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0-06-08 1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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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呈现的是一个比较研究,即柏拉图和孟子关于善的理解问题。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命题:“人皆求善”,认为没有人求恶。柏拉图通过论证指出,人们在追求恶的时候没有例外地都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混淆善恶,把恶的东西当作善而追求。解决社会上的恶的问题,柏拉图认为,人必须追求真正的善。一旦拥有真正的善,人们就能从善出发而获得善。真正的善的问题是认识论问题。孟子也注意到,人的生存是向善的,进而推论指出,人的本性是善的。恶来源于违背本性。因此,在修身养性中把本性发扬光大,乃是克服恶的途径。修身养性乃是一个功夫论问题。在认识论中追求真正的善是西方社会的求善之路;而在功夫论中养育本性之善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方向。

   关键词:善、柏拉图、孟子、认识论、修身养性

   人的生存和善的问题是融为一体的。对善的问题做不同的概念处理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思想史方向,孵育不同的文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思想专注于善的问题,并在和他人的讨论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善的话语体系,规定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几乎和孟子是同时代人,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以善的问题为思想主题,给出了一系列关于善的论证,为西方思想史定下基调。这两位思想家对各自的思想传统来说都是奠基性的人物。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发展方向完全不同,我认为,和这两位思想家关于善的处理直接相关。因此,通过分析他们在善的问题上的相关说法,我们可以追踪中国和西方思想的原始分歧点。

   柏拉图和孟子所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孟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企图为社会回归一种完善社会秩序寻找道路;而柏拉图也是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政治生活带来的混乱局面,希望为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设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体制。就两者的问题之相似性而言,这是一个混乱如何回归秩序的问题。然而,他们的社会环境以及供他们使用的思想资源很不相同。所以,他们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采用了不同方式。我想通过深入分析这个“不同”来展示中国和西方思想传统在起点意义上的差异。理解这个差异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西方思想史,也可以推进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深入反思。

  

   一、柏拉图:善和真理

  

   我们先来分析柏拉图。柏拉图在他的《米诺篇》(77B-78B)中论证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即“人皆求善”。书中的苏格拉底认为,人没有例外都是求善的。这个命题不是观察命题。在观察上,我们看到的是,有人求善;有人求恶。因此,这个命题不是归纳的。毋宁说,这个命题是一个论证命题。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必须提供一个论证来证明这个命题的正确性。

   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复杂,但力量却非常强大。苏格拉底的这个论证可以称为“排除法”。就观察而言,我们都同意可以把人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求善的,一部分是求恶的。这是一个观察事实。从这里出发,苏格拉底说,对于求善的那部分人,他们是求善的。因此,我们不用管这部分人。对于那些求恶的人,他认为,还是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恶为善而求恶”,一类是“明知恶而求恶”。在这两类人中,那些“以恶为善”的人,当他们在追求恶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是恶的。相反,他们以为在追求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柏拉图认为,在于他们善恶不分,把恶判断为善,从而选择并追求恶。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善的判断中追求恶,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是求善的。因此,我们应该把他们归为求善的那一类人。

   剩下的第二类人:明知为恶而求恶。 对于这种人,他们还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知为恶但为利而求恶”,另一种是“明知为恶且无利而求恶”。对于“明知为恶但为利而求恶”的这种人,如贪污官员,明知贪污不好,但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贪污了,分析他们的动机,我们发现,他们在做决定的那个时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恶的,而是因为它有利可图。因此,决定他作恶的那个因素是有利可图。尽管我们可以说,这个“有利可图”不过是暂时的利益,是当事人目光短浅所致。然而,在这个时刻,主导意识是把这个利益当作最重要的善,并且以此为他的选择根据。显然,他是在善的名义下决定作恶。因此,柏拉图认为,这种人是属于求善的。

   根据这个排除法,似乎还有一种人,即:“明知为恶且无利而求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表明,这个“种”是一个空项。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人。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个例归入这个“种”。柏拉图采用的是逻辑上的排除法。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使用排除法时,总会有一种感觉,即:尚未穷尽所有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也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为此,我想给出一些极端的例子来旁证柏拉图的论证。比如,损人不利己的人在做这事时是要满足自己的某种快感。自杀的人是绝望的,认为他已经无路可走,死是一条出路。有人为了报复社会而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如杀戮孩童,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这类极端的事还很多。然而,人们在做这些事时,没有例外地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一个善的选择,如“快感”、“出路”、“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善的。

   与动物不一样,人的生存是在选择中进行的。人的生存是在选择中从这一个时刻进入到下一个时刻的。选择指的是在两个以上的选项中进行选择。为了选择其一,人必须比较选项的善性,给出一个善判断,然后选择那个善。这就是柏拉图的人皆求善的思路。

   这个在论证中给出的命题,在柏拉图看来,表达了一个人类生存事实。和观察事实不同的是,这个生存事实是在论证中给出的。在柏拉图看来,除非我们能够在论证中推翻这个推论,否则,这个事实就具有实在性。当然,这个生存事实(人皆求善)和我们的观察事实(有人求善、有人求恶)不吻合。应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事实的不吻合呢?柏拉图反复指出,那些在观察中表现为求恶的人,就他们的原始意愿而言是求善的。他们的“求恶”在于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善判断。进一步,他们的错误善判断来自他们的错误善观念,即:善恶不分,把恶的当作善去追求。如此看来,这两种事实的不吻合根源于人们的错误善观念。如果人拥有了正确的善观念,做出了正确的善判断,那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求恶现象。

   有两件事情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其一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人打败。这场战争是雅典人挑起的,以雅典被占领为结局。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雅典法庭在战争期间处死了十位海军将军。 其一是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忠实追随者,甚至认为他的想法都来自苏格拉底,所以,他的前期作品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发言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两条罪状是:引入新神和败坏青年。

   这两件事充分表达了雅典人的自以为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是在自己的现有善观念中做出善判断。在他们的判断中,这些将军们该死;苏格拉底该罚。这是典型的以恶为善的善判断。他们的错误的善判断来自他的错误的善观念。他们的错误的善判断给他们和城邦都带来了灾难。如何避免这种生存上的悲剧?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寻找并确立正确的善观念,然后才能给出正确的善判断。正确的善观念乃是对真正的善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真正的善出发,以善为善,并在追求中得到善。

   我们看到,柏拉图是在这个思路中提出真理问题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观念。善观念是善判断的基础。所有符合善观念的善判断都是正确的。逻辑上看,当多种善观念出现并发生冲突时,如果它们不一致,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它们都是错的,或者它们只有一个是对的。它们不可能都是对的。因此,问题可以提出,谁的善观念把握住了真正的善?这个问题引申为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真正的善?其次,凭什么我们的善观念把握了真正的善?前者是认识途径问题;后者是真理标准问题。于是,善的问题就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

   在这个真理问题的思路中,柏拉图考察了两种认识论,即信念认识论(在信任情感中接受他人的想法)和理性认识论(依靠自己的判断能力进行推理),认为在认识论上解决善的问题是我们生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认识上找到了真正的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选择时,我们的生存就是以真正的善为出发点,避免了以恶为善带来的悲剧,在追求中得到善,满足自己对善的追求。

   柏拉图从“人皆求善”这一生存事实出发,分析了社会上的各种恶的现象,发现人们并非自觉追求恶,而是由于缺乏关于真正的善的认识,在判断中以恶为善,从而导致了人们不自觉地追求恶。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要避免追求恶,就必须认识真正的善,然后从真正的善出发实现对善的追求。

  

   二、孟子:善和本性

  

   孟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来说,只要按照社会已定的规范行事,就是善的行为。周朝建立起来之后,中国社会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称为“周礼”。到了春秋时期,周礼受到严重的破坏。从齐桓公九合诸侯开始,各诸侯国追逐自己的利益,无视周礼约束。这里,从周礼的角度看,各国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是一种恶。但是,从各国自身利益来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在孟子看来,这样的社会是人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社会。[1]

   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一场对话值得我们重视。梁惠王见了孟子的第一句话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这里的对话是“利”和“仁义”的对立。我们先来分析“利”字。在孟子看来,国有一国之利,家有一家之利,人有一身之利。就词源学而言,“利”的原始意思是刀刃的锋利,转指一种能力,和作为动词的“善”意义相通,如善战、善言等。正如“锋利”对于一把刀来说是一种“好”或“善”一样,任何有“利”的东西对于拥有者来说就是一种“好”或“善”。显然,“利”仅仅属于拥有者。它不涉及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它可以对他者也是有“利”的(如共同利益),也可以是有“害”的(如敌对双方)。因此,梁惠王谈到的“利吾国”,是要强调增强自己国家的能力。孟子反对人们仅仅从“利”出发来谈论“善”,给出的理由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如果人人都在求利,社会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每一国家都面临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如果损害他国利益,就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士大夫也这样争利,就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纷争,损害国家利益。同样,如果士大夫家里的每一个人也在争利,这个家庭的利益也必受损害。因此,从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下将危,国家将危,家庭将危。天下大乱,则国家无宁;国家内乱,则家庭无宁;家庭无宁,则个人无宁。因此,无论是国家、家庭、还是个人,都不应该从利益出发处理事情。

   我们应该从那里出发呢?在孟子的思路中,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可以是互利和谐的,也可以是互损冲突的等等。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对有某些人有利,对其他人有损。有些社会关系对较多人有利,甚至全体成员都有利。有些社会关系则只对较少人有利,乃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损。因此,寻找到一个好的社会关系,让更多人得到益处,就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孟子对梁惠王说:“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孟子要求梁惠王先谈“仁义”,实际上是在谈论个人生存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问题。换句话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来说,出发点应该是“仁义”,而不是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这里把社会关系归为我们生存的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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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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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2年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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