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4 次 更新时间:2019-04-22 08: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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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摘要:中共是个十分重视权力运用与管控的政治力量。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迥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关键词:根据地;权力下探;文化认同;中共;新社会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介入,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管理逐步成形。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严格的秩序,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长期缺乏效率的运作模式,也扭转了清末以来权力下探造成的地方社会权力失序的趋向,根据地的行政效率、社会管控及汲取资源能力大为加强。根据地民众在这样的转向中,既有热忱的欢迎,亦有被动的亦步亦趋,起初毋宁说更多表现的还是对陌生的权力的冷漠。期间,中共缓和渐进的权力渗透方式让民众空前靠近并开始熟悉权力,其话语权力灌输亦使民众逐渐接受文化领导权转移的表述。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在生存危机面前,与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利益联合体,此时的群众路线,既是理念,更是生存需要,这种由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实践比之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要求,效果不可同日而语。通过中共的努力,根据地民众在承受中共高效机制下并不轻松的负担的同时,感受到了管理和秩序带来的效率与公平,这是一个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后来的中共话语中,1949年后建立的新的政治社会形态被称为“新社会”,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通过严密的组织,将政治力大力楔入社会的努力,已经初步在根据地搭建了中共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

  

一、从轻徭薄赋到富国强兵


   抗战时期,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展开区域管理,推进政治和社会控制。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权力下探是中共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8世纪以来的革命都以人权、人本位为宗旨,权力从精英向普罗大众扩散是其外在表现,天赋人权本身就含有权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号召无产阶级要夺取和掌握权力:“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权力分享演化为无产者本身成为权力,权力下探全方位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这是对权力向下趋势的一个革命性推进。

  

   19世纪末的中国对世界范围以权力分享为宗旨的权力下探趋势并无多少了解,却从另外一个层面开始了权力下探的尝试,这就是加强政权控制的密度和广度。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呈现相异的两个趋向:就高层的权力运行言,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渐趋式微,地方力量坐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更直接演变成地方割据的局面;而就普遍的政治认知及基层权力运作言,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富国强兵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行之千年的儒家传统轻徭薄赋理念动摇,国家的组织机器功能凸显。晚清新政后,政府越来越强势介入社会经济的直接管理,强大国家和强势政府成为社会普遍的期待,而现实政治的溃烂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益发强化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晚清以来相异的这两个趋势似乎纳入了同一条轨道。中央层面,尽管国家统一建立在多方力量妥协的基础之上,仍然相当程度上遏止了社会政治的失序状态,使得国人期盼的强大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时,在政府主导下,权力向基层社会下探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政府控制能力趋于严密。

  

   当然,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权力的下探,是相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而言。多数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皇权官僚体制,延伸到县即告终止,这样的控制系统在地域广大、交通不便的传统中国,实际效能有限。官府在地方更多是无上权威的象征,地方主要依赖代理人形成政府和代理人共治的局面3,这样的格局节省了治理成本,是轻徭薄赋的逻辑结果,同时也不能不承受治理薄弱的现实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事实上的自治状态。这种自治状态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农民根本是要求组织喜欢组织的群众,有的说农民要求斗争、要求暴动而不要求组织,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察,农村中原始的组织和农民自动的小组织不知几千百种。”这就是传统中国县官常常频繁更替,而县政尚能正常运行的原因所在,县官作为权力的象征,更多担负着安定社会心理的作用。李怀印甚至认为:“县官的角色,通常是省府与地方精英之间的调停人,而非国家的代表。”

  

   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薄弱,造成王朝的危机应对乏力,张研关于清代县长的研究显示,县级政权很难有效对付辖区出现的匪乱,而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传统王朝的轻徭薄赋治理理念,基于通过政权自身的收缩和克制减轻民众的负担,以防范社会经济危机的思路,小政府、低成本是这样一种治理理念的逻辑结果。这种消极的治理固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减轻负担缓解危机,却无法阻止地方社会的崩坏,地方领袖权力的膨胀常常成为瓦解王朝体系的另一力量,而脆弱的政权既无法有效抑制地方领袖的逐利冲动,也无法在动荡到来时做出有力反应,王朝的不断更迭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这一特征不无关联。

  

   晚清新政以后,社会治理思路发生根本性变化,富国强兵取代轻徭薄赋一跃而为社会主流思潮,资源汲取成为政府关心的首要问题。政府对基层社会不再像之前那样取放任态度,政权下探渐成趋势。晚清的权力下探造成的意外后果是:随着地方功能的逐渐强化,地方权力也在壮大,中央政府为加强控制某种程度鼓励了地方权力的扩张,最终却又不得不吞下地方坐大的后果,清王朝的崩溃和这一点当不无关系。北京政府时期,权力下探的趋势继续,县以下开始出现制度化的区级政权,村也逐渐从地理概念向行政概念演化。但是,无论是北京政府尝试展开的乡村政权建设,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剿共”军事重建并逐渐制度化的保甲体系,对乡村的实际控制力仍非常有限,北京政府自身就不稳固,行政执行力薄弱,对基层的控制更多停留于纸面之上。

  

   南京国民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颇为意味深长。国民革命期间,打倒土豪劣绅一度是最响亮的口号,其中包含着对乡村既有秩序的强烈否定,这既是革命伦理的需要,也体现时人特别是革命党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判断。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迅速调整其革命党的立场,以寻求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革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蒋介石在二次北伐完成后说得很明确:“我们工作最重要的所在便是要使革命的本身减少障碍,增加力量,并且要使民众积极不断的来参加。……我们要求党治下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社会一切秩序的安定。这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就此不要革命,正是为以后进一步的准备。这仿佛是在剧战以后新得到一块占领地时,我们要做搜索残敌和巩固阵地的工作,不能一切不顾的急遽进行。”因此,在乡村与地方领袖合作展开社会治理,仍然是南京政府的首要选项。国民党地方自治的原则,政府对乡村社会态度上的迁就,及事实上控制力的不足,使乡村治理秩序没有大的改变,彭真谈道:“旧政府的组织机构,是头大脚小的,国民政府有极复杂完备和庞大的分工与组织机构,而村级却只有一个村长,区则只有区长和少数助理员,因此国民政府一切政令一到县级或区级即往往‘寿终正寝’变成了废纸。”当年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彭真的说法,北平郊区的昌平七区卢村1931年设立乡公所后,“职员当然还是以前公会中人”,只过了几年,“昌平七区第廿四乡乡公所”的蓝底白字木牌就“早已扔在一边了”。

  

   较之皇权时代,民国政府地方控制强化效果有限,其面临的挑战则远非之前可比。富国强兵要求改变了国人思想的底色,大大拉高了对政府的期待,而政府强化的结果又不可避免导致需索的加重。由于中国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这种需索主要又加之于乡村,使乡村负担空前沉重,民国时期的不断战乱尤其使之雪上加霜。事后看,这些对乡村社会既有生态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清末之前的乡村,社会基本处于自治状态,政权控制软弱,但地方负担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状态,民众从政权层面感受到的伤害有限。晚清新政后,随着国家榨取的日益增长,民众的负担不断加重,地方社会乱象日益滋长。

  

   众多研究者认为,清末科举的废除造成地方社会既有领导层的结构性变动,拥有功名且具备较高素质的地方自治领袖逐渐失去在乡村中的发言权,乡村领袖的恶质化是导致社会乱象的根源。然而,经由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然后再告老还乡成为地方绅士有段很长的路要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农村社会普遍被认为已经恶化的时候,停止科举考试有可能造成的效应远远没有在乡村真正发酵。事实上,如果考察科举前后乡村自治领袖的成分,可以看出,是否拥有功名并不是成为乡村领袖的必要条件,清代明确规定:“至充保长甲长并轮值支更看栅等役,绅衿免派。”拥有功名者在帝制时期反而不一定进入乡村管理者体系当中。

  

   乡村领袖的形成,和威望、能力、知识、财富、年龄、亲和力乃至宗族力量等诸多因素相关,有地位和财富者比较容易在领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充当乡村领袖,地位和财富也不是成为乡村领袖的唯一因素。对于乡民而言,能否为他们解决问题是其愿意信赖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和能力在乡村领袖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华北地区可以看到,走州过府的所谓能人在乡村领袖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能人可能是曾经的官员,也可能是教师、小贩和退役的士兵。冯紫岗对浙江兰溪128乡的调查显示,担任乡长的以务农者居最大多数,占41.4l%;学界次之,占28.90%;商界又次之,占17.19%。学界、商界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在人口中的构成。这样的状况,一直到本文考察的抗战时期尚未有根本改变,冀鲁豫的报告说:“游民分子占村政权干部的绝大部分”,指的就是这样的事实。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留下了大量的干部统计资料,缘于中共的阶级分析观念,这些材料多以阶级出身统计干部成分,如果只是看这样的统计,一些关键环节可能无法呈现。比如1942年中共对冀鲁豫观城县一区各村的统计,从阶级出身看,63个村长中,有34个中农、17个贫农、10个富农、商人和无地者各1人。和大部分根据地一样,该材料显现了中农在当时乡村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这份材料同时统计了其中59个村长的社会出身,详情如表1:

  

表1观城一区村干部社会出身统计表

资料来源:《冀鲁豫边区环境形势及村政建设现况报告》(1942年8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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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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