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什么是人类共同价值？本文以“自由”概念为切入点，比较中西价值体系。西方价值体系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观，其实质是推广社会强势群体结社组党争夺政权的西式政治制度。中华价值体系认为“自由”是承认家庭私利前提下国民团结互助的公益，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是政权组织国土上的国民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被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遮蔽，世界价值的潮流却是使这基本功能越来越彰显。人类正进入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界，呼唤所有政治共同体合作，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层是民众互助过“好日子”，基础层是“和平与发展”，外层是“政治价值的包容”。
关键词：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同心圆体制；价值分层
一、团结互助过“好日子”是人类共同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 2015年9月参加联合国大会，到 2021 年 7 月参加以“为人民谋幸福（For The People’s Well being）：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多次反复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他在“峰会”上指出：尽管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
各界难免把“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话语体系里的“普世价值”相比较，却忽略了他讲话的主旨：“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全球互助，让全世界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他的号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是世界道义的制高点。
“价值观”原本是个市场概念，是对某东西是否“值钱”的估价。中国人大多视“玉”为奇珍，值很多钱；但中国以外的人大多认为“玉”是普通石头，不值钱。很多美国人认为“重金属”是音乐界的创举，但很多中国人认为那是高分贝噪音。
而今“价值观”指称“重要”的社会观念。价值分层次，其重要性也分层次。价值观常被分为“个人、集体 / 社会、国家、世界”等四五层。讲述各层间的“关系”，是想说明某层更重要。
“人类共同价值”原本是个容易话题，不过是发现和陈述全球各文化共同体的共同之处。但“人类共同价值”又是个困难话题。人类群体由政治共同体区分，不同政治文明里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而且强势的政治共同体会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说成是“人类普世价值”。
就“人类共同价值”而言，我一直惊奇于全球学界为何不敢承认如此常识：团结互助“过好日子”（well being），是全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顺利地活着，顺利地繁衍子孙后代、生生不息，难道不是全人类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团结互助“过好日子”是个人最重要的事也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事；是集体存在的原因，更是国家存在的原因。
不少人会质疑上述说法，其理由不外下述三类。
第一，“生活”是有“意义”的，是创世之神赋予了人类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于是，生活是为了与神同在的、终结历史的“来世”。我不能与“上帝”辩论，因为不可能有结论。但我想指出：这精神信仰并不“普适”或“普世”。尽管信一神教的人占世界人口多数，但中国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向往“大同”，但脚踏实地追求“小康”，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想过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好日子”，其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
第二，人类是“高等”动物，“生活”则太“低等”，蚂蚁也惜命、也为繁衍后代拼命。上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说：除了生理需要，人还有社交、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需要。他的说法很美国、很个人主义，几乎排除了群体和“高尚”。高尚当然存在。而且高尚的牺牲是为他人更好地“生活”。一些天主教专职教士不婚不育、不敛私财，在全球各地的贫困社区组织生活互助，以自己矢志不渝的信仰给穷人提供生活道德准则及“来世进天堂”的精神寄托。
第三，最重要的是“个人自由”。西学认为个人的“自由”是人类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价值观。由此，世界分为“给个人自由”和“不给个人自由”的世界，即“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
“自由”是价值观里最显著、也最含混的概念。“自由”貌似属于“个人”，实则属于“群体”。“自由”更是个政治概念，在世界舆论界广泛用于区分政治共同体，引发了现实的激烈对抗。不认真解剖“自由”概念，就说不清“人类共同价值”。
二、“自由”与西式价值观
西来的“自由”概念困扰了我半生。
青年时初学英语就读到帕特里克 ? 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那是他一次演讲的铿锵结尾。他要的“自由”是建立脱离英国的独立美国。如此的“自由”属于群体。
那时还读到另一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出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1847 年写的《自由与爱情》，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流行于中国知识界。裴多菲战死在匈牙利的独立战争中，年仅 26 岁。战后，奥地利王室的统治变成了双头的“奥匈帝国”。裴多菲的“自由”也是指国家的自主独立。
但《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确实属于个人，因为那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马克思不是个人主义者，更与西式“自由主义”战斗了一生。中国不少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人喜欢公开咀嚼那句话，却故意忽略那句话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宣言》宣传阶级斗争史观，号召对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
最后是“自由民主制”与“（党国）威权制”的两分概念。“Authoritarianism”意为“政权的权威至上”。用这“威权”概念形容中国政权，显然违背常识。记忆犹新的是当初西方用这对两分概念“反共”，号召共产党国家民众“投奔自由世界”。“自由”民主标榜的优越性不是群体自由，而是个人自由。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声称保护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因而是“自由世界”。
“自由”的主体是谁？“自由”的内涵是什么？
西学公认“自由”属于“个人”。然而，人类是群体动物，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怎么可能“个人至上”？
其实，所有西方人都说：个人自由以“不伤害其他人”为必要前提。因此，疫病大流行时，无论自己怕不怕染病甚至怕不怕死，应该为他人的健康戴上口罩。然而，为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多数或公共利益称为“个人自由”？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有半数人拒绝戴口罩，这代表了珍视“个人自由”的真实逻辑。说白了，个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
何以西方特别强调“个人”？个人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期间才出现。自古希腊城邦时代以降，欧洲的“个人”被严密的等级制、严格的军事组织、无孔不入的一神论宗教机构，压抑得太久、太重，所以“liberty”（中译“自由”）指的是无论属于什么阶级的所有个人的“解放”。西方人不习惯讲“家庭”谋私的自由。家庭不是欧洲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宗教机构和军事组织都撕扯家庭忠诚。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谋私的“自由”天然正当，至少无需“解放”。迄今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受他人限制、特别是不受政府规制。“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反对家庭私利至上及独立自私小农式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
中文的“自由”概念原是为翻译印度佛教发明的，指的是放弃包括性生活在内的所有世俗追求，即无欲无求状态。若以个人“解放”翻译“liberty”，必然在中国引发广泛的困惑。北大首任校长严复以“群己权界”译之，非常贴切。然而，四字概念嫌长，而且有史以来公私间“权界”的弹性很大、变化无常，能意会难言传。译之以“自由”，貌似是“不受任何限制”，简单、明了，易于流传。
什么是（个人的）“自由”或“解放”？西学的经典说法是：没有社会规范就没有自由；自由就是服从法律，就是“法之治”。“自由民主制”就是有法治的民主制。据说，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让习惯法或成文法“至尊、至上”，所以西方文化独享“自由”传统。但那不过是欧洲贵族阶级里流行的“传说”，否则不会发生社会“大革命”。然而，哪个社会不强调“社会规范”？只是不会称法治为“自由”或“解放”罢了。何以美国自认比欧洲更自由，自由传统比欧洲更深厚？因为“有钱就有理”在美国是被默认的“自由”。比起欧洲，美国的“法治”（rule of law）更像“律师之治”（rule of lawyers）。
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开始尊“民主”至上而非“法治”至上，自称“自由民主”，与中国两千年前开始融法家于儒家之中颇有一比。
因此，西学称“法律至上”时要补一句：“法律须公正”。但怎样的法律才“公正”？答案是：民选立法者订立的法律才是公正的，非民选立法者订立的法律不公正。但今天的议会多数党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党，并推翻昨天通过的法律。哪天的法律公正？
于是，西学要再补一句：人定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圣法、自然法、基本法、宪法。说白了，“自由”或“法律的公正”来自保护“天赋个人基本权利”。如此，“民主”退居次要地位。反对“民粹主义”就是以“法治”或（个人）“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
哪些法权是“天赋个人基本权利”？据说，“天赋个人基本权利”指的是“个人自由的法权”，即“人权”。以自由定义自由，车轱辘话又讲回来了。“天赋”则指无需证明，因为实在无理可讲。
深究具体，“天赋个人自由权利”不只是在市场上做生意赚钱的经济私利，而主要指“政治”权利。西式政体的核心是“制衡”。无论对错，只要有“制衡”就有“自由”。然而，世间万物皆受制衡；除了“上帝”，谁或什么不受制衡？做生意的人都想垄断，但长期垄断根本不可能。“天赋个人自由权利”是捍卫和普及西式政体的说辞。在西学里，参与选举领导人的个人“政治权利”，暨结社结党争夺政权的权利，并附带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言论出版“自由”，才是真正的“个人基本权利”。这被称为“民主的自由”或“自由的民主”。
然而，制衡、结社结党投票竞选怎么会称为“个人自由”？拉帮结伙的政治并非“个人自由”，而是承认“强大”群体权力的政权保障制度。况且这“个人政治权利”显然不是“不言自明”或“与生俱来”的；在西方是 19 世纪才有，到 20 世纪才普及。
在现实里，西方对“神圣”个人政治权利的法律规制多如牛毛；以公共利益为名禁止某种结社、言论、出版，乃至用武力驱散集会，并不鲜见。于是，“神圣”变得“世俗”。不久前的笑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下台就被“合法”剥夺了“言论自由”。当然还有“美丽风景线”从香港转移到美国的奇观。西方有近半数选民对投票这种“个人政治权利”不屑一顾。但西学辩称：有这权利才有“自由”，没这权利就没有“自由”。然后又说：是否行使这权利是个人“自由”。
牛津大学的以赛亚 ? 伯林（1909 — 1997）教授发明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对两分概念。前者是别人不干预自己的程度，后者是不受他人干预的自主程度。这是个假扮“中立”的语言游戏，无非赞美西方和批判苏联。在崇拜西方学人的环境里，越读不懂，崇拜度越高。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西式选举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仅三个字就包含了双重否定加最高级，让读者得出“不是最好却没有更好”的“深刻”感觉。“不坏”就是“好”；“最不坏”就是“最好”。犹太裔的伯林教授高调支持纯犹太人的国家。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被严厉隔离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大难民营里，享受伯林的“消极自由”。
英国人洛克（1632 — 1704）认为：官民契约的根本内容是让政权捍卫私有财产。但反封建的欧洲大陆人对这说法嗤之以鼻。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提保护私有财产。美国的私产包括黑奴，美国还剥夺了效忠英皇的美国人的财产，给他们涂上柏油插上羽毛赶去了加拿大。
美国人认为，“个人基本权利”是“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那明显是废话。古今没哪条法律鼓励滥杀无辜或禁止人追求幸福。关键是：近代以来，哪些人在发明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以先进武器剥夺外国人生命财产而获得全球霸主的利益和幸福快感是否正当？追求生命权和幸福权的自由“皇帝”没穿衣服。
西学的“个人自由”其实属于群体。世界上有不限制个人的“群体”？若自由属于群体，不自由当然也属于群体。
但西学的“群体”主要指社会内部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结社组党争夺政权的“自由”，就是西学里的“个人”自由或“人权”，即“政治”自由。
三、“同心圆”与中华价值观
在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框架里，“现代”社会必定是“政党”领导的社会，“现代”政治必定是“政党政治”。没有代表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政党”和竞争型“政党政治”，就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政治的“现代性”。于是，拒绝政党竞争和政党轮替执政的“自由”，就是拒绝自由的“威权”体制，需要“政治现代化”。
中华政治体制显然不同于西学“自由”理论支持的体制。中国共产党是“新型”政党，中国政治是“新型”政党政治。
无论怎样强调“阶级”的作用，谁也否定不了“政治共同体”是区分人类群体及群体福祉的根本界限。“政治共同体”是国土、国民、政权的有机整体，即中文意义上“家国一体”的“国家”。
“共同体”指团结互助的人类群体。为什么团结互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看功能，如宗教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村落共同体。
一切涉及政权的事都是“公事”，是“政治”。“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权组织国土上的国民团结互助、一起“过日子”的共同体。团结互助过日子的内容仅三个：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因为历史文化原因，上述基本功能在很多国家被部落、阶级、宗教斗争覆盖。
政治共同体的最初形态是城邦。很多游荡的部落凝聚成一个定居的城邦，以互助应对自然挑战，应对其他群体的竞争。从城邦时代至今，政治共同体之间进行生存发展的激烈竞争。很多城邦凝聚成一个国家，很多国家凝聚成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
一部人类政治文明史，是组织政治共同体以应对大自然的历史，更是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发展的兴衰史、融合史。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到核武器的历史贯穿其中。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均来自合并小型和不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特别是中世纪的“诸侯领地”。
正是因为持上述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政治共同体不是近代才有的。自西周成王 / 周公旦开始，中华政治共同体已绵延存在了三千年有余。若以结束“封建”制的秦汉“郡县”制论，中华政治共同体迄今也存在了两千两百年以上。
就规模而言（国民与国土之综合），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政治共同体。如此大型政治共同体怎么还会有如此强大的韧性？因为内聚力。强大的内聚力来自独特的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结构背后“以民为本”的价值体系，即以百姓育小养老的世俗生活福祉为本、为中心。
同心圆结构是中华政治体制的根本标识。
两千多年的中国正统思想一直公开讲“民营私、官奉公”。“私”指“小家庭”追求育小养老幸福生活的私利。“公”指的是组织“大家庭”育小养老的团结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
在“私”的部分，“营私”是民的本能。中华古典思想向来鼓吹“小康”，公开承认家庭营私的合理性。三千年中华之“私”，与西方迟至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谈论的“个人自由”相近，且有过之无不及。
在“公”的部分，“奉公”属于官的功能。上到最高行政机构、下至村庄领袖的“官”，使命是“亲民”，即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的“大学之道”。官府组织育小养老的团结互助，信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大家庭”福祉承担无限责任。
亲民、做父母官，乃古今中华官场的浩然正气。当然，谈正气是因为有邪气。官会堕落，由“奉公”变为“营私”。由于“大家”与“小家”间有密切的血缘联系，“公”与“私”之间界限的弹性很大，很容易被模糊掉。又由于近代以来生产方式变迁，“公”与“私”的财产划分也发生巨大变化，比如政府针对土地的“用途管制”。
于是有了独特的中华正统历史观。官以“公”为本，以民生互助为中心，民就以执政集体为圆心。而官以“私”为本，以升官发财为中心，民就造反、革命，推翻腐朽政权。自《尚书》记载的商汤代夏桀以降，朝代更替向来被认作各阶层百姓联手推翻腐朽政权的“革命”。于是，中华有“治乱兴衰”循环，大一统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上述民本史观明显不同于先进阶级淘汰落后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史观。以中华历史实践而言，很难把历朝农民起义解释成一个统治阶级淘汰替换了另一个统治阶级。自 20 世纪初引入西学的阶级斗争思想后，中国学人否定正统史观，三千年的中华政治共同体被说成“吃人”史和阶级斗争史，形成了关于中华历史文明的虚无主义。当中国完成了“站起来”的任务，西式史观也完成了在中国的历史使命。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和“两个联系”，理论联系实际和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翻新的中华正统史观，可谓“否定之否定”。
同心圆结构背后的是“中华价值观”，支持官方“奉公”，反对官方“营私”；支持大治、兴旺，反对大乱、衰落；支持大一统，抵抗大分裂。这是中华政权的“正当性”；西人信“契约论”，称“合法性”。
在“富起来”的时代，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提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里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而且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竞争的世界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根本途径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关于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竞争的史观。这也是中国崭新的“人民史观”——承认个人私利，承认阶层分析的有用性，但正根还是“民”，即有两千七百年叙事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和“四民一体”，强调全体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
何为“中国”？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从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和戈壁沙漠，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统一政权下生产生活、交流交融，以至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形成“家国一体”的同心圆政治共同体，内聚力强大，规模（国民与国土之综合）世界最大。
如此，在中华价值体系里，“自由”也属于群体，属于承认私利的前提下国民团结互助的公益。不能伤及“团结互助”这政治共同体最大的公益——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就是中华民族关于“自由”的社会主义原则。
四、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潮流
人类正进入一个非常矛盾的现实世界。一方面，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发展的激烈竞争驱动了数千年至今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命运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现实呼唤所有政治共同体乃至所有政治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全球化时代、在核武器时代、在人类正毁灭自己生存环境的时代，未来高度不确定。各大国需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大智慧去塑造未来。
在上述环境下，“人类共同价值观”分为三层。
核心层是民生互助。民生互助“过好日子”，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扶老携幼、扶危济困，让所有家庭能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是全人类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是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集体存在的原因，更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原因。团结互助是自由原则，也是自由精神。
基础层是和平与发展。追求和平，防止战争，防止必然升级为核战争的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追求发展，消灭贫困，让正义压倒强大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欺压和剥夺，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人类，特别是地球上近八十亿人口的大多数，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
最外层是政治价值的包容。对不同的政治共同体 / 政治文明而言，“民主、自由”的内涵相当不同，实现的路径更不同。把自己狭隘的理解当作普适规则进行政治操弄，损害他国人民生活、阻挠他国发展，甚至以政治价值挑起宗教战争式的大型政治共同体间的对抗，不仅是心胸狭隘不懂相互尊重的野蛮，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极端不负责任。把对阿富汗的二十年军事占领和地缘政治企图包装成支持这个国家的妇女反对这个国家的男人的战争，彰显这军事占领的荒唐。欠缺政治上的价值包容，必然伤害核心层和基础层的价值诉求。
基于上述价值分层的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美好生活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并矢志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所以代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潮流。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潮流？
第一，中华政治共同体是个世俗的“大家庭”，目标仅仅是团结互助过日子，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因为目标世俗、简单，讲不同语言、信各方神祇的百姓能在一起生活，“有容乃大”。
世俗文明不强调物质与精神两分。追求太平、兴旺的育小养老生活，追求世世代代绵延不绝，既是物质追求也是精神追求。尽管不看重死后重生的永恒“来世”，中国能规划几十甚至上百年的“现世”生活。比较而言，宗教认同很难支撑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人们会为教义争执不休，分成教派，甚至兵戎相见。欧洲近代出现较大政治共同体，先靠“宗教改革”分裂大一统教会，然后推动“世俗化”，再后建构了“民族主义”和“中产阶级统一利益”的话语。这是“自由民主”理论的建构史，只是偏执地强调了阶级利益分化的“合理”以及维护利益集团争夺政权的“自由”。
第二，相对世界上其他政治文明而言，中华同心圆结构是个新颖的政治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政党”，中国也不推行西式“政党政治”。党努力维护政治共同体里全部百姓的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私利，不以各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自由争夺政权”为“自由”。中国的“自由”不是市场机制至上，也不是政府干预至上，而是民生至上，是人民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至上。中国共产党有近五百万基层支部和近一亿党员。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把自己的组织嵌入人民自治，组织全国百姓互帮互助，与人民骨肉相连，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主心骨、同心圆的圆心。
如此同心圆结构在世界上的必然逻辑是倡导天下所有人的幸福生活，倡导“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宽容和包容。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世界第一大政治共同体。正所谓“大有大的样子”，中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推动全人类的互联互通和互助，主张放弃偏执、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并积极推动完善国家治理方法的世界交流。
因此，中国有能力引领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