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对贫困化”

　　 马克思主义具有永恒真理性，也具有历史实践性。我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对第二产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并贯穿了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并贯穿了19世纪。马克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是19世纪中期，他目睹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同时也目睹了制造业的蓬勃兴起，于是对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并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

　　 其中有一点值得反思：为什么说所有商品都是等价交换，只有劳动力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为什么所有商品交换都是公平的，只有劳动力的交换是不公平的？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起初并未给出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说法，仅仅使用了买方市场的解释，即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导致劳动力贬值。

　　 后来马克思意识到这个问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说买方市场会终结，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会提高——这一判断对于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无疑是“天才的预见”。

　　 另外，马克思还给出了除买方市场外的第二个解释，他提出，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压迫工人，迫使其接受不平等交换。也正是由于工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那么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所以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政府是相当支持工人提高劳动价格的，还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提供社会福利。这些现象都不支持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压迫工人获得剩余价值的论述。

　　 于是马克思在之后又给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就是“相对贫困化”理论。他认为资本家依靠国家机器压榨工人，或者工人劳动力供给过量而导致工人贫困可以称为“绝对贫困化”。但相对的贫困化与此不同，马克思在《工资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的开篇即提出：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感觉越来越穷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越来越穷，而是因为别人越来越富，进而产生了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他将基于对比而产生的贫困感称为“相对贫困化”。

　　 “相对贫困化”的理论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解释，但是它引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阶级斗争，以及两大阶级划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他预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社会将会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叫无产阶级，一个叫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工人相信社会主义不再相信私有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2、人类根本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对解决人类根本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方案。

　　 什么叫人类根本问题呢？马克思认为是人类对物质丰富的需求与生产的短缺之间的根本矛盾。人类生产跟不上人类的需求，所以人们要不断生产、不断创造、创新技术，使生活更舒适、更方便。这一点容易理解。

　　 而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基于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对于短缺问题的论述。他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制造业逐渐取代第一产业且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越来越多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但是，人们的短缺感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空前强烈。为什么物质越丰富，我们的短缺感越强烈呢？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矛盾不是物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是公平分配无法得到实现，导致最后得不到平等的分配结果。所以人类的根本问题随着工业革命发生而改变，由短缺变成了不平等。那么要想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就要消灭私有制，包括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消灭一切统治者意识形态，消灭宗教、法律、国家机器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这个方案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改变了当前社会默认的一切基本法则，成为一种永恒。因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似乎都难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意识形态、宗教、国家等。所以，马克思就变成永恒的思想家了。

　　 我们进而会问，如果把马克思的方案直接落地行不行？直接把他的思想转成政策行不行？这就变成了当时很多人所要面对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方案的局限性。这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的永恒性及其作为实际操作政策的局限性之间出现了矛盾。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说马克思的思想依然是指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呢？我想这恐怕是一个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问题。后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阶段划分：既然说人类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就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

　　 在今天看来，这五大阶段的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奴隶制社会，在欧洲曾实行非常典型的奴隶制度。但是我跟随考古学家去拉丁美洲考察，无论是南美的考古学家，还是欧洲的考古学家，抑或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都一致认为，无论是2000年前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还是一两万年前美洲人的历史，在西班牙人抵达美洲大陆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实行的是奴隶制。

　　 反观中国，虽然奴隶制曾长期存在，但是奴隶制作为一种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是否存在过仍然存疑。或许找到奴隶的证据不难，但找到实行奴隶制的证据很难。所以，我们会去质疑类似“宿命论”的这种历史阶段划分。

　　 3、 制度与治国

　　 很多人主张制度是良治善政的基础和前提，进而提出“改变了制度就改变了所有、有了好制度就有了一切”的观点。这是西方人讲给我们听的故事。

　　 针对这种情况我想说一点，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曾在《宪法大义》中提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如果把制度当作政治结果的唯一重要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条件，就会产生制度迷信。是否迷信制度便体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前者认为政治体制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化，后者认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政治体制的演化，两者是完全相反的因果逻辑。

　　 如果仅通过制定制度就可以高枕无忧，复杂的问题就自动得到解决，制度岂不就相当于变成“永动机”了？

　　 另外，制度决定论往往能够掩盖政策的失误，政策错了就归咎于制度不好。难道好的制度下就不会犯错，就不会出事吗？所以，从比较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

　　 那么，治国不能仅靠死制度，应该靠什么？我认为应该靠四条：第一，出色的大政方针；第二，统一的思想路线；第三，明确的政治路线；第四，严谨的组织路线。或者更简单归纳成两条：第一，出色的思想；第二，出色的干部路线。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思想路线变了，组织路线也就跟着变。

　　 政府的体制是一个权力体制，权力是对别人的支配，它基于四个要素：暴力、财富、人格、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支配别人靠什么？第一种，拿枪逼着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暴力；第二种，拿钱收买你做你就做了，这就是财富；第三种是人格，是令人心甘情愿被支配的魅力；第四种是观念，一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意识。

　　 与这四种权力相对应，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也可以划分为四种。第一，执法，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第二，通过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来稳定社会大局，谁强大代表谁，强大的肯定是多数。第三，通过领导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感来平衡利益，包括部分与整体的利益、眼下和将来的利益、变还是不变的利益等。第四，通过宣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凝聚财富、地位相异的阶层，把社会成员的观念统一于一体。

　　 总而言之，制度很重要，但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

　　 如秦朝的郡县制，它规定各地的地方官、郡县官员皆由中央委任，不可世袭。郡县制在全国实行，理论上可以有效保障中央大一统政权，但它无法保证秦朝“至万世”。隋朝的科举制也被认为是好制度，它给了寒门子弟当官的机会，打开了跨越阶级的纵向流动通道，但是科举制也无法为隋朝“续命”。

　　 实际上，制度的好与坏是相对的。

　　 4、有容乃大和以下为上

　　 我们的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组织体制、政治组织体制和经济组织体制。中华民族的体制可称为“社稷民本体制”，对应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其中自由讲的是社会条件，民主说的是政治体制。

　　 社会是政治的基础，首先谈一谈社会，也就是社稷。社会被称为“社稷”，是因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血缘社区，不是阶级组织，在一个自然村里生活的都是一家人，或者都有血亲关系，大家互助自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小康社会。

　　 社会的纽带是什么？

　　 在西方是法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法律的尊崇地位。所以，法律一开始叫神圣法，然后叫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暗含的意思是神定的法律与自然的规律都是不可更改的。

　　 在中国是家庭伦理。社会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呢？是相互嵌入的关系。所谓嵌入，指的是两者之间界限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府和社会不是两分的，这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

　　 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本政治。

　　 民本政治不是代表政治，并非一个政党代表一个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它指的是由于社会不分阶级，执政者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执政集团，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而不是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推选出来的。

　　 在思想上，无论官民都信奉民本主义。民本就是以民为本，蕴含的意思是政府为何而存在，是为了全体百姓的福祉。同理，政府为什么会更替？因为得民心者得天心，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是一套民本的法律系统。

　　 最后一点，西方是政党代表制，各个阶级与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政党相对应，各个政党之间分权制衡。中国没有那么多执政党，所以就按职能分工。

　　 这样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体制，在2000多年来一脉相承，没有重大变化。例如，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对民本主义的传承和超越。

　　 当然，中华民族的“社稷民本体制”只是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反复出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机制是实事求是，是政绩竞争。领导都是考绩制“考”出来的，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出成绩，从与别人的竞争中胜出，就能获得提拔。这个制度中蕴含着一种“有容乃大”的精神。

　　 中国为何可以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一统，化解南北差异、东西差异，进而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实现“大”？原因就在于“有容乃大”。因为包容了不同，所以可以实现广大和强大。

　　 有容乃大同时意味着宽容，一旦遇到矛盾和分歧，我们的政治不是“数人头”，不是“砍人头”，而是“商量的政治”。商量的核心在于凝聚人心。

过去，欧洲觉得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得益于“小国寡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