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4 次 更新时间:2020-07-12 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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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对“nation”与“国家”、“state/society”两分与家国同构、“授权/主权/合法性”与治权的正当性、“law”与法律、“个人/权利”与权力、“政党/民主”与同心圆、“政体”与政策、“习惯法/成文法”与中华法系、“社会进步”的标准等源自西方的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进行了分析,发现,当西来的政治学遇到象形文字,遇到庞大的、曾长期被严峻地理条件封闭的中国社会,它注定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独特的中国故事当然会给世界带来重要启示,正如独特的欧洲故事和美国故事也给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概念;政治话语

  

   抽象知识由人造概念构成,展示其间的因果关系。抽象概念的定义变了,抽象知识体系就变了。“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这四大概念的定义变了,物理学理论的“范式”就变了。

   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生活的抽象知识之一。文明分三类:实用技术、抽象知识、社会形态(公共生活形态)。所以,全世界的考古学界公认以“金属、文字、城池”三要素作为人类“文明”的门槛,区分“史前”与“有史以来”。抽象知识反映人类好奇心,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程度。

   抽象知识与实用技术有关,却未必实用。牛顿发明不了蒸汽机,爱因斯坦不会造原子弹,经济学家不擅长经世济民,政治学家不擅长治国理政。作为国家,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和“术”。但作为一个抽象知识体系,政治学的原产地是西方。西方人发明了一些极抽象的重要概念,构筑了政治学的因果体系。

   抽象知识源于现实生活,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当字母文字表述的政治知识遇到象形文字和孤悬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特殊公共生活形态,即中国的社会文明,概念定义不得不发生变异。

   讨论概念变异是改善政治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列举和解释政治学的九大概念在遭遇中国后发生的变异。中国学人曾俯视西方,后又仰视西方。平视彼此,平等交流,“美美与共”,方为正道。

  

   一、“Nation”与国家

   在打完30年(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战争”后,欧洲各国在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条约标志“nation”诞生。“nation”译成中文是什么?当今通行的中译是“民族国家”,也有说“现代民族、近代民族”,意指中国没有。由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但这是个学术乌龙。

   因西人晚到17世纪才开始有“nation”,而中国落后,自然不可能有“nation”,便有个别西方学人妄称中国仅是个“文明”(这里“文明”指的是“文化”,即社会规范),而非“nation”。这倒也未必是空穴来风,西人看到我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和“西藏”的治理不稳固。我国学人则分两派。一派附和西人,称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尚未完成,任重而道远。另一派说,中国是个“文明”,不是西方的“nation”,却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这全是误会。“nation”就是中文的“国家”。至于国内各族裔向心力的起伏,仅代表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起伏。号称“政治现代化”最早的英国和美国也并不免疫,如苏格兰正闹独立,美国黑人问题经久不衰。

   西方没有“国家”的统称。“nation”指民众,在国际法定疆界里的国民;“country”指土地,是乡村辽阔的耕地和牧场;“state”则指政权。而中文的“国家”没有土地、民众、政权的分称,所以“nation、country、state”都只能通译为“国家”。国家当然包含民众、土地、政权这三要素,缺一不可。

   为什么西文无统称,中文无分称?在欧洲,“国家”生成得晚,17世纪中期才开始有。此前欧洲的“国家”就是国王和大小贵族拥有的乡村土地(country),民众附属于耕地和牧场。政权(state)当然是有的,就是大小贵族组织的社会管理机构。那时,欧洲土地上没有“国界”,土地和土地上的民众是国王间随时的战利品和公主的嫁妆,简称“封建”。30年宗教战争用上了枪炮火器,不再仅是贵族子弟骑马用冷兵器打仗。战争空前血腥,就得动员民众,民众的意志开始变得重要。战后的1648年,欧洲各国同意固定彼此的“疆界”,国界成为“国际”的“法定”。有了法定的“国界”,王公贵族再不能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相互随意转赠了。由此,国王的国,“kingdom”,就变成了民众的国,“nation”。中文将“nation”初译为“民国”。

   “nation”强调的是国家疆界内的全体国人。春秋末期的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的“国家”,家国同构,官方意识形态向来“以民为本”,并“以孝治天下”。换言之,中文的“国家”,是人民、土地、政权不可分割的联合体,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现代”了。就“国家”建构而言,欧洲各国是后起之秀。近代欧洲宣扬“民国主义”(nationalism,现在通译“民族主义”)并有了民众之国的常备军,即“民军/国军”(national army),欧洲的国家组织越来越紧密,强盛一时。因为形成“国家”晚近,后来居上,西文迄今没有“国家”统称,只有“人民、土地、政权”的分称。

   “Nation”就是“国家”,不是什么“现代/近代”的“民族”,更不是什么“民族国家”。“United Nations” 是“联合国”,是国家间的共同体,不是“民族”共同体,更不是什么“现代民族”的共同体。误译催生了中文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大量学术论文,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虚幻追求。

   至于“nation”在20世纪中叶被通译为“民族”,取代“民国”或“国族”的初译,与17世纪中叶的故事完全不同。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时代,“nation”还特指被殖民统治的文化群体(ethnic group)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即“民族自决权”。与殖民帝国主义对应的是“民族解放运动”(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在半殖民地中国发生的革命,就争取独立解放而言,也是这运动的一部分。但在21世纪,既然没有殖民帝国主义也就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了,只有国家分裂运动。由此,“反帝”的“民族自决权”从进步蜕变为反动。

   自17世纪中叶开始有了“nation”,西方“nation”内部就从未有过“nation”,只有(非主流的)“文化群体”(ethnic group)。美国承认内部有“ethnic group”,却绝不承认有“nation”。美国总统张口闭口“We American nation”,只能译做“我们美国人民”,而非“我们美利坚民族”。国中有国,大“nation”套小“nation”,显然是荒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超级大国时代降临,传统欧洲列强在世界政治中被边缘化,所以欧洲一直企图联合成一个超级大国。“国家”越分越小,当然不代表社会文明的进步。数千年的社会文明,是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到超级大国的历史。

  

   二、“State/Society”两分与家国同构

   政治指的是涉及政权的事。一切涉及政权之事皆属政治,一切不涉政权之事皆非政治。“政权”比“政府”在概念上宽泛。政府指的是管理社会的科层体系(包括科层化的立法和司法体系);政权则包括科层体系和扁平的社会基层自治机构。没有认同和服从自己的基层政权,科层体系只是空中楼阁,风吹即倒。所以,比起政府,政权概念更抽象,也更有学理意义。

   “State”(国家)指的是政权。政权是治理社会的机构,因垄断暴力和税收而有领导社会的能力。“society”(社会)指的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从学理上区分这两个抽象概念,讨论两者间的关系,貌似正当。所以,在美国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文献里,一会儿说要“把state带回来”,一会儿又说要“把society带回来”。研究政权却忘掉社会,研究社会却忘掉政权。中国学人以为美国政治学不断发生“重大突破”,却不知这是西方学术概念体系的固有问题。遇到“家国同构”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两分明显需要反省。

   政权是治理社会的机构,组织起来的群体成为社会,两个概念天然有重叠之处。群体如何获得组织?政党从哪里来,政权又从哪里来?不参与组织社会怎么治理社会?治理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组织群众,组织起来的群众就是社会。所以,没有社会就没有政权,没有政权也就没有社会。在理论上,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文献重叠。在现实中,政权与社会同构于“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文明就是公共生活的形态,与政权从来就分不开。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权,有什么样的政权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培育了原本野生的植物并驯化了原本野生的动物,就有了种植和养殖“产业”。有了“产业”,原本四处游荡觅食的部落就能定居。定居一处的部落,需要过政治生活的殿堂、过精神生活的庙宇、过社会生活的广场——展示历法和社会规则。有了宫殿、庙宇、广场,部落民众就需要深挖沟、垒木石土方为城,捍卫这些昂贵的基础设施,是为“国防”的雏形。由此,“部落”进化为“城邦”。政权与社会同构的共同体即“公共生活的形态”,亦称“社会文明”。

   中国的“家国同构”是对国家与社会两分的重大挑战。由小家而家族,由家族而大家,由大家而国家。保家即卫国,卫国即保家。全社会上下迄今仍皆以血亲称呼彼此,即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中国的社会道德也因此是伦理道德,由小家的“孝悌”而致社会的“忠信”,由社会的“忠信”而致政治的“礼义廉耻”。所以,历朝历代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政府官员与社会基层自治领袖混为一体,费孝通先生提出“乡绅中国”概念,意思是乡绅与科层体系成员共治中国,而且家族村落的领袖“乡绅”更重要。两者皆为儒门“同党”,上下同心,才有了政权的延续。在西方,社会与政权泾渭分明。在中国,村书记和村主任乃至大学的院长和校长亦民亦官,与官员是“同党”。

   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政府与基层自治政权,是当代政治学的误区,导致近代迅猛崛起的西方高估自己政权形式和社会组织的先进性,称他国缺少“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即市民社会)。马克思强调社会阶级斗争,对政权的形式嗤之以鼻,称那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苏联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育小、养老皆不要个体家庭承担,为今日国家/社会之“先进”树立了标杆。而中国崛起,再次提醒那些惯用贬义形容词描述非西方政权和社会形式的政治学者,历史还没有终结。

   “国家与社会”两分还衍生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两分。由于这种“两分”,就有了寻找两者间“正确关系”的任务,催生出“政府干预”应当减少或增加的争论。这是个盲区,没看到“三分”。

   市场机制在供需的自然互动中创造财富,可能却并不必然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政府干预的动因很复杂。无论干预还是不干预,都可能却并不必然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从中国春秋时代的“常平仓”开始,“百姓利益”就确立了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第三方的地位,决定两者间的“正确关系”。

而今,资本的利益要求在“社会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养老)深入推进市场化;而社会主义者要求在“社会领域”实行均等化,即在劳动者再生产领域去市场化,育小、养老不再由个体家庭单独承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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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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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载于《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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