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9 次 更新时间:2020-08-12 22:41:14

进入专题: 根据地   日常生活   妇女   青年  

黄道炫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关键词:根据地;日常生活;妇女;青年

   1944年,成长于冀中根据地的作家王林读完苏联小说后,因为未从中看到革命对乡村风俗习惯的影响,发出疑问:“十月影响只在于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上吗?如果然,则十月革命比之今日中国抗战,可又不如今日冀中人情风俗的大变动了。”

  

   王林的判断的确有充足的根据。抗战时期,尽管中共进入乡村、建立根据地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对各根据地社会造成的冲击却是此前几个世纪大概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还是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中共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组织强势介入根据地社会生活,整个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和权力关系都不再如既往。当然,无论是军队、地方还是干部、普通百姓,人们的恒常生活有强大的惯性,中共强大政治体系的介入会改变很多,不会改变的则可能更多。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对社会生活的日常,也存在难以逾越也无需逾越的权力边界。常与非常、变与不变,是我们观察历史时需要注意的不同侧面,单纯强调任何一面,可能都和复杂的历史相去甚远。本文主要以华北地区为对象,观察战时中共根据地日常生活的一些面相,不打算也不可能穷尽日常生活的所有。


一、战时的温饱问题

  

   民以食为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共根据地大多数身处敌后,直接面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压迫,遭受影响尤为巨大。整个战争时期,日军对根据地的摧残和打击从未间断,烧杀可谓家常便饭:“敌几次在井陉杀良民,填满了米汤崖、黑水坪、温塘等地吃水井,上面以大石压着,周围四方人民来找自己亲人者,观此情形泪流满襟,捞上往往不是自己亲人,因此死尸铺满了附近广场,无首的无四肢者、一身两段者、割生殖器者、女生殖器插物者、割五官者等死的悲惨,观不忍观。”抢夺更不可免,抢夺对象包括粮食、牲口、农具、衣物等各种物资:“抢夺办法多是组织灾民,利用灾民之饥饿进行抢取和灾民对半分,或抢一石交敌八斗,小的农具家具归灾民,所有在敌武装掩护进行,能抢走的抢走,不能抢走的即进行破坏,烧毁。”遭受日军破坏地区,民众生活空前困难,“当你在任何一个庄村开饭时,都会有一群全身很瘦,肚子很大的小孩群集在你的周围,目光不动的盯着你,时刻可以看见嘴中在吞着自己的唾液”。日军烧杀抢掠既缘于野蛮本能,也是对根据地民众的示威,冀望以此打击根据地的战力,离散根据地的民心,这些举措起初收到一些效果。出于对八路军不能阻止日军“扫荡”的不满,山西省武乡县民众一度流传歌谣:“八路军来至[自]四川,穿的黄小布衫,吃的是合理负担,敌人来了钻到后山,敌人走了出来宣传。”极端的例子,甚至“老汉从茅厕里跑出来,用拐棍打要粮的军队,以及把军队吃饭的饭碗夺了,不叫吃饭”。

  

   烧杀抢掠固然可以吓阻民众于一时,却无法让民众归心。随着根据地顽强坚持,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群众在几年的斗争中特别在去秋的反“扫荡”中,有他的政治经验,知道敌人不能长期控制我根据地,信赖我军与抗日政权,他不会轻信敌人的话而受其欺骗。”八路军干部冯毅之的亲身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曾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到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活不成了的样子,现在却再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用物外,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

  

   连续的烧杀,激起民众的敌对情绪。山西武乡的调查说,日军“残暴的烧杀(烧房三万余间,烧粮二万余担,杀人七百多,伤一百三十余人),粉碎了武乡人民‘哪个朝廷不纳粮’的幻想,激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刘荣观察到,是否遭受日军烧杀直接影响民众态度:“下午到白家惠,借书,均碰钉子。当时对该村印象特别不佳,探其原因,百姓没有受到敌人施毒,人民的思想进步、开化较之于别村差。”当然,民众情绪的改变,也和中共艰苦的努力分不开:“有些地方在敌人烧杀后,情绪很低落,悲观失望,不满八路军,以为八路军不打日寇,不保卫他们的村庄,这时到一地方……亲自帮助群众造房子,捐粮食等——经过这个过程后,群众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别相信、爱护,把仇恨心转移到敌人方面。”

  

   日军的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的生存资源,造成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40年,王紫峰在根据地找一些群众调查当地物价,发现“各种物价都较卢沟桥事变前涨了三、四倍,而工价一般只增加了一倍或不到一倍,吃亏的主要还是工人和军人”。关系基本生存的粮食普遍匮乏。1941年,晋冀豫根据地的报告写道:“冀西、晋中人民无糠可吃,树皮吃光,平定、昔阳、和顺、邢台、赞皇等县平均每月饿死45人。”山西辽县战前粮食产量年均24万石,1939年减少到12万石,下降50%。尽管后期有些地区出现改善的趋势,但战时根据地民众基本生活尤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应无实质改变。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的调查显示:“冀西、豫北一带,终年不断吃糠,而且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即所谓‘半年糠菜半年粮’。晋东[西]南各县,过去生活虽也同样简朴,但吃糠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但自抗战以来,不断遭受敌人的破坏掠夺,人民原有一些积蓄已消耗殆尽,加之四二、四三,两个连续的荒年,到现在吃糠的也比过去增加了。”

  

   艰困的局面,直接影响和威胁到个体生存。张南生日记写道,由于日军“扫荡”的破坏,民众流离失所,一间破庙里住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和四五个小孩,“老头说原有数间房,2头毛驴,四十亩地,好地往年吃不了,还剩下一点(估计是个中农),房子被鬼子烧了,驴子被拉走,地被去年大水冲了32亩。今天只得在庙里住,卖点饭过日子”。相对富裕的地主、富农生活也不好过:“现在有2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地主降为富农),吃的是红粮或玉黍蜀,其他6个富农是红粮配上多半数的花生饼子□吃窝窝头的。大多数是吃树叶稀饭。”山西阳城、沁水一带民众生活极端贫困:

  

   普遍的群众是喝着米羹饭(水里边下一些米和菜,加一些调和)。当然这种饭也因阶层的不同而有好坏之别了,普通的中农每日三餐米饭能下米6合—9合(以人为单位)。贫农就又不同了,每日每人用米3合—6合,而且不是纯米,要拌一些玉米渣子或糠的。富农人家每日3顿米羹饭仍同中农一样,只是每隔数日吃一次豆面条和子饭而已。地主一般的情形和富农同,但和子饭吃的次数比较多些,有时还吃一两顿小米干饭或吃干豆面条罢了。

  

   刘荣经过阜平时,到一个老百姓家中,“烧茶水,要做饭,但没有东西做,吃的只是枣泥和树叶子。阜平好多老百姓都是如此,……阜平地区贫瘠,走遍四省真是罕见”。这样的情景,不一定为战时所独有,但战争的确加剧着贫困的状态。极端困苦之下,选择自尽的也不罕见:“自从4月底下了一场雨,至今没再下雨,旱情仍然相当严重。……有个孤苦的老人,挑了一担瓦罐来担水,在回去的路上,眼看就要到家了,不小心失足,把瓦罐打碎,水全洒在地上。他想来想去,感到没了活路,解下腰带在树上吊死了。”

  

   匮乏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企求大大降低,刘荣写道:“昨天王永炎有幸搞来了一点驴肉,虽不多,每人还是吃了六片,觉得格外香,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肉了,环境使得把吃肉的念头也打消了,只是想有新小米做一餐焖米饭吃,就真心满意足了!”当年的回忆中提到八路军想尽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场景:“五花八门的‘饭’做出来了。一种是用杨槐花和杨槐叶,先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还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色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再一种是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相比战士们,农民的想像力有限得多,他们想像中,“蒋委员长也不过是每天吃饺子吧”。

  

   大生产运动前,八路军的生活常常比当地民众还更艰苦,“沿滹沱河边群众生活较部队上好几倍”。山西口述访谈中老百姓心目中的八路军形象是:“连旱烟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黄黄苗子,好多那种都是。(后来)住下和老百姓惯了,问老百姓寻上些旱烟,纸烟根本没有。后来部队生产自救,在粮食问题上才缓过来。那会儿就是吃煮黑豆、煮荞面,那可是艰苦咧!”晋西北地方贫瘠,部队生活更为困难:“四〇年晋西北部队异常困难,士兵受冻受饥,因而致病而死,逃之而亡的数千人,……兵士中吃黑豆者有,抢饭吃者有,完全无被盖者有(独二旅一个营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平时伙食太过清淡,偶尔会餐,就出现这样的场景:“红烧肉吃了两块便没有了,虽然馒头每人五个是吃饱了,但肉并未解过馋。在吃的时候,刚吃下两个馍菜就冲光了,在冲的时候谁也不肯讲话,冲锋结束喝开水时,都称赞这个会餐还很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里的“冲”字,贴切传达出会餐时人们心无旁骛、争先恐后的情景。

  

   当然,不同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陕甘宁后方地区的干部、军队比之前方,处境明显更好一些。曾志回忆,1939年到延安时,发现延安的生活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好:

  

   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大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

  

   如果说曾志是干部或许供应好一些,何方当时还是普通学员,他的回忆代表更多普通人的感觉:“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一样。”大生产运动后,延安伙食状况更为好转,从敌后来到延安的八路军干部发现:“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都是七大代表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相比之下,直到1944年,太行根据地的军队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

  

延安生活较之前方根据地更为优裕的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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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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