的口号。”[7]

  也正是因为如此,包恒指出:“甚至是(西方)当代最为优秀的学者,也高估了清代法律的严酷性与刑法的重要性,而低估了民法的作用。”[8]

  包恒的这番话可谓洞烛玄机。按照苏亦工的研究,“近代西方开始接触中国法律最早大抵开始于16世纪中叶……与西方人接触中国法律相比,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了解起步并不算早。其他的各国不必说了,即便是英国,直到18世纪末叶以前,对中国法制的运作状况仍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9] 尽管其间也不乏对中国法律稍予赞美之辞,例如《大清律例》的首位西方译者小司汤东(Thomas Staunton,1781-1856)就曾对《大清律例》条文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条理性、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的技术特点予以肯定,[10] 但总体而言,尤其是自18世纪末开始,当年这些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其他长期旅居中国的侨民们对中国法律的评价相当糟糕,特别是大量紧紧/仅仅围绕中国刑罚与监狱展开的几乎千篇一律的描述,更是使得中国法律的形象被整体“黑暗化”。[11]

  作为其宏观背景的,便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之微妙演变。周宁曾发人深醒地指出,自12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之后,1650年前后更是开始兴起了泛中国崇拜的“中国潮”,从制度到器物到思想,表现在当时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就遭遇了根本转型的分水岭:由前启蒙运动时代(大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若干世纪)的好感过多,转向后启蒙运动时代强调“停滞衰败”、“东方专制”、“野蛮或半野蛮”之东方帝国形象的丑化憎恶。[12] 中国法律的西方形象之演变,正是这一整体形象转折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3] 从魁奈(Francois Quesnay)、伏尔泰(Voltaire)等人对传统中国法律极尽赞美之辞,到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法律的“黑暗”形象在西方世界被建构为主流,西方人在这数百年的赞扬与批评,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个人或集体的主观目的。而在这之中,导致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法律极富戏剧性地转为西方人之批评对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从那一时候起的很长时间内,“西方人对于中国法律的研究,如果可以称得上是研究的话,基本上都是出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那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治外法权。要实现这一点,很自然,首先就要证明中国法律的野蛮和落后,不值得西方人尊重和遵守。”[14]

  19世纪后半叶之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汉学的发展与中国学的建立,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萨义德(Edward W. Said)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幽灵在此领域仍是时常可见。[15] 正如高道蕴(Karen Turner)所曾经批评的那样,“尽管自韦伯以后西方汉学研究有了进展,也有更多的新文献可供利用,西方汉学家却常常继续重复着韦伯19世纪关于中国的观点”,美国的中国学巨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那部《东亚:伟大的传统》就是一个显例,在这部“可能比其他任何美国有关出版品都对更多的学者具有影响”的教科书中,对中国法的描述实质上完全与韦伯所言同出一辙。[16]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则是,美国的批评法学运动掌旗手之一昂格尔(Roberto M. Unger)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批判,被安守廉认为完全就是一场囿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定价值、极具反讽刺意味的误解。[17]

  公正地讲,在这些已遭诟病的学者那里,中国法律史并非其主攻方向,仅仅只是其研究所涉的众多领域中不痛不痒的一个而已(例如费正清),甚至完全是出于某种目的而仅仅引做陪衬(像昂格尔所做的那样),因此,他们的这些论述,无法代表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战后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真正状况。随着“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转向,[18]尤其自197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中国学专家乃至是职业的中国法学者迅速崛起,相对而言,他/她们在看待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时,已不似前辈们那么狭隘,并纷纷对老一辈汉学家们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成见进行反省与批判。尽管在此阶段是旧见新说同时杂陈其间,但新一代学者的努力,着实已将西方(尤其是美国)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19]

  正如安守廉所写的那样: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的相对忽视正在逐渐得到改观。卓越的历史学家们,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白凯(Kathryn Bernhardt)、黄宗智(Philip Huang)、柯伟林(William Kirby)、孔飞力(Philip Kuhn)、韩书瑞(Susan Naquin)、欧中坦(Jonathan Ocko)、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已经转而注意法律资料中所包含的内容及其本身,希望藉此更为广泛地揭示帝制中国晚期和民国早期在社会、政治和智识等方面的一般趋向。尽管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是作为法律史学家接受训练,但在各自广博的探究中,他们都对法律材料进行深入且丰富的挖掘。通过这些研究,来展现法律充当一种更为易见——即便仍是不为人所喜——的角色所附着的方式,无论在是中国的普通百姓还是秀异分子的生活中均是如此。”[20]

  而促使这些学者做出如此转向的诸多原因之中,首当其冲且显而易见的就是他/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自觉追寻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a China-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全国各省、地方收藏的档案文献向外国学者的开放。[21]

  

  三、司法档案与中国法律史研究

  

  对于清代文献这一宝库向所有国家的研究者们开放,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说到:“(这)必将被列入当代学术研究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意识到它们对于理解人类生活的重要性。”[22] 而在这些逐渐向中外学界开发的档案文献中,司法档案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

  例如,尽管在北洋政府时期经历了“八千麻袋事件”的浩劫,[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今收藏的明清档案仍有1000余万件,共74个全宗,其中仅刑部呈报使用的题本(即学界所称的“刑科题本”)就数量惊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刑科题本进行分目编类,分别为:秋审朝审类、命案类、盗案类、贪污案类、监狱类、缉捕类和其他类。命案类内又分为打架斗殴、土地债务、婚姻奸情和其他事项,其中仅乾隆年间汇录的与田土债务纠纷有关的人命案件报告就达56850件。[24] 除了刑部档案之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今珍藏的档案中,直接与法律研究相关的至少还有宪政编查馆档案、大理院档案、修订法律馆档案、都察院档案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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