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从“社会”的视角思考政治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重要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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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珍  

   内容提要: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法国大革命遭遇挫折后饱受批评。不少人认为,它过于抽象并且轻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保守派、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大都关注历史研究,并且从“社会”的视角来思考政治,于是带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社会学说纷纷兴起。基佐把“社会状况”视为比“政治制度”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就是考察欧洲社会变迁的一次成功尝试。圣西门倡导用实证与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摒弃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回归到社会事实本身来思考政治。实证和科学的精神渗透到19世纪的各种思潮中,促成了观念与经验的互动,这一切有助于法国顺利完成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关 键 词:法国大革命  政治话语  圣西门  社会状况  社会科学

  

   在18世纪的法国,多数启蒙思想家热衷于从拟设的“自然状态”出发,谈论人普遍享有的“自然权利”,并通过理性思辨探讨政府的起源。这种思考政治的方式作为批判旧秩序的有力思想武器曾流行一时。然而,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自然权利学说开始遭到严厉批评。1790年,英国的柏克指责革命者无视历史与传统,用理性建构出一套抽象的政治法令来改造社会。他并且预言,由于这些法令与现实的社会状况不匹配,法国将走向无序与暴政。①

   19世纪上半叶,柏克对于法国启蒙政治学说的“抽象性”的批评,在法国思想界得到了广泛回应。在19世纪初,历史研究在法国空前繁兴,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基佐、梯叶里、拉马丁等同时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这表明,政治思考从注重抽象的理论推演向关注具体的历史事实转变。与此同时,“社会”成为频繁出现在政治著作中的字眼,许多政治思想家对历史的考察都开始关注其“社会”维度。这一倾向,在保守派博纳尔、自由派基佐、托克维尔和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可以说,法国的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社会学说空前繁荣的时代。它不仅是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出现和争鸣的时代,也是“社会学”诞生的时代。

   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说在法国的兴起,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社会学和思想史学界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仅举较著名的为例,就有涂尔干关于法国社会主义、阿隆关于法国社会学思潮、勒鲁瓦关于法国社会观念史、尼斯贝关于社会学传统、罗桑瓦龙关于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社会重建史的考察。②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家,如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普鲁东等人的研究。通常,社会学界的学者比较偏重对社会思想的理论探析,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则注重揭示社会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联。上述研究的取向、方法、结论各不相同,但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些共识。首先,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说在法国的兴起与大革命遭遇的严重挫折之间的关联。旧秩序已瓦解而新秩序未确立的混乱无序,引发思想家们对社会解体的焦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18世纪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然权利学说得到反思,“社会”开始得到重视。其次,不少学者强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学说与18世纪法国的启蒙政治学说之间的“断裂”,尽管他们也承认二者之间有延续性。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思想家普遍摒弃了启蒙哲人对历史、习俗、宗教的轻视,他们把这些因素纳入“社会”这个范畴之内,并试图采用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证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与社会。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思考如何重建法国的政治与道德,以完成大革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近年来,国内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也有学者关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不过他们通常只关注这一时期的经典理论家,尤其是托克维尔。对于思想家与其所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他们通常缺乏考察的兴趣。相较而言,国内思想史学界,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通常会注意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与大革命引发的危机之间的关联。伴随着大革命研究的深入,他们开始不再局限于研究革命进程本身,而是进一步考察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对大革命的反思。他们对托克维尔、基佐、迈斯特、贡斯当、斯塔尔等思想家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路向上所做的努力。③

   然而,目前国内尚未有学者专门探讨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思想家为何注重对“社会”的考察。从18世纪法国启蒙哲人热衷于自然权利学说,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家纷纷从“社会”的视角来探究历史,思考政治,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对于法国最终确立稳固的现代秩序意义何在?这是目前国内学界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话语的这一重要转变做初步的探析,进而揭示其意义。

  

一、从革命转向建设:对民情的关注


   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的各个政治派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政制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1814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二十余年的政局动荡,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给亲历革命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18世纪,大多数启蒙哲人相信,人类理性的进步将带来自由和光明的新世界。而到19世纪初,这种信念遭到了普遍质疑,人们现在更多感受到的是彷徨和痛苦。19世纪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说出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我们的不幸,是生在这可恶的时代,旧的一切已经崩塌,而新的一切又尚未来临。”④从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不难理解,为何19世纪初许多在原则上赞同革命的法国思想家也与他们18世纪的启蒙前辈保持距离。圣西门明确表明了自己与18世纪启蒙哲人的不同,他批评后者的学说专注于“批判”,并呼吁19世纪的人们关注对新秩序的建设。⑤圣西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建设者,这种自觉在19世纪初颇具代表性。

   要建设新秩序,首先需要反思大革命。在大革命为何遭遇挫败这个问题上,各个政治派别的思想家有着迥异的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中,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革命者过高地估计了法令或制度改造社会的能力。

   著名的自由派领袖贡斯当经历过雅各宾派恐怖政治,他对绝对权力深恶痛绝,认为要防止暴政、保障个体权利,宪政必不可少。因而他极力捍卫《1814年宪章》,视其为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然而,即便是十分关注宪政建设的贡斯当,也提醒人们不能过于迷信制度。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8世纪的革新家们有“立法意志主义”(le volontarisme législatif)的倾向,即“幻想法令能够塑造人心和社会”。这种对立法者能力的过高估计不是某个派别特有的,而是18世纪革命者的普遍共识。正是这种继承自启蒙的“想象”使法国大革命偏离了它自身的目标。⑥

   如果说要建设新秩序,仅仅创设关于政府的蓝图和制定宪法是不够的,那么有志于革新的人士还应做什么呢?另一位自由派人士夏尔·孔德提醒人们注意政制与民情之间的关联:“看到这么一长串政制的更迭,它们刚刚建立就被推翻,一个问题自然会呈现在人们脑际……法国的不幸是由政制的缺陷和不良的组织造成的,还是说,政制的缺陷和不良的组织恰恰是法兰西民族的无知和恶习的结果?”⑦

   著名的自由派人物斯塔尔夫人也关注政制与民情的关系。斯塔尔夫人在原则上支持革命与共和制,但她在1798年前后写成的一本著作中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激进革命派操之过急,过早地催生了共和国。由于法国尚需半个世纪才能培育出支持共和的“舆论”,多数人并不支持共和,因而革命者为了捍卫共和制,不得不诉诸革命的恐怖手段来打击共和国的敌人,强迫人民自由。⑧斯塔尔夫人的这一批评明显是针对雅各宾派而说。不过共和制与落后的民情之间的差距并非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所独有,在督政府时期,这一差距再次产生戏剧性后果。督政府实行共和制,但王党却在一次议会选举中获胜。1797年9月4日,共和政府不得不运用违宪的暴力手段,将合法选举出来的王党议员流放,史称“果月政变”。对于这场政变,斯塔尔夫人评论道:

   两院中,保皇派要求采用共和方针,实现出版自由、普选自由及其他各种自由,最重要的是,实现推翻督政府的自由;而人民党则恰恰相反,它强调要应时而变,替政府为保一时太平而动用的革命手段说话。两派之间的这一对比,真可谓是有趣至极。共和派发现,由于时势使然,只得背离自己先前的原则主张;而保皇派则借用共和派的匕首,向他们发起了攻击。⑨

   《1814年宪章》确立后,不少自由派以为,法国终于确立了与民情相符的政制,法国终于从激进革命派的“偏离”中回归到大革命真正的目标。然而,即便在复辟王朝时期,君主立宪制与保守的民情之间仍然存在紧张关系。自由派的罗亚·科拉尔在1823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代议制并没有超前于我们的需求,但它超前于我们的民情”⑩。复辟王朝初期,法国曾出现极端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国王路易十八被迫通过解散议会来挽救君主立宪制的情况。(11)由上述不难看出,19世纪初大多数法国自由派之所以对共和制缺乏信任,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们在原则上反对共和制,而是因为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经验促使他们认为,在当时具体的民情条件下,民主与自由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托克维尔是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少数为民主共和制辩护的法国自由派人士之一。不过在经历了1851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路易·波拿巴的军事政变推翻的打击之后,回首1789年以来法国争取自由的历程,托克维尔曾悲伤地感叹道:“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12)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民情这个“躯体”与自由政制这个“头颅”不相匹配时,自由的政制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注定是无法存续的。

   如果说在19世纪初的法国自由派笔下,制度或成文的法令不再具有它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者眼中的重要性,那么在保守派那里,它的重要性则进一步降低了。在保守派看来,成文法是脆弱的人造物,而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具有神圣性的不成文法才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

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统治时期,流亡贵族和教士相继返回法国。一部分对革命怀有很深的恐惧和厌恶之情的旧贵族和教士,加上一些观念保守的资产者和民众,他们共同构成了极端保守派。这个派别的首领大多是外省城堡中的贵族,此外还有少数生活在巴黎的大贵族。(13)迈斯特和博纳尔是极端保守派的著名代言人。在极端保守派看来,大革命这场“灾难”根源于启蒙哲人的错误学说。和英国的保守派柏克一样,法国的极端保守派批评启蒙哲人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是抽象的,启蒙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拥有理性和自然权利的个体。在迈斯特看来,这种抽象的“人”并不存在,人从来就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之中的。立法者应当根据某个特定民族的“人口、风俗、宗教、地理位置、政治环境、财富状况、品质的优劣”来制定适合这个民族的法律。然而,法国革命者制定的宪法却是针对“从中国到日内瓦”的一切人类团体,因而它们只是“纯粹的抽象物”,是依据某种假想弄出来的“学究式”的东西。(14)迈斯特嘲笑大革命的立法者的徒劳无功:革命者在短短五年之内制定了三部宪法,在57个月内制定了11210个法令,然而它们却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脆弱不堪!(15)迈斯特认为,只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中去观察人,就会发现,野蛮人并非像卢梭所赞美的那样纯朴而有美德,他们残酷无情、几近野兽。人的理性是脆弱的,从本质上说,人是易于堕落的。(16)他据此断言,人没有能力创建政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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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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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 , 2017 (6)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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