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谈谈阐释学中的几个常用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20-05-24 14: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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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摘  要:通常认为,被认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怎样认知它无关。但文本这一类东西不是这样,对文本的认知既改变认知者也改变被认知者。近代阐释学发展出来的一些核心观念,例如文本解释的对话性质,须从这种双向牵连来理解。这些新观念拓展了阐释学的范围,加深了阐释学的内涵,但也带来了对相关概念的混淆和误用。在阐释学发展的当今阶段,应让阐释、对话、误读等等概念各归本己。

  

   关键词:阐释;阐发;文本;理解;对话

  

   一、阐释学与Hermeneutik

  

   本文称作阐释学的,也常称为诠释学、解释学。按现有用法,诠释偏向于文本字句的考订、疏证,比较接近从前所说的小学;阐释更多涉及文本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偏向于从前所说的义理。诠释和阐释这两个词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诠和阐这两个古字的区别。(参见张江,2017年)解释这个词用得远为广泛,我们既解释一个文本,也解释一个行为,一个物理现象。

  

   大多数话语无需解释就能理解,这一点,揆诸常识即可知道;从道理上说,如果用来解释的话语本身必定需要解释,解释就没有到头的时候了。当然,一时一地不用解释的,换个时间、地点也许就需要解释。阐释实践本来是这么开始的。不过,阐释的作用不仅在于消除这种时空上的差异,格外需要阐释的,是文本中隐而未彰的义理。

  

   诠释、阐释、解释都是汉语里原有的词,不是为翻译西文概念造出来的。但汉语里本来没有阐释学、诠释学、解释学这些说法,这些词可说是为翻译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造出来的,选用其中哪一个的争议也因该怎样翻译Hermeneutik而起。Hermeneutik来自Hermes,他是希腊诸神中的信使,负责把诸神的指示传达给凡人。凡人不能直接听懂神明的指示,因此,Hermes不能照本宣科,他需要把神明的话翻译成凡人能够听懂的话。伽达默尔的一段话被广泛引用:“‘Hermeneutik’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语言的世界。”(伽达默尔,第115页)依照这一基本理解,把Hermeneutik译作诠释学偏窄了,译作解释学则太宽,相权之下,译做阐释学较为适当。与此相应,我会选用阐释来总称我们所欲讨论的实践活动。当然,我们需要记得,阐释被用做一个总名,意思是“阐释、诠释、解释等等”。(参见陈嘉映,第125-126页)

  

   二、阐释以文本为归宿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周郎是谁?二乔是谁?铜雀奚指?这些是诠注,不是阐释。阐这个字有发挥、引申的意思,阐释通过发挥来解释文本。解说诗中的历史兴亡之叹,与“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参照来解说这首诗,这是阐释。余英时透过朱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来读解他的理学理论,这也是阐释,而且这类阐释往往别开洞天:“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而余英时从政治历史着眼,得出了“和哲学史、思想史中的流行见解距离很大”的结论。(余英时,第3页)设想古人所说的放在今天的环境里会有怎样的意义,这也是阐释。诠注是知识性的,事关知识,正确与否是首要的标准。阐释所涉是理解,“理解”是近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甚至就是核心概念;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后来从文本阐释实践发展出哲学阐释学。

  

   阐释通过发挥来解释文本,出色的阐释从意想之外的角度重新理解文本;虽有发挥,侧重的仍是对文本的解释,以文本本身为归宿。我们读诗经的阐释,是为了回过去读诗经。你向一个人解释一个笑话的笑点,他明白了,于是笑起来,让他发笑的是那个笑话,不是你的解释。阐释无法代替文本;套用桑塔格的话说,阐释服务于文本,而不是要僭取其位置。(参见桑塔格,第14-15页)

  

   三、无法比较作者与阐释者的理解

  

   老派哲学家会把回到文本视作像作者自己那样去理解文本,“理解作者书面的或甚至口头的思想一如作者对它们的理解的那样”。(这是沃尔夫的说法)(参见潘德荣,第234页)在新兴的阐释学家那里,这是种陈腐的主张;施莱尔马赫认为,优秀的阐释者“比作者自己更好地认识作者”。(施莱尔马赫,第45页)狄尔泰也这样主张,他从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无意识着眼来解释这一主张:“诠释学程序的最终目的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个命题是无意识创作理论的必然结论。”(狄尔泰,2001年,第91页)

  

   初一想,最了解自己的、最了解自己作品的,应该是作者本人。细想,未必。身处后世的阐释者占有更多的知识,他不仅看到所言之事的开端,他还看到了它的发展、它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能拥有比作者更好的认识。约翰国王肆无忌惮地征税,英格兰的贵族终于受够了,奋起反抗,迫使英王接受了《大宪章》。此后数百年,争取宪政的人士,包括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不断援引《大宪章》的成例。1215年的英国贵族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识到《大宪章》具有如此深远重大的意义。要说的话,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只是保护自己这个阶层的实际利益。后人对《大宪章》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阐释让我们比它的作者更好地认识到《大宪章》的意义了吗?

  

   无论回答是或否,这都跟无意识理论没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作者对自己或自己作品的理解与阐释者的理解有性质上的区别,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阐释者总是联系于环境因素来理解作品的意义,而在作者那里,环境因素内化于作品创造,换言之,作品有什么意义,这通常不在作者的审虑之中。因此,深入的阐释并不在于像作者自己那样去理解文本,实际上,我们无法直接把阐释者的理解和作者的理解拿到一起来比较。

  

   四、说出作者没有说出的

  

   我们无法直接比较阐释者的认识和作者的认识,因为如贝蒂所说,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贝蒂,第129页)就此而言,所有阐释都是在言说某种原文本没有说出的东西。海德格尔在他的一篇赫拉克利特阐释中曾自问:这里所说的种种是赫拉克利特的意思吗?他自答道:“这残篇确在言此,虽未将此说出。”(Heidegger,p.271)

  

   “说出作者所未说出的”这话该怎么理解呢?你解释一个文本,你的解释可以十分忠实,但作者明明说的是这句话,你却说了另一句话。我们刚才说到,有一类阐释,考虑的是古人所说的放在今天会是怎样的意义,作者固然不曾这样表述甚至不会这样表述,但若作者换到阐释者的视角,占有阐释者的知识,他将能够同意这样的阐释。但这仍然没有穷尽海德格尔要说的。海德格尔更多把自己的阐释视作追问,追问的种种道路穿行在“未曾说出的东西的地带”,要把自古以来以形形色色方式掩蔽起来的东西唤上前来。海德格尔进一步申言,对所思事质的“对话式的解说”必定与原文本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恰恰是未曾说出者拥有丰富性的标志。当然,把未曾说出者带入言说必然是一种冒险,若仅仅停留在客观正确性上,固然可以避开危险,但也因此不再可能与真理遭遇。

  

   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展开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思想不是本文的主题。在这个上下文里,我倒更愿意引用麦考莱在谈到英国的《权利法案》时的一句话,他盛赞这部宪法,最后评论说:“所需要的所有改进的措施,都可以在宪法本身中找到”。(汉南,第240页)我觉得这个评论最为精要地解说了“说出作者所未说出的”这句话的正当意义。

  

   五、阐释与阐发

  

   正因为阐释者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正因为他的任务是说出作者所没有说出的,文本阐释始终面对“重新构造”的限度问题。

  

   思想史上常见一种做法:一位论者看似在阐释某位前贤,实则在表述自己的想法、理论。例如,在刘笑敢看来,王弼之于老子,郭象之于庄子,朱熹之于四书,近人如牟宗三、安乐哲之于孟子,皆属此类。(参见刘笑敢)在不少西方古典学者眼里,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人的阐释也属此类。我们是否可以把此类做法视作“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或“比作者更好地认识作者”呢?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把跳蚤贴上龙种的标签,假借阐释经典来兜售自己的无聊想法,这类做法虽然常见,无足深论。这里的设定是:所表述的是有价值的新思想。既然阐释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想,这样做似乎就无可厚非,实际上,古时候人似乎也颇能接受这种做法。然而,我们还是要问:自己有话要说,为什么不直说,偏要借助经典阐释的形式?

  

   针对古人,这未见得是个严重的疑问。在古代观念中,真理是在开端处由圣贤道出的,不像在今天的观念中,真理是在讨论中逐渐成形的。顺理成章,古人言说义理多采用经典阐释的形式。这一点,无论中西,在中古时代最为突出,“中世纪的文化竭力鼓励人们在时间的进程中对经文进行无限的诠释,然而却不允许对其基本观点进行发挥”。(艾柯等,第62页)

  

   近世以来,人人都可以自立主张,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总扛出古人的旗号,为什么不尽量分清何时是在阐释何时是在自行立论?当然,思想没有完全原创这回事,承认思想来源,向经典致敬,都是应该的。把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引向共同文本,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新思想。不过,这些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做到,不必把新论混同于阐释。如果原文本只是起点而不是归宿,宜视作阐发而非阐释——阐释虽有发挥,但仍以文本为归宿;阐发以文本为起点,以自己要说的为终点。换用冯友兰的话说,阐释是照着说,阐发是接着说。

  

阐释与阐发当然并不总是界限分明,但在实践中做出大致区分是必要的。阐释的本职是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本,那么,不管新论有多少价值,只要它无关原文本甚或有违文本本义,就不该拿它来充当阐释。依刘笑敢,孟子从感官的共同标准推论到心也有共同标准,这种共同标准是从经验得出的普遍性,牟宗三则从康德出发把孟子所谓“心之所同然者”理解为严格意义的普遍性,因此,牟宗三的理论是否成功另论,作为孟子阐释则不及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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